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1983年，我终于实现了到北京读书的夙愿，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全校考取的博士生共有5人。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有曹远征和赵涛2人，导师为吴大昆教授。哲学系有3人，其中哲学原理专业有李德顺和卢冀宁2人，导师为萧前教授。李德顺是本校在职教师，卢冀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专业只有我一个人，导师为石峻教授。在哲学系的这3人中，卢冀宁年纪最大，生于1944年，是老五届大学生，1978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史首批硕士生。李德顺生于1945年，也是老五届大学生。他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78年成为哲学系首批硕士生，导师为萧前教授，现在又成为哲学系首批博士生，仍然以萧前教授为导师。我的年龄最小，生于1947年，没有大学学历，虽为吉林大学哲学系首批硕士生，但为1979级，比他们二位晚了一年。考取博士生时，我已经36岁。

1983年，我们11月份才接到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个多月就要放假了。鉴于这种情况，学校通知我们不必马上报到，等到1984年春季新学期开学时再到学校报到。因此，我们被学校认可为1983级博士生，实际上我们是1984年春季入学的。我读博士生的时间，只有5 个学期，两年半多一点。1986年7月离校，10月份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按照当时的规定，博士生不发毕业证书。论文通过，上报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查批准后，授予博士学位证书；如果没有通过，也不计算为单独的学历。

1984年3月初，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办理入学手续。当时学校用房很紧张，哲学系只在学1楼（现东风6楼）用两间十多平方米的学生宿舍做办公室。学校尽最大努力，在东风2楼（现已拆除）为我们首批博士生安排比较好的住宿条件。学校给了3间宿舍，赵涛是女生，单独住一间。卢冀宁和李德顺两人一间，李德顺住在家里，不住宿舍，实际上由卢冀宁一人住。我和曹远征共同住一个房间。我们博士生的住宿条件比硕士生好得多。当时硕士生4个人住一个房间，上下铺；本科生8个人住一个房间，也是上下铺。

学校对我们首批博士生很重视，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黄达教授专门召集我们5人开座谈会，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希望我们为人民大学的博士生教育开个好头。由于只有5名博士生，分散在3个专业，安排课堂教学比较困难。中国哲学史专业只有我一个人，显然无法单独安排课程。我们学习专业课基本上以自学为主，定期向导师汇报学习心得，最后写成文章，导师给个成绩。需要考试的学位课程只有两门外语课，要到教室里上课。我和卢冀宁、李德顺的第一外语都是俄语，外语系专门安排张宝钤老师为我们授课，使用俄文原版教材。为了提高听力，还发给我们每人一台录音机。我选的第二外语是日语，跟硕士生在一起上课。最初由李平老师上课，后来换为成同社老师。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也从原来的8位教授增加到22名。下半年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二批博士生入学，数量有明显的增加，全校大约30人左右。在全校，哲学系招收的博士生仍然最多，有陈志良（已故）、郭湛、单少杰、王霁、翁寒松、欧阳康、方尔加、冯俊、陈宣良与焦国成等10人。其中方尔加是石公招的第二名博士生，我不再独学无友，终于有了一位可以交流的学友。哲学系的两届博士生共同组成一个党支部，由陈志良担任支部书记。1986年1月9日，在陈志良和卢冀宁介绍下，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博士生党支部发展的第一名党员。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三批博士生入学。这一年石峻师招了冯禹、张利民两名学生，加上我和方尔加，石公指导的博士生达到4名。石公改进指导方式，定期召集我们4人在石公家里开小型的学术讨论会，每次由一人做中心发言人，汇报自己在读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石公做总结。大家都感到，这样的学习方式很好，每次收获都很大。

由于我是第一个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石公并未规定我听哪门课程。我自己觉得，听老师讲课很有必要，因为这是一种学术熏陶。当时石公给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我都跟着听下来了。我还选听了杨宪邦老师给硕士讲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课程。

石公于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听过熊十力讲课。1985年12月，我陪同石公参加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安排他做重点发言。他的题目是《熊十力先生的学术道路》，没有写成稿子，系脱口而谈。我把他讲的内容整理成文，收入这次会议编辑的《玄圃论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后收入《熊十力全集》附卷[上]）。石公把熊十力先生的学术道路和为人风格概括为五个特点：第一，“他很有抱负，很有气魄，非常自信，但这不是通常所说的‘骄傲’”；第二，“熊先生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第三，“熊先生虽然学无常师，但涉猎甚广”；第四，“熊先生认为古往今来一切学说理论的差异，如果寻根探源，最终将归于‘一本’”；第五，“熊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同中国古代哲学有继承关系，决不是‘从天而降’”。

利用石公参会的机会，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生专门请他就中国佛教发表学术演讲。听讲的人很多，大约有百余人。石公坐在台上讲，台下有块黑板。我给石公当助教，把他讲授的要目以及费解的佛教名相写在上面，便于听众了解。石公的演讲受到同学们的欢迎，结束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这次活动中，我结识了郭齐勇。他刚拿到硕士学位不久，是石公学术演讲的联络人和主持人。在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我还认识了来自美国的杜维明先生和来自苏联的布罗夫先生。

石公于1948年曾经担任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算是武汉大学的校友。他来此参加会议，可以说是故地重游，自然受到热烈欢迎。会议结束后，我们在武汉大学又逗留了几日。我陪石公拜望了几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其中有著名的敦煌学专家唐长儒先生，著名的世界史专家吴玉廑先生，西方现代哲学专家江天冀先生，还有哲学系的陈修斋、杨祖陶、萧萐父、李德永与唐明邦等几位先生。我同石公一起曾在唐长儒、江天骥和陈修斋几位先生的家中用餐。

我俩从武汉返回北京，大约在一个月以后，石公对我谈起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件轶事。这次会议有台湾学者参加，他们把论文集带回去给学术界某人看。此人读后大为光火，大骂：此会开得糟透了！任继愈的文章糟透了！此人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石公解释说：任继愈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熊先生曾批评过此人，批评他不该总往“八大胡同”（解放前北京的“红灯区”）跑，耽误了学业。任先生揭了他的伤疤，他自然反应过激。任先生的文章编入《玄圃论学》一书正式出版时，把这件轶事删掉了。石公对我还说起此人的另外一件轶事。此人在北大读书期间很顽皮。老师上课回头板书时，他竟然把脚放到课桌上，引来同学异样的目光。等老师要回头时，他便迅速把脚从课桌上拿下，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全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高潮，大家都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我同室的曹远征同学学的专业是世界经济，比我更加关心经济改革。他经常参加一些热心人士组织的各种民间讨论会，议论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或应该解决的问题。他曾对我讲，一些参会者很狂，有的人竟然说，未来的总理会从我们中间产生。那时，学生关心改革成为一种风气，大家在吃饭时或睡觉前，议论的话题都是关于改革的话题。学生的政治热情高，这固然是好事，但容易走向极端，变得过激。例如，1985年在“九一八”纪念日前夕，有些学生在中关村集会，号召抵制日货，被有关部门发现后制止了。

由于没有安排专业性学位课程，我的课业负担不重，需要考试的学位课程只有两门外语，经过一年的学习，考试都顺利通过。剩下的一件大事就是撰写博士论文了。我在读硕士生期间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新理学简论》，这是关于冯友兰现代新儒学思想的研究。我想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增加梁漱溟、熊十力和贺麟三位现代新儒家，博士论文的题目叫做《现代新儒家研究》。我把自己的想法向石公做了汇报，石公表示同意。我还征求过张岱年先生的意见，没有想到岱老表示反对。他反对的理由不是来自学术上的考量，而是来自政治上的考量。岱老的意见是：把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与贺麟等学者称为“现代新儒家”容易造成误解。一来他们并不自称为“新儒家”，目前学术界也没有人把他们都归入现代新儒家学派；二来“儒家”的称呼在“文革”期间已经搞臭，好像同地富反坏右没有什么两样，把这样一种贬义的称谓放在这些学者身上，是否有“大批判”的味道？他们是否会接受？我对岱老解释说：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文化现象，我做的是客观的研究，绝不是把他们当作“批评对象”来看待。经过交流，岱老表示同意我以此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博士论文选题定下来以后，我从1984年下半年就开始收集资料，阅读资料。博士论文选题涉及四位思想家，其中关于冯友兰的研究已经完成，只有其余三位需要从头做起。好在人民大学图书馆藏书宏富，关于三位思家的著作基本都可以找到。即便有些第一手材料在人民大学找不到，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都可以找到，我不必四处奔波到处找材料。石公把他多年前珍藏的线装本熊十力著《新唯识论》最早的版本找出来，借给我读。这个版本在图书馆里已经很难找到了。至于二手资料，由于选题新，除了一些批评性文章或表态性文章外，几乎找不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通过硕士论文的写作，我已经掌握哲学史研究的路径。第一步从掌握资料入手。我尽量完全地收集资料，至少都看一遍。在泛读的基础上，确定哪些为作者的代表作。对于代表作，必须反复精读，做详细的笔记，概括出作者的基本观点，捕捉到作者的问题意识，摸清楚作者的思想结构，找到代表性最突出的材料。收集材料必须扎扎实实，认认真真，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把研究者比作地球的话，那么研究对象就相当于太阳，地球必须围着太阳转。

第二步是形成观点。研究者不能像记者那样客观地报道研究对象的思想，而是要诠释研究者的思想，并且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观点不能凭空形成，而是必须要有充分的史料依据。这就叫做“论从史出”。写作论文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观点同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到一种表达方式。如果说收集材料是“地球围着太阳转”的话，那么，表达观点可以说是“太阳围着地球转”。形成观点是一个艰苦的思考过程，要求有理有据，站得住脚；表达观点要求说理充分，鲜明深刻。

第三步是形成结构。我分别完成了对四位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但是，不能把四个人物简单的罗列在一起。只有找到他们之间的逻辑关联，方才能够写成一份结构严谨的博士论文。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把重点转向综合研究。我发现，可以用“主体—客体—主客体统一”的逻辑线索，把四个人物组织起来：梁漱溟侧重于主体性，冯友兰侧重于客体性，熊十力和贺麟侧重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以《现代新儒家研究》为题目，撰写出博士论文初稿。石公读后基本满意，提出许多修改意见。我理解和消化导师的意见，做了认真的修改，又花了多半年的功夫，终于定稿。全文28万多字，打印稿有厚厚的两大册，1986年6月，打印稿交到哲学系办公室，准备进入论文答辩程序。

收到我的博士论文打印稿之后，哲学系办公室立刻着手做答辩前的准备。办公室有人在北京找了13位论文评阅人，派人把论文送到评阅人手里。评阅人很快把评阅意见反馈回来，都表示肯定，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在学期即将结束前夕，哲学系已经完成答辩前的各项准备，报请研究生院，要求进入答辩程序。可是，研究生院竟不予批准。我和卢冀宁一起找到刚上任不久的研究生院副院长周新城，咨询是怎么一回事。他答复说：“论文写成后，必须经过三个月的投诉期。在这三个月里，如果有人揭发论文有学术不端情形，就不能进行答辩；只有没有人揭发，方可进入答辩程序。”我问他：“这是谁规定的？”他态度很不好，不耐烦地说：“这是研究生院规定的！”我不服气，跟他吵了一架，但是自然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事后听别人说，周新城副院长不认识我，错把我当成李德顺，以为李德顺和卢冀宁跟他吵了一次架。

按照研究生院的意见，我的论文答辩被安排在10月初。由于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在历史上第一次举行博士论文答辩，自然很能吸引人们的眼球。答辩在资料楼（现改称人文楼）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举行，来旁听的人很多，会议室挤得满满的，连走廊里也站满了人。估计旁听者有一百多人。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任继愈先生担任，委员有石峻、朱伯崑、杨宪邦、张立文与方立天五位先生。张岱年、辛冠洁、乌恩溥、丁宝兰、方克立、楼宇烈、吕希晨教授都写了评阅意见。在举行答辩前，石公嘱咐我，答辩时不要回避问题，要尽量把道理讲透。按照石公的吩咐，我做了简要的论文陈述，力求最充分地回答问题。在答辩委员中，朱伯崑先生提出的问题最多，与我对话的时间最长。答辩委员会对我的答辩表示满意，经过投票表决，一致同意通过博士论文，建议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学位。

校报编辑部把举办博士答辩看成新闻，特意派人到现场照相。事后，校报配发照片，做了详细的报道；还拿出半版的篇幅，为每位博士生发表一篇访谈记录。关于我的访谈记录是周建明写的，他后来担任过人民大学副校长。访谈记录的题目是《群体意识应建立在承认个体的前提之上——访我校第一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宋志明同志》，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刊1986年11月15日第727期头版次条《本刊专访》栏，还配发我答辩时的照片。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得很顺利，出版却不顺利。博士论文通过不久后，张岱年先生受山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准备编辑一套“历史与未来”丛书，把我撰写的《现代新儒家研究》编入其中。谁也没有想到，由于山东人民出版社主管经营的副社长出了问题，出版社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竟然将这套丛书搁置起来，迟迟不出版。我本来是中国研究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人，可是在出版方面却被郑家栋抢了先。我写完博士论文《现代新儒家研究》一书，他刚到南开大学哲学系读博士不久，还没有动笔。在方克立老师的帮助下，他撰写的《现代新儒学概论》于1990年抢在我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之前率先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拔了个头筹，而我的博士论文于1991年出版，落在了郑家栋的后面。

我的博士论文《现代新儒家研究》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压了好久，迟迟不能出版，只好撤出。我把博士论文从山东人民出版社要回来，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石峻师推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李淮春教授同意纳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出版。1991年，《现代新儒家研究》一书面世。石峻师为此书作序，希望我“在这一科学领域内，继续努力，扩大研究范围，加深理论探讨，沿着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道路前进，勇于再攀高峰，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的要求，纳入文库的著作必须有英文目录。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难事，因为我学的是俄文，对英语一窍不通。幸亏师弟冯禹出手相助，解决了我的困难。他的英文水平很高，又专攻中国哲学史，译得十分准确。如果只找英文水平高而不懂中国哲学的人，不会译得如此成功。

1982年，我还在读硕士生期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发表了《心与物》，是我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在读博士生期间，我写出专著《现代新儒家研究》，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人们对于人生中的“第一次”总是难以忘怀的，始终保持着清晰的记忆。然而，正是因为是“第一次”，稚嫩之处在所难免。由于此书写成20世纪末，那时“左”的氛围并未完全清除，我不能不受到限制和影响。由于思想解放程度不够，有时仍采用定性式的表达方式，现在看起来都不妥当。那时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我的担心是：如果对现代新儒家评价过高，有可能在答辩时遇到麻烦。在写博士论文时，我在大陆无法读到港台新儒家和海外新儒家的著作，只好付之阙如。严格地说，我的博士论文应该叫做《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这更为贴切。

《现代新儒家研究》一书的出版使我获得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殿堂的入门券。在中国哲学史界，许多研究者常常会把我的名字与“现代新儒家”联系在一起，承认我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启者之一。以此为契入点，我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陆续写出其他的著作。

根据博士论文的内容，我改写了3篇论文公开发表。第一篇是《新唯识论的伦理思想》，发表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二篇是《体用不二论钩玄》，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第三篇是《熊十力新唯识论思想的形成》，发表在《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这三种期刊都是一流的学术刊物。

在哲学系的3名博士生中，李德顺是人民大学的在职教师，不存在毕业后找工作的问题。我和卢冀宁必须在毕业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俩从1986年初就开始找工作。由于那时博士毕业生很少，全国不过几百人，而用人的地方很多，所以我们选择的余地很大，找工作不是什么难事。卢冀宁选择了国防大学，并不出于学术上的考虑，而是军队院校可以很快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解决住房问题。国防大学顺利地接收了他。受卢冀宁的影响，我也打算走从军的路线。我到军事科学院军事辩证法研究室联系工作，刚好有一位从吉林大学分配来的校友在那里工作。在校友的帮助下，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研究室的负责人表示同意接收我。他说：“研究室特别需要懂孙子辩证法的人，你来正合适，也算专业对口。”我听了很高兴，以为求职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可是，过几天在谈到入伍后的待遇时出现了问题。负责人对我说：“总参谋部最近下达文件，硕士入伍享受正连级待遇，博士入伍享受正营级待遇。像你这种情况，只能享受正营级待遇。”我说：“我的同学到国防大学，给的是正团级待遇，是什么道理？”他解释说：“他是老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龄可以折合成军龄，有一定年限的军龄，就可以享受正团级待遇。你没有大学学历，无法享受这种待遇。”听了这种解释，我产生了不平衡感：同样是博士毕业，为什么待遇不同？遂放弃了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的想法。

我求职的第二个单位是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刚成立不久，所长是江流教授，副所长是在吉林大学教过我的老师吴雄丞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李振霞教授也在研究所工作。她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跟我很熟，算是校友和同行。在吴老师和李老师的帮助下，我求职成功，研究所也欢迎我来工作。我回到学校跟学生处郝彦桐处长汇报，他的答复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说：“你的毕业去向哲学系已经定下来了，得留在学校教学。”我说：“哲学系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呀！”郝处长说：“希望你服从组织决定。你们这批博士生，全校只有4人毕业分配，学校总得留下一个吧！哲学系的留人报告学校已经批准，没有办法改变。”我后来得知，在没有与我沟通的情况下，哲学系副主任杨彦君和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杨宪邦早已把留人报告打到学校去了。实际上我并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到处找工作，等于瞎忙活。我只有一种选择：服从组织安排，留在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当老师。其实，对于我来说，能不能到中央党校工作倒也无所谓。如果当时我去了中央党校，有可能会走上从政的道路，未必能够成为一位学者。而我留在了人民大学，由于只有做学问这样一条路可走，可以心无旁骛，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