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复兴取向规约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方向、路径与样式，构成中华民族再度兴盛的灵魂。相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重回世界前列。绝对意义上的复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品质重达时代高度。这构成中华民族当代复兴更深刻的涵义。文明是人的生命活动及其结果（尤其积极成果）的总体，本质上为人“文化”的结果与条件，具有“文化而明”的深层意涵。当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皆要求中华民族开拓一种根本超越作为物性文明之资本文明的崭新文明。从文明视角看，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取向就在于创造更有益于中华儿女生存发展，更有助于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新文明，并持之以恒地发展与升华之；在于开创当代历史可能范围内最有益于人之存在及其升华的文明形态。中华新文明不仅是人的文明，而且是“文化”的人的文明，需要“文化”的人与之相辅相成，创造进而升华文明，从而“配享”文明。

［关键词］中华民族复兴文明文化

［中图分类号］ Ｂ0-0

阔步前行于不可逆转复兴大道上的中华民族应当且能够追求什么？或者说，我们复兴的取向应为并能是什么？进而言之，中华民族要实现的是一种怎样的复兴？这是一个值得华夏儿女“深思而慎取”（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的核心问题群。取向是自觉的人活动选取的方向。方向引领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复兴取向在深层的意义上规约我们民族当代复兴的方向、路径与样式，引领中华儿女走向伟大复兴，构成中华民族再度兴盛的灵魂。中国道路是这一中国取向具体的展开与实现，又确证和强化这一取向。在深刻把握复兴合理取向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复兴是刚健有力的。

“中国要追求的目标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罗素，第294页）罗素的判断至今仍具真理性。历史（现实史与思想史）无数次告诫人类，特别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个体和共同体，不能不慎重地确定和展开自己的“梦想”。“能力越大，责任愈重”，越是需要审慎地考量自己的目标。作为目前的第二大经济体和未来的第一大经济体，作为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并将扮演主要角色的负责任大国，作为流淌着社会主义血液并以共产主义为愿景的红色国度，新时代中国愈益需要自觉自我复兴的取向，以确保作出世界历史性的创造和贡献。当前，人们对复兴取向有诸多看法。应该说，这些不同看法的出现不仅存在无可避免的必然性，而且具有某些不可否认的积极性。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力排众议”，而是在澄清诸前提性问题基础上，于众多见解中提出进而促成最合理而有益的基本共识。

一、何谓“复兴”：一个再理解

尽管几乎人人皆谈“复兴”，但在我们看来，其意涵至今尚未被足够合理地澄明与阐扬，甚至还被一定程度地错误认知与行动。显然，有必要对其作出具有足够深度的理解与阐释，以确保复兴伟业更为顺畅地实现。百年前，杜威访华期间在家书中由衷赞叹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杜威，第199页）。百年后，此言仍具适用性。中华民族正阔步前行在不可逆转的复兴大道上。但我们民族的“了不起”不仅展现于实现复兴，更彰显于追求和实现高水准的复兴——一种能够真正千古流传、万古流芳的复兴。

按照汉语语法，复兴即重新或再度兴盛。中华民族的当代振兴之所以称为复兴，是因为我们并非首次兴盛，而是再度或者说重新兴盛。关键在于深入理解兴盛。兴盛有相对和绝对二种。人们言说的兴盛大多为相对意义上的。在许多人心目中，兴盛意味着超过一众他者，“脱颖而出”。的确，相对的兴盛唯有在与他者的对比中方能成就和显现自身。就中华民族来说，此种兴盛要求并实现为重回前列。无法想象，没有重新跻身世界前列，就已然实现复兴。在此意义上，重新跻身世界前列，构成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一种意涵或规定。

但重回前列不能不加以正确理解。在大多数社会成员看来，所谓重回世界前列，就是中国超越发达国家（“超英赶美”），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在很多人内心深处，只要在“硬实力”上超过发达国家，就根本性地重回世界前列，成为强大民族了。事实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重回世界前列要求整个民族全方位、总体性地重新通达世界一流。这决不只是“硬实力”重回前列，而必须是整个综合国力与文明水准重达一流。概而言之，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在相对的意义上指的是，中华民族亦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重新回归世界前列，再度跻身先进民族之林。

然而，仅仅将兴盛建基相对于他者的优越性之上，是不稳定的，可能是较低层次甚至是虚假的兴盛。在历史和现实中，这样的现象层出不穷。“康乾盛世”只是在相对于发展落后国家和战乱频仍时期的意义上可被称作“盛世”，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至那个时代人类发展的一流水准或应有高度，且无法扭转中华民族后来的衰落。这启示我们：如果仅仅将眼光与格局局限于对他者的超出与优越，而不奋力追求和实现发展的本真高度，那么，就不可能通达高度的兴盛。因为，此种兴盛根本性地欠缺高度兴盛的视野与境界。从而，相对的兴盛无法成为决心通达真正兴盛的中华民族的长远目标。

与此不同，绝对意义上的兴盛不需要甚至“不屑于”和别的民族“争奇斗艳”。如果说它也有“比对”的话，其对象亦非别的民族-国家，而是普遍意义上的民族发展高度。一个民族的发展只有达至时代的绝对高度时，才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兴盛。此种高度意味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最高层级。在品质上，绝对兴盛优于相对兴盛，构成更具实质意义的兴盛。并且，较之于相对兴盛，绝对兴盛要稳定得多。跻身前列的兴盛可能但不必然是高度发展的绝对兴盛，甚至可能反而阻碍绝对兴盛的创造。满足于相对的兴盛，势必削弱对绝对兴盛的追求。因此，在绝对的意义上达至兴盛，即实现当代境遇中真正高水准的发展，构成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深层意涵与更高使命。

当然，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兴盛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对性、不确定性乃至主观性。当大众眼中的兴盛标准改变时，兴盛与否就会发生变化。而此种兴盛标准又易于变化。如此一来，确定判断兴盛与否的恰适标准，就成为异常关键的前提性工作。此种标准同对兴盛实质的理解密切相关。兴盛的实质构成判断标准的“实体性内容”。人们往往以对兴盛实质的理解为标准评判兴盛与否。从而，民族复兴的实质问题势所必然地显露出来。这是一个关涉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根源性问题。在笔者看来，复兴的实质与取向一体两面。对实质的理解决定取向的选择，而对取向的认识又从前提处规约对实质的理解。进而言之，我们所理解和注重的实质是应然的实质，也就是内含价值取向的实质。当然，此种应然绝非远离实然的虚幻应然，而是现实性的应然，一种不仅能够从实然出发切实地通达，而且离开它就无以通达本真复兴的应然。

但即便是此种应然的复兴实质，亦可从不同视角出发加以理解和阐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生产力、生活、人的素质、文明等，皆可作为深入把握中华民族当代复兴实质的视角或路径。不过，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明显差异性，但理解的结果亦具有共同性、一致性、相通性。因为，这些有别的视角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一致的。它们均指向人之存在尤其良性存在。物质生产力是人改变自然同时也改变自身的能力。现实生活就是人的存在过程。素质即人于存在过程中生成的品质。文明则为人之存在的果实。大道相通，殊途同归。人之良性存在构成民族复兴的内核与精髓。

至此，一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有必要提出：中国社会或中华民族的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在存在论的视域中，发展即存在质量的提高，或者说存在的优化。不同于传统“本质主义”思维，黑格尔尤其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等诸多思想家皆强调存在之于本质的“型塑”意义。存在生成和塑造本质，本质确证并推进存在。在一般意义上，发展作为前进和上升的运动，即存在状况的改善或存在品质的提升。个人的发展即个体的人存在状况的改善或存在质量的提高；民族的发展即民族共同体存在状况的优化或存在品质的提升。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发展即中华民族存在状况的优化或存在质量的提高。由此，复兴的核心意涵更为具体而微地显露出来：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品质提升至应有高度。在相对意义上，是重新位列世界前列；而在绝对意义上，是通达现时代的良性生存亦即美好生活。由此，中华民族的良性存在或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构成民族复兴研究的“原则高度”。

从具有高度总体性的文明出发加以把握，是一条深入理解民族复兴的有益且有效的路径。在文明的视野中，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取向是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并使之持之以恒地发展与升华，实现中华新文明的高度发展。此新文明是一种较过往诸多文明更有益于人之存在从而更为优秀的文明。文明作为社会的人亦即文化的人活动的结果与条件，深刻表征人的发展状态，从一个关键性的向度或侧面呈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存在及其优化状况。在文明作为人类活动和社会运行积极成果总体的意义上，社会的发展也就是社会文明的发展，或者说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将文明的发展和新文明的创造视为中华民族复兴一种重要的取向与实质，是能够成立的。

二、文明：历史总体、积极成果与人之提升

然而，文明（包括其概念）从来都是一个歧见丛生的场域，且至今如是。既然民族复兴同文明密切相关，那么，就不能不认真考量：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文明概念？综观学界的理解与使用，文明概念主要有三重内在紧密联系甚至可以说依次递进的涵义：一是生活或社会的总体，二是这种总体中的积极成分，三是这些积极成果所映现的人的改善与提升。三者分别构成名词文明的表层、中层和深层意涵。

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现实中，作为某种模式或类型的生活或社会总体的文明概念皆随处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文明概念，如“古代文明”、“欧洲文明”等，其意就接近于生活或社会总体。当汤因比将文明作为历史研究基本单位时，也大体蕴含着对文明概念的这种理解。在他那里，文明是介于民族-国家和人类整体之间的人群共同体及其活动成果。亨廷顿所理解的文明接近于汤因比，也是将文明理解为一个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单位。在他看来，“文明是人们所识别的最宽泛的文化实体”（萨缪尔·亨廷顿，第39页）。当前，关于文明的常用说法：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或东亚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或是范围小一些的中华文明、日本文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等，也都是此种作为生活或社会总体意义上的文明。此类意义上的文明构成社会历史的基本单位。

文明概念的第二种意涵指向生活或社会总体中相对于过往或应当的积极成果。此种文明同蒙昧尤其野蛮相对应，是人类所创造（包括改造）的全部积极成果的总和，即其成就。马克思经常论及“文明的果实”，强调人类只会为保存“文明的果实”（主要是物质生产力及其成果）变革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3-614页）人们常说的器物文明、制度文明与观念文明等，也主要是在这种有益成果的意义上言说的。明显地，此种文明是积极意义上的，可理解为第一种文明概念中的积极内容。二者的联系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当人们谈及文明时，其所指往往既有第一种涵义，亦有第二种意涵。二者相互交织或融合。譬如，现代文明、古代文明这样的说法，既指现代和古代生活或历史的总体，也包含着现代和古代的积极成果。人们之所以看重文明，正是因为看重其积极成果。这些有益的果实构成名词性文明的精华与实质，并使之得以超越蒙昧与野蛮。

文明概念的第三种意涵亦与第二种涵义直接相关，指的是人的改善与提升。文明之积极成果的取得，意味着人的较好存在的维持，甚至可能是人之存在的改善，即人之品性的提升与完善。古往今来，许多思者将文明或“文明化”同“教化”相联系。“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汉书·董仲舒传》）在中国古圣先贤看来，文明的人是受教化的人，只有教化了的人才可能文明。因此，文明国家不能不“宣文教以章其化”（《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基佐和埃利亚斯等现代西方文明研究专家亦有此相近理解。野蛮人未曾教化或开化，而文明人是开化的、有教养的，从而优越的，甚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直到现在，说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文明的，往往指其具有较高文明素养或教养。文明的果实尤其精神文明果实，正是人之文明素养提升或者说文明化的条件。文明成果的创造，目的正在于促进人的文明化。第三种意涵和第二种意涵的关联至此亦显豁出来。人们之所以看重文明的积极成果，正是由于其对人之发展的促进与表征意义。

综合上述三种意涵，可以认为，名词意义上的文明是人的生命活动（生活）及其结果（尤其积极成果）的总体，本质上为人“文化”或优化的结果与条件。概念意涵的确定不仅取决于其历史传承，也取决于其现实需要。后者甚至可能是更值得关注的向度。当然，主体不同，主体的需要自然有别。本文所言之“我们”指的是生活于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良性存在亦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既构成把握民族复兴的原则，亦构成确定文明概念的原则。文明概念意涵的确定，有必要从最大程度地有益于中华民族的良性存在或美好生活这一价值“制高点”出发考量。从这一视角和标准看，作为总体性积极成果的文明概念，可以成为当代中国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整体性、全方位的文明，涵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狭义）社会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多维度丰富内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当前我们特别强调的四个自信：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自信，是四个不同向度的自信，也可以集中概括为文明自信即中华文明自信。

进而言之，文明蕴含着“文化而明”或“文而明之”的动态涵义。这是其更为深刻的意涵，从根基处表征了文明的追求与品格。文明同文化有着内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是文化的人发展之过程与结果。和西方一样，中国古人最早也在动词的意义上使用作为整词的“文化”概念，即“文之”或“使之文”。最具代表性或许也是最早的论述出现于《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的“文化”即“文而化之”或“文之”。人持续“文化”而达至“明”（觉悟、澄明）的过程，可视为动词意义上的“文明”。正所谓：“浚哲文明”（《尚书·舜典》）。①在当代，可将动词文化理解为使事物生成“文”的规定性的活动，即“化之为文”。于人而言，它是由“质”向“文”的过程。于人之生活世界而言，它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的过程。由此，“化质成文”（人本身的人化或化人）和“人文化成”（世界的人化或化世界），构成动词文化对立统一的两个向度。与此一致，“文化而明”构成文明的一种动词意涵，即人及其世界持续“文化”，达到“明”的程度或境界。动词意义上的文明是名词文明的内在根基与动力。

先贤们反复言说了文明的作用与意义，如“文明以止，人文也”（《周易·贲卦》）。一些学者将当中的“止”理解为“停止”，从而将整句理解为文明要有度、尽头或节制等。其实，结合上下文不难看出，其上句强调“天文”的重要意义，因而应“观乎天文”；本句应是强调“人文”的重要作用，所以需“观乎人文”。此外，《周易》还有“文明以健”“文明以说（通悦）”等同类说法，所阐发的均为“文明”的作用。即使从这些说法的一般结构看，此经典话语中的“止”亦不应理解为“停止”，而需理解为“阻止”。与此一致，“文明以止”不能理解为文明应“点到即止”，而须理解为文明能够阻止不文明、非人文的东西，即“质”尤其“野”。唯此，方能充分彰显文明的格局与作为。

概而言之，在先贤看来，文明的主要作用在于人本身的发展。诚如张汝伦先生所述，“‘文明’在中国是指一种精神、文化、道德上高度合情合理的状态，它的中心在精神教化和开化，而不在物质的开发……在于人的完美与完善，不在人欲的无限满足和放纵。”（张汝伦，“自序”第2页）文明是由人类创造的，也是为人类造福的，内含着郭湛先生所言“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郭湛，2016年，第283页）。在此意义上，文明是人之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及其产物，是人之智慧与力量的结晶，同时又总体性地彰显和确证人本身的升华与伟岸。易言之，文明表达了人自我超越和完善的过程与结果。这构成文明本身的意义。毋庸置疑，朝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不能不在文明上大有作为。文明概念的“文化而明”或“文而明之”意涵，内在地要求我们通过文明实现自身的发展。

三、升华文明：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使命

“‘世界历史’不是快乐或者幸福的园地。快乐或者幸福的时期乃是历史上空白的一页，因为它们是和谐的时期”（黑格尔，王造时译，第24页）。黑格尔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现代西方。现代西方文明作为最强势的文明，统治和侵蚀了地球的绝大部分，是现代的代表性、主导性乃至最高文明，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这种文明在根本的意义上是资本的文明，资本构成其核心向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澄明了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社会性的人的生活可以划分为物质生活、（狭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进入现代，无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还是（狭义）社会生活，均受资本控制。在诸生活领域中，物质生活最为根本，其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它主要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环节或内容。然而，这些环节都受到资本宰制。在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具关键性。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方式的这两个主要方面均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诚如马克思所言：“在流动资本中各种劳动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3页）。资本掌控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最根本因素，统治了生产，统摄了物质生活，进而支配了现代的整个生活、社会与文明。

正如许多思想家所强调的那样，资本文明（指资本作为统治力量的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物化的文明。物、人、自然，以及人与物、人、自然的关系，呈现出深度且全面的物化与物性。马克思曾深刻分析过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中人的“物的依赖性”或“物的依赖关系”，即资本对人的统治和人对资本的从属，透彻地暴露出物性构成此种文明的核心规定。甚至有理由认为，资本文明实质上是非人甚至反人的。文明本为人所创造，是一种“属人”的存在，却冠以“资本”之名。这本身就泄露了这种文明的物性。它决非资本主义的“紫衣黑袍”所能遮掩，绝非其编织的海市蜃楼所能冲淡。不可克服的物化与物性，构成现代西方文明至关重要的局限性。

认为人类只能按照某种特定文明形态生活的观念，既不符合应然的价值，也不符合实然的事实。人类在自己生活的历史中总是努力找寻和打造更“好”的文明，从而总是力图突破现有文明形态，尽管程度不一。即使生活在“最优”文明中的人们亦如此。更重要的是，不再自我超越和发展的文明，最终不是停滞就是消亡，或被取代。将现代西方文明作为绝对的文明“样板”，认为其无法被超越，不论“历史终结”抑或“别无选择”，更是不值一驳。相对于过往文明，现代西方文明的确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与重要的历史进步性，在总体上大幅提升了人类文明水平。但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它本身存在根本的局限性，决非人类可能的最高文明形态。诚如马克思反复论证的那样，资本主义不是自然的，更非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因此，它不能被视为文明的“顶峰”，且没有任何资格要求别的文明必须照其模式活动，以之为目标或范本行动。然而，由于内在的强劲扩张性，现代西方文明又总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它丧失了作为现代文明基本规定或“底线”且自己反复强调的平等，从而并非真正优秀的文明。

人类世界迫切需要能够根本超越现代西方文明的新文明，迫切需要有民族-国家在此方面开拓进取、率先垂范。鉴于资本文明的根本缺陷，中华民族不能不奋力开拓较此物性文明更适于“诗意栖居”从而达至更高发展境界的文明形态。世界历史反复表明，惟有坚持不懈地创造并在创造基础上优化，一个民族才能拥有光辉灿烂的文明，也才能屹立于优秀民族之林。这是文明发展的基本逻辑。现代西方诸发达国家，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获得领跑地位的。中国历史亦明确无误地告诉华夏儿女：创新铸就辉煌，守旧导致落后；唯有创造才能重塑辉煌。因此，当代中国的发展不能没有超越和创新的眼界与思维；新时代中国不能没有探索和开创代表人类未来的新文明自觉。“一个民族的至为本真之处是它领受的独特创造，并由此超越自己，将此一独特创造转化为刻骨铭心的历史使命”（海德格尔，第11页）。创造优越于当下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担当与历史作为。

有学者提出，中国新现代化道路可理解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但不宜理解为对资本文明的超越。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的新文明有理由被视为对资本文明的超越。首先，超越是辩证否定，而非完全抛弃；是既最大限度地保存资本文明的合理因素，又最大程度地消解其不合理因素，并展开总体性扬弃。其次，超越并非终结，而是过程。对资本文明的超越并非完成状态，而是进行状态。再次，最关键之处在于，资本文明不是一般性地存在资本因素的文明，也不只是由资本创造和促成的文明，而是资本主导的文明形态，从而以资本命名此种文明。在此意义上，资本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②在合理范围内利用资本甚至发展资本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由此推出无法对资本文明展开超越。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国新现代化道路创造的崭新文明不能让资本成为主导力量。

时代向华夏儿女发出热切的召唤与邀约：开创代表文明发展方向与高度的新型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既然是社会主义，就不能不积极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扬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作为始终向着光明未来前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时代中国理当致力于探索进而创造文明新的可能性，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上作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应有贡献。这是当代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可忽视的使命，也是中华民族通达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标识。马克思17岁时就向自己提出了统一自身完美和人类幸福的要求。这同样适用于有着远大志向的中华民族。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特色与品格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在实践中避免盲目性，促成文明更为健康的发展。“非模仿者总会形成自己的特色”，但“具体特色有品格高下之别”，因此“要不断强化特色升格意识”（郭湛，2010年，第100-104页）。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有待自觉向社会主义的高阶品格迈进，坚持不懈地提升自己的品质。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将社会主义，而且应当将特色打造成优势，或者说以优势为特色。全体华夏儿女共同建设的不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具有中国品格、中国优势的社会主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愈益生成和展现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积极超越和根本扬弃，正是这种品格和优势的彰显。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兴亡在于理。“一个伟大的世界民族，不是固守自家文明传统的民族，而是将民族复兴的大业融入到世界历史中的民族。”（许纪霖，第88页）从文明发展的视域看，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不是经济总量的“复兴”，亦非硬实力的“复兴”，不只是综合国力的复兴，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名次”跃居榜首，而在于创造一种较现今主导文明更有益于中华儿女生存发展，更有助于社会成员美好生活，从而更为优秀的新型文明，并持之以恒地发展与升华之；在于开创当代历史可能范围内最有利于人之存在及其升华的文明形态。这构成中华民族当代复兴一种本质而深层的意涵。无疑，中华民族在复兴过程中需要努力赶超当前“天下第一”的美国，但不能不注意的是，在其实质上，我们赶超的并非美国这个特定的国家以“取而代之”，而是它所代表的人类文明的已有高度。我们力图实现自己可能的最高程度的发展，进而将人类文明推向新的更高境界。这成为“超英赶美”的深层意蕴。“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把中华文明复兴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中进行观察和思考，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文明复兴的方向。”（公茂虹，第27页）

四、中华新文明：“文化”之人的文明

“君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在整体的意义上，中华民族历来具有较高的“文明性”。即便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华夏儿女的杰出代表们也没有放弃这一从古至今薪火相传的高贵风骨。罗素发自肺腑地感叹道：“看到中国人不愿以粗鲁回敬粗鲁，带着十分端重对待白人的凶残暴戾、傲慢无礼时，我们不禁汗颜羞惭。欧洲人常把中国人的这种态度看作示弱的表现。但其实这种态度是一种真正的力量。”（罗素，第214页）这是值得全体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卓越品格。他进而提出，“中国现在有了复兴精神，如果再能阻止外邦为非作歹，就有可能发展一种新文明，比世界上存在过的所有文明都优秀。”（同上，第294页）特别是，如果“转而以自由之身追求科学艺术，建立更有效、更公平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将在全球发挥应有作用，将在人类急需之时带去一个崭新的希望。”（同上，第295页）。这些饱含热望的精辟分析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光芒，对新时代中国的新文明建设亦不无启示。

在罗素看来，“这种希望有望变成现实。正因其有望变成现实，中国理应挺立前列，得到每一个热爱人类之人的敬重”（同上，第295页）。几代华夏儿女前赴后继，接力般将此希望的星火燎原于世界的东方，从而有理由得到真爱文明之人的尊重。当年，毛泽东同志豪情满怀地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第34页）如今，这一盛景正大踏步走向我们。行进于现代化新道路上的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开创和拥抱着新文明。

中华民族期冀建构的新文明，在本质的意义上是根本超越物性文明之人性的文明，是文化（动词）之人的文明。这构成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核心规定。作为对物的文明的积极扬弃，新文明形态是一种人的文明，并且是真正的人的文明。马克思指出：“一旦交换价值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限制，而物质生产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那么，这全部历史及其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页）物质生产须以个人的完整发展或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取向。最具“物质性”的物质生产如是，整个文明的生产或创造更须如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皆注重切实将人（民）作为社会生活和人类世界的最高价值或价值尺度。这是从物的文明到人的文明的根本转换。当然，新文明形态的以人为本，是合理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它是一种坚守人与人和平共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和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不仅以人为本，而且以“文化”的人为“本”；不但是人的文明，而且是“文化”的人的文明。客观而言，学界目前对此向度关注相对有限。人们十分强调将物的文明转变为人的文明，却对这样一个使之得以可能的关键质点重视不足：作为文明主体的人唯有具备与人之文明相匹配的文明素质，方能让文明真正成为人的文明。事实上，人本身的文明化，人之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是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定。显然，开文明“倒车”之人，非但不能推动文明发展，而且还会令文明蒙尘，从而无法成为文明的合格主体。黑格尔写道：“伟大的事业只有通过伟大的性格才能完成”（黑格尔，杨祖陶译，第3页）。人作为文明主体，自然不能落后于文明，而须在受文明滋养的同时为文明前行作出应有努力，以匹配自己作为“本”和“中心”的地位。这要求新文明中的全部主体持之以恒地“文化”或“教化”自身，生成同新文明相适应、能够有力发展新文明的（文明）素养。

黑格尔还强调，人要自视能够配得上哲学这种最优秀的东西。也可以同样方式说，人要自视能够配得上人之文明这种最优秀的东西。但仅仅“自视配得上”是不够的，人须“真正配得上”人之文明。这是新文明更深层的规定。新文明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无数“文化”的人与之相辅相成，开拓、创造进而升华文明，从而如“配享幸福”般“配享文明”。文明以人为本，人以文明为魂。简言之，文明的人“携手”人的文明前行。唯有如此，更有益于人之存在与发展或者说更有助于人之生存（生活）及其提升的文明才能生成。否则，即使表面上显得是一种新的文明，在实际上也达不到新文明的应有高度。在此，我们同意张汝伦先生的看法：“只有能提高人类德性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张汝伦，第373页）作为一种优秀的文明，我们的新文明不能不致力于“人性的改善”，从而彰显文明概念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内蕴的本真精神。

概括而言，中华民族当前勠力开拓的新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既具民族特点，亦有文明高度，是社会主义特质和中国特色在当代的有机统一体。从主体及其活动方式之规定性视角看，“文化”之人的卓著文明呈现出高度的主体性、公共性和人文性。生成较现代文明更高层次的主体性、公共性和人文性，成为奋力超越现代资本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基本任务。这是中华新文明的主要规定，构成其新之所在，使之同资本文明根本性地界划开来。高度发展的中华新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类型，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境界。此种“新”并非贡巴尼翁所言“新之迷信”。作为新事物之新，其实质在于优。当然，这一文明新形态正处于不懈发展的过程之中，没有也不会完结。

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是“文化”之人的真正的人之文明。这种文明构成中华民族当代复兴应当且必然的取向，是华夏儿女梦寐以求且不懈奋斗的目标。这一“应当”的取向具有“铁的必然性”。唯有同时是必然和现实的，它才能被通达，也才成其为“应当”。不过，此种必然性并不外在于人的需要与愿望，恰恰相反，它不仅生成于社会历史的现实运动之中，而且生成于社会历史主体的需要与愿望之中，生成于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相反的说法同样可以成立：正由于此种取向是应当的，从而才成为必然。

新时代中国既需要思想自觉，更需要实践自觉。光是在思想上自觉新文明取向是不够的，将其实际地贯注于全部实践之中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一立场不仅应该被反复地提及，而且必须被本质地贯彻。“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3页）思想与现实的相互趋向，不能不诉诸作为人之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实践。实践构成连通思想与现实的坚固桥梁。在思想上反思并在实践中推进新文明，以不懈的创造实现美好需要，越出资本及其文明的深层窠臼，冲破他人特别是自己造成的羁绊与牢笼，迈向更高发展的文明境界，成为中华民族的切近任务。当中华儿女自觉将崭新而美好的先进文明作为自己复兴取向时，我们民族复兴的步伐是坚实有力的，能够行稳致远，通达更高繁荣境界。越是将新文明作为复兴取向，伟大复兴的美好景象就越是绽开在华夏儿女面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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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动态》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