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毕业，曾任哲学系主任。

1956年我从马列主义研究班的哲学班毕业，分配到刚成立的哲学系任教。我的教龄与哲学系成立同龄，荣莫大焉。我亲见我们哲学系的发展壮大。

哲学分班是马列主义研究班众多研究班中的一个。1953年成立时招收的基本上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全国各个高校，主要任务是为全国各高校培养当时急需的四门政治课的理论教员。马克思主义研究班（马列主义研究班）的地址在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当时还没有财大，那个地方属于人民大学。后来改为卷烟厂，再后来成为中央财经大学的校址。

我们班的同学已经亡故的不少。张钊去世多年，他是京剧名角赵燕侠的丈夫；李其驹离休后在美国生活多年后逝世；袁庐英死于乳腺癌；李希凡是2019年辞世的。徐鸿是我们班的老大姐，三八式干部，也早已离世；她和路逸是我研究班学习期间的入党介绍人。路逸也是一位老干部，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其他同学多年失联，情况不明。当年留系的李秀林、庄福龄、汪永祥，也都已经逝世。

1953年之前没有独立的研究生班。研究生是归各个系相关教研室培养的。例如哲学研究生是由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培养，主要是调干生，是原来的高校教师。著名学者黄枬森、高清海与庞朴都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哲学教研室学习过。

当时还没有哲学系。哲学系是1956年正式成立的，第一任系主任是何思敬教授。我是1956年哲学研究班毕业分配在新建的哲学系任教的。当年留下来的人很多，包括李秀林、庄福龄、林尚忻、李武林与吴伟东等等。我们都分配在哲学原理教研室。当时，哲学原理教研室一室独大，这是由国家需要大批政治课教员决定的。哲学系也不像现在这样包括多个教研室，也没有如此高的学术要求。哲学系第一届本科生招生是1956年，是在全国高考前单独招生，可以说是先割韭菜的拔尖考试。学生的质量确实很高，都是第一志愿，自愿学哲学，的确培养了不少人才。

哲学系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65年。它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相连。在经历了停办和复校复系以后，现在变得更加壮大，也更加专业化。哲学系已建为哲学院，哲学也成为一级学科，成为由多个二级学科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学科群。新人辈出，中青年学者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唱主角，他们为哲学系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哲学系成立后自己举办的第一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生班是1956—1959三年制的研究生，这应该是第一届。主讲原理课的老师是萧前。当时萧老师也只有三十刚出头，按现在标准属于青年教师。萧老师当时是我们学校少有的副教授。副教授现在听起来很平常，可在当时是相当光彩照人的职称。当时全校教授扳指头算也就是三位，即著名三何：何思敬、何干之、何洛。副教授少之又少，讲师就算个人物啦。

萧老师当时风华正茂，一表人才。讲课机智诙谐，不断冒火花，学生很爱听。我和秀林担任萧老师的助教。这个研究班有四个班，我们各管两个班。当时学习和现在不同。每章结束都有讨论，叫“习明纳尔”（семинар），我们的任务是主持课堂讨论，而且安排有辅导课，我们是辅导老师，坐在教室里，在规定时间内“等客”上门。学生有问题可以来问，不像现在讲完课就走人。

李秀林已经逝世三十多年。我们友谊特别深厚。我们都是同年分配到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学习的。他来自山西大学，我来自复旦大学，都不是科班出身。他读的是教育系，我学的是历史。当时我们研究班的同学真正从哲学系毕业的几乎没有，我们是“杂牌军”。我经常说，我们对哲学是先结婚后恋爱，包办婚姻。我们没有现代哲学家们强调的“自我”意识。对我们那代人来说，组织的分配就是志愿，国家的需要就是专业，努力学习是我们的责任。秀林个子高，是我们班的篮球队员，学习成绩优秀，按现在的称呼可以称为学霸，我们班的佼佼者。

在研究生班学习期间，我们每个人的助学金是25元。包伙每月12元，8人一桌，没有固定座位，坐满一桌即可开吃。毎当学期考试结束，我和秀林总是要自我慰劳一下，下小馆子搓一顿。他善饮，好饮，自斟自饮，我滴酒不尝，吃菜相陪。他提前留哲学教研室，我于1956年毕业留系。我们由同学变为同事，由朋友变为至交。我们相知相交三十多年。秀林刻苦好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他生活很贫困。一个人工作，妻子当时是家庭妇女，经常是窝窝头就咸菜。即使这样，还要不断借债。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种不为贫困而“困”的学习精神很值得我们现今年轻人学习的。我们当时也合作写点小文章，赚点稿费，经常开夜车，秀林妻子贤慧，半夜总要为我们煮点棒子面粥。深更半夜就咸菜捧着碗喝棒子面粥，周身热乎乎的情景，至今难忘。

秀林为人厚道，对朋友很信任。我因为写作组的事受审查时，不少熟人见面低着头绕开走，我很理解。当时秀林正走红。我和他是两种处境。他风头正劲，而我可怜兮兮的命运未定。可他没有嫌弃我。我有机会总是偷偷到他家坐一坐，虽然相对无言，但从眼神可以看出感情上并不疏远。

我对秀林也是一样。当年他不走运，在干校曾经受到子虚乌有的“五·一六”案的牵连，被审查。有时我们偶然在路上相遇，四目相对，相顾无言，但情感上有着相知相慰的灵魂交流。“药有真假多病识，人情冷暖劫后知”。人大复校以后，秀林充分发挥了自已的学术优势和行政才干，曾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天道不公，正当奋发有为之际，秀林死于癌症。人间难留未尽才。秀林的死，同事们无不悲痛，我更是如此。我曾写过一首诗寄托我对他的哀思：

生也艰难死亦难，幽明路隔两茫茫。

上天忌才欺人老，摧尽鬓毛骨肉残。

风雨坎坷识马力，涸鮒相濡见肝肠。

托体山阿君已去，我与何人论文章。

秀林是我们系最优秀的教员，更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的学科带头人。他对哲学教研室学科领先地位的确立功劳很大。60年代他曾参加艾思奇主编的全国通用的哲学教材的编写。人大复校以后，他又陆续参与主编适用于专业和文科的两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这两种教材不断加印，一版再版。不仅我们系用，全国许多学校都用。印数之多，影响之大，在同类教材中是绝无仅有的，确实是“洛阳纸贵”。

一提到秀林，我们就会想到他参与主编的教材；一提到哲学原理教材，我们就会想到秀林。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不仅是因为秀林对这两部教材的编写贡献最大，而且是因为教材的影响大。一本好的教材不仅对学生学习十分重要，而且代表的是系的总体水平，表现的是这个教研室全体教员的凝聚力和学术造谐。可以说，一本好的教材就是这个系的标志物。我就亲耳听见有的外校青年教师对秀林说：“您的教材是我的领路人。”这不是客气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两本教材的巨大作用。

要办好哲学系，一定要重视教材建设。我们当然要重视科研，一本好的教材必须以科研成果为支撑；我们更应重视教学实践，一本好的教材必须以总结教学实践经验为基础。但是科研成果如果不能被吸收到教材中，它的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教学经验如果不能被编写进教材中，作为学生接受水平和需要的依据，这种经验就只属于教员个人，而不能成为“公共财富”。可以说，秀林主编的教材这两方面都注意到了，既有深度又适于教学。

全国解放以后，50年代全国曾编写过六本哲学教材。其中一本就有秀林参加的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材。60年代中央曾成立教材编写领导小组，在全国组织人员有领导地开展各学科教材编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来说教材编写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政治理论课的教材，还包括各学科的专业教材。把编写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新成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教材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项目，足见中央对教材建设的重视。可惜秀林英年早逝，如果他活着，一定能在此次教材编写中再显身手。昔人已乘黄鹤去。这不仅是我们哲学系与哲学教研室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哲学界同行的一个损失。我失去一个好友，有点难言的寂寞。

建系65年来，哲学系由系变院，人员也在变动，老一辈的教员或离退休，或者魂归道山，但他们对哲学系的贡献是我们永恒的记忆。新一代的中青年学者不断加入哲学院，成为哲学院的支柱和中坚，他们是哲学院的希望和未来。我已经90岁了，已经退休了，但我的心仍然与哲学院牢牢地拴在一起。人总是要老的，新陈代谢是永恒的规律。90岁时我写了一首自寿诗：

修道学佛两难能，喧嚣世界一俗人。

终身舌耕胡弄笔，半篓废纸半空文。

头白再无攀登力，月月愧领雪花银。

笑迎后浪平前浪，壁间剑鞘莫生尘。

我祝哲学院全体中青年教师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不管是哪个教研室，都是哲学这个大家族中的一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合则同利，离则俱伤。可以有观点不同，不要有门户之见。“壁间剑鞘莫生尘”，这是我对全院后来者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