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的历程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佛教与中国固有传统既有冲突，也有融合，更有创造性改造，其中很多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吸取。时至今日，支持我国佛教的中国化方向始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在佛教工作领域的重要体现，而人间佛教则是近代以来推进我国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抓手。

一、最初作为异质文化的佛教教义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作为异质文化的佛教教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固有传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后产生等种种文化冲击，以往学者在婚姻家庭、外貌礼议等方面进行了较多的阐述，本文主要集中在教义方面进行探讨，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1、轮回观念

佛教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基于模拟血缘宗法关系的王朝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轮回”观念是佛教带来的重要观念，即强调人有生必有死，死后将根据生前身（行为）口（语言）意（思想）三业的善恶好坏而转化为其它更为高级或低级的生命形态，如此不断流转轮回，以不断向上升或下沉两个相反方向转生。佛教的这种上下波动、循环往复的轮回观念，直接打破了中国人固有的血缘家族线性的血脉谱系。例如佛教原本的“七世父母”观念，并不能等同于中国固有的天子“七庙”的祖先追溯，绝非父、祖父、曾祖父这样的七代祖先；而是在轮回转世中作为不同生命形态的个人的父母，这七对父母之间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样就对中国传统的祭祀祖先的统序带来严重的冲击。[1]

2、自作自受

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便于中国信徒接受因果报应思想，很多中国僧侣常用中国传统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传·文言传·坤文言》）加以比附，但实际上两者是有本质性区别的。中国传统的承负思想是以家族为本位的，自己可以接受祖先所做善恶业的报应，而自己做的善恶业也可以报应在子孙后代身上。而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强调的是“自作自受”，这就在客观上有助于打破中国固有家族宗法，彰显出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

僧尼出家制度本身就为中国人突破固有家族束缚提供了一条可行性的出路。在南北朝大量兴起的“义邑”、“义社”，是以“义”（做功德好事）的名义将人口重新组织起来的方式，即为了建造佛像、石窟等佛教功德目的，把来自不同家族的人组织到一个新的佛教社团之中。这种新的社团组织模式也为其他宗教、民间信仰，乃至非宗教组织提供了示范，为中国人突破传统地缘、血缘宗法束缚，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当然，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一方面可以被中国传统社会所吸收，比如以尼寺安置前朝嫔妃宫女等，但更多的是对传统社会组织形态及其意识形态基础带来冲击。

既然佛教会给中国固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很大的冲击，佛教为什么还能传入中国，甚至一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呢？

二、能够刺激中国传统思想转型并作为有益补充的佛教

汉末以来以“天”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开始“礼崩乐坏”，简单地将“天”视为“无”又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佛教“空”的思想就称为“无”的有益补充。

商周以来，中国传统宗法制度逐渐建立起以“帝”、“天”为至上神的统治秩序。虽然先秦道家在“敬天”的世界观之外试图构建出一种“崇道”的世界观，即以无神格的、规律性的“道”来取代神格化的“天”，但主要限于在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中流行，一般社会仍然是在“敬天”的等级秩序之下。

东汉末年，随着汉王朝的衰落，“敬天”的世界观也开始崩溃，代之而起的魏晋玄学试图用“无”来取代“天”。魏晋玄学以“有无本末”、“名教自然”为主题，两者是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是无是本，名教是有是末。但简单地用“无”来否定“天”，不仅在理论上有困难，在现实中更是行不通。而恰在此时佛教般若“空”的思想传入中国，从印度“中观”哲学思维模式出发，逐渐性了一套中国大乘佛教“真空妙有”的学说，因而深度参与了汉末魏晋以来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辩论，佛教由此正式进入中国思想的大舞台。

自汤用彤先生以来，前辈学者多从佛教依附神仙方术等角度来理解佛教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这种思路本身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秦汉之后方术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式微，仅从依附方术的角度很难解释佛教能够中国思想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特别是更难以解释为何佛教般若学能在东晋勃兴。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理解佛教能够对中国主流思想界产生深渊影响的原因。

三、佛教教义中国化在古代的日臻完善

佛教的“空”在对礼教的“天”进行扬弃之后，将“空”落实在个人的“心”上，南宗禅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佛教的中国化，并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转向、新儒学（宋明理学）的诞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佛教六道轮回中的“天”是天神之意，而且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更为重要的是佛教的“天”不具有任何终极实在意义。魏晋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试图用“无”的概念来超越神格化的“天”。佛教的空观是对中国传统血缘宗法秩序的一种否定，但不可能只破不立。中国化的佛教最终在唐代创立了南宗禅，将魏晋玄学否定“天”的“无”扬弃为“空”并最终安放在个人的“心”上。

又问：“请和尚安心。”师曰：“将心来，与汝安心。”进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觅得岂是汝心？与汝安心竟！”达摩语惠可曰：“为汝安心竟，汝今见不？”惠可言下大悟。[2]

南宗禅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既保持了佛教固有的以个体修行和觉悟为本位的立场，同时避免了直接否定中国固有的“敬天”的等级宗法秩序，使中国古代佛教在教义与修持上的中国化日臻完善，并启发后世儒家建立道德形而上学，促进了宋明理学的诞生。

四、明清佛教僧侣组织制度中国化的成熟

佛教在中国最终没有取得主导地位，北魏开始中国佛教就已经流行“当今国主即是如来”的说法；[3]在唐代最终解决了拜俗的问题，僧人必须拜父母，也必须拜君主。印度佛教轮回观念框架下的“七世父母”，也被中国化为历代列祖列宗。甚至在唐代禅宗兴起后，僧人的师徒传承谱系得到空前的重视，类似宗族谱牒的禅宗灯录大量涌现；明代开始在僧道中广泛流行派字谱，佛教僧侣的宗派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世俗社会的宗族。僧尼出家后，离开了世俗的家族，但通过复杂的剃度、受戒、传法等师徒关系，又进入了模拟血缘的法缘宗族之中，[4]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佛教僧尼在组织制度方面的中国化。

五、人间佛教是近代以来推进我国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抓手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为佛教中国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要尽快摆脱中国愚昧落后的局面，努力建立起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近代兴起的“人间佛教”思潮，改变了传统佛教为死人服务、注重鬼神的面貌，将佛教由侧重出世变为侧重入世。

印度佛教原本就有“共业”的观念，但主要针对植物；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共业”观念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人人努力参与社会改造与建设，共创人间净土，类似近代基督教出现的社会福音理论。因此，中国化的佛教不仅是讲求自作自受的佛教，也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有利于近代中国尽快结束“一盘散沙”的局面，走上富强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当代，支持我国佛教的中国化方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在佛教工作领域的重要体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就是要引导和支持佛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增进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五个认同”为目标，在保持佛教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的前提下，促进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逐步形成中国特色，成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佛教。佛教内部有着众多的法门，而其中的世间法是中国佛教界公认的世人易学而能够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因而也是最易于实现中国化、实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如赵朴初居士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世间法的存在，已有前人将中国佛教“名之为人间佛教”。[5]将人间佛教视为当代中国佛教、当代中国化佛教的典型代表，作为推进我国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抓手，是恰如其分的。

[1] 参见张雪松：《祖与国：中国宗教中的血缘祖先崇拜演变与国家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03年第9期，第20-34页。

[2] ［南唐］释静、［南唐］释筠编撰，孙昌武等点校：《祖堂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8页。

[3] 参见张雪松：《站在隋唐帝国入口处的中国佛教：“国主即是当今如来”对中古皇权观念影响探析》，《中国佛学》2014年第2期，第39-66页。

[4] 参见张雪松：《佛教“法缘宗族”研究：中国宗教组织模式探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 参见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载《赵朴初文集》上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672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