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社会发生的巨变需要有跟进的社会理论给予解释，由此形成了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文化哲学论题新趋向。面对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格局，社会理论家们越发相信，仅仅从单纯的经济生产或者政治斗争方面进行分析问题显然不够，同时还需要从文化建构等视角去展开研究。于是，各种各样的当代社会理大多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结合起来，以至于催生出许多以文化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理论。从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的路径去开展当代社会问题研究之所以愈发突显，或许正是因为当代社会理论的建构完善还需要文化哲学的思考面向及其方法论上的整合。

[关 键 词] 当代社会理论 社会转型 文化哲学 文化主义 文化建构

当代社会理论热衷于文化哲学论题，这似乎是一个愈发清晰和不断深化的社会问题反思路径，或许也是一种更加成熟和趋向完善的社会认识论建构。当代社会理论看起来就像是文化研究学科或者文化批判理论，在今天文化问题几乎变成了社会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从文化视角去认识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构建一种时代需要的新型社会理论，显然成为了当代社会问题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当代社会的转型及其矛盾迫切需要一种更具有说服力的社会理论，而现有的各种社会理论体系已经无法应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挑战。这是近几十年来各种文化哲学论题得以兴起和盛行的原因所在。对于当代社会面临的诸多矛盾问题，社会学家不仅需要从经济活动和政治斗争的视角来分析其中的缘由，而且需要从文化建构和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来把握社会存在。各种文化批判、文化研究、文化分析和文化理论的文化哲学论题，正是在这种理论诉求中应运而生的。社会研究过去多遵循自然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经济主义等理论模式，文化主义的思想雏形只是时有闪现。今天随着“文化哲学”浮出水面，“文化主义”才能成为一种新兴的理论解释模式。围绕着文化哲学论题的展开，构建一种新型社会理论的思想方法正在逐渐地成型。围绕着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文化哲学论题，本文将从文化自觉、文化建构和文化政治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论题和方法论整合，初步考察一下社会理论研究中的“文化主义”逻辑。

一、 社会问题的文化自觉

当代社会发生的巨变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矛盾问题，引发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回应。尤其是针对其中出现的各种症状，不同学科的理论家们分别开出了他们各自的理论诊断书。社会学家自然是首当其冲，他们将这些巨变解释为社会的大转型，强调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福利社会、风险社会，等等。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首先是社会结构性质的变化……在经济上，它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在技术上，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的中心；在社会学上，它是新的技术权贵的兴起以及新的阶层原则的开始……更加一般地说后工业社会意味着新中轴结构和中轴原理的兴起：从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信息或知识社会。”[1]其他描述当代社会巨变的用词还有“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柔性资本主义”（soft capitalism）、“审美资本主义”（Le capitalism esthétique）等等。按照政治文化学权威R.英格勒哈特的分析，“发达工业社会正在经历一个逐渐的转型，即从强调经济和物质保障的首要性，转向更多地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 [2]当代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似乎从看重物质占有转向了文化认同，社会成员更加重视社会身份以及自我实现。文化理论批评家詹姆逊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说，强调文化元素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彰显和主导作用。在他看来，确实“没有哪一个社会像它这样被符号和信息填满。在消费资本主义中符号的无所不在意味着真实的优先性发生了颠倒，一切都以文化为中介。” [3]

从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情形来看，经济逻辑或者市场逻辑是最显性的和最具支配性的力量。不过，从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或者消费社会的变化来观察，似乎还存在着一种起到引导作用的文化逻辑。各种文化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方法的兴起说明了从文化视角来分析当代社会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这是因为当今社会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技术和社会政治的变化深深地改变着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人们的工作动机，引起政治冲突的议题，人们的宗教信仰，人们对待离婚、堕胎和同性恋的态度，对于生育孩子和维持家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在发生着变化。”[4]R.英格勒哈特将这一社会变化解读为“经济决定论的边际效用递减”。“马克思的论题尽管抓住了工业社会早期阶段的重要现实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发达工业社会的演进，出现了新的冲突和新的世界观，从而使得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冲突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了……这种发展反映的是经济决定论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在经济匮乏的情况下，经济因素往往起决定性作用，但随着匮乏的减少，其他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将会日益增强”。[5]他的理论解读尽管存在着片面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变化和新形态。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发达工业社会兴起的各种“新社会运动”以及愈加突显的“文化战争”和“文化政治”就是其最有力的证明。

自马克斯·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来，从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来解释社会发展问题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关切。在韦伯的社会学视野中，“人类行为并不是由具体的物质力量的作用引发的，而是源自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思想和由文化价值驱动的各类行动者。例如，没有新教思想，资本主义就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行动者必须内化新教伦理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变为经济和社会原则，行动才会实际发生……新教教义体现现代资本主义的苦行精神，并提供必要的思想和动力以推动社会变迁的发生”。[6]现代社会学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以至于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似乎占据着现当代社会学的理论主阵地。从齐美尔、迪厄凯姆、帕森斯等社会学家开始，他们都强调象征秩序和共同价值的社会建构作用，都认识到“文化既在个体之中，又在个体之外。通过这些集体性的结构，个体之间分享经验、概念和信仰并有效地相互交流。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团结就不是什么由外部强加的过程，而是通过主体间行为的协调而象征性地实现的过程了。所以，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其中普遍价值的存在确保了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规范共识”。[7]

针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型控制形式，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将文化现象作为聚焦点，其中以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最为典型。阿多尔诺提出，作为现代娱乐体系的“文化工业”已经成为现代极权主义的隐蔽控制形式，“文化工业不断地给消费者一些许诺而不断地在欺骗消费者……文化工业不是升华而是压抑”。[8]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控制主要是通过文化工业来实现的，而文化工业是指那些商品化、娱乐化、流行化的音乐、流行歌曲、通俗小说、电影、电视、通俗杂志等。有时，阿多尔诺也用“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等来指代“文化工业”。在他看来，在现有文化工业娱乐体系的有效支撑之下，当代社会具有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整合模式，“这是一种围绕着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集体性的结构，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文化生产系统，它有效地将个体社会化为一种被动和顺从的状态”。[9]

哈贝马斯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的两个新变化。“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10]按照他的理论逻辑，“劳动”（加工自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互动的实践）是社会再生产的两个基础。与劳动问题相比较，交往行为问题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对哈贝马斯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素——尤其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必须引进一个既是工具制造者又是言语行为者的人类概念而予以扩展：交往行为理论将重心从经济生产转移到经由语言中介的社会互动行为上来，这样就把社会再生产过程带到了前台”。[11]显然，哈贝马斯关注的是社会交往行为，而且这种交往行为又是依赖于语言中介的。他甚至认为，“今天语言问题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意识问题；语言的先验批判取代了意识批判”。[12]他检讨了经济还原论的生产主义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忽视了与生产力一样重要的文化整合形式，或者说是贬低了文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他基于语言行为对于社会整合形式的研究，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文化自觉。

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兴起的各种“新社会运动”，将当代社会变革中的文化诉求和文化议题突显出来。从女权主义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同性恋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族裔运动、生态保护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诉求来看，其斗争方向主要在争取身份认同、社会权利和独有价值等。与传统的社会政治运动形式不同，“新社会运动”带有明显的价值观取向，并且采取的是非暴力的和局部性的斗争策略。“新社会运动”诉诸的文化政治模式，例如女权主义旨在争取性别发言权来改变固有的男女等级划分，强调女性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策略中，争取话语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变革。任何社会关系都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其中社会的身份认同就是通过话语建构而实现的。话语既可以建立关系也可以打破关系。与此同时，针对全球化带来的地区冲突和种族矛盾等问题，S.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更是将文化问题摆到了议事日程上。社会理论家们愈加认识到，文化既是人类建立合作的黏合剂，同时又是人类走向分裂的导火索。一方面，人类社会共同体依赖于文化共识而得以建立，人类社会因共同文化而得以延续发展；另一方面，国家间的冲突和社会内部的分裂又是因文化的封闭性和排外性而引起。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会曾举办“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的学术研讨会，并且出版了论文集《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这个文集里的文章既肯定了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同时也看到文化作为一个非独立因素即因变量一面。正如文集主编之一的亨廷顿所说，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变化就是对文化问题的特别关注，“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军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和对抗”。[13]正是基于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文化自觉，文化哲学议题得到不断地扩展和深化，说明了人类对于自身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地得到提升。

二、社会秩序的文化建构

当代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社会性矛盾，无论是社会加速发展引发的各种“新社会运动”，还是全球化进程导致的“文明冲突”，都在促使社会理论家们去进一步反思：人类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什么？社会整合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如何去化解社会内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不少理论家都遵循着一种文化主义的逻辑来寻求答案，因而坚信“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文化，但是同样，更有意义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像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14]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这个论断强调了文化是由人类编织出来的意义之网，而人就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这个意义之网上面的动物。简言之，人类社会的建立和维护不仅仅依赖于经济生产活动和政治制度调节，而且也需要有文化（观念的、精神的、器物的、制度的等等）所编织起来的意义之网提供思想支撑。文化决不是经济活动和政治作为的点缀，而同样也是作为社会制度之母而存在的。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文化又是如何编织起社会整体意义之网呢？为此，当代社会理论聚焦了“社会想象”的建构性作用这个主题。以英国学者B.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查尔斯•泰勒的《现代社会想象》、保罗•利科的《社会想象理论》、K•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社会的想象建构》等为代表专注于“社会想象”问题，力图揭示文化是怎样编织出社会秩序之网的。在讨论当今愈加凸显的民族主义问题时，安德森认为，“民族归属（nationality），或者有人会倾向于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15]换言之，民族是一个社会想象出来的共同体。事实上，所谓的社会共同体并不是由诸多客观经验事实简单叠加集合而成，而是完全来自于社会想象的共同创造。因此，不是民族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的想象造就了民族共同体。人类能够达成一种社会合作由此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正是在于拥有一种共同的想象，即关于自身和世界的想象构造物。那么，什么是“社会想象”呢？按照泰勒所下的定义：“我所指的社会想象，比人们在闲散的状态下思考社会现实的智力活动，要来得更深刻和更广泛。我正在考虑的是，人们想象其社会存在的方式，人们如何待人接物，人们通常能满足的期望，以及支撑着这些期望的更深层的规范观念和形象”。[16]这里的“社会想象”还包含着人类的社会期望、社会观念和社会形象等构造。社会想象都是由文化媒介所承载起来的，从最初的图腾崇拜、神灵信仰、神话故事、行为礼仪到后来成熟的宗教体系、艺术世界、意识形态等。它们都是不同社会想象的文化创造物，与不同的社会存在秩序保持着相应的关系。即使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想象依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的现代性是离不开某种社会想象的，而要理解当今的多种现代性之间的差异，则需要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想象”。[17]

近年来有一本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历史著作《人类简史》，作者是年轻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尤•赫拉利。该书的一大亮点就是将“社会想象”与社会秩序的建立联系起来。作者提出，“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例如教会的根基就在于宗教故事……所谓的国家也是立基于国家故事……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没有正义”。[18]人类创造了乡村和城市，建立了若干庞大的帝国，就是凭着这些虚构的故事。即使是完全不相识的人，只要他们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够齐心协力共同合作。同样基于同样的逻辑，法国社会学家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护都是由中介化的象征符号来构建其中的意义关系的，这些意义关系又是奠基在想象之上的。“符号之为符号，不过就是一种被制度化的图形、形式和规范，一种社会想象力的创造”。[19]在他划分出来的可知觉领域、可思考领域、可想象领域这样三个基础性的符号领域之中，可想象领域是最为核心和最为关键的领域。因为在他眼里，任何一个社会的整合都需要一种象征秩序，这种象征秩序是在创造性想象中建立起来的，例如基督教社会关于“上帝”的想象，古代专制社会关于“皇权”的想象，等等。事实上，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很早就提出过，所有人类社会都是以某种宗教信仰作为其前提的，这是因为社会整合及其社会存在需要某种宗教信仰的依托。作为原始信仰形式的图腾崇拜就是为了团结整个部落而创造出一种道德社会秩序，因为共同的图腾崇拜使得部落成员可以做到他们之间的相互认同。

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变驱使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了一种文化哲学的建构，即不断地将其理论反思聚焦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去构建起一种新型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社会理论及其文化哲学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是密切相关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等提出总体性范畴，中间历经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唯物主义，再到当下的新左翼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等等，都是在应对当代社会变革提出的挑战。这里涉及到两个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克服经济主义或者生产主义的片面性，按照总体性范畴及其历史主动性方法论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变革理论；另一个问题是通过文化研究和文化分析来补充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解释逻辑。因此，与重建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不仅是对当代社会诸多矛盾问题的文化自觉，而且是对社会存在及其整合机制的认识深化。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通过比较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和欧洲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进而得出，文化决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反映或表象，而是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关键性的整合作用。从历史上看来，任何一个在经济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必将寻求凌驾于其他阶级之上的文化权威，这就是作为知识、道德、政治的领导权。统治阶级要让其他阶级服从其领导，需要将自己的特殊利益变身为普遍利益，在观念和道德上面征服社会各阶层，使大众心悦诚服地接受其统治。事实上，“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20]社会的统治秩序完全离不开精神道德等“文化领导权”的支撑。依照一种教科书式的简单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表述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或者说，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反过来生产关系适应或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种表述给人留下了经济决定论或者唯生产力论的印记。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是可以找到这样的比喻和表述，但是如果由此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经济决定论的和唯生产力论的，那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逻辑的。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一段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1]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说的“先辈们的传统”足以说明文化的影响作用是存在的。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意识形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变革都是极为重要的。相比较于那些物质、劳动、生产、商品、剩余价值、生产力等用语，马克思使用文化一词并直接论述文化问题的地方并不多。因此，我们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现实的生产过程”、“相互作用”等概念中去寻找他们有关文化问题的思想。

英国新左派学者威廉斯认为，马克思本人曾想建构一种文化理论，但这个想法最终没有实现。马克思并没有急于将他关于经济、政治和历史的结论推演到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马克思恩格斯讲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是并不否认观念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他们也讲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但并不是要放弃经济作用的首要性。马克思晚年涉足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对于摩尔根等文化人类学家著作的关注，并且留下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威廉斯的这个判断是可以成立的。在马克思之后如何推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威廉斯看来首先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充分认识到社会存在及其运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于“决定作用”和“相互作用”的内涵进行更加深入地分析；二是如何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如果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启发式类比等同于现实的写照，就会产生许多理论问题。[22]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尝试。

三、社会转型与文化政治

当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竟如何去看待和解释这种转型所产生的影响，成了各种社会理论的思想聚焦点。在英国新左派学者看来，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时代相比较，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已经从福特主义（Fordism）走向了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也就是从生产主导型的社会走向了消费主导型的社会。他们围绕着“新时代”的新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化研究文章。于是，“文化研究”形成一种理论景观，俨然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理论。为何“新时代”的社会问题需要“文化研究”？这是因为“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不仅在量的方面，更在质的方面，英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急速地以多样化、分化、碎片化，而不再是同质化、标准化和规模经济与组织等现代社会的特点为特征。这就是所谓从‘福特主义’——它表述了20世纪前2/3时期所体现的现代性——向‘后福特主义’转向的本质。在经济学术语中，这一转向的主要特征是‘弹性专业化’从大规模生产的旧式装配线世界中的崛起。这一点谱写了新世界前行的乐章，并驱动它向前迈进”。[23]这种经济上的转型绝非是单方面的变化，而是有着与其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转型，这就是消费社会带来的消费文化或者文化消费的逐渐兴起。或者说，“新时代”带来的社会景观就是消费文化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按照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墨菲的论述，“西方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里所有人类劳动的产品都成为了商品，而越来越多的需要必须通过这个市场才能得到满足。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摧毁了以往的许多社会关系，并用商品关系取代了这些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消费社会”。[24]针对消费文化所引起的新变化，当代社会理论的研究重心放在了消费行为与消费意识形态上面。消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及其影响力越来越明显，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甚至与身份的自我肯定联系起来，这就是当代社会越发突显出来的身份认同或者文化政治。

消费文化为何会催生出一种文化政治？“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为何会成为“新社会运动”的口号？“新时代”的文化研究者F.莫特对此有一个分析，他认为，消费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社会大众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在经济条件和物质保障不断改善提高的同时，社会成员更加看重生活质量和自我权利，更加看重自身的社会归属感。一方面是消费文化所导致的“去政治化”，大众沉溺于购买和享受的物质生活而淡化了宏大严肃的政治问题，具体表现为大选投票者的参与度降低；另一方面消费文化又会营造出一种自我实现的自由氛围，作为消费者的社会成员觉得他们“有权力和自由去表达自己，去定义对于自我的认识，去塑造美好的生活”。[25]“新社会运动”的口号已经表明，大众已经对传统的国家权力和政党政治不感兴趣，他们转而关注自己的社会权利及其身份认同，更加看重生活方式的个性化选择。“新社会运动”的起因并不是因为物质上的匮乏，而是更多地源于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认同需求。事实上，无论是英国新左派围绕着“新时代”的文化研究，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理论家霍耐特所关注的“承认政治”，都体现了一种新时代的文化政治新范式。这种区别于传统政治形态的文化政治立足于微观层面的政治诉求，如某个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同性恋政治和“酷儿政治”所针对的就是文化观念上的歧视和压制。最为明显的是，“进入90年代后，美国女性主义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与文化批评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许多女性主义政治家们认识到，女性主义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胜利，有待于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的更新”。[26]

从“新社会运动”的构成来看，女权主义运动、学生运动、同性恋运动、民权运动等主要是围绕着话语权和身份认同等展开。语言、身份、形象、价值、观念、认同等成为这种政治斗争形式的基本诉求。与传统的暴力政治和阶级政治不同，它们明显带有非暴力、非阶级、微观化、局部化等特征。通过文化诉求而形成的一种持续反抗状态，显示出“政治变革要有效，必须是‘文化的’。政治变革不扎根于人民的感情和观念之中——变革得不到他们的赞可，不和他们的渴望紧密相连，不能千辛万苦地得到他们的认同——不可能长期持续”。[27]作为当代社会理论代名词的文化理论往往有着批判现实的激进立场，“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蔑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28]也可以这么说，这种文化政治围绕着文化的种种束缚而展开，聚焦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尤其是话语权力的控制形式。文化对于我们行为的组织与控制，往往就是通过话语的生产、流通和操纵而实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斗争也是争夺话语权的斗争。

针对当代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各种矛盾问题，如何去分析和评价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成为了当代社会理论的焦点和热点。尽管经济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理论范式在社会理论研究中还有很大市场，但文化主义的解释逻辑逐渐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专注于文化对于社会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以至于社会问题研究变成了文化现象研究，社会理论变成了文化理论。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德国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所论述的“交往行为理论”，法国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构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国社会哲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行为理论，等等，无不反映出今天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共同意识。在文化主义逻辑的主导下，社会问题研究聚焦在文化研究之上。无论是对于后物质主义的社会价值观研究，还是对于各种新社会运动呈现出来的文化政治形态研究，其文化哲学论题都集中在社会变革问题上面。当代社会理论提出的诸多文化哲学论题，基本上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变化引发的诸多矛盾，也反映了如何构建一种新型社会理论的时代性需要。尽管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形式迄今还是不成熟的，但作为当代社会理论的思想逻辑导引无疑是必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实际从事发展工作的人，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29]

从文化去审视和检讨当代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是人类今天进一步认识自身存在的思想体现。当然，为了克服经济决定论的片面和不足，完全用文化主义逻辑去取代经济主义逻辑，这肯定是不可取的。但是，文化主义的思想逻辑及其方法论确实为分析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理论工具。当代社会理论的演进贯穿着一种文化主义的思想逻辑，社会理论家们力求跟上新时代而在意图构建一种更具有解释力的新型社会理论。对于当今世界的变化及其复杂性，传统的理论范式表现出解释上的无力感。如果还是简单地按照线性因果观来解释社会生活的非线性结构，已经难以说明当代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种种悖论。当代社会理论所遭遇的文化哲学论题，将社会问题和文化自觉关联在一起，不仅仅是在突出文化的现实作用，而且也是在提升和完善社会理论或者社会哲学的解释力，从而为当代社会认识论的建构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最后，本文将法国社会学家莫兰的以下论述作为当代社会理论就文化问题所达成的基本认识，“我们可以把总体上的社会系统设想成与自然系统相对立的文化系统。我们也可以把文化系统设想成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现实，并将这一现实与社会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由此我们看到，文化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下层基础，而是将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相联系的一个新陈代谢的回路”。[30]在莫兰看来，我们在这种文化观念之下可以对当代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尽管这种分析还不是那么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有些模糊和不确定，但毕竟还是迈出了社会认识的重要一步。

作者欧阳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