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藤（以下简称滕）罗老师，您好！近来的几次学术会议上，您不断地提到建构性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这应该是您在建构性政治概念基础上的一个新提法，我想就这个问题请您详细地谈谈。

罗骞（以下简称罗）好的，我也想找机会谈谈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还没有时间和精力系统地进行阐释。虽然近来在我的公众号，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我都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思路简要地阐释过，但显然还远远不够。

滕：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已有十余年时间，始终坚持将理论研究与现实关切紧密联系起来，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显然跟您过去的学术思想发展有关，也是理论结合现实的一个创造性提法。在具体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您学术研究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知道这个提法的来龙去脉。

罗：谈不上取得了什么丰硕的成果，只是有一些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而已。关于我个人学术发展道路，在《面对存在与超越实存》的序言和《告别思辨本体论》的后记中，我有过一些简单交代。本科毕业我就参加了工作，工作四年之后才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在进入研究生学习之前，我就明确了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理想。这里面当然与许多机缘有关，在这里我们不能细谈。我本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的，到了硕士阶段转向了西方哲学，博士阶段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近10年的努力，在初步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之后，近年来我又走向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对哲学存在论的一般性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辗转往复中，我的学术研究目标很明确。简单地说，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为基础，通过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对话，探索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可能性。我发表过的一些专著和论文，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滕：我们知道，您在2014年出版了《告别思辨本体论》、《面对存在与超越实存》与《走向建构性政治》三部著作。您自己说过，这些著作和相关**表了您学术发展第一阶段的思想状况，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阐释。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些著作取得了哪些思想上的进展？它们对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具有何种意义？

罗：说实话，多大的思想进展也谈不上，只是在学习和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那么一点自己的思考和理论的领悟并且系统地表达出来了而已。我在2014年集中出版了3本专著，如果算上200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在我学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阐释阶段依次完成了四个方面的任务，它们为我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相应的学术基础。

第一，从世界观基础上阐释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性质，肯定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这集中体现在《告别思辨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范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和一系列学术论文中。《告别思辨本体论》 以马克思批判性地超越了传统西方哲学的思辨本体论，开启了后形而上学思想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这一论断为基础，通过对实践、劳动、资本、历史等范畴的存在论阐释，揭示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后形而上学性质，以及相对于其他后形而上学思想具有的理论优势。这本书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一系列文章，目的在于划清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之间的界限，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其他后形而上学思想之间的界限，同时澄清不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通过这些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思想在新的视域中得到了阐释，并且成为建构新哲学存在论的基石。

第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范式。现代性批判实际上是我阐释马克思思想当代意义的第二步，但成果《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却出版在先。由于告别了思辨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社会-历史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现代性批判成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主题和基本任务。通过现代性批判视角重构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内在逻辑，以及与当代思想家的批判性对话，我廓清了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路线与观念论批判路线之间的基本差异，肯定了以资本为本质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是一种存在论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方向，因此我把这本书的再版改名为《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原书名变为副标题，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和核心范畴，立足于当代历史变迁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提出了建构性政治概念。在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我意识到马克思思想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进入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展开对现代和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批判性研究，出版了《走向建构性政治——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由于我的政治哲学研究以存在论为基础，并且以资本现代性批判为中介环节，因此与国内其他同仁的研究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我在第一哲学意义上提出了存在论政治概念，在当代政治理念的意义上提出了建构性政治概念。存在论政治概念和建构性政治概念的提出不仅意在从思想上重构政治理解的基本框架，更重要的是从政治哲学视角将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提升到概念层面，目的在于为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提供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新方向，并且为当代中国道路提供一种理念上的支持。

第四，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总体性和系统性。为了阐释马克思主义存在论研究、现代性批判和政治哲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我出版了《面对存在与超越实存——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这本书的副标题已经清楚表明了三个不同领域的研究都从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阐释这一根本任务。这本书立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得到重新理解的基本命题，以存在论概念为主线，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和系统性，较全面地呈现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解，同时也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继承和创新阐释，提出了一些新范畴、新命题和新思想。这些新范畴、新命题和新思想有的已经得到了充分阐释，有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重要的是，一个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域逐渐明晰了，我称之为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以此为基础，有了“能在论”思想的萌芽。“能在”这个概念在“面对存在与超越实存”这个书名中已经预示出来了。这些研究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可以说是现在提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基础。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概念要在这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阐释。

滕：您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概括而言，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步骤的系统阐释，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视野中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进行必要辩护。这种阐释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精神原则和时代意识。您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之精神，或者说，您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原则中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并且提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概念的？

罗：在我看来，哲学的使命在于切中时代的精神原则，并且积极地培育这种时代精神，而不是在时代后面亦步亦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光是思想趋向实现是不够的，现实本身也要趋向思想。现实规定思想的同时，思想也有权规定现实。洞穿现实并且超越现实的思想才可能成为指引现实的旗帜。在这种超越的意义上，才谈得上哲学之本质及其使命。哲学的本质任务是精神的教化，其使命在于培育时代意识，在观念层面塑造新的时代精神，并以之引领时代的发展。

我时常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原则是什么？今天，人们的时代意识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具备什么样的时代意识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实际上，后形而上学存在论这一概念只是对当今时代精神的一种哲学表达，它意味着绝对主义、本质主义、完美主义、抽象主义等等原则的瓦解和崩溃，意味着一种新的存在论意识。立足于这种后形而上学存在论视域，在《走向建构性政治》中我有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说，今天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不同于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我称之为建构性政治的兴起。人们不再以一种绝对主义、完美主义和决定论的眼光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政治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几年的思考让我意识到，建构性政治概念中谈到的建构性意识，其实不仅是在政治层面，而且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日益具有普遍意义，应该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精神特征就是建构性，所以，我将当今时代的特征概括为建构性精神的兴起和巩固。这也是我提出“能在”和“能在论”概念的时代背景，我试图用这个概念来反映当今时代原则和时代精神的这种变化。正是以这种对时代的理解和哲学阐释为基础，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需要有新的概念和理论范式，因此我才提出了建构性马克思主义。

滕：这样说来，您提出的建构性精神不仅对理解您提出的能在概念，而且对理解建构性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在论与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如何理解建构性的时代精神呢？或者说您讲的建构性精神包括了哪些方面呢？

罗：抽象一点说，建构性精神具有双向地扬弃对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存在论意义。在我看来，现实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可能性过程，因此是“实在”与“应在”在实践中相统一的“能在”，是建构性的存在状态和历史过程。“能在”概念体现了超越形而上学绝对主义、本质主义与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抽象对立的建构性意识。当然，这种对时代精神的勾勒只是概括和抽象，而且包含着我们自身的生存领会和预期。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这种建构性精神，或者说建构性精神包括了四种主要的存在论意识。

首先是可能性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就是说，属人的世界是由人在物性世界中建构的超越物性的存在领域。我们用社会概念指称这个存在领域，用历史概念指称这个领域的演进过程。这意味着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是在必然性中展开的超越必然性的可能过程，而不是一个决定论的封闭空间。今天，不论个体生命还是社会历史都不再被看成宿命论的必然过程或者唯意志论的偶然过程，而是在实践中展开的可能性过程。人总是在必然性的基础上去探索更加美好的可能生活。生存的本质上就是扬弃“实在”和“应在”，并作为二者统一的“能在”过程。在这种能在超越中，客观规律性与主体目的性一道构成生存实践的内在环节。以这样的可能性意识理解现实并且指引生存，抽象的绝对主义和与此构成对立的虚无主义就瓦解了，我们坦然地在可能性中向他者开放，并且向未来开放。

其次是创造性意识。在以实践为基础的可能性意识中，现实被理解为由人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创造过程。在当代，技术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改变世界的手段和力量，而是本质上成为现实世界赖以成形和展开的基本架构。我们生活于一个在自然中超自然的技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创造性生产成为基本的实践活动。当科学认识彻底否定了作为创造者的上帝之后，人自身变成了存在的创造者和生产者。人类通过技术生产和再生产自然与社会，乃至于生产和再生产人类本身，生命工程、人工智能已经走进了日常生活。人正在按照人的观念生产人本身。在这样的技术生产时代，创造性成为基本的时代意识。人们不再以静止的、稳定性的观念来看待世界和现实生活，不再以自在存在的概念理解世界，存在被理解为超越实存和超越现实的创造性过程。在创造性意识的主导下，诸如竞争、创新、发展、领跑、井喷、开启、展望、奋斗等等概念从宏观叙事到日常生活都成为关键词，主导了人们的基本实践活动，规定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不论如何，生存本身就是生产和被生产的过程，创造性已经成为当代人基本的自我规定了。

再次是有限性意识。在以实践为基础的可能性意识和创造性意识中，人将自己看成无限过程中的有限存在。人普遍地意识到不论个体还是人类的存在都是有限的，与人的有限存在相关的真理、权力、正义、制度、观念都是有限的。人意识到生存的有限并且以此种有限性观念指引生存实践。这就是当代的有限性意识。看到了自身存在的边界和限度，人们意识到生存的有限而且满足于这种有限，不再去追求抽象的永恒、无限和绝对，因此能够自强不息却又知足常乐，无为而无不为。在有限性意识中，信仰、理想、崇高等都还在，还是值得我们向往和追求，但它们不再高高在上，不再被看成永恒的绝对，而是在实践中展开的现实过程，因此获得了坚实的生活基础。由于不再将自身的知识、理性、权利、利益、目标等看成绝对，人变得理性，变得克制，能够包容互谅，和谐共处。有限性意识的成长是和谐世界和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如果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天下第一，国家不会和谐，世界也不可能安宁。有限性意味着谦逊和包容，意味着自强不息而又厚德载物。这样才能做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从容。个人如此，国家如此，整个人类也是如此。

最后是渐进性意识。有了超越外在必然性的可能性意识、超越自在存在的创造性意识和超越永恒绝对的有限性意识，渐进性意识成为当今时代的另一种基本意识。虽然需要不断地创造进取，努力奋斗，但没有一种绝对的必然性担保未来，也没有绝对完满的观念与状态需要达到，个体的生命和人类的存在都是相对有限的过程，我们急急忙忙要赶到哪里去呢？意识到自身相对性的时代精神具有了一种渐进性意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在生存的过程之中，而不是匆匆忙忙地达到一种外在于生命的绝对状态。历史和人生一样，是渐进的常态过程，风景和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偶然的飞跃和突变只是非常态。有了这种辩证的历史观念和渐进性意识，人才能充实而自在，默默耕耘，点滴积累，具备“功不必在我”的气魄和肚量。渐进性意识既意味着告别偏执和狂妄，又主张以积极进取的姿态面对生活，创造未来。以这种渐进性意识来领会存在和指引生存，这是人类理性成熟的标志之一。

这几种基本的存在论意识就是我说的建构性精神。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的概括，或者使用其他的概念，但基本特征是不会变化的。在这种建构性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等等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正是以这样一种新的精神重读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当今时代的意义，重新构想马克思主义参与社会历史构成的基本方式，我提出了建构性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概念。我希望这一概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能够揭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也能够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某种导向性的意义。

滕：2018年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纪念，是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和实践标准讨论40周年。您是不是认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能够揭示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因此能够代表当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

罗：大体可以这样说吧。2018年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关于马克思的，关于中国自身的。在隆重的纪念或舆论的“喧嚣”中，我们需要认真地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并且可能发展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理解和把握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且又在何种意义上与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不一样？如果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不只是意味着单纯的时间叙事，还要能够揭示出形态学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话，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如何来命名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在这样一些追问中，已经意味着差异与同一、发展与坚持和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了。正是出于这种思考和追问，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我正式提出了建构性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概念，并将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巩固理解为当代中国道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贡献。前面我已经说过，从我学术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概念的提出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在我看来，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有望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形态，并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引。实际上，如果这种预期能够成为现实的话，像20世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建构性马克思主义将对人类未来历史产生根本的影响。

滕：据我所知，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十分新颖的提法，但的确像您刚才说法的那样，这个概念蕴含的思想在您以前出版的著作中已经有所触及了。我们知道，这是就您自己的学术思想发展而言的。刚才您也说过，时代精神原则的变化是您提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一种思想和理论的提出是不能从观念内部去找原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您如何看待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基础呢？或者说您如看待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实践背景？

罗：当然是这样。经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环节，我们不会再将时代的精神原则看成是观念自我演变的结果。我们谈到的建构性精神不过是现实实践在思想中的体现。这种体现并不只是反映和描述，我前面说过，还包括了领会和期待等等。要理解建构性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我们当然要从实践语境的变迁说起，不能说这个提法仅是因为时代精神原则发生了变化。真正说来，社会历史存在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才是思想变迁的真正基础。当然，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现实、历史与当下之间从来不是抽象的二元关系，它们始终是相互贯穿和相互规定地构成存在的现实。产生于实践的思想在指引实践的同时，本身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今天要谈论马克思，已经离不开当代中国的实践语境。同样的，我们要谈论当代中国道路，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视野。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基本关系，核心和要害就在于揭示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同一与差异、连续与跳跃之间把握并且命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如何以概念的方式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道路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如何命名这一当今时代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现实。在这样的层面上，我将这一现实指认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并日益巩固。从2008年发表文章提出建构性政治概念开始，到2014年出版《走向建构性政治》一书，我的想法在慢慢变化。直到近来，我才以建构性政治概念为基础，用建构性概念来指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在我看来，如果建构性马克思主义能够成功展开的话，它将成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真正续写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下篇，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精神原则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中国国内，而且体现在世界历史的范围之内。

滕：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词汇，您也发表过《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概念》这样的长篇论文。您说过，革命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拱心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是革命政治。那么，该如何理解建构性马克思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处于何种位置呢？

罗：的确，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和中国化过程，就是建构性特征兴起并日益巩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建构性特征的凸显，不仅是当代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要求，而且也是当代思想原则变迁的根本体现。中国道路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根本命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和平发展时代的基本架构和基本原则逐渐成形。不论在实践还是思想的层面，都体现了建构性的时代精神和时代原则，而不只是术语和名词的变化。

这种建构性特征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有革命的理论形态，而且能够发展出建构性的理论形态，革命理论和革命主体性精神可以转化为社会建设中的强大力量。我们知道，任何革命和革命理论一定会面临着“革命第二天”的问题。革命建立的政权如何以渐进性的方式实现革命的宗旨和目标是问题的关键。因为革命从来不是目的本身，就像解构永远指向的是建构，甚至本身就意味着建构一样。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巩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质上能够成为建设发展的内在精神指引。在这个意义上，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展开的必然结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有成熟的革命形态作为上篇的话，那么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下篇，当代中国正在以磅礴气势谱写这部摄人心魄的理论篇章。当代中国建设实践将马克思主义提升和推进到建构性形态，而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将中国的建设实践规定在能动的改变现实和创造历史这一超越性的历史方向上。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道路和当代生活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肖像在这个过程中日渐形成，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滕：您近期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的论文，其中就讨论了相关的论题。或者说，您是以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来阐释这个命题，因此展现了一种颇具理论深度和实践关怀的特殊气象，使得对现实政治命题的阐释获得了创新性的思想基础。

罗：说实话，我很少写阐释现实政治命题的学术文章。这倒不是说我的学术思想与现实政治之间有多大的差异或者隔膜，其实恰恰相反。只是我对政治的理解都蕴含在学术的范畴和话语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我认为与我提的建构性概念十分契合，因此才有了这篇阐释文章。这篇文章是在坚持与发展的框架中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命题。文章通过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意在指明，这一命题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从革命形态向建构性形态的转变，反映了当今历史条件和精神原则变迁的根本要求，因此我将这一命题看成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是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体现。当然，发表出来的时候，接受评审专家和编辑的建议，变成了重要命题。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在揭示资本主义局限性的基础上，探索人类未来发展的理论。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实践上推翻资本主义，从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革命的理论形象问世的。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历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革命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完善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甚至革命的战争策略。相对而言，关于社会建设理论则不完善、不发达、不成熟，大多还是一些原则性的设想。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革命家。但是，胜利了的革命必然要面对革命第二天的问题，面临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问题。毋庸置疑的是，由革命而来的执政者应该怎样保持为一种先进的、解放的力量，如何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型态，换言之，在社会建设实践中，如何能够不忘初心，将革命精神转化成为建设实践中的能动力量，提出成熟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理论，渐进地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会面临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时四十周年。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逐渐形成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并以这种理论指引现实实践，取得了伟大成就。我将这一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过程称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在这个意义上，建构性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向世界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能够继承和发扬革命的主体性精神，建设一个新世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革命理论、只是一种暴力理论的看法，因此将失去根据；同样，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建设理论对立起来的二元论也将失去根据。在这个根本的意义上，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巩固，是当代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贡献，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基本贡献。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革命的理论，而且能够发展出一种和平时期的建设理论，以建构性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体现了这种建构性的特征和要求。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巩固，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影响和可能意义，是无论如何期待都不会过高的。

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比如借用康德、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去解读马克思，进而形成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我们能否以体系化观点来理解建构性马克思主义，将它看成是某种学派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呢？

罗：我之所以使用“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并日益得到巩固”这个说法，想表达的是实践中展开的可能性意识，我们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这样一种构成性的历史意识。也就是说，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本身需要我们去建构，它是一个已经展开并有待进一步展开的过程，是思想与现实相互规定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你提到的这些基本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不是用某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后形成的某种学派，本质上说它不是什么学派，不是什么统一的思潮，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下篇，是以革命形态为出发点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过程的自我展开，是马克思主义自我展开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概念是在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建设实践语境中，对中国化和当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理论特征和理论意义的一种理解和领会。这种领会，不仅是对已然状况的描述，而且是对应然状态的预期。

滕：这就是说，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用来指称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本身还在不断的发展，而不是一个完成了的过程或状态。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规定和特征也还需要进一步地阐释说明。那么，您能否在这里先行阐释一下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呢？

罗：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就会回到我们前面说过的内容，就是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阐释。确实，在理论层面，建构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原则性提法还有待在各个方面系统展开，但它的哲学思想基础却是十分确定的，这就是重新得到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不是狭义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由于批判和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历史性成为了基本的存在论范畴，而历史成为了基本的存在范畴。马克思主义将人类实践中展开的社会-历史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并且以一种历史的眼观看待事物和关于事物的认识。因此，抽象的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被彻底地瓦解了，实践性、历史性、社会性等等获得了基本的世界观意义。在同样反对形而上学的存在主义、分析哲学和文化价值哲学构成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格局中，与存在主义的“个人”、分析哲学的“语言”和文化价值哲学中的“精神”相比较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范畴具有显著的存在论内涵和独到优势。

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历史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存在范畴，是以辩证的总体性思维方式揭示人类存在总体的总体性范畴。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概念，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从纵向的时间上对人类存在总体的抽象。人类的生存实践在物性世界中展开了超越物性世界的存在领域和存在过程，这就是社会历史。社会是从横向的空间上揭示人类存在总体的总体性范畴，它侧重的是人类存在的静态构成结构和构成要素。历史是从纵向上揭示人类存在总体的总体性范畴，它侧重的是人类存在的动态演历过程和演历形态。社会形态的演历就是历史，历史的横断面就是社会，社会-历史就是人类实践中展开的现实世界。所以，离开了对人的生存实践及其内在机制的把握就无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以实践概念为基础探索人类如何存在和如何去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社会-历史存在论。

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视域，马克思主义将历史看成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先验精神或自在过程的自我展开，它根本上否定任何一种理性狡计或神秘力量对历史的支配。历史就是人类在改变环境的同时自我改变的存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根源于生存实践的理论、意志、信仰都成为领会现实同时参与现实的构成要素。因此，社会-历史就是一个或快或慢的建构性过程。机械决定论的历史概念、唯意志论的历史概念以及完美主义的历史终结论都结束了。像我们前面谈到过的那样，在新的历史观中，可能性意识、创造性意识、有限性意识和渐进性意识就具有了基本的地位，我称之为后形而上学视域中的建构性精神，它们构成了当下我们理解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基本观念。在这样一些时代意识的基础上，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二十世纪发展者的核心叙事是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夺取政权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不是革命或者告别革命的问题，而是如何将革命精神转化为社会建设中的主体性力量，是如何依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改革和建设的方式实现革命的初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问题。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体现出了新的实践动向和理论动向，一方面固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更需要结合时代和民族国家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性阐释提供的后形而上学存在论将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奠定世界观历史观的基础。

滕：最后，给我们谈谈在建构性马克思主义阐释方面，您未来的计划吧，关注些什么问题，准备做什么？

罗：未来几年，就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来讲，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等形式更加全面、准确地阐释“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其中涉及到这一概念的思想基础、现实条件、理论意义、实践指向，以及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形态或者流派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写一本专著。另一方面是在更加基础的理论层面反映和表达这样一种建构性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对我提出的能在论的进一步阐释。这方面近期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超越与自由——能在论的社会历史现象学》一书。能在论的阐释实际上是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进行存在论层面的奠基，当然也具有更加一般的存在论意义。说实在的，想法很多，有多少能够落到实处，又有多少能够被认真地倾听，我们是无法提前预支和保证了的。但我愿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去筹划和迎接临近而又尚未的可能。

滕：是的 ，就像我们今天的访谈一样，也不过是去展开一种倾听的可能性而已。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