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而B”或“A而不B”是一种古老的智慧。“A”和“B”代表的是矛盾的双方，如阴阳、刚柔、有无、黑白等等，这本来是相互排斥、无法并存的，而所谓“A而B”，指的是通过人为的努力，使这两种对立的倾向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中，使之达到最佳的平衡，形成最大的和谐，产生最好的效果。

能够做到这一点，古人将其称之为“德”。例如中国最早的书籍《尚书》记载，贤臣皋陶向舜进言，应该任用有“九德”的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皋陶谟》），就是说，既宽宏大量又谨慎小心，既温和又有主见，既厚道又严肃，既放手能干又处事谨敬，既柔顺又刚毅，既正直又和气，既直率又不拘泥，既刚强又务实，既勇敢不屈又符合道义。这是一种既保持内在张力，又通过有效调整而实现和谐的行为方式，如同不会失衡的跷跷板，能放能收，能高能低，永远处于最佳的状态。在古人看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德”的体现，因此“德”是一种杰出的能力，一种行动的艺术。

“A而B”有时候也体现为“A而不B”，“B”指的是“A”自身生长出来的异化趋势，当经过判断，发现这种趋势最终将产生有害于A的不利影响时，就通过人为的干预，使这一趋势无法成长，甚至彻底切断，这就是“A而不B”。《老子》对这种模式极为欣赏，其最有名的表达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十章，五十一章）。按照普通人的常规理解，天地之于万物，父母之于孩子，既然是生养者，当然也就是拥有者；对他者产生了影响，做出了贡献的人，当然有资格居功骄傲；领导者天生的就应该是支配者。然而当老子判断出，“拥有”“自傲”“支配”于人于己都必将带来不利因素时，他果断地提出了“A而不B”，认为只有做到“A而不B”，才能有利于他者的成长，也有利于自身的保护。老子直接将“A而不B”命名为“玄德”，认为这是“道”之“德”，是“道”的作用方式，是一种普通人难以参透和把握的、微妙而深远的“德”，拥有了这样的“德”，就可以使万物、使百姓获得“自然”，也就是不受拘束的、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

虽然没有处处都称为“玄德”，但“A而不B”的表达方式，在《老子》中十分常见。例如“虚而不屈”（第五章）、“胜而不美”（第三十一章）、“往而不害”（第三十五章）、“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第五十八章）、“踈而不失”（第七十七章）、“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这些都是老子称颂的美德。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为例，方正就必然会带来棱角，锋利就一定会伤人，直率就容易放肆，明亮就导致刺眼，但老子却提出高难度的要求，要求方正而无棱角，锋利而不伤人，直率却不放肆，明亮却不刺眼，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常识，是在挑战人的极限。老子认为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当然圣人已非凡人，而是得道之人。

同样，孔子也喜欢“A而不B”，他虽然没有称其为“玄德”，但看得出他对这种行为方式是极为欣赏的。如《论语》中有“君子周而不比”（《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劳而不怨”（《里仁》）、“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君子和而不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等等。如“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所示，这里面既有“A而不B”，也有“A而B”，即对立两者可以并存，或者当“A”发展出“B”这种有害于自身的倾向时，孔子认为要果断地加以控制。

这种品格同样得到晏子的高度赞赏，《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中，晏子在论述“君子之大义”时说：“和调而不缘，溪盎而不苛，庄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铨，刻廉而不刿，行精而不以明污，齐尚而不以遗罢，富贵不傲物，贫穷不易行，尊贤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义也。”这里没有使用“德”，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这里的“A而不B”就是一种“德”，而且通过“君子之大义”正好可以启发我们将“德”理解为行为准则。

此外，还可以看到，《逸周书・官人》有“温柔而能断，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国语・越语下》有“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孟子·滕文公下》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君道》有“君子恭而不难，敬而不巩，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并遇变态而不穷。”《荀子・臣道》有“恭敬而逊、听从而敏……是事圣君之义也。忠信而不谀、谏诤而不谄……是事中君之义也。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是事暴君之义也。”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也有“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这些“A而B”（或者“A而不B”）的行为方式，都是为官的最佳原则，处事的最好方式、政治的最高技艺。

老子、孔子、晏子、孟子、荀子都不遗余力地阐述、赞美“A而B”（或者“A而不B”），应该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这应该是老孔之前已经得到古人广泛认可和赞赏的美德和智慧，老孔只不过做了继承与总结。如前文所述，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有体现为“A而B”的“九德”，《尚书》还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舜典》）这是“A而B”与“A而不B”连用。在《左传》里，“A而不B”被用来形容音乐的美妙，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就是说，最好的音乐一定能够使不同性质的、相互矛盾的因素和谐地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中，从而形成一种“有度”“有序”的状态，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最后指出“盛德”也是一样的，即这也是人间最为理想的境界。《吕氏春秋·本味》篇中，伊尹在论述烹调的艺术时，也使用了大量的“A而不B”，“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月/侯。”伊尹借助烹调来讲解“调和”，并指出这里面的原理，极为精微，几乎无法意会言传,因此与“道”相通。

在中国古人看来，“A而B”或“A而不B”也是人间值得效仿的天地间许多自然物的品德，例如《墨子·法仪》说“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里天、天地、四时、万物的行为，正类似于老子赞赏的“玄德”。

中国古人对于“玉”有一种几乎痴迷的爱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玉”也被赋予了“A而B”或“A而不B”的品德，如《礼记·聘义》中以孔子的口吻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这里面的“温润”（不透明）与“泽”（有光泽），“缜密”（细致精密）与“栗”（依《荀子·法行》可读为“理”，指有纹理），“瑕”（瑕疵）与“瑜”（美质），可以说也都呈现出“A”与“B”的对应关系，更不用说类似《老子》的“廉而不刿”了。正是因为古人对于“A而不B”的品格有着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追求，通过“比”，将这种欣赏投射转移到了玉的身上，这才造就了中国人对于玉那种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痴迷吧。

这段话后来被反复引用、整理、改造，如到了《荀子·法行》这里变成“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到了《说苑·杂言》这里变成“玉有六美，君子贵之：望之温润，近之栗理，声近徐而闻远，折而不挠，阙而不荏，廉而不刿，有瑕必示之于外，是以贵之。”“A而不B”效果越来越显著。

和玉一样，水也常常成为君子比德的对象，《大戴礼记·劝学》借助孔子之口说水的品格是“偏与之而无私，似德”《说苑·杂言》也有类似内容。这也正是“A而不B”的体现。

长期来，我们更多通过“和而不同”来讨论“A而不B”，因为这是孔子的名言，结合《礼记·中庸》，又可以和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乃至辩证思维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不走极端的居中调和之道。过去，对此“中道”的评价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否定，一个肯定。上个世纪主要是否定，认为“把平衡的地位和作用过分夸大了，以致到了否认转化阻止转化的境地，并因此窒息了自己的合理内容，其流弊所及，就是一切生活领域中的因循保守、故步自封和阻碍变化、反对革命等现象的不时发生与普遍存在。”（庞朴《“中庸”平议》，《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而从本世纪开始，“和而不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阐述，并作为一种中国智慧运用于世界舞台。主要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化乃至思想具有多元性和差异性，在一个共同体内，包容与共存极为重要，这样才能减少冲突与对立，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因此“和而不同”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样的分析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将“A而不B”仅仅归结为不走极端、兼容并蓄的中庸思想实际上是将其狭隘化了，所以本文想换一个角度思考，如上所述，“A而B”或“A而不B”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显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是实际政治、艺术经验的产物，而且如老子“玄德”所云，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具有高超能力的“德”。早期中国关于“德”的认识，其范围显然要比后代宽泛得多，“德”未必是具体的目标，而是作用、能力、效果的整体显现。后世的“德”因为被儒家化，而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德目，一个个实际的德行，如“仁义礼智信”五伦，成为社会关系中规定不同角色的具体伦理规范，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规定性，因此其内部不再像“A而B”或“A而不B”那样具有强烈的张力和弹性了。

如果从“A而B”或“A而不B”的角度去审视早期中国的“德”，可以发现，这种“德”更多体现为作用、能力和准则，可以具有伦理的内涵或者色彩，但并不一定是为伦理服务的，例如前述音乐、烹调的艺术乃至天地、美玉以及水的品格中都可以找到其影子。归根结底，“A而B”或“A而不B”作为“德”是对过程的动态把握，是对全局的综合掌握，是对正反两方有效价值的最大利用，总之，是一种对于“度”的高超把握，可以产生恰到好处的、不可思议的效果，因此超越学派，得到诸子百家的广泛赞赏。尤其是《老子》，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对这种“德”功用效能的论述，因此其意涵比所谓的中庸之道更为复杂，也和后世儒家意义上的伦理之德有很大区别。

这种早期中国特别流行的“德”，这种被诸子百家共同尊奉的“德”，比后世被儒家狭隘化的“德”更具有弹性和活力，更具有实践的意义和实用的价值，有助于帮助克服思维的僵化，有助于提升行动的效能，有助于发扬人的主体性，更值得在今天传承和发扬，并作为优秀传统文化最有生命力的智慧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