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4级本科生。

一、从哲学实验班说起

1964年我从福建长乐一中毕业，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按原来规定，学制五年，上33门课，合格毕业，安排工作。毛主席1964年上半年在浙江省有个讲话，说哲学要从课堂上解放出来，上山下乡滚一身泥巴。我校领导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将哲学系一年级我们这个班和工经系三年级都作为试验班。

如何试验？具体做法：我们四十名同学和六名老师都住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一周在这里学习，一周到第一机床厂劳动，半工半读。我在四米龙门刨那里当学徒。其他同学工作各不相同。

上课的课程也作了重大改革。教材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文章不长，要背下来也用不了多少时间。首先李秀林老师作开题报告。讲了四小时，以后就是同学自己看书、思考、做笔记。有时分组讨论，有时全班讨论。老师也都参加讨论。有的老师插话对我们有启发、引导作用。有一次，老师插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位同学看到报纸上报道我国制造出万吨水压机，其中讲到用小机器加工大零件，蚂蚁啃骨头。同学自己发挥，说我们无产阶级就是聪明，值得自豪。资产阶级没有这个本事。肖前老师插话：那么，他们的大机器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下冒出来的？我想所有大机器都只能是小机器加工出来的。我当时体会到，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

有一次小组讨论，重型车间小组最大，十六人，我是其中之一。一位老师作辅导，他说，辩证法也有发展过程，开始是朴素辩证法，后来是形而上学，再后来是唯物辩证法。我当时表示怀疑：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是对立的，怎么会成为一个发展阶段？我认为那是辩证法落后了，让形而上学这个对立面占了上风。开始支持老师说法的有八九个，支持我的只有六七人。经过一个小时的争论，我只剩下自己，其他同学都支持老师，我一直没想通，我最后说，我现在保留意见，课后再慢慢思考。因为争论这个问题，吃午饭的时间都被耽误了。午饭后，我回来，那位老师在他宿舍门口向我招手。我过去。他问我：你最近怎么学习的？我就说没什么特别，只是读书思考，记笔记。他说今天我的意见是对的，他说李秀林老师支持我的看法，下午开全班会，他肯定了我的说法。当时我对他印象很好。

二、哲学问题的答案

哲学的问题很多，要做出回答，就很困难。在哲学试验班里，有的同学向老师提出一些问题，老师也很难回答。老师去问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最后到中央党校去问党内权威的哲学专家艾思奇，艾先生也回答不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说矛盾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则是相对的。对立转化后还是对立的，统一转化后也还是统一的。对立的方式与统一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从此引申出去，宇宙本原是物质的，意识怎么产生的？物质会运动，运动会发展、变化，在漫长的过程中产生了反应，然后产生感应，再产生意识。说了许多，物质产生意识仍然不好理解。科学在实验中可以求出答案，但哲学无法在实验中求答。因此，哲学问题可以讨论，可以一直讨论下去，没有最后结论。中国有一个习惯，由政治权威来下结论，这个权威没有，再找一个权威来。学术权威也可以下结论，但学术也要不断发展，后来的学术权威可以重新得出结论。中国几千年有记载的历史，有过许多结论，至今仍在讨论中。

三、为什么要学哲学

学习科学，努力寻求答案，哲学没有最后答案，那么学哲学有什么用处？

恩格斯说：人的理论思维是天赋的，但要锻炼和发展，锻炼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习以往的哲学，迄今为止，还没发现别的什么办法。（此为大意）总之，学习哲学可以锻炼理论思维水平，提高人的智力。

每个人最宝贵的是智力（包括智慧和品德）和体力，体育运动是为了锻炼体力，学哲学为了锻炼智力。打篮球不会产生物质成果，学哲学也不会产生物质成果，我几十年以前曾写文章，说要把哲学系办成理论思维的集训队。就是这个意思。一些人太贪利，对哲学不感兴趣，不知智力的重要性、珍贵性。

四、哲学实验班的影响

我们那个哲学实验班是初创的、探索性的，不是很完善的，但是影响相当大。它的影响有远近之分。

实验一个学期，同学自己选读一些书，在老师指导下，结合实践，思考一些问题，撰写一些论文。一学期，四十名同学，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高年级同学不服气，说一年级同学哪有那种本事，都是老师帮着写的。这些文章都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工人日报》上，没有深入思考和实践经验，老师也写不出来。我是听老师的话，深入思考，认真写笔记。有一天，看了笔记，从中整理出一篇文章，交给李秀林老师。过半小时，李老师召集全班开会，他读了我的文章，并说这是我们最好文章之一。后来，他将此稿推荐给《北京日报》发表。他对文章没作任何修改，许多同学的发表文章也都不经老师修改。高年级同学在五年中上了三十三门课，看了讲义，增加了很多哲学知识，没有深入思考、讨论，消化吸收不够，理论思维水平提高不多，我想可能是他们与我们的差别。

经过实验班一个学期的锻炼，我对富有哲学智慧的中国文化大感兴趣，我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在文革中不上课，我在思考周围社会环境的实际问题。在下乡的八年中，对不熟悉的环境有新鲜感，仍然思考，并与周围各种人探讨实际问题。

1965年实验班一学期打下哲学基础，又经过十多年运用锻炼，理论思维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78年恢复高考，我报名了。初试成绩各科平均72分多，达到60分的都可以参加复试。我参加复试时抽的题目是“董仲舒哲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我的回答：马克思说真正的哲学就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董仲舒哲学是真正的哲学，那就是西汉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因为我答的不符合当时中哲史教科书的说法，我被淘汰了。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房子，要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房子，北京师范大学提出要代陪几个研究生作为交换条件。研究生院就将淘汰的八名考生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代培生录取。我在其中。我们10月报到，1979年1月，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栏》发表一篇文章《王充反孔吗？》。那几年流行的说法是：王充是大法家。写了《问孔》《刺孟》之类的批儒文章。我在儒法斗争的那几年，仔细读了《论衡》，认为王充是尊孔的，批评汉代儒者神化孔子。被淘汰是一种挫折，但不一定是次品。刚入学三个月，我就发表文章。研究生院后悔了，两次派人到北师大想把我要回去，北师大不同意。我后来出版《董学探微》，对董仲舒有较高评价，送一本给当年主考官，他看了，说我分析不错。1991年研究生毕业十届， 2700多人。选出27人，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我是其中之一。北师大代培生8名，毕业留在师大只有2名。

总之，哲学实验班近的影响，当年就发表了一批文章。远的影响就多了，就以我个人的体会就很多。我考上硕士研究生才三个月，就在《光明日报·哲学》上发表文章。第二年就带论文参加全国中哲史会议，论文得到张岱年先生的好评。硕士毕业后在北师大，不久就被破格提为副教授，第一次破格提文科副教授，全校只有两名，我是其中之一。在以后的教学和指导研究生中，我比较重视利用各种机会锻炼学生的理论思维，提高他们的智慧，简单的说，就是孔子提倡的启发式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