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什么？什么是“家”？中国文化的很多要素、中国传统思想的很多观念都与家联结在一起。

一、家是父母所居之所

“家”首先是个房子，所以家与室一样，其部首为“宀”，“宀”就是房子。但“家”又不只是一个房子。

如果只是房子，中国人把它称作“宅”或“室”。宅是整个房子，可以包括很多独立的房子，是一个院落，也可以只是一座房子；室则只是一个具体的、承担具体功能的房子，如卧室、盥洗室。普通人所居住的房子称为“宅”，王、候所居住的房子则称为“宫”。“宅”的正大门曰“门”，本字为“門”。双扇曰“门”，单扇曰“户”。“户”一般不作正大门，一般只作宅内某一单元的门。[1]

中国人的很多思想观念都与房子联系在一起。比如“安”，女在屋下为安。一方面女子在屋子里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屋里有女子是安定的。再如“宁”，本字为“寧”，“寧”本作“寍”，从心，从皿，表示在屋里，又有饭吃，即可心安。还有“定”，从宀，从正，因为在屋下从正，由“正”而有“定”。还有“宜”，象屋里俎上有肉，俎上有肉为“宜”。

“家”与房子有关，但重要的不是房子，而是房里之物。“家”，从宀，从豕，豕即是猪。猪不能自养，由人而养。且猪不似犬、马，不可助人，其可为人所资用者，仅以供人饮食之需。所以，有猪的地方一定有人，而且此地之人生活一定比较富裕、比较考究。所以，有猪谓之有“家”。

然而，有房、有屋，又有人，就一定是“家”吗？只有男人，或只有女人，不是“家”；有男人、又有女人，男女之间不形成婚姻关系，也不是“家”；男女之间即使形成婚姻关系，也并不是真正的“家”。只有因于男女的婚姻关系，而有了子女的诞生，男不再只是男、只是夫，而同时也是父；女不再只是女、只是妻，而同时也是母。只是在这个时候，即有父、有母、有子，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有子，才有父母。所以，有父母谓之有“家”。而父母所居之所，称为“庭”，因此而有了“家庭”之名。《太平经》说：

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欲太平也，此三者常当腹心，不失铢分，使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2]

有父、有母、有子，才是一个“家”。《颜氏家训·兄弟》曰：“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家里有三个成员，也只有三个成员，就是父、母、子。爷爷是父亲的父亲，奶奶是父亲的母亲；外公是母亲的父亲，外婆是母亲的母亲；孙子是儿子的儿子，外孙是女儿的儿子。

    父、母、子，是家庭的核心成员。[3]三个成员，涉及到夫妇、父子两种关系。《白虎通》认为：

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无已也。故《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白虎通·三纲六纪》）

父亲的职责是制定并坚守规则，儿子的职责是使父亲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丈夫是家庭的支柱，而妻子的职责则在于服从。

二、有序、有别是基本的家庭规矩

由父、母、子而横向扩大，由一个小家庭而扩展为一个大家庭。父亲的兄为伯，父亲的弟为叔，父亲的姐妹为姑；母亲的兄弟为舅，母亲的姐妹为姨。父亲之兄、弟有分别，而父亲之姐妹无分别，母亲之兄弟、姐妹都无分别，表明中国之人伦关系突出和强调父系所延伸出的关系。西语中兄、弟、姐、妹不分，以为其关系是平等的；而汉语中之有区分，恰恰是为了突出兄、弟、姐、妹间的长幼之序。兄与祝相关。祝甲骨文作，金文作，像一个人跪在神前拜神并开口祈祷，后衍化为主持祭祀的人。主持祭祀者是兄，而弟与梯相关，又与第相关，就前者而言，有扶助之义；就后者而言，有序次之义。姐、妹本作姊、妹。《说文》曰：“姊，女兄也。”又曰：“妹，女弟也。”《释名》曰：“姊，积也；妹，昧也。”《白虎通》曰：“姊者，咨也；妹者，末也。”至于姐，当是方言，《说文》曰：“蜀谓母曰姐”。段玉裁注曰：“蜀人谓母曰姐，方言也，其字当蜀人所制。”姐字原是方言，后来，姐比姊更为流行。中国人分别兄、弟、姐、妹，兄、弟、姐、妹，所突出的是序次，亦即荀子所讲的“长幼有序”。荀子曰：“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荀子·君子》）

在家庭伦理中，除“长幼有序”外，还有“亲疏有别”。在西语中，伯父、叔父、舅舅、姑父、姨父等，并无分别；伯母、婶、姑妈、姨妈、舅妈，并无分别。而在汉语中，这些是有严格区别的。其所以要有区别，就在于“亲疏有别”。中国人重礼，而礼的基本作用就在于别异。荀子曰：“乐和同，礼别异。”（《荀子·乐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伯父、叔父就是自己本家中的长辈，其地位与父亲类似。舅舅则是母亲的兄弟，其情感之深甚至超过伯父与叔父。伯父、叔父、舅舅与当事人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在父亲缺位的条件下，伯父、叔父、舅舅对于侄子、外甥具有管教的权力，甚至可以打骂。而姑父、姨父根本不具有这样的权力。姑父只是姑妈的丈夫，姨父只是姨妈的丈夫，他们和自己并不具有任何血缘关系。今天是姑妈的丈夫，明天未必还是；今天是姨妈的丈夫，明天未必还是。所以，姑父、姨父与伯父、叔父、舅舅，是根本不可相并论的。同理，姑妈、姨妈因为和当事者具有血缘关系，伦理关系与感情也更加紧密；而伯母、婶、舅妈，因为和当事者不具有血缘关系，伦理关系与感情也更疏远一些。在同辈关系中，即使均是表兄弟、表兄妹的关系，也有远近之别。如《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关系，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这是没有区别的。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因为林黛玉是贾宝玉姑妈的女儿，而薛宝钗是贾宝玉姨妈的女儿，林黛玉是贾宝玉父系的亲戚，薛宝钗是贾宝玉母系的亲戚。因为父系优先于母系，所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关系比与薛宝钗的关系更进一些。在同辈关系中，即使同是堂兄弟、堂兄妹，也有远近之别。同一祖父的堂兄弟、堂姐妹，要比同一曾祖父的堂兄弟、堂姐妹的关系更近。以此类推，同一曾祖父的堂兄弟、堂姐妹，要比同一高祖父的堂兄弟、堂姐妹的关系更近。

有了家庭，家庭成员之间要和睦相处、相亲相爱，才是一和睦、和谐的家庭。亦即孟子所谓的“有亲”、“有别”、“有序”的良好局面。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在家庭之中，“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这才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周易》六十四卦有一卦曰“家人”，即是讲“家”的。家人卦之卦辞曰：“家人，利女贞。”程颐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矣。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独云利女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则男正可知矣。”（程颐：《程氏易传》卷三）[4]杨时曰：“家人者，治家人之道也。齐家自夫妇始。”[5]朱熹曰：“利女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外无不正矣。”（朱熹：《周易本义》卷二）在家里，妇女的作用与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彖》曰：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程颐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严而君长者，谓父母也。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家者国之则也。”（《程氏易传》卷三）[6]“父父”，即父要像个父，要行父道；“子子”，即子要像个子，要行子道；“兄兄”，即兄要像个兄，要行兄道；“弟弟”，即弟要像个弟，要行弟道；“夫夫”，即夫要像个夫，要行夫道；“妇妇”，即妇要像个妇，要行妇道。

要家道正，每个成员都要坚守自己的伦理责任。《史记·五帝本纪·虞舜纪》曰：

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礼记·礼运》也有所谓“人义”之说：

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十义”除君、臣之义外，其余所论，皆为家庭成员之伦理道德。对于父而言，要讲慈，要有慈爱的情怀；父如此，母亦如此，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有“父义母慈”之说。对于子而言，要讲孝，要孝敬、孝顺父母；对于兄而言，要讲良，亦即善良，要以善良的态度对待弟、妹；对于弟而言，要讲悌，亦即要以恭敬的态度对待兄长；对于夫而言，要讲义，要坚守正当；对于妻而言，要有服从的态度；对于长而言，要讲惠，要乐善好施；对于幼而言，要讲顺，要有顺从的态度。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也有所谓“六逆六顺”之说，认为：

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春秋左传·隐公三年》）

“兄爱弟敬”与“兄良弟弟”其意近似。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亦有言曰：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其中“夫和妻柔”与《礼记·礼运》的“夫义妇听”，其义亦近似。

“人义”之中，中国古人特别强调“孝悌”。《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学生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儒家强调仁，而有子认为：孝悌乃行仁之根本。[7]包咸曰：“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8]甚至也可以说：孝悌是人的根本。宋翔凤《论语郑注》辑本，“为仁”作“为人”。《太平御览·人事部》引《论语》亦作“其为人之本与”。有子先言“其为人也孝弟”，后言“其为人之本”，应是相应的。孝悌是人的根本，人而不孝悌，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爱，自己的亲生父母受苦受难都无动于衷，怎么可能会对他人友爱？怎么可能会对他人抱有善心、爱心？又怎么可能担负起自己基本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唐人王中书作诗，题为《孝为百行首》，曰：“孝为百行首，诗书不胜录。富贵与贫贱，俱可追芳躅。若不尽孝道，何以分人畜？”又曰：“人不孝其亲，不如草与木。”“万善孝为先，信奉添福禄。”儒家之道的根基就在于对于父母兄弟的爱。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只有对于亲人充满爱，才有对于民众的仁。爱他人是以爱家人为基础和前提的。

三、婚与丧是家庭最重要的大事

         家庭的扩大、家庭成员的增加，有赖于可靠的婚姻。《周易·序卦》曰：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男女经由婚姻而成为夫妇。《白虎通》曰：“婚者，昏时行礼，故曰婚。（《白虎通·嫁娶》）姻，本义指夫家。《说文》曰：“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朱熹曰：“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朱子家礼·婚礼》）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婚姻绝不是两个当事人自己的私事，而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大事，亦即：婚姻承担着发扬前辈事业、使前辈宗脉传承下去的重任，亦即“传宗接代”的历史重任。

正因为此，和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结婚者本人，而是双方的父母。甚至可以说，结婚这件事并不是结婚者新郎的大事，而是新郎父亲的大事，因为婚姻最重要的功能是“传宗接代”。新郎父母也主要是从“传宗接代”的角度来考虑儿子结婚这件事。正因为结婚是“传宗接代”的大事，所以，结婚者本人甚至无权决定这件事。在中国古代，一个男子一生中最大的两件事，其中一件并不是自己结婚，而是自己的儿子结婚。今天，在中国农村，结婚这一天的主角甚至不是新郎，而是新郎的父亲。赶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甚至主要不是向新郎表示祝贺，而是向新郎的父母表示祝贺。参加婚礼者最多的也是父亲的亲朋好友，而不是新郎的亲朋好友。因为婚姻承担着“传宗接代”的历史使命，所以，在婚礼中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告于祠堂”。而告于祠堂之告者，正是新郎的父亲。依《朱子家礼》的说法，大体如：“某之子某，将以今日亲迎于某官某郡某氏，不胜感怆，谨以。”传统婚礼大体有：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妇见公婆、庙见、婿见妇之父母，这样几个环节。

今天很多年轻人因种种理由不能按时结婚，其中之原因也许是因为工作繁忙，或者因为要继续学习，或者因为生活负担过重。在当事者眼里，工作、学习等是第一位的，而在父母眼里，特别是在男孩子父母眼里，工作、学习是你个人的事，而你不结婚则不是你个人的事，而是我们的事。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比结婚这件事更大的事了。男孩到了一定年龄还不结婚，其父母的压力非常之大，甚至有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还有的人结婚了，因为工作、学习、生活压力等方面的原因而不愿意生孩子，在当事者看来，生不生孩子是我个人的事，而在其父母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你个人的事，而是“传宗接代”的事。你不生孩子，“传宗接代”的事就没有完成，我们怎么面对列祖列宗？

因为婚姻承担着“传宗接代”的大任，所以，男子可以妻之外有妾，可以再婚再娶，而女子却不能改嫁。这一习俗虽然与男尊女卑之社会传统有关，但重要的还是与子女随男方而姓，婚姻之本质即是“传宗接代”这一传统观念有关。更有甚者，男子在外可以拈花惹草，如此，被称为“风流”，而女子出轨，则被称为“淫荡”；男子胡为被称作“好色”，女子出格则被称作“荡妇”。这些观念也都与婚姻的初始功能有关。

在中国古代，一个男子一生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为儿子结婚，另一件则是为父母举行葬礼。没有什么事比这两件事更为重要、也更为重大的了。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父母生时，以礼事父母；死时，以礼葬父母；祭时，以礼祭父母。生，只是一件事，而葬与祭，竟然是两件事，足见丧葬与祭祀之重大意义。孔子又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孔子将丧事单独列出，以示提醒，不仅表明特别注重、看重丧事，而且，在孔子看来，丧事并不只是简单的一件事，而是人生中特别重大的事。也正因为此，当宰我以为三年之丧太久时，遭到了孔子强烈的反对。在孔子看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因此更以为宰我“不仁”。爱父母，不只是生前爱父母，而且是在父母去世后还能心存敬意地感念父母。

    丧葬是人生中最大的事。正因为其重大，所以，一个人不论地位如何，不管身居何处，在父母丧葬时都不可以缺席。也就是说，在所有子女未全部到场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安埋逝者的。也正因为此，中国自古就有“奔丧”的传统。所谓“奔丧”，就是接到父母去世的噩耗，必须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以尽快的速度、第一时间赶回家中，料理其丧事。“奔丧”之奔，有日夜兼程、狂奔不止的含义。《礼记·曾子问》有“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在夜间赶路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逃跑的罪犯，一种就是奔父母之丧的人。由此足见“奔丧”是急迫而不顾一切的。

丧葬之后，对于父母尽孝这件事还没有完，丧后还有祭。祭，甲骨文作，金文作。《说文》曰：“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是以肉奉献已逝祖先或神灵。“无牲而祭曰荐，荐而加牲曰祭。”（《公羊传·桓公八年》注）《礼记·祭统》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祭是通过神圣庄严的形式，以表达对于逝者的追思与缅怀。祭，必须有一定的严格的形式，但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真实的情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祭祀的场所就是祖庙或祠堂。所以，“家”的元素里必然包含有祠堂与祖庙。

四、家教、家训是维延家风的重要手段

家庭的主要功能是生养、繁衍。因为家庭有“传宗接代”的功能，所以，不仅要生养孩子，还要教育孩子。家庭不仅是生养的场所，也是教育的场所。由于家庭是教育的场所，所以有了家教、家训、家风。

         家风是一个家族在历史上长期形成、延续，并对家族成员产生深入影响的家族风尚。不同的家庭，因为家风不同，家族后代的作为与成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有材料说：美国有两个家族，一个是爱德华家族，一个是珠克家族。爱德华是位勤学、严谨、德行高洁的人。他的后代，有十三位大学校长，一百多位教授，八十多位文学家，六十多位医生，还有一人当过副总统，一人当过大使，二十人当过议员。而珠克是个酒鬼、赌徒、无赖，终生一无所成。他的后代，三百多人是乞丐、流浪汉，四百多人因酗酒致残或死亡，六十多人犯过诈骗、盗窃罪，七人是杀人犯。这一资料显示家风对于家庭成员有非常大的影响。

         家教，一般是家长对于家庭成员、特别是对子女立身做人方面的教育。家教一般比较具体、直接。比起家教，家训一般以文字的形式表现，是家族长老对于子孙后代的规劝与训诫。中国第一部家训当是周公诫其子伯禽的《诫伯禽书》。书中讲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险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文多记而守以浅者广。”其中所讲主要还是作为诸侯王应何以为政的问题。诸葛亮的《诫子书》也很有名，其中“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不仅是至理名言，也一直为众多有名望的家族所推崇。南朝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家训，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其思想内容极为非富。主体思想还是教导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善敬爱。如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教子》）“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治家》）明末清初的朱伯庐作《朱子家训》，在民间有更为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很多言论成为传诵的人生格言。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每个人的第一位老师，就是父母；每个人的第一个学校，就是家庭。父母以至于家庭，对一个人的人格的养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五、结论

“家”，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是一个包含有多种感情色彩、多种感情成分的概念。“家”以房舍为基础，但重点并不在于房舍；“家”以血亲为纽带，但血亲亦只是形式，重点却是家庭成员间的真感情。明人洪应明的《菜根谭》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做到极处，俱是合当如是，著不得一毫感激的念头。如施者任德，受者怀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交集，是自然而真诚的，所以，不能有施恩、报答之类的意念。如有此等意念，便缺了家庭的温情，而与路人无异了。所以，所谓“养儿防老”、所谓“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说法，并不是富有家庭真情、真意的说法，而是一种市侩的说辞，今天很多关于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教育、感恩的教育，也是背离家庭真情的教育。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亲情的场所，而不是一个生意的场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真诚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家庭既是一个生活的场所，也是一个学习的场所，是一个工作的场所，是一个精神得以寄托的场所。它同时具有生活、工作、学习、宗教四方面的功能。现代家庭，家庭功能越来越弱化，这种弱化，有其历史的原因，有其社会的原因，但家庭成员关系淡化、家庭功能不断弱化，却一定是件很不幸的事。

[3] 家庭核心成员的缺如，使得现存成员成为特定的弱势人物。《孟子·梁惠王下》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