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导语

昨天三人合著以我为首的拙作《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拿到书后，作为一种职务发明，本人自觉向本中心与院里资料室各呈交两本样书，去资料室时，与资料室主任邢老师谈及前几天她发给我的明年院庆65周年系友征稿函事，我告诉她已经发到班群，但尚无人响应，她给我看了60级校友寄回的照片和别的稿件，我突然觉得自己有责任写一下，因为我们班的同学毕竟只有我和温金玉教授现在院里工作，况且，我们班是哲学系（院）办学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记述我们班并延及“黄埔四期”之事，对于人大伦理学甚至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况且，今年又是中国伦理学会成立40周年，本人也已经是年过花甲之人了，也要步入老人的行列了，当事人的回忆录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是最真实的文献记录，如果不把它写下来，时间久了就会遗忘了，因此，自己有责任也有兴趣今天即兴写下这个回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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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母机单位，先师罗公国杰先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这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伦理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虽然在中国诞生于20世纪初年，一般认为刘师培先生撰写的《伦理学教科书》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伦理学教科书，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中国伦理学史著作。1959年前苏联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伦理学大会，之后，中国受其影响，也开始建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科，先师罗公受命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0年中国伦理学会成立并在无锡召开第一次学术大会。先师罗公被选为三位副会长之一，之后的几届，罗公曾长期担任会长长达20多年。

随着伦理学学科的复建，科研机构特别是高等学校急需要伦理学的科研教学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受教育部委托，由罗公负责，曾先后于1982-1985四年间举办了两期“伦理学教师进修班”（学制一年），两期“伦理学研究生班”（学制两年）。由于这四期学员后来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的中坚和领军人物，他们发挥的作用有点类似于现代中国军事人才培育的母机单位“黄埔军校”的作用，因此，往往被戏称为人大伦理学或者中国伦理学的“黄埔四期”。前两期是教师进修班，中国伦理学界的一些长辈甚至与罗公是前、后届同学的人都曾是这两期班的学员。我1981年大三时，立志学习并从事伦理学教学研究事业，当时曾给罗公写信求教，罗公不仅复信于我，还给我寄了当时校内油印本上、下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是我与先师的首次结缘，当时我上学的本科学校政教系的伦理学老师也要去上首期伦理学教师进修班，我竟然主动把这个书送给老师了，从版本学的收藏价值，以及与罗公的结缘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是不应该送人的，当时作为学生的我还是比较实在的人，送了也就送了，也不后悔。两期研究生班分别是84级、85级共三个班，84级只有校内一个班，当时同时也有导师制的为数不多的几位研究生。校内84级研究生班学员如本教研室的龚群教授就曾是这个班的学员。85级校内有一个班，如李建华教授（后来上博士时他也与我同级，在同级6名同学中，按自然年龄排序，他是三师兄，我居四）就是这个班的，另外还有我们沈阳班，我今天写此文时临时将其称为四期2班，那意味着校内班就是1班。两个班同级两地，虽然也有校内班的同学代表来沈阳交流联欢，但毕竟大多数同学交谊不多。

部分同学留影于沈阳市委党校校园

“沈阳班”以今天的眼光与标准来看，无容讳言，是人大哲学系最早的合作办学和扩招的产物。其基本学制是两年，成绩合格者在四至六年内保持申请硕士学位的权力。在《光明日报》发了招生广告，并经过了严格的考试程序，最后录取了28名学员，还有校内班转过去3名同学全班共31名同学。实际上哲学系在沈阳市委党校同时还办了哲学班和逻辑班加我们伦理班共3个班。

当时，我作为78级大学生，82年毕业后曾经在陕西、甘肃两个团省委机关工作两年，一心想从事学术工作，于是就于1984年7月由甘肃团省委调入西北师范大学政教系任教了，由于我已经发表了数篇伦理学论文，因此，以一名本科生身份就调到大学任教职了，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到了大学，不考研究生肯定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因此，当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招生广告后，没多想就报考了，记得是在兰州市委党校参加的人大统一命题的考试，但考务组织监督估计是由沈阳市委党校委托兄弟省会城市党校组织实施的。

我们沈阳班是当时“黄埔四期”中唯一一个办在北京校本部之外的一个研究生班。其基本模式就是沈阳方面负责教务行政组织工作，授课老师则全部由人大组织选派。虽然没办在北京校本部，但这个班的教学组织管理和教学质量在我看来一点不差甚至更好，从教学组织上看，由时任人大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的许启贤教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教务行政方面则由沈阳市委党校一位年长的宋老师（名叫什么我都忘了）担任我们三个班的组织员，负责行政管理。沈阳市委党校提供的食宿、教室等教学条件也都是挺好的，教学计划和时数也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师生同吃同住在一层楼里，接触交往密切，使我们这个班的师生、同学之间接下了更为深厚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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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是以教师为主体的，一个班的教学质量自然首先取决于师资力量的配备。也许因为是办在外地校外，据本部班的同学说，我们班讲课老师的配备比他们本部班还要强。罗公作为人大伦理学的领导者，我记得在我们班开班时，罗公已经当了人大副校长了，由于工作忙，他是没有给我们班上课的，只是开班时来讲了个话，至于讲没讲一个讲座我都记不清了。此文初稿在我们班群里核实史实、征求意见时，有的同学记忆说是讲过中伦史序论，有的同学说是讲的伦理学原理序论，看来，不管是讲了哪门课的序论还是讲座，我的印象还是讲了一次课，这一点看来是没错的。人大哲学系派出了这个班需要支持的别的学科的老师来为我们上课，我记得为我们班上过课的马哲的老师有肖前、李淮春、乐燕平、夏甄陶等老师。我们的专业老师自然记得就比较清楚，一一道来吧！

伦理学原理，由马博宣、王伟老师前后两段分工担任，中伦史前半段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瑛研究员担任，后半部分由焦国成老师担任。西伦史则由宋希仁老师独立担任，而马伦史则由许启贤老师担任。现代西方伦理也专门开了课，并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石毓彬研究员担任。石老师是一位女先生，是当代中国现代西方伦理这个研究领域的首位开拓者，可惜英年早逝。但这门课也有同学记忆说是姚新中老师上的而且还发了一个自编的讲义，现在也记不清了。经过与姚老师本人核实，他说是以石老师为主，他做助手，发的不是讲义，而是把他和戴扬毅老师等正在翻译的《伦理学百科全书》的某些辞条印发给了大家。之后，姚老师长居英国20多年，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姚老师当时究竟给我们班上过课没有？看来是上过但不多。北京至沈阳坐火车需要12个小时，老跑也不可能，老师们来沈阳讲课是在此住两个月到一学期的，和我们同吃同住在一层楼里，晚饭后又一起散步，因此，师生情谊深厚。

罗公虽然曾有前述情谊，后来也成为我的博士导师，但在沈阳班时期，他位高忙碌，因此，交往不多，结缘并不深。

“沈阳班”同学在马博宣老师授课期间师生合影留念

马博宣老师给我们讲原理课时间比较长，感情挺好的，可是他以后调离人大了，也与伦理学界基本脱离了，虽然他退休后长期住在人大校园里，我们也很少去看望他，每每想起这些，作为为人弟子，总觉得心有不安。

陈瑛老师虽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但也是我们系的系友，只比罗公低一级，他与伦理学界的唐凯麟、刘启林、温克勤、徐少锦等前辈老师都是人大哲学系同班同学，他们五位同学合作写出了新中国最早的一部《中国伦理思想史》，成为我们最初学习中国伦理学史的教材。我和陈瑛老师之后的交往是比较多的，他曾经担任我的博士论文的评审与答辩委员，我们都搞中伦史，常常在开会、论坛、演讲时会聚在一起，我自己培养的博士生毕业答辩时，也曾经请他担任答辩主席。虽然不是本系的老师，但在我心中他却一直是我的老师，我自己感到我们感情一直很好。有时在京开会结束后，我总是执弟子礼，大多会开车送他到家。想起他上课时的一件我自己比较搞笑的逸事，在他的课堂上，有一次是讨论课，我发言，讲的题目是“孔子后儒的道德至上论及其影响”，也许是因为有一篇写好的万余字长文，怎么不知不觉讲了快50分钟了，陈老师提醒我说：“群忠，这是课堂讨论，不是报告会。”唉呀，我马上意识到不对了，脸红了，马上停止了发言。似乎在以后的学术会议发言中，我再没有超过规定时间而多是节省时间。

王伟老师也和我的感情很好，他当时鼓励我，说我已经是一名准伦理学家，我知道这是鼓励学生的笑谈，当然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曾经在一年内上过三篇《新华文摘》文章，都是前面的全文摘要大文章，因此，也算有点小影响。他以后也调离人大了，但我也是一直执弟子礼的，我调入人大工作后，有一年，中国伦理学代表团访问韩国，王老师以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的身份担任团长，我是秘书长，围绕团员联络、经费收取、订机票、会务组织，团员介绍折页、致辞文稿拟定，礼品准备等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师生配合默契，感觉良好。常在一起开会，王老师喜欢照相，给我们照了很多好照片。

许启贤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的马伦老师，又是我的陕西老乡，因此，情感上就更多了一些亲切。从沈阳班毕业后，来北京出差最先要去看的是许老师，他老人家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我记得去他家时，他的通讯录有好几本，到他家，他会给我下面吃，陕西人都爱吃面，他还要我专门用陕西话和他说话，能够理解他常居北京的乡愁和对家乡的思念。在人大上博士时，有时有空就约请许老师，还有我的同寝室同学李建军（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也是陕西老乡，他家离许老师的家更近。）一起去双榆树路的一家陕西面馆去吃陕西面。许老师当时担任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让我成为甘肃伦理学会（我当时任副会长）与中国伦理学会的联系人，并担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达15年。我调到人大后，成为许老师担任负责人的我们基地重大课题的助手，可惜，许老师因病于69岁时仙逝，我还曾撰文“德启后贤”并刊发于《道德与文明》纪念许老师。

几位同学陪从加拿大回来的周艳玉同学看望宋希仁老师

宋希仁老师是前辈老师中现在健在且已84岁高龄的老师，他治学严谨，在上世纪90年代出差来北京时，也常常去看他，他也比较肯定和欣赏我，本来他希望我成为他博士的开门弟子，但由于各种机缘，我最终还是成为罗公的博士生，但在我心中，都是老师，是一样的。他老人家70多岁时读中国经典一天要读八个小时以上，有时因此而发晕，为我们学生做出了榜样。他退休后一直没有放弃学术研究，还承担了基地重大课题，笔耕不缀，成果颇丰。而且身体一直比较硬朗，常骑自行车从过去住的圆明园家园来学校办事，这一、两年较前稍微差点了，我也尽可能地随同学、同事一起去他现在住的“上坡家园”的家中去看望问安。

焦国成老师，虽然自然年龄只比我长3岁，上大学只高我一级，应该是同辈人，且已经同事近20年了，但他却是我在沈阳班时期的授课老师，而且是我在罗门上博士时期的副导师，这决定了我们终生的关系只能是师生关系，我也常常申明这一点并在与焦老师的关系中执弟子礼。焦老师是中国伦理学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他对中国文献非常熟悉，开口就来。他不仅学问扎实，思维和智慧也令我心悦诚服，因此，我从内心是非常尊重焦老师的，他当年讲课时，讲至宋代时，所说的应该叫“宋明道学”而非“宋明理学”的观点，还有他关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位解与德解的观点，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我之后考人大博士、调入人大工作都是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实现的，此恩难忘。前两年我出了一个小车祸，他与夫人赵老师一起登门看望的深情更是难忘。他是老师呀，我说就不要来了，没有大碍，可他和夫人还是来了，令我感动。一切道德发生的最初心理机制都来源于“敬畏”与“感恩”这样两种道德感情，焦老师和师母的这份情意我是常存心中的。

八位同学为焦国成老师庆寿

总之，沈阳班不仅为我成为一名专业伦理学工作者奠定了基础，而且与人大结缘，与上述各位老师结缘，并与各位老师结下深厚的情谊，师恩难忘，定当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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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班”之所以成为人大哲学系甚或中国伦理学界的一种独特现象，就在于我们班虽然是一个因校外合作办学而成的班，但却是人才相对较多的一个班，在伦理学界活跃的人物和比较有成就的人似乎远远多于校内的84、85班。

我们班30名同学，不知最终取得人大硕士学位的有多少名，我不掌握，因为我毕业后由于忙碌就没再申请硕士学位，这也是我最后必须考博士的理由之一吧，但我知道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在人大获得了硕士学位，比如同班同学，现在哲学院的同事温金玉教授在上学时就发表了数篇佛教伦理研究方面的论文，之后就在方立天先生指导下做了相关论文并取得了硕士学位，以后其研究方向就逐步转到佛教研究方面去了。以后继续上人大博士的有五位，其中罗门三位（刘光明、肖群忠、王淑芹），宋门两位（张国春、王莹），还有多位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者（王中田、许建良、周艳玉等），在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教授，有长江学者一名（王淑芹）。在哲学院任教的，显然本校78级本科毕业的有好几位，但像我们班这样有两位同班同学都供职母系的也并不多。在中国伦理学界比较活跃且有点影响力的教授起码也有十多位，比如王淑芹和我，还有王莹，曾经担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光明，南开大学的伦理学教研室主任王中田，东南大学的许建良教授，云南大学的高力教授，既担任过院里书记，也担任过教务处长等等。

我们班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有好些同学做出了成绩，在政治上，我们班30名同学有正局级领导4名，副局级领导1名，这其中担任高校正副职领导者3人，担任地方和国家部委司局领导的2人，他们是：王莹同学曾任河北经贸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我们班的班长陈勇教授曾任北京政法干部学院常务副书记兼副校长，李光辉教授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我们班的学习委员王仪奎同学曾任大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外宣办主任，大连出版集团董事长，张国春同学曾任财政部正局级单位一把手领导和我国驻美大使馆经济参赞。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同学，曾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大学院系领导和地方处级领导的同学更有多名。也有同学从事商业、取得卓越成就者，如大连的王天周同学早就成为身价过亿的老板，他是一位大连帅哥，是一位有艺术气质和创新性格的人，我喜欢唱歌几十年，实际上我们班当年的男歌星是王天周同学，他曾经有专业音乐团体的工作经历，唱的非常专业。

总之，我们班同学取得的骄人成绩特别是在伦理学界有影响的同学多，毕竟目前中国伦理学界的6名长江学者中，也有我们班同学一位呀，曾经有两位同学担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我本人怎么也算是伦理学界唯一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人呀！因此，在伦理学界“沈阳班”被看作是一种“现象”，自然也是人大哲学系历史上一个有特点的班。如上所说，由于我们整整两年，同学们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同一层楼、校园也不太大），朝夕相处，因此，同学情谊也比一般的研究生同学情谊更加深厚。我作为这个班的一员，有些事也是难以忘怀。

上学期间，班上的同学相互帮助，记得我爱人来沈阳探亲时，班上的同学合并宿舍，把一间屋子让给我们夫妻住，我和爱人去大连旅游时，就住在王仪奎同学家，嫂子待我们很好，还让其兄弟带我们找熟人去深海区玩。我和班上的任浩明兄合写了“论不朽”一文并入选了 “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我也参加了这次在黄山举行的盛会，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光明日报》、中华书局等八单位联合举办的建国后的一次有影响的哲学盛会，入会180余篇论文是从2000余篇论文中经过评审选拔出来的，记得当时参会者如本系的方立天、张立文老师还都是作为中年学者参加的，我本人26岁自然就算是青年学者了，由于和任兄有学术上的合作，自然交流就比较多，关系也比较好，想起来就令我感到亲切。

在班上同学中，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还有王中田同学，他是黑龙江人，当年学习特别刻苦，东北师大毕业，班上毕业后不久就去了日本，并获得学位，其论文出了书，还送我一本，学术势头挺好，还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工作一年多，先后从吉林大学调到南开大学并担任伦理学与宗教学教研室主任，如果在学术上坚持用力，肯定在伦理学界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可是不知是由于其婚变还是什么原因，他到南开后，在学术上用力不深，影响了他的学术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晋升教授，但这一切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调来北京后，交流起来比较方便，他来京肯定找我，他与北大的陈少锋教授关系比较好，我也因他的介绍，与陈教授结缘。长期独身，似乎逍遥自在，买了一部车，一个人开着玩，曾到过西北。天有不测风云，在2016年冬天，他早上起来在南开宿舍院里洗车时，就突然倒地，脑部大面积出血，好在有邻人及时发现，天津市人民医院就在南开南门附近，抢救及时，当时昏迷了20多天，似乎是在22天时才苏醒，按照出血量，医生认为也许抢救不过来，据说抢救过来也有可能变成植物人，由于他平时身体素质好，竟然醒过来了，我在他醒过来后的第三天专程去天津看他，当时的状况，人的意识是清醒的，但失语了，一侧手还能举，当他看到我来看他时，当我抓握着他的一支手时，我看到他眼里有泪花。我觉得既然能挺过来，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疗养，应该会慢慢好起来，我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去看他，但他已经不能接听手机了，打他儿子电话，多次不接，我也因忙就拖下来了，想着我女儿也在南开工作，等再去天津时专门再去看，没成想，焦国成老师的一位博士生入学后，我们互加了微信，我打开他的朋友圈，一眼就看到了中田同学去世的消息（这位同学是中田的硕士），我深感震惊和悲痛，也没能送好友一程非常遗憾。

我们三个同学住一个屋，我们宿舍里老大是张国春同学，我是老二，还有老三是魏军虎同学，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小弟弟。国春兄当时就抽烟，同居一屋，小魏经不住诱惑，有时也就从老张放在桌子上的烟盒里抽一支出来抽，慢慢地不好意思，开始自己买烟，不久把我也诱惑进去了，我们就互相开始让烟了，这样我们都成为烟民了。我自己十年的抽烟史的水平也就是一天大概是三、五支吧，毕业十多年后，有一天参加别人的婚礼，讲到抽烟不好时，我竟然当场发愿戒烟了，这之后就基本算是戒了，近年来，似乎偶而也能抽一支，但估计一个月也抽不了一盒吧！老大国春兄曾经是我在学时的入党介绍人，尽管我入党最后还是毕业以后在西北师大入的，国春兄曾说过我是对他写论文产生过启发性影响的人，我们关系一直也是很好的，我调入人大时，与原单位有一些经济上的纠缠，也是在财政部任职的张兄帮我协调解决的，这个恩情非常大，我一直记着。老三小魏毕业后又回到了他的老家：陕西商洛，也曾经从政，但比较长的时间是在商洛学院任教。

班上30名同学已经有三位同学离世了，最早的是副班长卞大姐，其次是内蒙古大学的老卜，这位老兄具有一点蒙古人豪爽、乐观的性格，得病后来北京治疗，班上有的同学帮着联系医院，我们在北京的几位同学都去医院看望，看着他乐观甚至天真的性格一点都没变，以为没有事，结果也是没过多久，老卜就去世了。我们同学和其妻还有一些联系，叮嘱她如果有孩子上学之类的事或者什么困难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尽力帮忙的。班上同学年龄差距比较大，现在在职工作的年龄比较小的同学可能是少数了，大多数同学都退休了。

由于同学当年交往密切，毕业以后联系也就比较紧密，我们北京的七位同学前几年的聚会是制度性的，每隔三、五个月就各携家属聚会，最初还带孩子，慢慢孩子大了，不愿跟我们了，但男带妻，女带夫，常常聚会，轮流请客，班长陈勇在北京，联络人、秘书长是王淑芹同学，我们都得听她的，这两年她当马院院长了，人忙了，班长老陈也退休了，竟然没人招呼了。我们班更是搞过几次大型聚会，仅在大连就搞过两次，政经资源、协调性和执行力都比较强，也是带家属哟！还有一次大型聚会是在重庆，由西南政法大学的李光辉同学接待，我本来人大有事，可是王淑芹同学命令我必须去，我也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就乖乖乘飞机过去了，同学们在长江边船上宴饮畅谈甚是快乐。

哈哈，系庆回忆文字怎么写着写着全写成这种同学情谊录了，在我看来，这种生活中的情谊叙事才是真正的中国伦理叙事，因为中国伦理学从来都是强调情理、情谊和实践精神的，伦理不仅是一种知识和认知，更是实践、交往和修行，因此，在我看来，这样的家长里短的文字才是真伦理，中国文化的要义就是培养懂情理的人和有情义的人。

尽管如此，也该打住了，总之，“沈阳班”是人民大学哲学系办学历史上一个有特点的事件，对于我们从事了大半生伦理学教学研究的人，它是学术和专业的起点，对于从政和经商的同学来说，它也是自己精神成长的摇篮。也是我们结缘人大和老师们的契机，更是同学终生情谊的缘份和美好回忆！祝愿人大哲学院65周年生日快乐，祝愿我们“沈阳班”同学友谊长存，健康、快乐、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