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老师火了。

随着2012年哲学随笔集《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出版，荣誉、奖项、提名扑面而至。《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辗转找到他，提出以“男神”的称谓做专访。

这种“火”在人大这个小江湖同样掀起了巨浪，学生们的崇拜近乎疯狂。

他开设的本科生全校公选课“西方哲学智慧”，来看新鲜的旁听者一度挤满过道；曾在哲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姗姗来迟的他未经主持人介绍就收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声；某学生会组织甚至打算印一批杯子，杯子上就印他的头像。

不可否认，“特别反对偶像崇拜”的周濂，阴错阳差成了一个明星。

而归根结底，周濂说，自己就是十年教书匠、半个媒体人，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在日渐“讲行话”的哲学学术圈勤奋耕耘；另一方面，要秉承最纯粹的古希腊精神，将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解读地点从“殿堂”重新搬回“广场”，通过公共写作的形式击中更多读者的理性和思考。

“人文社科学者应该对公共事务有所关心并勇敢说出心中真正所思所想，我觉得这是一个知识人应该肩负的基本责任”周濂表示。

小镇少年的哲学漂流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潮涌动，文化回温，这种活跃的氛围还没有波及到平静的浙西南小城，遂昌。

在“独立王国”——对外挂着“利民化工厂”牌子的国防兵工厂中成长到十多岁的少年周濂，五年级转学到县城后，面对完全不同的文化、语言环境，第一次陷入强烈的异乡感中——这种异乡感贯穿了他的头30年。

文化上的贫瘠、精神上的孤独催促着他的自行车车轮一路狂奔向前。压过一片片稻田和茶园，转过一声声小贩的叫卖，在零零星星的乡村书店和城市图书馆中，他买到了两本很有意思但当时完全没看懂的书——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

冥冥中，与哲学的缘分似乎从此注定。

“还有一个纯粹的误解，我高中政治学得蛮不错，觉得政治就是哲学；当然现在知道，政治跟哲学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虽然我研究的是‘政治哲学’”周濂笑言。

同时，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一夜走红，纪录片《河殇》开始热播。这种接续五四精神的强烈反传统思潮，即使只是粗糙的概念框架，即使缺乏对传统和现实的同情心，依然给80年代的小镇少年周濂以异常强烈的观念冲击。

伴随着这一冲击，北京大学，他来了。

1991年，只有17岁的周濂考入北大哲学系。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封闭式军训一年后，懵懂的他开始真正探险哲学秘境，从此一发不可收。

周濂记得，“开始不知所云，大概一年左右读到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觉得有豁然开朗的意思。原来是不得其门而入的，现在知道怎样去切入哲学问题本身，可以推开这扇门了。”

1994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儒家文化现代化》的论文，这篇论文在北大哲学系“爱智杯”上拿了一等奖。后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把文章寄到了台湾辅仁大学主办的《哲学与文化》，意料之外地拿到100美元的稿费，这令刚刚大三的本科生极受鼓舞。

本科阶段的他还经常混迹在研究生中“蹭课”。韩水法教授开设的《纯粹理性批判》课程，旁听生周濂被要求就二版演绎作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随着对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慧根”颇深的他开始思索哲学学习的路径问题。

“我觉得中哲有很多精妙的论断，但是缺少严谨的、扎实的论证，在逻辑上有很多跳跃。年轻人仓促进入到中哲的系统，可能会有问题。”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西哲先学到40岁，40岁后再慢慢研习中哲。

就这样，1996年硕士保送时，周濂毅然选择了西方哲学。

在西哲的世界里，周濂跟随陈嘉映教授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在某种印象里奠定了我对哲学最基本、最根本性的认识”周濂回忆。

2002年，周濂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在考虑毕业论文选题时，机缘巧合遇到了中文学界最早引进罗尔斯的泰斗级教授石元康。

“97年左右中国思想界政治哲学开始兴起，我当时就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有所关注；读博时，对制度正当性、合法性问题的思考继续延续。”就这样，在哲学海洋浮游已久的他最终栖息在了政治哲学的海岸，罗尔斯也成为对其哲学观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

2008年，周濂的政治哲学专著《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正式出版。

“这对我意义重大。我在读前辈学者的‘三哈丛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跻身这个行列。”

最近几年，周濂的哲学观愈加成熟。在继续追寻正义的制度是如何可能的、正义的制度下个体如何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同时，他越来越意识到，仅仅通过哲学去切入世界是不够的，提倡以一种更全面立体的、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去更有解释力地介入世界。

在寄情哲学的同时，他曾带领系队拿到北大硕士杯冠军的运动——篮球，也是周濂漂流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至今，毕业后20多年没见面的国政系哥们仍然记得周濂是“北大篮球界的传奇人物”，周濂则“谦虚”地表示言过其实了，“我只是北大篮球界二流顶尖高手”。

“讲台赋予我荣光”

“走，打球去！”“走，吃饭去！”

这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周濂下课后最常跟学生说的两句话。

从2005年11月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整整十年时光已从传道授业的罅隙中流走。十年里，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变成了今天步入不惑之年的“资深青椒”，桃李不说满天下，至少也是风光满园。

“青椒”的常见问题在他的身上也多少会有所呈现。但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工资不算高但一直有房住，发文章也没有四处“告爷爷、求奶奶”之说。

最重要的，是讲台赋予他的那份荣光。

周濂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站上讲台的画面。他强装淡定地面对十几位研一新生，进行一个半小时的外国哲学原著选读课程。“第一次上课非常紧张，之前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到了台上发现很多准备是无用功”回溯往事，周濂仍心有余悸。

“头几年工资少，社会事务不多，人特别有热情”；这种对知识、对学生的热情在十年后并无二致。

“你自己在教学上面投入多少经历，你就会收获多少东西，是成正比的，这点我感触非常深”周濂说。

学校对授课具体内容未做严格要求，倡导学术氛围自由的哲学院也基本不干涉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但周濂依然会争取每一年、每个学期都开一门新课，绝少重复的照本宣科。在他的印象里，只有罗尔斯重复了两次，课件和讲稿还作了不小的调整。

这意味着每一堂90分钟的课程都需要拿出两到三天来重新备课。周濂解释，他相信教学相长，始终想让自己保持一种新鲜的刺激，“自找的”压力亦是动力。

目前，周濂主要带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程。相对于本科生课程的精彩，周濂把其教授的研究生课程定义为“专业而枯燥”，选择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来上课。

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赵彧曾在23：53分发朋友圈：“To study or to sleep, this is a question……”配图则是一摞厚厚的英文材料。周濂几分钟后回复道：“Study”,“我也继续，一起努力”。

周濂深信，如果说现在的研究生教育不成功，就在于校方、导师给学生的学习压力还不够，研究生过得太轻松了。

因此，他的课堂一般会要求学生读文献、作报告，老师主要起引导作用，而不是填鸭式的满堂灌。

他给学生开的书单多，每周要读两篇专业论文作为主要文本，三到四篇英文论文作为辅助文本，外加至少一本著作；学生课堂、课下压力比较大，但收获匪浅，且兴致不减。

响应周濂读书建议的的学生们发起了兴趣小组——线下读书会和线上“镰刀会”，像老师一样主动为自己加压。

诚然，读书这一点，周濂是以身作则的。

走进他的校内公寓，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中，两面墙被一人高的书架所环绕，两平米的大书桌上杂乱地堆砌着最近在读的书。坐下去，整个人就淹没在书海里。就是在这里，伴着一海碗茶，几枝菊花，他保持着每天6——8小时的阅读量。

从2008年开始，周濂每年带两个研究生。“我现在对研究生的选择会越来越苛刻，一个好的研究生对于导师意义非凡”他表示。

在人大，研究生采用双向选择机制。而周濂会特别看重学生的心智和意志。

“有潜质把哲学道路走好的学生，要有足够的洞察力、领悟力，智商要求是很高的；但是智商可能只占20％，剩下80％要看意志力、抗压能力。”

也因为如此，他从不轻易鞭策学生读博，甚至在综合考察了一个有意向读博的女生的性格、能力后，“劝退”她去做更为合适的行政工作。

回望讲台上的十年，周濂说，“我站在讲台，讲台赋予我一些荣光；但这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东西。”“浮云”、“看淡”是他常用以自嘲和自省的态度。

教师和学者的身份是周濂的立身之本，是他的自主选择；近来，另一个半主动选择、半被决定的身份也成了周濂生活中的重头戏，那就是父亲。

朋友圈中的“晒女狂魔”提到女儿总会一脸温情。“女儿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人类学观察个例”，这对他来说同样重要。

做一个诚实的发声者

午后，一抹圣洁的阳光透过窗户映在周濂书房斑斓的书影上。

抿一口茶，他缓缓道来：“身在校园，但是你需要开一扇窗户去观察、去了解、去评判这个社会。一直以来，这都是我所信奉的思考和生活方式。”

他一直在身体力行，用半个媒体人的身份去诚实地发声。他先后在《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刊物开设专栏，并将十几年来的专栏随笔整理集结成图书《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和《正义的可能》，集团效应愈加明显。

借助媒体发声这种形式在周濂前30年的生涯中并非无迹可寻。正如他自己所言，做学问和写文章的相辅相成是他一以贯之的追求。

早在高二时，从小梦想成为作家的周濂受到杂志上某个考入复旦哲学系的女生启发：她也想成为作家，但认为先读哲学“曲线救国”会让文学创作更为深刻。

北大读书时，周濂有三年的时间都在校刊上舞文弄墨。不喜欢四平八稳写报道的他甚至发动自己的人脉关系，模仿《读书》和《天涯》杂志办起了北大哲学系学术刊物《学园》副刊，在发刊词中探讨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

这年夏天，周濂每天都要跑制作公司，从日出到日落，马不停蹄地排版、校对、印刷。首期500本杂志不仅以4元一本的价格销售一空，还收到天津、西安的读者寄来的交流信。

从北大硕士毕业后，周濂也曾一度摭拾起自己的记者梦。他放弃保送博士的机会，草率地提出“我要北京户口”唯一一个要求，就来到一家新创办的报纸从头做起，很快成为主力——16版的创刊号中前4个版面基本由他完成。

两年半后，过了一把记者瘾的周濂跳出来反观自身，选择结束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生活，放弃99年左右七八千元的高月薪，重返校园，投入到政治哲学的研究中。

过往的经历让他清楚地意识到，非学术性文章动辄上万甚至十万以上阅读量的影响力是学术论文无法比拟的，普适性的随笔能够以更具亲和力的方式抵达读者，而这点对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来说尤为重要。

“政治哲学与小众化的逻辑学、形而上学不同，作为公共政治文化的介入者，它的讲述对象更多的是有理性的普通公民。”

周濂强调，所有政治哲学都是要回应当下的政治问题，或者试图回答一个比较主流的政治问题，它跟直接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一个好的学者，应该把哲学抽象的概念工作和直接的生活经验之间曲折迂回的关系铺呈出来。

他常常把古希腊哲学家的例子挂在嘴边，他们思考哲学的方式正是在公共广场上与普通公民交谈发问。“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句苏格拉底和个人感悟相结合的座右铭就高悬在他的微博签名上。

虽然，他的微博弃用已久。“微博把我的生活某种意义上碎片化了，信息大爆炸会让你的思想失去焦点，而做哲学的人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专注于一个主题。”

读周濂的随笔，你会发现，他不追求短平快，而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观察社会政治文化心理，透过某一具体现象，综合各学科理论去揭示更为长远的道理。

他曾写过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文章由两年内“公知”的迅速污名化的现象，反思了这个词语从代表社会的良知、人格的力量和理性的声音，到被认为是“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代名词的转变，直击时弊，鞭辟入里。

谈及“责任”这个词，周濂以自身为例站在不同角度予以解析。

他说，作为父亲，把女儿带好是责任；作为老师，把课教好是责任；作为知识分子，诚实地对社会发声、不虚以委蛇是责任。

“您现在做到做一个诚实的人了吗？”

面对记者的问题，周濂沉默良久：“很难说，社会很复杂，可能有时候会迫于游戏规则和人情世故，没有完全说出自己的心声。坚持是很难的，努力吧。”

而对人大学子，周濂更强调“理想”的意义。

“有人说，北大出来的都是反对派，清华出来的都是高官，人大出来的都是公务员；我说，除了公务员我们应该有一些更高远的理想。”

这个“更高远的理想”并不是所谓“国家栋梁”这类虚头巴脑的话。

周濂坚信，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不仅在于有“大楼”或者“大师”，包括莘莘学子在内，每个人都正在赋予学校魂魄，每个人都可能为历史添加一笔。

对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成为你自己！

（文/哲学院新闻中心 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