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论证和语义推展

——《管子》哲学钩玄

孙中原

提   要:《管子》是齐国管仲学派的集体著作，积淀春秋战国到汉代前期齐地学者的哲理智慧，其哲学范畴、原理的逻辑论证和语义推展，有深刻的普遍意义与现代价值，影响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值得提要钩玄，传承弘扬。

关键词:《管子》   管仲学派   逻辑论证   语义推展   普遍意义   现代价值

一、《管子》其书，集体智慧

1.创新课题。《管子》是齐国管仲学派的集体著作，积淀春秋战国到汉代前期齐地学者的哲理智慧，其哲学范畴、原理的逻辑论证和语义推展，有深刻的普遍意义与现代价值，影响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值得钩玄提要，传承弘扬。

2.《管子》成书八百年，不断增补积淀。《管子》成书，经历三个历史阶段，积淀诸多学人集体智慧。第一阶段，公元前7世纪春秋初期管仲创说，概括管仲治国理政的哲学智慧。第二阶段，前4至前3世纪战国时期，齐国管仲学派发挥管仲创说，通行《管子》十八篇本。第三阶段，西汉末刘向(前77—前6)，校勘宫廷藏书，广征齐地抄本，编定《管子》八十六篇，比战国流行原本，篇幅扩充数倍，积久流传，遗失十篇(有标题，无正文)，现存七十六篇。

3.十八篇本先流传，韩非史迁有证言。《史记·管晏列传》唐张守节“正义”引刘歆《七略》著录:“《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刘歆《七略》参考刘向《别录》编成。

刘向根据当时宫廷藏书，实录《管子》十八篇，是刘向编定前的原本。韩非(前280—前233)、司马迁(前145—前86)曾阅读评论，提及其篇目与用辞，是战国实存《管子》十八篇本的证据。《韩非子·五蠹》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商》指《商君书》，《管》指《管子》。韩非见证，战国末年，民众家藏《管子》，普惠民间，大众阅览。

战国流行《管子》十八篇本，韩非多次引用，明说是“管仲之所谓”(管仲说的话)。《韩非子·难三》说: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

《牧民》记管仲说:“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即在堂上说话，使满堂人听到，开诚布公，这叫圣明君王。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引《管子》篇名与用词: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司马迁自称阅读《管子》，说管仲“著书”“世多有”，佐证韩非说“藏《管》之法者，家有之”的史实。从战国时期韩非说《管子》书“家有之”，到汉代前期司马迁说《管子》书“世多有”，证明《管子》十八篇本，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前期，普受欢迎，广为流传。

4.刘向编定征书源，官方民间尽收揽。刘向编定《管子》八十六篇，荟萃西汉宫廷收藏，广纳齐地抄本。《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时，“书缺简脱”，“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以书颇散亡”，“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

刘向编定《管子》，撰《管子序录》，上奏汉成帝说:

臣向言:“所校雠中(宫中藏书)《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四百七十八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刘向《管子序录》，概括《管子》著作宗旨:“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认为《管子》著书，务求国家富强，民众安定，其哲理精义，要言不烦，切合经典意涵。《管子》汇聚齐地管仲学派的集体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宝典，影响深远。

5.他山之石可攻玉，科学方法可借鉴。《管子》哲学研究，在新时代实现整体超越，借鉴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如借鉴德国数学家戴维·希尔伯特(DavidHilbert，1862—1943)的元数学纲领(metamathematicsprogram)，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1933—1996)创造性诠释学(creativehermeneutics)的五层次说(实谓、意谓、蕴谓、当谓与创谓)、[英]德龙(DonaldSturgeon)《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ChineseTextProject，http//ctext.org/zh)的数字化考据，熔铸《管子》哲学研究的新范式，促使研究的质的飞跃与现代转型。

二、思维认知方法论

1.范畴原理的王国。《管子》论列哲学各类范畴数百个，构造范畴的理论体系。每一范畴，都有定义分类，规定内涵外延。范畴意义的展开是命题，学科的基本命题是原理。范畴是大概念，最高类概念，普遍概念，希腊文kategoria，英文category，中译取《尚书·洪范》“洪范九畴”的语意。《管子》概括法则规律的两级范畴数百个，有深刻的理论应用价值，与现代科学宇宙方法论相融通，可为现实借鉴。

《七法》专论七种法则范畴，是概括法则规律概念的一级范畴。从“七法”的一级范畴，派生出其下属的二级范畴四十个。“法”下有“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角量”六范畴。“则”下有“气、和、性、生”四范畴。“化”下有“渐、顺、靡、服、习”五范畴。“象”下有“义、名、时、似、类、比、状”七范畴。“决塞”下有“予夺、险易、利害、难易、开闭、杀生”六范畴。“计数”下有“刚柔、轻重、大小、实虚、远近、多少”六范畴。“心术”下有“实、诚、厚、施、度、恕”六范畴。

2.广用“思”范畴，论证“思索生智”的原理。破除迷信专用思，精心思索生智慧。“思”:思维，思虑，思索，思想。《管子》用“思”范畴三十次。《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统计先秦两汉著作用“思”范畴二千八百七十四次。

《内业》说“思索生智”“生乃思，思乃知”。《心术下》说:“形然后思，思然后知。”即有生命形体，则有思维;有思维，则有认知;思考探索，产生智慧。《内业》强调:“精想思之。”“思之而不舍。”即精心思考不割舍。

《幼官》《幼官图》说:“思于浚，故能知未始。”《白心》《内业》说:“思索精者。”即思索精细深邃，则能预知未来。“浚”(jùn):深。“浚哲”:深沉哲思。《形势解》说:“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枢言》说:“动作必思之。”《法法》说:“行必思善。”《四称》说:“居处则思义。”《心术下》说:

“专于意，一于心。”“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

即专心一意，能专心吗?能一意吗?能做到不用占卜，而知凶吉吗?能做到要止就止吗?能做到要完就完吗?能做到无求于人，而自己解决问题吗?所以说，必须思考，思考不得，鬼神会教，不是鬼神的力量，是精气运用的极致。

《内业》说:

能专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

即能专心一意吗?能不占卜而知吉凶吗?能要止就止吗?能要完就完吗?能做到不求于人，而独自解决问题吗?思考，思考，再思考，思考而不通，鬼神将帮助，不是鬼神的力量，是精气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反复阐发，破除迷信，不用占卜，科学认知，预知吉凶。科学人文，名言警句，如诗似歌，词义隽永，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久传颂。

3.创发“心术”范畴，思维功能方术。《心术》《白心》《内业》等篇，探讨思维器官“心”的生理特性，认知作用与方法。“心术”，指思维的功能方术，思维认知方法。《庄子·天道》“心术”成玄英疏:“术，能也，心之所能，谓之心术也。”

《心术》创发科学认知理论，意识反映物质学说。用类比推理，论证“毋先物动，以观其则”的认知原理。如说:“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即马走尽其体力(类比事例一)，鸟飞振其羽翼(类比事例二):发挥心思功能，观察事物规律(结论，论题)。

《心术》说:“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认为认识对象，即客观世界，存在于主体之外，认识主体，舍弃主观臆断，以外界事物为据，反映客观实际。认为心智方术，思维方法，是自觉学问，后天修习，培育养成。

“心术”范畴，《管子》出现七次，先秦两汉著作，出现四十一次。《荀子·解蔽》说:“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知心术之患”，“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

《孟子·吿子上》说:“心之官则思。”心(大脑)天生的官能是思维。毛泽东《学习和时局》说:“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

4.详论“观”与“问”范畴，观察询问慎思索。

(1)论“观”的哲学范畴。“观”:观察，审察，细看。《说文》:“观，谛视也。”《广雅·释诂》:“观，视也。”《管子》用“观”七十七次，《小称》说:“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版法解》说:“审察事理，慎观终始。”《心术上》说:“毋先物动，以观其则。”

观察调研，是正确认知的来源与必经过程。《八观》，细论八种社会状况的观察调研。一观知饥饱，调查粮食余缺。二观知贫富，调查贫富差别。三观知俭侈，调查消费风气。四观知虚实，调查经济实力。五观知治乱，调查社会维安。六观知强弱，调查国家实力。七观知兴灭，分析发展趋势。八观知存亡，预测国家命运。

通过八种观察调研，归纳结论:“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无所匿其情矣。”全面观察调研，国家真实情况，昭然若揭，无法隐匿。《八观》应用观察调研，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各种思维认知方法。论证多用格言警句，连锁推论，对偶排比，饶有理趣。

如连锁演绎推论一:“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连锁演绎推论二:“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匮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结论，论题:“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

即国家奢侈用费多，用费多则民贫困，民贫困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恶作。奸邪所生因匮乏，匮乏所生因奢侈，奢侈所生因过度。所以:审察度量节衣服，俭节用财禁奢侈，为国之急莫轻忽。

(2)论“问”的哲学范畴。“问”:询问，访查。问，形声字，从口，门声，本义询问。《说文》:“问，讯也。”“问”，指问题询问访查。《问》篇论“问”范畴二十七次。《管子》全书，论“问”范畴二百一十五次。问句质疑，提出问题，跃然纸上，细致缜密。《问》全篇，专论各种疑难问题的询问访查，满篇提问，列举问题，调研提纲，制定详细。

唐尹知章解释《问》篇题目的含义说:“谓为国所当察问者。”面对当时社会人口、贫富、民政、官制、法制与军制等需要察问调研的课题，拟定大量问题，有定性定量，调研要求，有问有论，夹叙夹议，提问同时，论述观点，指导思想，是社会全面调研提纲，有重要启迪借鉴价值。

三、自然社会辩证论

1.“随时因俗”的辩证原理。《正世》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不慕古”:不一味仰慕崇拜古代，不厚古薄今。“不留今”:不滞留于今天，故步自封，保守不前。唐尹知章注:“留，谓守常不变。”

“与时变”同于“皆随时而变”:与时俱进，随时变化，明确表达自觉的科学发展观，运动变化观，是辩证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俗化”同于“因俗而动”:从时代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实事求是，适合国情，地风民习。《说文》:“俗，习也。”

把握时机。《势》说:“成功之道，嬴缩为宝。毋亡天极，究数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静民观时，待令而起。”“嬴嬴缩缩，因而为当。”《宙合》说:“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合、屈伸、盈缩、取予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春天采摘新嫩叶，秋天采摘熟瓜果，夏天喜处阴凉地，冬天喜处艳阳天。圣人动静，开放收拢，弯曲伸张，拉长缩短，收取给予，皆随时机而变，合乎时宜动作，不合时宜停止，随时而变为圣贤。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从太公治齐“因其俗”，到《管子》发挥“与时变，与俗化”，“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一脉相承，是齐国管仲学派变法革新辩证哲学的根本原理。

2.矛盾转化辩证观。

(1)成对矛盾的范畴。《管子》广泛概括自然社会矛盾，总结众多成对的矛盾范畴。《七法》说:“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这是关于自然事物的六对矛盾。“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不善处理自然事物的矛盾，想办大事，像没船桨而想渡过激流险滩。

“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这是关于社会人事的六对矛盾。“不明于决塞，而欲驱众移民，犹使水逆流。”“驱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不善处理社会人事矛盾，想用民众，像叫水倒流。明确认知处理矛盾的辩证哲学原理，是“欲举大事”“举事必成”的导引。

(2)“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管仲之谋，渗透利害、祸福、胜败矛盾转化的辩证哲理。《霸言》说:“有所取，有所与，有所屈，有所伸，然后能用天下之权。”主张审慎权衡矛盾双方的是非利害得失，采取“取予屈伸”的不同处理方法。

(3)“至则反，盛则衰。”《重令》说: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正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重令》阐发“至则反，盛则衰”，物极必反，对立转化，是天道的辩证规律。“有余则骄，骄则缓怠”，是人情的辩证规律。天道人情的辩证规律，是意义深邃的哲学原理。《封禅》《小称》载，管仲劝诫桓公韬光养晦，谦虚谨慎，切勿沉溺逸乐，忘记忧患，是对自然社会客观规律的恰当应对，可供现实借鉴。

3.原则性与灵活性。《君臣下》:“主劳者方(原则性)，主制者圆(灵活性)。圆者铉，铉则通，通则和。方者执，执则固，固则信。”“决之则行，塞之则止。”“能决之，又能塞之。”主管劳力要方正，主管号令要圆融。圆的便运转，运转能变通，变通就和谐。方的能坚执，坚执能稳固，稳固能信诚。开决就流通，堵塞就停止。圣人能决又能塞，“决塞”本是方法论，原则性结合灵活性。

4.英明谋略善预见。《宙合》说:“明乎物之往者，必以其类来也。”《形势》说:“不知来者，视之往。”从诸多往事典型，抽象概括智谋哲理，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可类推预测未来，当代实践可借鉴。

《霸言》说:“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伐之，骥必疲矣。强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国必弱矣。强国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恃强称霸，众矢之的;战略取向，合作共赢;合作趋强，孤立趋弱。

《形势解》列举丰富事例，概括哲学原理，论据充分，有说服力，全篇充满辩证法、宇宙观、方法论的理论光辉，论证辩证法两点论与观察思考全面性的原理。如说: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

阐发物质利益是决定人心向背的主因，论证科学历史观。

5.予之为取顺民心。《牧民》说:“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予之为取”:给予是为了取得;先给予，后取得;给予就会取得。取予对立统一，互相依赖，互相转化，是杰出的辩证哲学原理;“予之为取”的辩证哲学原理，是执政成功的法宝。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概述管仲业绩，重视《牧民》说“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的原理，解释说: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证明贯彻“予之为取”的辩证哲学原理，是实现“管仲之谋”的动因。

管仲“予之为取”的辩证哲学原理，以其对天道人情客观规律的精准把握为前提。《形势》说:“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形势解》说:

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予而无取”，只给予，不索取，是顺应自然。自然界生养万物，只给予，不索取，人应效法自然，“予而无取”。管仲学派“予之为取”的辩证哲学原理，分析天道人情的规律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势》说:

“逆节萌生，天地未形。先为之政，其事乃不成，缪受其刑。”“天时不作勿为客，人事不起勿为始。”“未得天极，则隐于德。已得天极，则致其力。既成其功，顺守其踪，人不能代。”

不效法自然，违背自然规律，事情办不成，还要受惩罚。在天道人情未出现客观可能性时，不轻举妄动，勉强做不可能办到的事。在天道人情出现客观可能性时，尽心竭力，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从顺应自然说，是“予而无取”:只给予，不索取。从做事成功说，是“予之为取”:予中含取。《形势》说:“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把握天道，办事成功;违背天道，成功转败。

管仲学派发挥“予之为取”的辩证哲学原理，推行政策顺民心，争取人民拥护。《禁藏》说:

“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形势》说:

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

管仲“予之为取”的辩证哲学原理，强调适应天道人情的客观规律，同时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适应自然的智慧巧人。

6.取民有度讲分寸。《权修》说:“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篇题“权修”的“权”，指权衡，衡量，称量，引申为思维方法论。唐尹知章题解:“权者，所以知轻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轻重，然后国可为，故须修权。”把“修权”定义为修饰端正权衡轻重的思维方法。

《禁藏》说:“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度地》说:“平度量，正权衡。”《明法》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权修”即整修权力。“修”即整治，治理。

“度”，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范畴，指事物质的规定性的数量关节点，数量界限。“有度”，即合度，适宜，合适，恰当，有分寸。“无度”，即过度，过分，不恰当。“取于民有度”的原理，指向民众索取有限度，有分寸。“取民有度”，是经济政治辩证哲学的基本原理，有重要的理论、历史与现实价值。

《立政》说:“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小匡》说:“山泽各以其时至，则民不苟。”反对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制定限时利用林木渔业资源的政策，伐木捕猎，限定季节。禁止为了眼前利益，滥伐滥捕，竭泽而渔，保护林木渔业资源的繁育再生，免遭人为破坏，是自觉明晰的自然环境保护法。

四、以人为本历史观

《霸言》发挥管仲“以人为本”的命题说: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

篇名“霸言”，唐尹知章题解说:“谓此言足以成霸道。”“霸言”用哲理性语言，概括描述霸王之业的形势规模，阐述管仲使齐国成霸的理论与实践。管仲明确概括“以人为本”的命题，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自觉意识，民主性的精华。把贯彻“以人为本”的理论，作为成就霸王之业的基本出发点，国家治乱安危的基础，是争天下的大数、大计、大智谋。贯彻“以人为本”这一关键之言，可以寿国，使国运长久。不听这一关键之言，则会亡国。把“以人为本”这一关键之言，叫大圣之言，酷似孔子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论语·子路》)的名言警句。

《霸形》记载管仲提出“以人为本”命题的生动故事。桓公端坐君位，管仲进见，有两只天鹅飞过。桓公叹息:“仲父，您看天鹅时而南来北往，不论四方多远，愿到哪，就到哪，是不是因为有翅膀的缘故，所以才能把意向通达于天下?”管仲未答。桓公说:“为什么不回答?”管子说:“君有霸王之心，而我不是霸王之臣，所以不敢回答。”桓公说:“仲父何必这样，何不直言，寡人好有个方向。寡人有仲父，像天鹅有翅膀，过河有船只。仲父不发一言教导寡人，寡人虽有两耳，怎么听到道理，得到法度?”

管子答:“君要想成霸王，举大事吗?必须从根本做起。”桓公问:“敢问什么叫根本?”管子答:“齐国百姓，是您的根本。人怕饥饿，而税敛重。人怕死罪，而刑政严。人怕过劳，而君上举事不时。您若能轻征赋税，人不怕饥饿。宽缓刑政，人不怕死罪。按时举事，人不怕过劳。”于是桓公发令实行，民众归附，势如流水，不可阻挡。

《五辅》总结“得天下”“失天下”的经验教训，论证“以人为本”的原理: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盛)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

“以人为本”的原理，是天下之极，天下之最，至高无上。

《君臣上》说:

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

人民群众，作为整体，最圣明，最聪明;“明君顺人心”“与民为一体”，是对杰出人物与广大人民群众关系的明确哲学概括。

向人民收集意见，“别而听之”，是只听一面、局部的片面性，是愚见。“合而听之”，是兼听两面、全局的辩证法，是圣明。“别”，分别，单独，一面，局部。“合”，合并，兼顾，两面，全局，这是辩证思维方法论的经典原理。

《小称》记管子说:

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

管子说:

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治身之节者，慧也。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纣不然，有善，则反之于身，有过，则归之于民，归之于民，则民怒，反之于身，则身骄，往怒民，来骄身，此其所以失身也。

《桓公问》说:“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认为人民群众，观察细致，判断公正，上级无时无刻不受民众监督，不能轻视人民群众的智慧，贯穿深刻自觉的人本论、民本论意识，对正确处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积极的启示借鉴意义。

孙中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转载自《汉学研究》2023年秋冬卷（总第三十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