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现代化；交换价值；自由个性

［摘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和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通过理性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机理，揭示了现代社会与世界的进步性和鄙俗性这两种基本定向，把握到了创造交换价值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并从生产方式、交换方式、消费方式、人的能力体系等方面的现代化阐述了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以自由个性的发展程度为根据，从现代生产体系、交换体系、财富作为个体价值的尺度等维度展开了对社会现代化的反思，尤其是对个体在现代的处境做了批判性的剖析。就此表明：一方面，相较于之前的文本，马克思对现代化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在《大纲》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它对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仍具有时代价值，尤其是在促使现代化的手段和目的归位，以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展开现代化探索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马克思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鉴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诸多论著中所阐述的是对未来革命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解体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导致后来在理论界产生了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即马克思对现代化的探索是缺失的。特别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更是把注意的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崩溃论、资本主义总危机、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斗争、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使关于现代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长期几乎无人问津”[①]。诸如此类的一些看法更加深了对马克思与现代化关系的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我们认为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考察马克思与现代化的论述，其文本根据主要集中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及其以前的著作。当然，在这些作品中，马克思也考察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化原则及其实践表现，也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与现代化关系的重要参考。[②]然而，如果要深入把握和认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及其实践逻辑，这还是不够的。这就促使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现代化的实质性探索，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在这方面具有其他著作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大纲》中，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现代化问题，以及由此深入现代世界矛盾的方式，是摆在我们现代人面前无法绕过去的普遍性问题。放眼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其历史特殊性，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生活都带有各自的烙印。然而，既然都被视为现代化，那么就必然越不出它的一些基本规定。换句话说，如果不经历现代生活的矛盾，以及没有积累起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实践智慧，又怎么能够谈得上是现代“化”过呢？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世界的矛盾其实就是每个已经或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所以，问题在于这个现代世界的矛盾是什么？或者说任何一个特定社会如果要现代化，那么到底它要历经怎样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我们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只是在原则上做了阐释，而对于现代世界之矛盾的产生机制、运转方式和自我解决则是要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能进一步予以澄清。在1857—1858年的《大纲》中，马克思已然完全倾注于对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的理性把握，而不再诉诸于血脉贲张的道德控诉和伦理审判。当然，与此同时他也批判了现代社会的伪善、虚幻的平等和自由等等，但是这种批判是完全建立在理性把握现代世界矛盾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研究《大纲》中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基本判断、对社会现代化基本规律的揭示，以及对社会现代化的反思，可以使我们摒除在理解马克思与现代化的关系上那些似是而非的、游离不定的观点，进而使我们更能理性地把握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与具体实践的关系。

一、进步性与鄙俗性：马克思对“现代”的两种基本定向

一般而言，现代是就前现代而言的一种现实状态。这种现实状态之所以真实的存在，不在于它就是那样如此这般的存在，而在于它是具有巨大历史感的一种存在。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前现代的审视和否定过程，也就没有现代的状态，进而也就没有从前现代“化”为现代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我们认为所谓现代化并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似乎只要现代化的主体按照它去行事便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现代世界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应立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广阔视角来看待现代，因为“现代化乃是全世界、全人类性的历史变迁”[③],这样才能更进一步把握现代化的边界和趋势。就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而言，所谓现代就是指资产阶级兴起和发展的时代，它相对于封建等级制时代而具有历史感。当然，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历史感还内涵在对它自身解体的理解之中。在《大纲》中，马克思正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基，对“现代”的两种基本定向即它的进步性和鄙俗性做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

首先，现代社会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在《大纲》中，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把握是在社会三大形态的地基上建构起来的。他说：“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④]在此语境之中，我们可以明晰现代社会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社会是相对于家长制的、古代的、封建的状态而言的社会新状态，它是随着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对于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否定。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而言，它具有现实的进步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格的依赖关系阶段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与其相对应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格的独立性阶段，与其相对应的生产能力是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形成和发展着。无论是就人类需要的满足程度，还是人类自身能力的发展程度来说，现代社会是前现代社会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所谓现代化，其根本要义就在于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

现代社会是一个人格以物的依赖为基础而获得相对独立的社会，相比于人格依赖的社会阶段而言，它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在社会的第二大形态中，通过社会分工和等价交换，人格取得了相对独立性，而不再受血缘关系和封建等级制的束缚，取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和内容上的自由，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可以说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众所周知，当时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也在这个意义上极度地褒扬现代社会，甚至认为它就是一种永恒存在的社会状态。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与当时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并非把现代社会视为一种永恒的状态，而认为它是一种过渡的状态。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虽然是一个进步社会，但是它相对于社会的第三个形态来说，依然是一种会进行自我否定的社会，因为它将为社会的第三个形态即实现自由个性阶段而创造条件。

其次，现代世界是一个鄙俗的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古代世界是现代世界的一面镜子，以古代世界的崇高照射出现代世界的鄙俗。在《大纲》中，他指出：“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⑤]。“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⑥]。显然，马克思在这里不是主张回到古代世界中去，而是意在以古代世界的存在状态批判现代世界自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和悖论，揭示其鄙俗性的一面。

现代世界的鄙俗首先表现为它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即生产的目的和手段颠倒了，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生产的主体则仅仅表现为生产的手段。马克思认为古代世界的人关心的不是哪种所有制的生产效率更高，而是它对于如何造就更好的公民的意义。而现代世界的生产关心的是交换价值的实现，是财富的变现，而不是人自身的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从这个意义来说，现代世界是一个全面异化的世界，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往的世界，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因为当生产主体把自身的体力和智力付诸于物象后，这种物象并不属于主体，而是被打上价格的标签用来交换进而满足他人需要的商品，由此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便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

现代世界的鄙俗还表现为人的尊严的失落，或者说人的尊严的体现需要依赖于对物的占有。现代世界的自我满足方式，即以利己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原则，必然促使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进而采取诸多不良的竞争方式和手段如相互欺骗、尔虞我诈来达到目的。至此，人的体面、尊严和道德也往往服务于财富的实现。与此相反，古代世界的崇高恰恰就体现在人的尊严要高于对物的追求和占有。所以，现代世界也是一个“人间清醒”的世界，因为现代世界的自我满足方式必然也会造就一个贫富差距显著的世界，这使得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冷静地看待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

马克思对“现代”的两种基本定向即进步性和鄙俗性的揭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做出的重要判断，是我们把握现代化时应予以重视的辩证立场。一方面，看到“现代”作为人类历史进步的必然阶段，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将“现代”神话了，也应看到其消极的、鄙俗的一度。

二、创造交换价值：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在《大纲》中揭示出来的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可以说，他对“现代”的两种基本定向也是建立在该核心要义基础上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被总结为市场化道路，像现代货币体系、信用体系和银行体系等金融体系都根源于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的实现。在《大纲》中，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种社会现代化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其一，劳动方式的现代化。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的条件下，所有劳动转变为以创造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劳动，交换价值直接成为劳动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⑦]也就是说，要实现劳动方式的现代化，劳动的各个要素须实现商品化、货币化或资本化。一是劳动主体的现代化，即劳动力的商品化，在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分离的前提下，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这既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也同时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劳动前提。二是劳动中介的现代化，即劳动工具的资本化，也就是所有的劳动工具必须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按照交换价值的方式加入生产之中。三是劳动结果的现代化，即劳动产品的货币化，这种产品不再作为满足劳动者自身的需要而被生产出来，而是作为满足其他人的需要即作为他者的使用价值来生产的。

其二，交换方式的现代化。如果说劳动的现代化仅仅是创造交换价值的第一步，那么实现交换方式的现代化则是交换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一步。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方式中，人们之间的产品交换全部转变为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由此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要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⑧]。也正是因为此，交换方式的现代化也造就了私人与社会、世界之间的悖论性关系：(1)私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对立统一的形式，私人劳动和产品必须转化为社会劳动和产品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漠不关心的个人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2)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交换价值，就必须有足够消费商品的市场，于是私人之间交换的巨大欲望和现实力量，便能突破地域的、民族的限制进而不断开辟出新的世界贸易，所谓现代世界的私人独立性是深度依赖世界市场的；(3)私人之间的分散交换产生出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是集中交换的表现，但其根源在于私人交换的矛盾，即不确定性、无序性和不可测性，导致它必然会走向以信用和银行为中介的社会交换体系。

其三，消费方式的现代化。这里的消费不仅仅是指生活资料的消费，还包括生产资料的消费。在《大纲》导言中，马克思专门就此指出生产的消费与消费的生产的区别，前者内涵双重的消费，即主体和客体的消费，个人在生产过程中支出和消耗自身的能力，以及生产资料的消费本身；后者意指个人通过生活资料的消费生产自身的身体和发展自身的能力。显然，在生产一般中，这种消费一般也是存在的。但是消费的现代化不同于一般的消费，因为无论是作为生产的消费还是消费的生产，消费本身表现为生产的要素，抑或表现为资本生产的要素。从这个意义来说，生产消费的现代化，是在资本获取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展开的，它不再是以生产资料的绝对数量和绝对规模为尺度，而是以生产成本的投入、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与利润之间的关系的比例作为尺度来衡量生产的消费。而非生产消费的现代化，也是根据资本对利润的要求而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总体上要求并刺激人们扩大享受范围、增加享受数量，从而一方面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消费也能够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可以说，消费方式的现代化也是资本的重要文明要素。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⑨]。

其四，人的能力体系的现代化。所谓人的能力体系的现代化，不是特指某方面的能力，而是指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是在历经普遍的异化过程中而逐渐得到发展的。马克思指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⑩]②。在《大纲》中，马克思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能力体系建设：一是以商品生产为核心的劳动能力，特别是现代人在生产机器、制造大工业方面的能力；二是发现和掌控经济规律的能力等，即个人不再受经济规律的盲目统治，而是以联合的方式能够集中经济信息、利用经济规律服务于生产和生活；三是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过程，所形成的普遍的勤劳、严肃的劳作和科学的训练等个性和能力的发展。

在《大纲》中，马克思明确揭示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交换价值的创造为目的，为此他还区分了社会生产与共同生产概念，前者是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生产，是以创造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而后者则以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为前提，交换价值则失去了它的社会存在的根基，已然是被扬弃的历史性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握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对于理解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是一把钥匙。

三、马克思基于自由个性的发展对社会现代化的反思

正如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鄙俗性所做的批判那样，他对社会现代化的反思是以自由个性的发展为根据的。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考察现代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程度来衡量社会现代化的得失，这既包括事实层面的描述，当然也包括价值层面的审视。具体而言，事实层面的描述主要涉及马克思对现代生产体系与人的自由个性丧失来说的，即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现代生产和交换体系对个性的压制。价值层面的审视主要源于对现代个体价值的衡量尺度的反思，以及对现代个体扬弃为未来共同体成员的坚定信念。当然，这里的事实与价值维度不是分离的，对事实的描述定然也离不开价值批判，而对价值的审视也离不开对既定事实的研判。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在把现代社会视为一个过渡性社会时，其实质是在对它做肯定性理解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的否定性。简言之，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是在“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一逻辑上展开的。

对于现代生产体系来说，由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导致个体从属于存在他们自身之外的社会生产。这其实也是一个现代生产与个体存在之间的悖论，一方面个体作为劳动者身处生产之中，将自身的体力和智力付诸于商品之中，按常理说，个体是现代生产的主体，现代生产是个体的缔造物；然而，另一方面，个体作为劳动者却是外在于社会生产的，因为这种生产从根本上说不属于个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谈论异化劳动时已对此做了相应的阐述，在《大纲》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必然性本身证明了两点：(1)个人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2)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⑪]。显然，在这样一种以谋生和盈利为主导的生产体系中，个体仅是作为资本生产的要素而存在，无法主动发挥其内在的个性，或者说只能通过否定自身的个性来换取社会对其产品的承认。

对于现代交换体系来说，人与人的直接交往在经济领域中不复存在，交换价值成为人与人交换的中介，从而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以物的交换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支配能力转化为物自身的能力。“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⑫]。当然，这种异化状态是对社会关系中的个性的否定。那种以爱交换爱、以信任交换信任的直接交往方式成为了被遗忘的存在，现实的存在是个体须放弃自身的真实个性才能在交换价值的同一性中获得现代生存的权利。在现代交往体系中，货币、信用和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使得个体的社会交往更加自由，获得更大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体在交往中处于受迫状态，成为资本逐利的手段，比如个体对现代信贷体系的从属和依附。在《大纲》中，马克思还揭示了现代个体所处的自由和平等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在商品交换中，个体虽然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和内容上的自由，但是它们并没有超出资本表现自身本性的范围，因而并非是内涵人的内在个性充分发挥的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对于整个现代社会来说，财富成为衡量个体价值的一般尺度，这是由交换价值在整个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把黄金当作一般财富的代表保存起来，不把它投入流通，不用它来满足特殊需求，这正是个人财富的证明，而且随着货币在它的各种规定上的发展，即随着财富本身成为个人价值的一般尺度，炫耀财富的欲望，从而炫耀作为财富代表的金银的现象也发展起来”[⑬]。但是对于作为与资本相对立的工人来说，财富是一种现代神话，因为所有权同劳动的相分离，使得他们无法像资本家那样获得财富，即能够实现自身的增殖的货币，他们获得的只是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于此，马克思将这种劳动指认为“作为绝对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⑭]。那么工人如何才能获取财富呢？或者工人如何才能像资本家那样拥有增殖的货币呢？马克思认为财富的获得只能在生产行为中发生，即通过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实现，而通过流通领域是无法获得财富的。通过流通本身唯一可能产生的致富形式，那就是现代工人通过禁欲、节约、紧缩自己的消费，从流通中少取财物，从而储藏起更多的货币。但即使如此，工人获得的也不是财富，而是不能增殖的财物罢了。简言之，工人作为现代财富的创造者，却并非是财富的拥有者，所以，在生产中他的个性的发挥便表现为他的内在本质的空虚化，而在流通中他的节约和禁欲，显然也造就了对他个性的压制与否定。

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财富的生产和交换与自由个性的塑造和发挥之间的矛盾，并以自由个性的发展为根据来反思这种社会现代化的普遍病症和一般病理，体现了马克思对社会现代化的本质性透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不是僵化对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的，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现代化也将朝着自由个性的发展之路前行。“沿着‘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逻辑，马克思在揭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压制个性的同时，也必然将目光投向自由个性的历史空间”[⑮]。

四、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的当代意义

在《大纲》中，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矛盾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当时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之上的。但是能否以此就认为马克思是在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从而就可以否定他所揭示的这些现代矛盾的普遍性和当代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如今已占据社会生产方式的主流，无论是哪种现代化，什么方式的现代化，其根本规定在于生产是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并以此为原则来配置经济资源。所谓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现代化的基本任务，正是要释放其创造交换价值的巨大潜力和空间。其次，从纯粹的经验出发考察，我们也可以知晓现代社会的经济、科技、金融的发展，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进步性，但毋庸置疑的是，现代世界的鄙俗性并没有因此而消解，财富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依旧像幽灵一样困扰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而当今出现的新的法律、伦理、道德等问题，从另一个侧面也提醒人们不应遗忘马克思对“现代”做出的基本定向。由此，我们认为以上论述和主张对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1.中国式现代化是既植根于中国大地，同时也成长于现代世界之林的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表明，要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不能闭关自守，更不能固步自封，而应最大限度地释放各种生产要素在创造交换价值活动中的潜力和空间。同时以此为手段，实现国民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在矫正创造交换价值或财富生产的手段与目的的颠倒方面是具有前瞻性的。从英国古典经济学来看，17世纪和18世纪的配第和斯密研究如何实现财富的增长，其目的就在于增强英国的实力，进而取得欧洲霸主的地位，这可以说是近代欧洲各国现代化目标的真实写照。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非谋取世界霸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⑯]以此表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手段和目的的归位是科学而正确的道路。

2.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⑰]②。这种现代化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一些重要的区别。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方面，劳动资料和劳动者彻底分离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二者的关系不是分离，而是以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混合所有等多种所有制方式结合起来的关系。比如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就是如此。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作为人民主体的一部分，并非完全是听任于资本摆布的“生产工具”，他们在政治、法律和制度层面通过国家权力可以争取应有的权利。尤其是在引导和规范资本有序发展的政策下，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将更符合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和要求。在社会关系层面，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即物象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可以被“同一”成物象化，其社会主义伦理性和公益性对社会关系的塑造和制约也是重要的维度。

总之，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生活矛盾的研究，把握到了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核心要义，也指出了社会现代化的一般病理和反思尺度，对社会现代化的探索和反思是一场可贵的思想实验。不仅如此，它对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对此更加抱有笃定而前瞻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