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常被称为孔孟之道，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在整个儒家思想发展史和儒家学派中的地位。虽然孟子和孔子相提并论，但他们的思想是有差异的。

我们知道，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道家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虽然都讲爱，但它们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儒家而言，孔子和孟子都讲仁爱，但在爱的具体方式和具体内容上却是有区别的。孔子所强调的仁爱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一般意义上的关爱，是设身处地关心他人、爱护他人，这是仁爱的基本的内容，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并且是必须做到的。从孔子到孟子，大体经历了五代，即从孔子到曾子、到子思、到子思门人、再到孟子，其间大约180年。这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仁爱的内容由孔子所提倡的“爱人”发展成为孟子所提倡的“爱民”。

一、爱人与爱民

古人用字很严格，“人”与“民”是有严格区别的。“人”是相对于禽兽来说的，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是说，只要是人，不是禽兽，都应该去爱，是一种普遍的爱。而“民”是相对于君与官来说的，民也就是民众，是被剥削、被统治阶级。因此，“爱民”是有限制的，是对统治阶级来说的，经调统治阶级应当爱护民众，普通人并不具有“爱民”的资格。从孔子的“爱人”到孟子的“爱民”，这是历史性的转变，也是历史性的跨度。在孟子的时代，只强调普遍的、一般意义上的“爱人”已经不够了。因为，战国时期，长期以来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得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不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爱，而应当是为官者、为君者如何来“爱民”的问题。孟子说：“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只要统治者关心、爱护民众，保护民众的利益，国家就不可能被打败。

总起来说，孔子讲的是“仁学”，孟子讲的是“仁政”；孔子讲的是“爱人”，孟子讲的是“爱民”。由“仁学”到“仁政”、由“爱人”到“爱民”的转变，就是孔孟思想的历史演变。“仁政”、“爱民”是孟子思想学说的主体，是孟子思想最基本的内容，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重要发挥。孟子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儒家学说只所以被称为孔孟之道，原因就在这里。而性善论、义利论等只是孟子“仁政”思想的补充。

另外，据笔者统计，《论语》中提到“人”的次数一共有219次，“民”则只出现了49次；而《孟子》一书中，“人”出现611次，“民”出现了209次。虽然孟子也讲人，但民的出现次数明显比孔子提到的多很多。我们一提到孟子，首先想到的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句子，这其实与孟子的主体思想倾向是分不开的。

虽然《论语》一书中也讲到人，但孔子讲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限定的。但在《孟子》中，虽然人出现的次数多于民，但孟子讲人与孔子不同，孟子常常讲：

圣人、仁人、贤人、大人、小人、寡人、庶人、野人、国人、乡人、富人；

宋人、殷人、周人、楚人、齐人、邹人、越人、晋人、秦人、鲁人、邠人、狄人；

矢人、函人、虞人、廪人、庖人、匠人、玉人。

也就是说，孟子在讲人时，一般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有具体的意义，这与孔子是明显不同的。

二、民本与民为邦本

从政治学角度来讲，“民本”的含义是“以民为本”，是说国家、社会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民众的福祉，都是为民众谋福利。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有这样的思想吗？孟子的思想如果被定义为“民本”，是“以民为本”，还是“民为邦本”？答案一定是：孟子所讲的是“民为邦本”，而非“以民为本”。

对比一下，一百多年前，美国总统林肯在1863葛底斯堡演说中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意思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是为人民的政府。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本”或“民本”。

中国古代普遍接受“君权神授”的观念。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所以，君主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受法律的制约，相反，他所说的话就是法律，并且是最高的法律。孟子讲“民为邦本”，不是说国家、社会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孟子只是告诫统治者，必须切实关注民众的切身利益，因为有民才有国，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

“民为邦本”，出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邦即国的意思。《礼记·缁衣》记曰：“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这里提到了君以民为本，讲的也是君与民二者之间的关系。《荀子·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就像水与舟的关系，船翻了，不能怨水不好，值得反思的恰恰是驾舟的人。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世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黄宗羲大胆提出了几千年来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认为天下一切不安定的根源就是君本身。君王为了自己的产业而使天下人妻离子散，他们的丰功伟绩是用血肉堆成的。这段话四五百年后读来仍令人荡气回肠，他站在了那个时代的高点。因此，当清人入关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天崩地裂的事件，觉得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因此很多人以死明志，但黄宗羲则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明臣》）

孟子讲“仁政”、讲“爱民”，是与国家利益、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呼吁统治者即使从关心自己统治地位的角度，也应当关心、关注民众的利益，也应当关注民众的疾苦。民众的利益是国家的根本，有民才有国，如果不重视民众的利益，国将不国，所以，孟子孟子所讲的“民本”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民本，而是“民为邦本。”

三、孟子民本思想的内容

1.得民者得天下

孟子从历史事件中、从一个王朝的灭亡另一个王朝的兴起的历史大格局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孟子看来：“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夏朝之所以灭亡、商朝之所以灭亡，原因就在于失去民心，失去民心就失去了民，失去了民就失去了天下。所以，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同上）要得天下，就得要得民；要得民，就得要得民心；要得民心，就要做民众喜欢的事，而不能做民众不喜欢做的事。统治阶级不能无视民众的利益，不能无视民众的喜乐与疾苦，统治阶级不能任意作为，更不能胡作非为。否则，必将失去民心。而失去民心，就会失民；失民，就会失天下，就会改朝换代。在孟子看来，民众的利益并不是难于满足的。“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同上）意思是说，只要统治者真正关注民众疾苦，关心民众利益，民众一定会感受到，民众一定会拥戴仁爱的君主。

2.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孟子》一书一开始就提到梁惠王。梁惠王向孟子说，河内出现了灾荒，我就把河内的百姓迁到河东；河东出现了灾荒，我就把河东的百姓迁到河内，但是，我国的民众为什么不见多？别国的民众为什么不见少？孟子生活的时代，诸侯国各自为政，统治者如果胡作非为，本国的民众就会跑到别的国家去，这样自己国家的人口就会越来越少，从而对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对于梁惠王的提问，孟子回答道：“王好战，请以战喻。”并且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告诉梁惠王自己并没有做的很好，没有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没有了解民众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孟子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设身处地解决民众所关心的切身问题，这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关键。

此外，孟子还提出与民同乐思想。他问梁惠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孟子·梁惠王下》）意思是说，一个人听音乐和与别人一起听音乐，哪个更快乐？梁惠王回答说，当然是和别人一起听更快乐。孟子接着说，同样是听音乐，能不能做到与民同乐很重要。如果不关心民众疾苦，不能与民同乐，“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同上）那么，君主享受音乐，必然会遭到民众的反感。民众饥寒交迫，妻离子散，而国王却在享受娱乐活动，这当然会引起民众极大的反感，因为他没有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相反，如果能够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国王享受娱乐活动，不仅能得到民众的认同，而且，民众民众还因此而感到欣慰。“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同上）所以，同一件事，如果能够与民同乐，则为民所接受；不能与民同乐，则无法得到民众的认可与接受。

3.民贵君轻

得民者得天下，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这是从技术层面讲的，“仁政”的根本是要树立一种观念，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所谓民，即民众；所谓君，是指某一具体的国君；所谓社稷，是指国土、国土上的资源以及依赖这些资源生存的人口，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朝代。这三者中，孟子认为民众是最宝贵的。因为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民众的利益一直受到忽视。所以梁启超曾感慨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王朝的家族史。人们往往只强调江山社稷的根本利益。我们一般只讲“社稷次之，君为轻”。江山社稷的利益是重要的，有时为了江山社稷的根本利益，甚至不得不牺牲君王的利益。如三国时期的魏国。曹操在世时是汉朝的丞相，他死后儿子曹丕建立了魏国。曹丕是曹操的第二个儿子，曹植是第三子。但是从品行、修养、知识等各个方面来说，曹植都比曹丕为优。曹操也曾动念想要将位子传给曹植，但他听从了谋士的劝谏。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将王位传给曹丕，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将王位传给曹植，国家一定会出问题或混乱。曹操后来很坚决地将王位传给了曹丕，不是因为他不爱曹植，而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国家，只能牺牲曹植的利益。

汉代赵歧解释“民贵君轻”说：“君轻于社稷，社稷轻于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乐其政，则为天子，殷汤、周文是也。得天子之心，封以为诸侯。得诸侯之心，诸侯能以为大夫。”(《孟子注疏》卷十四)历史上的贤君明主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能够取得天下。

宋代朱熹对上句话的解释为：“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诸侯无道，将使社稷为人所灭，则当更立贤君，是君轻于社稷也。”（《孟子集注》卷十四）民众的利益是至为重要的，是高于一切的。得乎天子，最多只可为诸侯；而得乎丘民，则可以为天子。

虽然说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但他不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孟子的局限性。但是在那个时代，孟子提出关心民众疾苦，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已经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四、孟子民本思想的意义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民为邦本，在看到孟子思想局限性的同时，我们还要发挥他的当代意义。

1.爱民

爱民就要做到心中装着人民群众，而不仅仅只装着乌纱帽。我们党的用人政策，就是把那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有能力、有德行的人选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因此，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和心里装着乌纱帽两者之间是不矛盾的。民为邦本的第一意思就是爱民，如果没有爱民这个思想，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2.为民

爱民就要为民，就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认认真真地做人民的公仆。做官就要为人民服务，如果只知谋私利、贪污受贿，那么归宿只有一个，即监狱。过去的县令被人称作父母官，其实为官者不是父母官，而是人民的儿子，只有有了这样的心态，为官者才会知道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应当时刻关心民众的疾苦，设身处地为民众多做事。

1. 民主

   民主不是为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任何时候都是不矛盾的，不能把国家的利益、政府的利益、政党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看成是对立的，但是现在很多的领导干部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自己在维护党的利益。如一位县委书记被记者采访急了，对记者说：你到底是代表党的利益，还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显然，在他心目中，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这是很可怕的事。近几年，公务员的报考数量在下降，这是一种好现象，中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不断推进。但是我们不应满足于此，未来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发表对于政治的意见，并且每个人的意见都会得到重视和尊重。这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对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