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教师简介：温海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比较哲学博士，2012年特批教授，1999年获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硕士，1994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学士。曾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0），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学者。现为国际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英文哲学刊物Asian Philosophy（A&HCI）编委；教育部英文哲学学术期刊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中国哲学前沿》）副主编。著有：Confucian Pragmatism as the Art of Contextualiz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orld（Lexington，2009）；Chinese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中国哲学思想》（2010）等。在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Asian Philosophy，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Culture and Psychology等国际一流哲学期刊发表英文论文十余篇；在《中国哲学史》、《周易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中文论文四十余篇。曾获美国陈荣捷（Wing-tsit Chan）比较哲学奖学金、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学员奖学金等；先后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根特大学等校作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其《中国哲学思想》被译为英、法、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在国外出版。

见到温老师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时值APEC假期，温老师依然留在学校处理工作事务。采访伊始，老师热情地为我们泡了茶，建议大家边喝茶边聊。作为一个福建人，爱喝茶是温老师众所周知的习惯。伴随着铁观音的清香，温老师向我们讲起了他与中国哲学由浅入深的缘分。

盛献身中国文化之神

从中学时代开始，温老师就对哲学情有独钟，少年时代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风雷激荡中涵养了献身中国文化的情怀。199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进大学不久就对当时的心理学知识系统感到失望，因为基本上照搬美国的教材，缺乏原创性的思想。但温老师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对荣格的原型说也很着迷。温老师回忆自己在华东师大学习心理学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多，平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从早到晚博览群书写心得体会，常常每个月能写满一本笔记本，本科毕业时一共积攒了大概二三十本。这是温老师早期的哲学笔记，体现了温老师早年用思想征服天下的雄心壮志，对古今中外哲学家们关于宇宙人生的各种论说的反思，尤其是对康德、叔本华、尼采以及之后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反省和儒家道家基本义理的摸索。这种辛勤笔耕的习惯也体现在温老师对学生的教导上，他要求学生们养成每周写东西的习惯，因为时常记录自己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思考，对于哲学专业的学生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

在华东师范大学那几年，温老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学哲学，也旁听了很多哲学系的课程。温老师觉得那些年华东师大的哲学课非常受用，他当时听课很认真，生怕错过老师说的每一句话。现任教于华东师大哲学系的晋荣东教授是温老师当年同窗。晋老师痴迷于哲学，吃饭的时候喜欢跟同学不断辩难，温老师也常常参与其间，他们都对运思哲学的状态深深着迷。这种热爱哲学、随时随地讨论哲学问题的习惯温老师一直保持至今。温老师说他碰到过很多晋老师这样的“道友”，他们为了追求中国哲学与文化之道相知相遇，往往一见如故，神交一生。

当时有幸求学于许多很好的老师，温老师一直为此感到幸运。在富有人文气质的高瑞泉教授引导下，他开始了对儒家、道家思想的系统学习。杨国荣老师对中国哲学问题的精深理解、施炎平教授对《周易》的讲述，坚定了温老师追求中国哲学之道的志向。童世骏教授讲授的现代西方哲学引人入胜，郁振华教授对西方认识论的理解对温老师后来形成中国哲学认识论的问题意识影响很大。温老师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课程作业，受到当时正在努力沟通海德格尔和《红楼梦》的大才子李劼教授的赞叹。温老师说自己很幸运在华师能碰到这些出色的老师，他们的存在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哲学气场。大三那年暑假，温老师游历闽粤大地，到广州时去参观中山大学，看到破败的哲学楼，年久失修，令他感时伤怀，联想到经济大潮兴起之后人文科学的风雨飘摇处境，使他越发坚定了要把毕生献给振兴中国哲学的志向。大学三年级，温老师下定决心要去北大读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幸运的是，温老师最终如愿考上了。

养振兴中国哲学之志

温老师说，自己在大学时代做过两件后来比较自豪的事情：一是当系学生会主席，磨练了自己在校园政治中摸爬滚打的能力；另一件是出乎大多数人意料之外，他跨专业以最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正当他踌躇满志要奔赴北大时，他的人生却随即遭遇了转折。当时温老师的父亲突发重病，老师以孝为先，选择先回家乡厦门工作两年。在厦门的这两年对于温老师的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自己今天可以讲关于《周易》的课程，一方面得益于当年在厦门时深入工厂和社会底层收获的人生经验，另一方面得益于在厦门遇到了教自己《周易》之道的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这种人生轨迹并非自己主动选择，但自己也因此得到并把握了一些特殊的因缘，而这些因缘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温老师现在学问的核心。

与大多数同学一样，在最初接触《周易》时，温老师尽管从老师的讲解中感受到了其思想背后的力量，但还是似懂非懂。到厦门工作时，他所在公司有个总经理顾问饱经风霜，很有学问，对易道有着精深的了解，温老师只要工作之余稍有空闲，就去对方办公室里泡茶聊天。一段时间后，一老一少两个好学之人心生默契，老先生开始给温老师讲解先后天八卦，并辅之以“河图”、“洛书”之学。老先生讲的很慢，每讲一点，两人都仔细讨论，费时甚久才把八卦六十四卦讲完。老先生讲解易道，温老师常有醍醐灌顶的领悟之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天道通过易经符号展示出来。老师说，这是我们老祖先圣圣相传的伟大智慧。在温老师看来，宋明哲学家的哲学创造多来源于对《周易》之道的重新阐发，河洛之学和先后天八卦体现了中国哲人对于宇宙创造原点的把握，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基点。

除了学习《周易》，温老师还在南普陀寺跟济群法师学习《楞严经》、《金刚经》、《心经》、《坛经》、《菩提道次第略论》等经典。因为当时经历了人生巨大的起落，温老师常常去南普陀参禅体佛，跟一些和尚法师们喝茶悟道，当时交往的一批同道很多跟温老师结下了终生的友谊。温老师建议年轻人与人交往应当以心换心，以诚相待，那样我们的人生可能会因此而不同。

在厦门期间，温老师是一个实践的自由主义者，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正处于它的最低谷，几乎所有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都命运多舛。包括温老师在内的几十个年轻人，每周三晚上聚集在鼓浪屿青年宫交流学问，有时也放言高论，谈论国家大事。温老师说那些年他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后来在美国读博期间，温老师领略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诸多负面问题之后，反思了自己之前的自由主义倾向，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认识有了转变，认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难以适应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发展。

在厦门的这段时间，温老师增进了对多方面人生智慧的体认。他本科时涵养的投身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志向不但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被打散，反而更加坚定了。

实弘扬易学哲学之意

在北大读研期间，温老师把参透《周易》作为自己研究生阶段的头等大事。一入学他就有缘跟当时北大研究易学最著名的朱伯崑教授学习，也在陈来老师的课上研读刘大钧、余敦康、朱高正等先生的易学思想。课余他把《周易》的大部分古今注本都研究了一遍。在比较古往今来的注本时，温老师发现了马恒君著的《周易辨证》（现改为《周易正宗》）解释条分缕析，精准到位。因为不知道马恒君何许人也，温老师就给出版社写信，不多久就收到了马老师回信，随后就出京拜访马恒君教授，从此他对《周易》之学有了更精深的领会。十几年来，温老师经常去跟马老师求道问学，也成为马氏“辨象证义”正宗易学的传人。对易学的沉潜研究，使温老师能够深入东西方哲学的核心，充分实现沟通东西方哲学主要哲学命题的抱负。

温老师将自己与易学研究的缘分，一直坚持到了今天。1998年读硕士期间，温老师在《周易研究》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王阳明易学略论》。这是第一篇系统研究王阳明与易学之间关系的文章，之后学界出现过几篇相关文章，多少受到该论文的影响。温老师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朱熹的易学，尤其是朱熹象数易学的发展和演变。当时温老师的导师是冯友兰和张岱年教授的高徒陈来教授。温老师在北大读研究生时主动接续了冯友兰和张岱年的学脉，继承北大学派从乾嘉学派传下来的扎实文献考证工夫。温老师当时也跟张学智教授学过《近思录》和《传习录》，这些都构成了温老师后来研究儒学的坚实基础。他当时跟汤一介教授和刘大钧教授也有交往，不久他们都大力推荐温老师赴美留学。

在北大读书时，温老师还跟张祥龙教授问学。张老师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讲授包括现象学、海德格尔和道家思想的中西比较哲学。从那时起，温老师对胡塞尔和现象学不断加深理解，体会到现象学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跟与中国哲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与中国哲学心物一体的认识论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虽然当时也受到福柯、哈贝马斯、罗尔斯、德里达、施特劳斯等的影响，但温老师觉得存在主义、现象学等与我们理解人生的方式很贴近，以至于有评论说他后来的中英文著作里都渗透着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韵味。

当时温老师还对道家、魏晋玄学和佛学下了功夫。他受到陈鼓应、王博老师的道家课程的深刻影响，强化了对老庄的理解，在跟许抗生、杨立华老师读书的时候，他把汤用彤、汤一介父子关于魏晋玄学、尤其是郭象部分读得滚瓜烂熟。很多年后，每当温老师开设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课程时，他对郭象的讲授总会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温老师说自己对郭象的理解渗透着深刻的人生体悟，更多是从郭象对于“命”的必然性和“遇”的偶然性之间的关系中去展开的。郭象认为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他有一个命题叫“所遇为命”，“所遇”指的是我们偶然碰到的遭遇，但这些看似偶然、令个体难以把握的机缘最后构成了我们无法改变的命。郭象还说“静其所遇”，展示了一种面对不测人生的哲人态度。人生正是由一个个貌似偶然的瞬间所构成，在温老师的讲说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郭象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多年的深思和体证。

转沟通中西哲学之圆

1999年从北大毕业后，温老师先在一个杂志社担任编辑。他主持一个叫“千秋评论”的栏目，这时的他还保有自由主义的豪情，曾想通过自己的笔和团结的一批自由主义斗士来改变时代。因缘凑巧，在北京工作了一年后，温老师得到东西方中心的全额奖学金去夏威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一待就是六年。正是夏威夷大学的六年改变了他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情怀，改变了他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政治体制、文化历史，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几乎所有看法。身在异乡，他对于作为祖国的中国的理解，有了根本性的颠覆。温老师认为，面对西化的时代大势，中国应该采取一种合理、适当的方式来面对西方世界，积极调整自己的状态，而不是盲目听信一些西化的荒唐言论。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改变了他，也是因为自己正好碰到了美国历史上民主最糟糕的时代。那是911之后到伊拉克战争的时代，是小布什政府为所欲为的时代，也是美国民主制完全背离了它的初衷的时代。正是因为看到了美国政府干涉言论、控制舆论，理解他们如何造势，进而发动战争，以图控制全球，温老师渐渐感到自己之前天真认同自由民主的热情被一瓢又一瓢的冷水给浇下去了。在美国的那几年，温老师对美国与世界、美国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中国社会政治的问题的出路等都有深入的体会和思考。这在后来的工作中成为温老师思考当代社会、政治与文化出路的基础。

在美国求学阶段，温老师少有的学缘促进了他对儒学的深入思考。温老师在美国的导师是国际比较哲学的领军人物安乐哲教授（Roger T. Ames），安教授十八岁到香港，跟随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代表人物学习。安教授将毕生献给了中国哲学，在努力推动儒学的国际化，并写了大量著作。在今年国际儒学大会上，安教授作为大会代表作了主题发言。他曾与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一起被授予2013年度“孔子文化奖”。温老师的另一位导师成中英教授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蒯因 (W.O.V. Quine)的学生，年轻时在台湾师从牟宗三和方东美先生。跟随这两位著名的导师六年时间，强化了温老师与二十世纪儒学学脉的关系。原来在北大师从陈来教授时，温老师沉潜的是冯友兰一系的学问和治学方法。在夏威夷时期，他对海外汉学从葛瑞汉（Angus Graham）、刘殿爵（D. C. Lau）到安乐哲这个系统的学脉有精深的体会，加上通过成中英教授，对熊十力及其弟子们的港台新儒家学派，尤其是牟宗三、方东美、唐君毅等的学问用功甚深，使得温老师深入大陆儒学、港台新儒家和欧美汉学的学脉深处，跟他早年接续古典儒家圣人之道的志向一脉相通，这种学缘在今天的学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在夏威夷大学读博修习的一些课程，帮助温老师打下了更加坚实的西方哲学基础。温老师选择的是最难的形而上学方向，他曾苦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怀特海的著作，也为学习当代分析哲学中的形上学而钻研蒯因、普特南（Hilary Putnam）、塞拉斯（Wilfred Sellars）、塞尔（John Searle）、罗蒂（Richard Rorty）, 以及斯特劳森（P. F. Strawson）、泰勒（Charles Taylor）、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帕菲特（Derek Parfit）、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内格尔（Thomas Nagel）等分析哲学大师的著作。温老师在夏威夷大学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学生们每星期写作业，考试难度也很大。例如博士资格考试的内容包括古典形上学和现代分析哲学，考两次，每次耗时三天，在这三天三夜中基本上不眠不休。要想在这种近乎残酷的学术训练中生存下来，就要求学生必须在理解文献、把握思想和形成自己新观点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温老师逐步形成了自己对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儒学的全新理解。温老师在写作他的博士论文《儒家实用主义作为个人经验与世界交融的艺术》（Confucian Pragmatism as the Art of Contextualiz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orld）时，选择儒家的“创生性”（creativity）为研究对象。在温老师的博士论文里，他通过“创生性”这一概念沟通儒家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传统，说明中国儒家的“依境而生”能够帮助实用主义哲学走出西方哲学的创生性危机。书中温老师围绕“境遇性创生性”（contextual creativity）概念，说明个人周围的境遇、现实和历史的境遇都作为个人当下意念创造的背景而存在，人的所有活动都处于境遇性创生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此过程中进行选择。

回国任教之后，温老师把他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为从多个哲学维度沟通儒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专著，2009年在美国出版。之后他基于在人大多年教中国哲学史、跟张立文教授等教研室同道参学交流的经验，从比较哲学的视域用英文写作了《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一出版就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成为不少海外学生学习中国哲学的入门教材，该书被译成法、西、阿拉伯等多国文字出版，中文版对初学者掌握中国哲学的精义也有帮助。最近，温老师出版了《儒家实意伦理学》，书中温老师从伦理角度发展了“意向创生”（intentional creativity）概念，它指的是人的意念在不断变动的情境中所展现出的创造性。情境给予我们的反馈在某种意义上先行于意念的创生。也就是说，儒家伦理实践是一种选择的艺术，要求人们在一念发动的瞬间为善行仁。儒家所讲的修身，要求人形成一种反身意识，在意念创生过程中保持对情境的先行理解，从而在善念相续之间培养儒家式的理想人格。温老师的儒学建构理路顺着孔孟、承接程朱陆王，沿着刘宗周、熊十力、牟宗三的方向开创了新的“意学”路向。

温老师赠给我们他最新的专著《儒家实意伦理学》，说他自己的人生就是振兴中国哲学、致力于中国文化复兴的实意之旅。我们真切感受到《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一直支撑着温老师为学至今，从未懈怠。作为后学，我们应当效仿老师求学做人的精神，开放自己的心胸和视野，把握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机缘，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人生。无论是为学还是为人，温老师的人生经验都将对我们的成长有所助益。

文图/姬文丰  王蕊

编辑/蔡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