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止与和合：全球文明的未来期望

任何文明都有其开端，有其生命的历史脉络，文明的样态、内容与发展动向由其开端奠基。中华文明被视为世界五大原生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且至今仍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有着独一无二的连续性，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为有源头活水来”，返求本源是进一步塑造文明的前提。

（一）弘扬中华文明的精神品格

中华文明具有两大精神品格：一是知止，二是和合。知止的品格具体体现为对德性的重视，强调人对自然、天道的敬畏，而礼乐则是德性的外显。以周初文王、武王对“以德配天”的思考为起点，后世儒家继承了注重德性的传统，强调“反求诸己”“克己复礼”“修己治人”。这一“反求诸己”而非求助于天的思想转捩，不仅是后世中华道德观念的起源，也是中华文明治理思维的转变，意味着中华先哲转换了对历史的认知模式，强调“知人”重于“知天”，历史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活动的展现，而非天意在人间的停留。

《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之“周文王”

“知止可以不殆”“知止而后有定”，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知止”方可生生长久，恰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吕氏春秋》与《鹖冠子》也均有“物极则反”之说。不断扩张、膨胀的文明终将归于破灭。止于“中和”，止于“中节”，有进有退，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方能“与时偕行”。中华文明有着自我“中节”、自我规定的品格，文明为自我设限，乃是因为文明的自知，“认识自己”“自知者明”。文明对其历史有清晰的自觉，方能自知。西方文明在历史上有霸权扩张、强行凌驾、文化侵略等多种行径。现代西方文明对其普世性的强调，并不能掩盖其历史上的权力意志扩张及其背后的利益考量，二者本就是同源共生。若不加批判反思，而以这种文明作为世界现代化的模板，显然并不具有历史合法性。而礼以止争、乐和人心则是中华文明的自我要求。

中华文明从起源之时，便展现出多元和合的特点。苏秉琦先生提出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说”，他认为：至今仍然是中国境内的不同文化地理区，存在着六大考古区系，这六大考古文化区系的成形，都伴随着国家的形成。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区系从封闭走向交流融合的过程，正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古代中国确立的历史过程。正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先秦时期，诸国林立，但都服从于周代的礼乐文明，因此中华文明被誉为礼乐文明。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宋代思想家朱熹直言“礼便是和”，礼的实质是和谐。礼乐文明的特点是强调道德教化，以人文化成天下，讲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以地域差异或种族、肤色等区别来划分文明和野蛮，“文”与“质”相互转化，实现共同发展。

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局面，此后2000多年又发生了多次大范围的民族融合，而文化融合始终是民族融合的根本。中华文明有着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这是内在于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精神基因。“知止”体现的是“以礼节情”“止争”的精神，“和合”体现的是“以乐合同”“感通”的精神，礼乐相维，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经纬。

（二）促进全球文明对话与融通

与西方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不同，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素来倡导和谐共处。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家、道家虽有辩论或短暂冲突，但最终归于融通共生。唐代儒、佛、道三家并立，宋代形成“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三家融合观念，由此出现宋明理学的兴盛。所谓“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即体现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精神。此后无有轩轾，即使是在中国受到侵略、处于极度危亡之际的近现代，孙中山等思想家、革命家仍坚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简言之，中华文明从来就不是狭隘的，这亦体现在“万物一体”“兼济天下”等传统观念上。

这种一体化的文明观念，并非以同质化为内核，而是以“和而不同”为精髓。无论是道家的“齐物两行”命题，还是佛家“不一不异”的中道论，抑或儒家的“忠恕之道”“理一分殊”“心同理同”等思想，都蕴含了文明多元的辩证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们应尊重其他文明的存在，以和合、谦逊的态度互相学习和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与融通。

在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中，最重要的便是好学的精神。中华民族是好学的民族，“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华文明连绵不断，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经历危亡困境，却仍能贞下起元，都与这一自觉而好学的精神息息相关。中华民族是提倡文明礼让的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不争”“礼敬”“谦让”“自卑以尊人”。正是这种谦虚好学的态度，使中华民族从来不喜好战争与对外扩张，而留下了“止戈为武”“仇必和而解”的名言，显露着和合共生、万物一体、和合天下、善与人同、整体和谐的观念。

回顾人类文明史，文明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度的。以启蒙运动为例，即可见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也受到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而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也有着深刻的西方印记。孔子言“和而不同”，宋代思想家张载以《周易》的阴阳思维为据，认为万物相异方能相感相通。差异并不是文明共同进步的障碍，恰恰是并存共生、互利共荣的基础。荀子说：“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荀子·解蔽》）在多元文明共存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向而行，方能去蔽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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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和而不同的文明发展格局

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很多国家内部都存在冲突与战争的风险，我们应当深刻意识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信念的戕害，应该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文明，而不是陷入斗争与扩张的渊薮。

人类社会发展在日新月异的同时，也面临着全球变暖、资源缺乏、生态环境恶化等严峻问题。中华礼乐文明蕴含的自然意识与天道观念，认为人的生命属于自然、源于自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可以化解西方资本主义戡天役物的倾向。中西文化应追求互补，未来的全球文明应该是追求人文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明。

现代西方文明起自文艺复兴，倡导科学理性。但是，技术万能论与理性宰制的扩张成为科学理性的流弊，造成人的异化。中华文明以知止品格贬抑“机心”，富含道德反省。未来的文明不应延续科学理性过度的悖谬，或者忽视人类道德心灵的涵养与伦理社会的培育，而应当是科学与道德和谐发展的新文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事关未来，意义重大。

人类文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未来全球文明的发展应具有为所有国家认可的“文明标准”。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曾指出：

问题不在于对抗，不在于争夺各自的文化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相反，问题在于各种文化和社会模式彼此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和平共处的共同文明。（转引自〔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柴方国译：《全球化与道德重建》）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现代新儒家认为，礼让是中华文明为全球多元文明共处提供的最重要准则。在全球化时代，提倡多元文明之间的礼让，而非单数文明优越论，显然是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议题。

正如美国学者彼得·J.卡赞斯坦强调的文明多元和多维，他指出：

文明是多元的，即多种文明共存于现代文明这个宏大的文明系统之中，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性世界。文明又是多维的，即每种文明内部也存在着多种文明形式，分别来自于不同的传统，各存歧见、相互竞争。（〔美〕彼得·J.卡赞斯坦主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

我们应当追寻各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而非全球文明的同质化。“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同质化只能扼杀文明的内在生机。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对话，“保合太和”，才是全球文明应有的格局和境界。

【本文为“全球文明与人类未来·尼山报告2023”的第二部分，系中国孔子基金会“全球文明与人类未来·尼山报告2023”课题结题成果之一。课题组成员：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辛亚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宫志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魏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邵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讲师）、常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报告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教授多方面指导，特此致谢。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3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转载自：走进孔子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