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洁，1998-2002就读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专业领域：政治学与行政管理；2002-200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专业领域：公共伦理学，政治哲学；2005-2012年就读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大学（卑诗大学，UBC）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专业领域：政治哲学，伦理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中心讲师。

        研究兴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伦理学（道德责任，自由意志）；政治哲学史（霍布斯）。

“虽然还没到上课时间，但我看人来的都差不多了。我不喜欢这样呆呆地坐着等上课，我们先来说点什么吧。首先我要道歉，因为我的PPT都是英文的，可能有些同学会不习惯，但是我保证都是四级词汇，你们都看得懂……”这是田洁老师给大一新生上哲学入门课时的“开场词”，“个性突出”是许多同学对她的第一印象。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年轻老师，田洁老师将自己洒脱自然的处事原则实践到了学者、教师、班主任三个身份中，展现了年轻老师的独特风采。

学者——为热爱而热爱

记者：您最早与哲学结缘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

田洁：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辅修了哲学，从此与哲学结缘。抱着想要再攻读哲学研究生的信念，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一边找工作，一边申请出国，准备继续在哲学领域深造。在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之后，我就赴海外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而正是这份苦中带乐的国外经历使得我真正爱上了哲学。当时，我一开始的想法挺功利的，认为如果学的学位、学校不能够为将来带来好处，或者努力和付出的时间与收入不匹配，就不值得。后来出国才真的算是喜欢上学哲学，觉得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管费多大的劲，都是值得的。对哲学的热爱让我的性格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功利的性格被国外大学文科教育的纯粹性慢慢修正。

记者：您觉得在国外读哲学和在国内读哲学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田洁：在国外读哲学很难毕业是一个常态，在国外读好几年哲学以后无功而返也不是罕见的事情。在国外读哲学很难，这是中国学生必须要面对的。以我做例子，我们那一届总共进去6个学生，最后毕了业的就2个。一般来说，从入学到毕业，最后还能找到教职的人数可能不到这个program的三分之一。国外读哲学难有很大一方面是因为语言等问题。哲学就是要玩语言的。比如，我们学习的英语中表示意图的intention和desire这两个词其实有巨大分歧，国外哲学对于这两个词的解释都有很多的文献，你一开始去可能就听不懂人家在说什么。另一方面是国外做的是分析哲学，中国孩子去国外读哲学感觉是跨专业的。我在国外读博还需要做助教工作，就是帮助学生改作业、带领学生讨论等。忙到感觉快要崩溃了。第一年就颤颤巍巍地努力去做，而且还面临能否毕业的不确定性，最后是与同班同学建立的命运共同体的感觉让我突然不再害怕了。你要问自己你想不想干，你能不能干，如果你想干、你能干，你就干下去，至于最后turn out to be什么就不要想……出什么事情总是有原因的，你也是会被理解的。给予想去国外深造的同学的建议就是看自己特别需要什么、看你什么年纪什么情况、手上已经有什么东西了，国外读书的经历虽然苦但还是很值得拥有的。

记者：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现在的研究领域吗？你觉得这个学科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您是怎样在哲学这个大领域找到自己具体的研究兴趣？

田洁：现在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哲学。因为当初入学的背景导致必然选择。不过相比起其他哲学领域，政治哲学有两个特点很吸引我：第一，它一定是要讲到人的，而且要讲到别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单独地在一个图书馆里，完全没有对于他人的理解和想象是没有办法完成研究的；第二，它不是完美的，因为总是要做到一个决定或者归结到行为上，不能说，“啊，悖论！”就结束了。所以总是充满着妥协和无奈，跟人生很像。

记者：在读书期间，哪些老师、哪些课、哪些书、参加过的哪些活动令您印象深刻？

田洁：本科时候魏明康老师，后来李猛老师，再后来的陈来和杨立华老师，清华的彭钢老师和唐文明老师。还挺多的其实。国外的，很喜欢我的两位导师Paul Russell和Mark Warren，完全不同的风格，一个是老顽童，一个是非常严谨严肃的君子。他们各自都对自己的学术和生活做了不同选择，重视的不同，方法论不同，但是最后都变成我喜欢和敬仰的。我原来以为成功只有一个方式，一个样子。认识到他们以后，才觉得成功是真的有选项的，最后你成功的样子，一定要是你的样子。如果不是用自己的样子成功，就比较low。

记者：您如何看待哲学这条路？可以从现实角度、学术角度谈谈吗？

田洁：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寻求刺激和快感的人。这一点表现在我喜欢的运动上，比如我喜欢滑雪，攀岩。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人生到达的极限的快感的peak point是哲学给我的。我的老师是做“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是一个做了上千年的题目，然后有好多好多的学者现在也还在做，这个里面包含科学的问题、宗教的问题等等，总之它是一个巨漂亮的题目，然后很多人做、很多聪明的人在做。做到顶尖的，尤其是在分析哲学这一块，在教授这个领域可能也就是不过一百人，然后这一百人底下每个人又带了三四个学生，也就是说全世界上大概是有五六百人是可以和你坐在一起，然后把这个话题聊到一定深度的。在布达佩斯的欧洲中央大学有一个“道德责任”的summer school，然后这五六百个人中每年大概有七八十个人，包括学生和老师会去。我去了有两个夏天。那两个夏天之前，我做的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人愿意和我聊了，因为已经做得太深太专业了。但是那两年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里面，我想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布达佩斯的夏天很热，啤酒很便宜，可以一整天坐在那里，听最聪明的人讲这个话题，然后晚上就跟这一群人，一群穷了吧唧的老师和学生就去逛酒吧，在酒吧那里点了啤酒，喝着再聊，还是聊的我最关心、最喜欢的事情。我们聊啊聊，一直聊到第二天的三四点钟，然后回去睡觉。第二天九点再来上课，这样又是一天。然后我就觉得，在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里面，这个事情给我带来的快感的长度和强度是最强的。那几乎就是一个柏拉图理念上面的学院。我觉得我就天天在那里为了赚点生活费、改论文、学逻辑、写文章、应付各种的事情，忙的要死，然后还在厨房打打零工，但是只要我知道我的夏天能去布达佩斯那么过，我就觉得值。我觉得那种感觉是怎么都用钱买不到的，就为了那个经历我觉得怎么都值。

记者：对您影响最大，或者说您最欣赏的哲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是哪些？对您的价值观产生了哪些影响？

田洁：做了分析哲学之后就很少去盯着哪一个人，而是去盯着一个问题。就不像你们现在可以说福柯对你的影响之类的。做分析哲学的人就比较胆子大，比较容易冒犯别人，你不会从人出发，你会觉得这个人的这个想法、这个观点是很有意思。另外，很多人的观点你可能会不同意，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人的style很cool。如果说一定要挑选一两个哲学家的话，我会选Thomas Nagel和Bernard Williams。Nagel是出了名的写文章简洁、犀利，而Williams的文章特别顺滑。这两个人的文风和他们想问题的方式是我很喜欢的。

记者：您认为作为一个年轻学者，应该具备怎样的能力、品质或者素质？

田洁：首先要能忍，因为学哲学本来就残酷，特别对年轻的人。然后就是要真喜欢。要对哲学有真爱，否则的话，就跟一个比较失败的婚姻差不多。因为首先你很孤单，不会有人理你；其次待遇也不会很好。我觉得孤单感是最可怕的。我记得当时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日子过得也不好，可能比现在还差，在物质方面。但是有人跟你想的一样的时候或者和一群相似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很孤单，但是后来我离开那个环境，在其他学校找到工作，独立长大，就会感到孤单。一个系雇你肯定是因为你会别人不会的东西，你到了一个学校你做的事情别人都不会做，而且别人会的你也不大听得懂，你就只能一个人闷头去做自己的事情，同事之间学术上的共鸣感不会再像研究生同学之间那么强烈。同时，有时候你对某些问题持有的看法让你在和家人、朋友交往的时候产生分歧，有些问题你的看法可能和他们不同，你得为他们着想，不要拿你的思想去打扰别人。学哲学是孤独的，有时候你得按照两个套路生活。不是说对别人不真诚，而是为了别人着想，因为你的有些观点别人可能并不可以接受和理解。

教师——引导学生 自我进步

记者：您目前教授哪些课程？

田洁：我教政治哲学、伦理学的前沿问题、学术写作规范、自由责任与命运、自由意志等。

记者：您倾向于一种怎样的授课方式呢？您重视学生的阅读量和发言情况吗？

田洁：我觉得阅读量是一个前提，但是也要根据课来安排。我认为靠学生自己去读但是讲课讲不清楚是一种偷懒的行为。学生当然要读，但是老师讲课也必须讲得够清楚。也就是说，学生听了课之后能够读得更加明白。而不至于说学生读了觉得明白了，而听了课以后又乱了。在我把该说的内容都说明白了以后，我希望学生能反思我刚刚所说的东西。就是，我“喂”给学生了，我希望的不是学生“吃”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了，我更希望学生“吐”出来，然后吐出来的时候最好带着刺。比如说我告诉你这个人这么想、这么说，你应该说，“这个人这么想，但是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我喜欢这样的学生。人大的学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我失望的。对于发言的问题，中国学生自尊心很强，所以老师应该鼓励学生，让他们能够舒服地出于无知而提问，所以如果学生不爱发言，可能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身上。

记者：您喜欢怎样的课堂氛围？你觉得怎样的课堂才能让老师和学生之间迸发出火花？

田洁：课堂不要超过17个人，这是一个黄金size。而且我希望来我这个课堂上的每一个孩子是真正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不是对学分感兴趣。

记者：可否回忆一下您第一次站上讲台时候的情景？

田洁：我能想起来的第一次是2006年，那是我刚去加拿大的第一年。我的导师当时去欧洲把背给摔了，他就不能来上课了。他是一个特别受学生欢迎的人，很多人是慕他之名而来听课的，但是还有四堂课他上不了了。我当时上的是《宗教与哲学》，我的导师就给了我一本书，让大家都去读。然后这个课就变成了一个本科生的研讨课。这本书就是讲宗教与哲学怎么分开，或者应不应该分开。我当时觉得一个老师肯定要知道你上课的东西，但是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国内就不怎么讨论这个问题。但是那堂课让我第一次知道其实做老师不一定需要知道很多的东西，而且不能小看学生。因为宗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我就是尽力把课堂的氛围调节好。我知道需要聊什么，但是当聊到很私人的话题我就会停住讨论。里面有一个女孩，她是韩国人。韩国人很多都是基督教、天主教徒，然后到了温哥华以后她就和家里面决裂了，她自个儿就是一个很开放、很独立的女孩，最后她皈依了穆斯林教。那个课很成功，我觉得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她和我们分享了好多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她的想法、她的经历等等。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教育和灌输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相信那一堂课里面的每一个同学因为有那一个孩子，包括我在内，都觉得自己对一个事情有了新的想法。

记者：您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些品质？您觉得学哲学的人应该多培养一些什么能力？

田洁：分不同阶段吧。高中刚进来的孩子我很注重挑刺的能力，需要“不听话”。但是到了研究生的时候，一个学生需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所以对于研究生我就不是太喜欢“不听话”的孩子，会比较担心那些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读过、什么都理解的孩子。我喜欢那些坐下来，静下心来好好抠文献、好好地想，然后根据这个学科的纪律去规训自己想法的孩子。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没有读到的就是没有读到，这点你觉得你想通了，但是反过来想其实并没有想通。Bernard Williams，我导师的导师，就是一直在说，理性的限度，即它能告诉你更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你对于你知道的事情就特别的踏实，这一点是不可以否认的。然后慢慢地就会培养学者踏实严谨的姿态，对于不知道的就会更乐意去知道。

记者：可否给本科生推荐一点哲学入门的书目，或者是电影？

田洁：电影的话去看Criterion Collection的系列，里面收集的电影水准蛮高的。美剧的话我推荐《豪斯医生》，适合想学应用伦理学的孩子。书的话，Thomas Nagel的《人的问题》和Harry Frankfurt《论胡扯》属于入门级，而且我建议直接看原文，可以锻炼英文阅读能力。

班主任——塑造个性 激发潜质

记者：您作为PPE班主任您希望在这个班级里营造怎样的氛围呢？

田洁：我在PPE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我说了三句话，首先：it`s all about you，第二句话是：find yourself，如果说经过大学四年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是和入学时候一样，或者和别人一样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想要的东西我能预测到，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就等于孩子们的价值观和信念没有被重新检验过，所以最后一句话是：surprise me。所以想营造的氛围就是让他们自己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真的不是别人想要他们成为的样子。

记者：您对于本科生生活方面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情感问题、亲情问题以及生活态度等。

田洁：说点狠话，如果一个人不能像成年人一样生活的话，那就不能指望着别人拿你当成年人看待。我觉得不仅仅是本科生，从这个年龄的孩子开始，一直到后来都有可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就是你要过好，这不是指有钱任性，而是说要把自己打点好，做到经济独立、想法独立。同时不要再让家长对你负责，而是你要负起责任，让家长安心。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家长不理解，这个责任不是落在家长身上，而是你身上。你要让你家长知道你做了充足的准备，你有了充分的资料，并且你干这个事情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我相信大多数时候，当你做了这些努力以后，你就会得到相应的赞许和尊重。

记者：您喜欢以学生朋友的身份和学生相处吗？您觉得保持怎样的师生关系才是好的？

田洁：职业化，明确师生界限。老师对学生有明确的要求和义务，同样学生也明确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大家彼此尊重和信任，一起好好过相处的日子。

记者：您对于想分流进PPE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田洁：请自行好好地衡量得失。确定来PPE是你自己想要的事情，而不是别人觉得你应该想要的事情。

记者：您喜欢带领学生进行哪些课外活动？

田洁：喜欢带学生去看展览，玩桌游，不喜欢去唱KTV。

图文：哲学院新闻中心 王可欣

编辑：哲学院新闻中心 顾小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