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光，汉族，山西襄汾人，中国人民大学与比利时根特大学联合培养双学位博士，获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指导老师为彭永捷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合作导师为吴震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孔子研究院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兴趣为儒家思想，尤其是《孝经》学研究与宋明理学研究。

出版专著《晚明<孝经>学研究》（2015，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译著《<道德经>的哲学》（2010，人民出版社）。此外，发表论文若干。

学生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如何与哲学结缘的？

刘增光老师（以下简称“刘”）：我本科学习哲学比较偶然。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不知道志愿录取顺序是按填报顺序先后来进行的，就按照学科编号的大小依次填写。哲学作为编号“01”的专业，自然排在了第一位，而我当时比较倾向的法学、中文则排在了哲学后面。可以说，我被动选择了哲学，是哲学选择了我；但我又主动选择了哲学，毕竟我把哲学放在了第一志愿。上大学后，老师在班里问有多少同学是主动选择的哲学，举手的同学很少，我这种情况也比较尴尬，不知道该举还是不该举。

记：求学时期哪些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刘：本科的时候，好多同学加入了学生会。我并没有加入学生会，而是加入了学院创办的《猫头鹰》杂志社（杂志名字取义于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如黑格尔曾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来比喻哲学）。在这里，我担任“社会与天下”栏目的主编，我记得做过一期关于农民工问题的专题，还做过一期关于北大博导朱苏力招生事件的专题。当杂志编辑会逼着自己读书、写文章。一篇，两篇，一年，两年……文笔也是慢慢磨练出来的。在杂志社还要承担约稿的工作，需要与更多的人打交道，这也让我的性格得到磨砺，为人处世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一定提升。

我非常爱读书。多读一些东西，心里不会太浮躁。但在山西大学这样的地方大学，图书馆资源有限，能借到的书很少。于是，虽然自己家里条件并不好，但我仍然买了很多书来读。可能是由于入学成绩好所以到大学一报到就获得了“优秀新生奖学金”，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书。大一时主要读了一些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作为入门，后来，图书馆中的《读书》《博览群书》《文史知识》等杂志是我每期都必读的，这些刊物包罗万象、涵盖了丰富的文史哲知识，极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记：您的学术兴趣集中在哪些方面？

刘：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哲学。我是硕博连读的，硕士阶段比较喜欢先秦儒学，博士阶段则对明代《孝经》学更感兴趣。硕士那年最后的暑假，我参加了一位老师主持的读书班，读《论语》和《孝经》。这开启了我对《孝经》相关问题的兴趣。而我的导师彭永捷教授主要做宋明理学，所以我的关注点就是宋明时期的《孝经》学。一般说《孝经》是先秦的作品，所以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从先秦哲学转到宋明《孝经》学，也是自然而然的。

记：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目前开设的课程情况及授课方式吗？

刘：我目前主要开设的是研究生课程。

我比较喜欢“亦师亦友”的授课方式，与同学们互相学习，在交流中引导他们读原著经典。以“宋元明清经学研究”课程为例，我带着同学们读《诗经》。书目的选择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是有关系的。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主干是经学，而不是用西方学科限制之后所形成的哲学。

有感于日本“会读”（多种注本比较）的读书方式，我带领学生读不同注本的《诗经》。《诗经》有毛传、郑玄、孔颖达的注疏，还有朱熹、杨简的注解。我们把它们拿过来一起读，在比较中更深刻地理解《诗经》。“一代有一代之学”，“会读”一方面可以直接面对经典，同时又有助于学生在脑海中形成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也能够对中国古代哲学史有更加直观、更加深入的理解。这是一举两得。

原著中好多都是繁体字，这样也能培养学生对于原典的亲切感，让学生以后在做学术研究时对繁体字不陌生。记得有一次参加某一活动，和某位知名高校的中哲博士生到超市买东西，超市里的说明都是繁体字，那位博士生对几个常见的繁体字也不认识。我想，现在哲学系中国哲学的教学是不是有一些缺陷，为什么学生到了博士阶段，还是中国哲学的博士，竟然还不认识常见的繁体字。

记：作为班主任，您平时如何与学生相处？

刘：我是哲学院2015级硕士班的班主任，班上有70多个学生。我尝试记住每位同学的名字，记住名字是良好沟通的开始。我喜欢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跟同学之间，没有什么代沟。将来，我可能会请一些自己的研究生同学、知名校友来校交流，帮助同学们增加对工作求职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了解。

记：您会不会有青年教师常有的压力？

刘：和广大“青椒”一样，我也感受到了青年教师各方面的压力。生活跟学术，这两者之间要平衡。不能被生活的压力毁了学术，但也不能因为学术损坏了生活。平衡，对于“青椒”来说相对来说是困难的。我感到自己还需要更加努力地积累，有时候讲课的时候想说什么问题，但是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我组织过不少活动，如讲座、学术研讨会，有时候也会代表教研室外出开会，并处理孔子研究院的一些事情。教学，科研，孔院，有时候本来要上课了，但讲课的内容还没有准备到足够充分。总之，我以后要在教学上更加用功。

记：能简单说一下您已取得的学术成就吗？

刘：不敢说成就，只能说是一些学术成果吧。我在中外文学术期刊上发过几篇文章。我的《晚明<孝经>学研究》最近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主体是我的博士论文，由40万字删减至31万字，代表了我从研二到博士期间的一些研究心得。

学术界关于《孝经》的研究并不多。在“打倒孔家店”之后，经学被视为封建糟粕，鲁迅则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二十一世纪以来，经学研究慢慢热了起来。但学术分科造成中国哲学史依然不会去说经学，比如朱熹如此重要，哲学史上不会提到他的《孝经》学。我的这本书主要研究明代《孝经》学与当时的理学、心学及当时三教合一潮流、社会政治的互相关联与交错互动，尤其是反思经学和理学之间的关系，通过小的点考察大的问题。不论从研究方法还是视野上说，我都觉得我的这本书是与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有较大差异的。

至于近期的学术规划，我将沿着博士论文的范式和方向继续探讨，写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孝经》学史。另外，我也关注近代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由此贴近对现代问题的思考，中国哲学的最高目标应当也是要“通古今之变”。

记：您认为人大的学子如何做“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新青年呢？

刘：我个人觉得，大学期间多读书，肯定是有好处的。喜欢某个专业，就深入读一本经典。工作了再想读书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从根本上说，读书跟做人是有关系的。朱熹说，读《论语》之前是这样的一个人，读了《论语》之后还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就等于没读。读书的关键是要读进去，从而滋养自己，这就是“身心之学”。成“人”，也是教育的根本。要通过读书和反思，做自己的主宰，培养起自己的精神生活。

最后，对自己不自信、有困惑的时候，可以多跟前辈去交流，避免走弯路。大学学哲学，不能直接提高经济水平，但是会提高人，改变人对于生活的看法和思考生活的方式。

图文：哲学院新闻中心 于浩洋

编辑：哲学院新闻中心 顾小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