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信仰实际上就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仰，它具有不同于宗教与道德信仰、实用信仰的特性表现为：文化性与历史性，社会性与民族性，主体性与能动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执政党政治治理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也是全民族政治信仰和民族文化信仰的高度、完美结合。传统文化信仰是民族凝聚力的文化根基和纽带。只有人民有信仰，国家才会有力量，民族才会有希望。

关键词：传统信仰；民族凝聚力；文化根基；两个结合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百年来对民族传统文化地位和价值的最高肯定论述。我们过去曾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作我们的信仰，今天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之并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文化也成为了我们的信仰，即“传统信仰”。这两个结合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特性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肯定，把它视作我们民族的根与魂，两个结合将是我们长期进行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和党的指导思想，只有将两个结合从党的文化建设根本指导思想变成民众的真诚信仰，才能够充分调动并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使传统的信仰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根基和纽带，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指引和精神动力。那么，什么是信仰与传统信仰？传统信仰有什么特点？传统信仰何以能够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根基和纽带？以上便是本文欲加以探讨的问题。

一、信仰与传统信仰

信仰，是指对某种事物、精神、宗教或某人的信服和尊崇，将其视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榜样和习惯。它与信念具有某种相似性，是一定群体对一定事物与价值的深透认知、情感亲近与意志趋向的统一，并由知情意的笃信和仰望导向必然的行动。信仰不同于迷信，迷信起于愚味，而信仰基于理性，因此，真正的信仰是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形成的精察细密的深透认识，从而构成某种信仰的坚实理性认知基础。虽然如此，但信仰的养成主要是基于人们具体的生活、行为、经验和阅历，较少出于抽象的理智推论。正因为它基于人们的经验和日常生活，故而人们对之亲近、欢喜，才能形成自己的价值认同并上升为信仰。有了认知上的深透清晰，又有情感上的亲近喜欢，必然导向意志上的笃定坚持，从而使主体努力自觉地将此信仰付诸于实践。可以说，信仰是行动的动力，信仰使个人行为持久、态度真诚、意志坚定；使群体更有组织力、向心力、凝聚力而变得愈发强大。

从狭义上看，人们往往把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特别是在西方世界大多是这样理解的。但信仰与宗教并非一回事，宗教是出于对彼岸世界和神秘力量的崇拜而产生的一系列认知与行为仪式体系；而信仰则更多地指涉对某些事物或某种价值的推崇、敬畏。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宗教化的社会，但的确是一个信仰的社会，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信仰头上之天、古圣先贤、列祖列宗……从更本质的视角来说，这些都是对人的信仰，中国人相信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用善来化解恶、用拼搏来改变自身的命运。

关于信仰的分类，贺麟先生在“信仰与生活”一文中把信仰大致分为宗教与道德信仰、传统信仰、实用信仰（以政治信仰为最）三大类。他认为：“道德的信仰为对于人生和人性的信仰，相信人生之有意义，相信人性之善；对于良心或道德律的信仰，相信道德律的效准、权威和尊严。又如相信德福终可合一，相信善人终可战胜恶人，相信公理必能战胜强权等，均属道德信仰。……所谓宗教信仰是指对于天、天理、天道、天意、天命的信仰而言。”[②]他认为道德信仰与宗教信仰是相联系的，因为道德是宗教的核心，离开道德而言宗教，则宗教会变成邪魔歪道。贺麟先生认为“实用的信仰是为生活的方便，行为的必须，事业的成功而权且建立的信仰。……日常生活、实业、政治、军事上种种信仰，大都属于此类。”[③]

关于传统信仰，他认为：“传统的信仰也就是一种社会的信仰，对于社会的权威和礼教、民族文化的信仰均属之。”“其功用在于使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使社会各分子间有一精神的联系。传统信仰是维系一社会或一民族的统一性与持续性的要素。也是构成校风、国风、社会的风俗、民族的性格的要素。所以每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信仰破产之日，即是那个民族或国家衰乱之日。”[④]贺麟先生关于传统信仰的看法非常到位，对于传统信仰的性质、内容与作用等问题都给予了准确论述，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传统信仰的性质与内容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信仰、文化信仰；它的社会作用在于使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它是社会成员间联系的精神纽带，是一定社会、民族统一与持续的精神基础。

那种从西方狭义宗教信仰的角度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的看法是矮化、丑化中国人的不正确观点。法国汉学家葛兰言指出，“鲜有人言中国是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所遵守的这些风俗习惯，都是基于传统精神和纲常礼法；这是一种由整体的忠诚意识所构成的国家宗教。”“这一宗教精神的根本之处是一种近乎高贵优雅、精微玄妙，激励着每一个人，换句话说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信不移。”“对于更有文化的人来讲，宗教情感是通过继承民族传统的个人内在修养而显露出来的。”[⑤]显然，中国人的信仰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一种传统信仰，即文化信仰和道德信仰。信仰是人类最强大的一根精神支柱，我们之所以需要信仰，是因为它是人类心灵寄托和社会正常运转之所需。信仰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撑，信仰是人类群体稳定存在并发展进步的基石之一，凡是强盛过的文明，必有自己的信仰。作为一个广阔区域内的核心文明，中华文明必有自己的信仰。传承了5000年的中华民族怎么可能没有信仰呢？中华民族的信仰是人类信仰结构中最先觉悟、最具人文精神的一种信仰类型，我们从初创时期就是尊礼（文明与文化）并敬鬼神而远之的，没有过多对神秘力量的祈求，而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的信仰是自强不息，自我拯救，自我超越的。中华文明通过礼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文质彬彬，以礼化人，使人能够同他人乃至外部环境建立一种和谐、美好的关系，充分体现着人文主义精神和理性精神。

从整体上来说，中国人的信仰，是以汉族为中心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信仰，是以儒、释、道及其他学派思想融合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想体系。从历史上看，最典型、最能体现民间老百姓传统信仰的，还是所谓的“天地君亲师”信仰。至今在我国民间，还有很多在家中正堂供奉此五者牌位或中堂牌匾的习俗。这种民间信仰最早源于荀子的“三本”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

有学者提出，可以对这五者做出现代化解释，以实现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比如，以人民为天，以党为地，将“君”代之以国家和宪法，自然“亲”是指祖先和亲长，师是师道，这不用变，可以直接继承，这些观点都是可以借鉴的。

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信仰的内容究竟包含什么内容？这种探讨和概括可以说是仁智互见，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主要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具有高度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的文化信仰。支撑中华民族的实际上是传统文化，文化就是我们的信仰。文化信仰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每一个炎黄子孙，若是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信仰，便同时丧失了精神灵魂。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永远找不到精神的家园和灵魂的归宿。深蕴于传统信仰中的家国天下情怀，凝聚和养育了我们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每个国家要保持其长治久安；每个民族要保证历史和文明的延续，必须要有传统信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其实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文化共识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恰恰就是强化这种共识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均以文化自信、历史自信为基础，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主题，并以此成为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时代文化建设需要我们不断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识体的意识，也就意味着需要用传统信仰来凝聚、引领文化共识。

二、传统信仰的特点

为了更好地传承、坚守并践行传统信仰或者民族文化信仰，首先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传统信仰的特点。其要点如下：

第一，文化性与历史性。

传统信仰，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一定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在一定意义上，传统信仰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化信仰。人们对这种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特定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内容，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行为规范，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去笃信、敬仰、遵从，就是传统信仰。因此，传统信仰的首要特点在于其文化性。各个民族皆有其不同的发展历史和民族特性，也就有不同的传统信仰或者民族文化信仰，它们在具体内容上可能呈现出不同，但对本民族文化中最核心和最基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信仰、坚守与实践，则是共同的。

文化是一定民族和国家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积累、延续、发展而成的，因此，文化传承的过程也一定是具有历史性的。所谓传统就是活在今天的过去，它是过去的历史文化遗产，但它又是在当下有生命力的“活的”历史遗产。传统延续至今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它还有合理性和为今人所传承发展的必要性，否则，一个僵死的传统早就会被历史所抛弃。因此，增强文化自信就必然包含着历史自信，况且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不曾断裂的文明，我们也有充足理由增强文化和历史自信，不能轻易否定我们的文明和历史。清朝学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开篇扉页上，就明确提出“温情与敬意”是一国国民对待本国历史的基本态度：“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所谓“温情与敬意”不正是传统信仰的情意内含吗？亦即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一种尊重与热爱，这恰恰就是传统信仰在主体情感上的本质体现。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都应抱持这种温情与敬意的信仰，而不能数典忘祖，谩骂和背弃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

第二，社会性与民族性。

社会性是指传统信仰的主体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的，换言之，一定民族与国家的全体人民和成员都是这种传统信仰的创造者、持有者和信仰者。宗教信仰的主体当然是某些特定宗教的教徒，除了一些有全民单一宗教信仰的民族和国家例外。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来说，则鲜有宗教传统。因此，持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总人口中，毕竟还是少数。道德信仰的主体是某些具有坚定道德认知和操守的人，从理论上来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定的道德信仰，但由于人们的修养层次、境界不同，事实上也并非每个人都有道德信仰，而且，道德信仰往往体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性。政治信仰自然是一些愿意从事并实际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才有，虽然从政治治理的角度看，统治者都希望其成员和国人具有与自己高度统一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觉悟，但这毕竟是应然的期许，而非实然的存在。现实中仍然有很多人有意或无意地疏离政治生活，显得较为缺乏政治信仰。但传统信仰作为一种文化信仰，是每一个人或多或少会自然具备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浸润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才得以成长，因此耳濡目染，春风化雨，会无形中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进而产生对这一文化传统的亲近与热爱，继而形成自己的传统信仰，使自己成为传统信仰的主体从而笃信与实践该信仰。当然，这并不排除一部分人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采取排斥态度的可能，但这毕竟是少数人，大部分人毕竟无法割裂其文化母体的滋养。因此可以说，传统信仰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传统信仰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这种社会性必然表现为一定的民族性。什么是民族？斯大林曾有一个经典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⑥]社会必然具体体现为一定的共同体，而民族是人类共同体的重要形式之一，从斯大林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民族有四个基本要素，前三个要素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显然是民族表现于外的特点，而决定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其最根本的内在要素就是：“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种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就是该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塑造人格，这种民族文化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必然使本民族成员形成共同心理素质，这种共同心理素质的核心内容就是传统信仰，即对本民族文化的真诚信仰和自觉服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凡我族类，必同此心，而这种同心同德恰是传统信仰或者民族文化信仰，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该民族不同于它民族之所在。因此，传统信仰是具有深厚的民族性的。

第三，主体性与能动性。

信仰是人的信仰，因此，只要是信仰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但传统信仰在这一点表现的更加突出。宗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政治信仰则更是为一定政治目的、政治纪律所限，比如，一定政党党员必须宣誓忠于该政党的政治信仰，这是一种组织的外在约束和党员的应尽义务。而传统信仰是一种文化信仰，而其主体是同样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受到这种文化无形中浸润与化育的、大都是从无意间自然习得的。对这些人来说，群体的期待与主体的需要高度契合，人们并没有感到这种信仰是由社会强加而来，而是文化所赋予我，我也亲近、热爱、认同且愿意践行它，因此，它具有更大的主体性。

传统信仰既然是一种文化信仰，而狭义的文化是指观念或者思想意识。这种观念的能动性和力量是很大的，否认这种观念的力量，只承认物质的力量、金钱的力量和武力的力量， 是文化的堕落，社会将趋于无理性的野蛮粗俗化。然而，系统的理论、核心的思想、一以贯之且坚定不移地，由不知不觉中习染熏陶而得来的观念即信仰，就好像日月光辉一样，随时随地照耀着、指导着人生和行为，使人的生活更加有意义、有目标、有指针。由于传统信仰依从于主体的内在需要，使它具有更加强烈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一个有传统信仰或者民族文化信仰的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是发自内心地喜欢、热爱，这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影响着他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作为该民族成员和传统信仰的主体，他既享受了这种文化的恩惠与培育，便必然在认同、热爱的基础上产生对这种文化传统的行动、报效意识。爱乡土、爱文化，是对于其文化母体之感恩与孝道的体现，也是一位传统文化信仰者的高贵品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个有传统信仰的人，必然将传承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看作是自己的使命。因此，从信仰主体的角度而言，传统信仰或者民族文化信仰具有高度的能动性。

三、传统信仰是民族凝聚力的文化根基和纽带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共同的文化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就是这个民族的精气神和特色所在，因此，一定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传统信仰或者民族文化信仰，那么，这个民族就失去了自己的根本与灵魂。正如前引贺麟先生所说：“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信仰破产之日，即是那个民族或国家衰乱之日。”[⑦]在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接近的历史时刻，适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很有历史洞见性的，更是我们党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伟大创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树起了文化灯塔，指明了正确航向。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元”是指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非单一民族国家，“一体”是指我们是以一种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为核心凝聚而成的文明共同体，正是共同的文化信仰、价值认同把我们各民族兄弟紧密团结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如此，在现代同样如此。正如葛兰言在其《中国人的信仰》一书中所说：“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中国，是诸侯国分裂割据的时代，那时的中国并非是因为有相似的政治关系而被称为中国，而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文化才被称为中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从封建王朝开始，鲁国的风俗文化被奉为规范；到了封建大一统的时代，它们终于被尊为不可动摇的准则。”“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虽生活在封建时期，但因其思想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宗教信仰体系具有长远意义，……儒家思想又被称为儒教，也有人称其为中华民族的宗教，甚至‘国教’。它被称为‘国教’是因其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⑧]葛兰言的这段话很好的揭示了中华民族主要是一种文明共同体，是以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从学派的角度看，儒家文化是我们主要的文化信仰，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厚、持久的影响。

中华民族自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在汉朝之前，中原地区的民族主要称呼自己为“华夏族”。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尚书》：“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尚书·周书·武成》），这里的“华夏”指的是中原的民族，“蛮貊”指的是周边的异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中原的华夏民族还是周边的蛮夷族群，都要效忠于周天子。由此可见，早在周朝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华夷之辩”，以及特定的“华夏族”的文化认同。传说中，中原民族的祖先是黄帝和炎帝，他们率领各自的部落联合抵抗蚩尤。涿鹿之战，黄帝、炎帝联军大败蚩尤，自此中原民族开始融合并团结起来，但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夏”。直到黄帝的孙子“启”建立夏朝，才开始出现了“夏”。当时，夏也可分为“夏”与“诸夏”，即夏政权与周边政权。这些民族都有着相同的文化和血统，夏朝之后又出现了商朝和周朝，但都以夏、商、周三族为主体，蛮、戎、狄等部分民族为支体，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于是，“华夏族”与“夷族”、“苗族”等划分也逐渐出现。总的来说，夏朝之前我国称之为“华”，夏朝之后开始有“夏”，随着时间的推移，称呼“华夏”逐渐成为主流。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分裂为许多诸侯国，如齐国、宋国、秦国等，他们都以自身国家为单位进行称呼，如齐人、宋人、秦人等。然而，这些称呼都只是国别上的划分，没有超越国家的意义，本质上仍属于“华夏”。汉朝建立后，汉朝的强大和外交使得“汉”深入人心。同时为了与北方的匈奴区分开来，外国人开始称呼汉朝为“汉朝”、汉朝人为“汉人”，从此这个称呼开始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汉人”的族群身份认同，许倬云先生曾经这样说到：“中国人绝大多数的族群都认同自己是汉人，汉人的名称从汉朝而来，因此汉朝的意义便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将各种不同来源、背景的中国人融铸成一个大家共有的身份认同。为什么别的朝代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还一直自称自己为汉人？这个缘故在于，汉人不是一个族群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化群的意义。在这个定义上，汉人和欧洲族群的概念是相当不一样的，例如犹太人、日耳曼人、拉丁人，都是以族群、种族、血统来界定，可是汉朝却是以文化来定义，才能够一直维持到今天。”“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三个层面兼括并至、无所不包的大系统才使得汉朝文化能够兼容并蓄，各地不同的人群也愿意留在这个大系统中，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汉人自居。汉朝基本的精神是宽容、宏大而不自限，是开阔的心胸。汉代对匈奴不喜欢用武力，而更愿以和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南匈奴逐渐由斗争而转变成和平相处；张骞通西域，以经济为主要联络方式而打通了丝绸之路；南越基于经济上的因素，也认为抵抗不如和解。……由于没有边界，中国人天下国家的意识是在汉朝形成，天下国家的内涵是文化，支撑的是经济的交流，加上另一个支柱是文化上的统一，此为汉之为汉的重要原因。”[⑨]

在现代，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是梁启超先生（1901），之后，还有杨度先生，当时都强调了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统一体。1907年，立宪派代表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曾多次自觉地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他不仅清楚地说明了“中华”这一词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还在梁启超“中华民族”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融合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做了更加透彻的解释与阐述：“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此外，孙中山先生对推动以“民族平等融合”为核心理念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庄严宣告：“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39 年12月毛泽东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被认为是对“中华民族”最全面和权威的论述，其中《中华民族》一节从领土、人口、历史三个方面来阐释中华民族，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一体之下多元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观念最终确立。

文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使我们保持了民族的凝聚力和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关于这一点，习近平同志在《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中论及中华文明的五大特点时有非常好的论述：“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⑩]这也许就是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坚持两个结合的原因！因为只有对民族文化传统抱持坚定的自信与信仰，才能够保持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与凝聚力，共同的文化信仰成为了民族凝聚的粘合剂。正是因为这种坚定的文化信仰，中华文明才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屹立至今，成为在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断裂的文明形态。传统信仰就是信仰传统，这就启示我们要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看问题，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报以温情与敬意，增强历史与文化自信。相应的，对这种文化的自信也决定了我们在面向未来时，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不可人云亦云。也正因此，“两个结合”才会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既是执政党政治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也是在全民族政治信仰和民族文化信仰的高度、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政治信仰，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信仰，前者是方向引领，后者是文化根基，只有两者完美结合，才能熔铸民族凝聚力，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航向奋勇前进。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国家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⑪]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使命和事业，这就需要中华各民族同心、同向、同目标、同繁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心齐则中华兴。连自媒体上都有民众高度认同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论断：“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这是国家价值引领变成老百姓的信念或者信仰的典型体现。

要实现这种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引领下，坚持传统信仰即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把“两个结合”不仅看作是执政党的最高政治理念，而且要变成人民群众自觉的政治与文化信仰。张政先生正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中国百姓独特的政治理想、伦理观念、文化心理、情感趣味、价值理念、审美取向。从这个意义上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相结合，就是同民众选择和意愿相结合。”[⑬]这种同民众选择和意愿相结合的思想就是把执政党对人民的“你要”的期待变成“我要”的人民群众的主动选择和主观愿望，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文化的主体性、主动性的特性与作用，使其发挥民族共识体的凝聚作用。

具体而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其后继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关于世界存在本质和演化规律的科学世界观，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根本利益的观念主张和实践的指导思想，是以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为价值取向的思想体系。其基本原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一般而言，“主义”（-ism）是指某种特定的观念、主张、思想、宗旨、理念、信仰体系，或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念和主张。在内容上，“主义”是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道义、理想、观念、思想、主张，是一定社会成员、实践主体的“主张的要义”和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功能上，“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主义”即“旗帜”，是凝聚人心和力量的标志、标杆，是一定社会成员价值认同、团结奋进的信仰和理想。可见“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含有信仰义。

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本构成，学界自然有诸多不同看法，这里不做详细讨论，仅以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为例，可以说体现了当代集体智慧的结晶：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其中，对中华传统美德又是这样概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习近平同志于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做出了如下最新十个方面的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⑭]在我看来，这十个方面既包括核心思想理念如社会理想、治理思想、统一传统、生态理念，也包括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更包括家国情怀、厚德精神和经济伦理等等，总之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根本。

由上所述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二者之所以能够实现结合，是由于二者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或者按习近平同志的讲法是二者有“高度的契合性”，才使结合成为可能。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成为我们党建党、从事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指导思想，其中也包含着我们对未来社会理想、分配制度、人际关系、社会面貌的憧憬和设计，因此成为我们党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行动纲领和政治信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也自然期望它成为全民认同并服膺的政治信仰，但与此同时，我们是中国的共产党，我们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领导人民去实现我们的理想，因此，我们的政治理念和信仰还必须接地气，符合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神，与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用同心同德的民族文化动员、组织人民去为理想和信念奋斗。前者是面向未来的问题，后者是不忘本来的问题，只有不忘本来，才能更好的开辟未来。

当前就是要强调民族文化的传统信仰，将政治理念变成民众信仰，这样不仅会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而且还会增强民族凝聚力，变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真正做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人民共同的信仰是国家和民族存续与发展的精神纽带和力量源泉。国家强盛离不开国民精神的支撑，民族的进步有赖于全社会文明的成长。人民有没有信仰，是关系国家有没有力量、民族有没有希望的大事。所以在当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通过培育人民的传统信仰，使人民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自信、有信仰，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两个结合”，奠定夯实民族凝聚力的文化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保障。如何更好的实现第二个结合？张政先生的观点也很有见地和启发性：“要注重将魂脉与根脉有机结合、一体叙事，在理想信仰层面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道德引领层面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说服力和影响力，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增进全社会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共识。”[⑮]

虽然传统信仰有比较高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要真正使全体人民形成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信仰，除了依靠主体自身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我修养外，也需要社会对其成员进行文化培育和教化引导，这正是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传统信仰中不仅包括着礼俗，而且它还会以礼教的形式使人们形成对文化传统的服膺和信仰，费孝通先生言，“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⑯]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这种教化工作在传统中国是由“长老权力”[⑰]担负的。“在中国文化里，文明就是教化，而教化的核心是让每个人都能明白自己的身份，……通过教化，让人明白做人的道理，规范人的言行举止，去改变很多不良的社会习俗，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⑱]在现代社会，党和政府、学校、宣传媒体部门应该主动承担起这种教化的责任，使民众形成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信仰。当然，信仰的形成最终离不开主体的自觉认同和主动服膺，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君子益能警惕，策励此心，各把每人的个别心会通成一群体之共同心，又能上接古人心，下开后世心，来发荣滋长我中华民族的历史心与文化心。”[⑲]也就是说，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与个人信仰总是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前者塑造、影响后者，后者成就、体现前者，二者相结合才能万众一心，形成真正的中华民族共识体。

总之，传统信仰是民族凝聚力的文化根基和纽带。正是信仰的力量使我们薪火相传，这种全民族的共同信仰，必会有利于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成为强国的坚强有力的力量支撑。因此，我们应该自觉地将“两个结合”提高到政治信仰与传统文化信仰的高度来认识看待，不断提高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自觉性，在信仰之灯的指引下，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迈进。

作者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传承中华文明的内涵和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3ZDA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