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晏清，南开大学哲学院资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57级本科生

中国人民大学五年的教育给我的影响是很全面的。以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对中国人民大学所实施的教育可以说是不加选择地接受了，而且不论是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都是浸入骨髓的。它塑造了我的基本面貌，规定了我人生道路的大致轨迹。回想在离开人大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我的路怎么走，往哪儿走，都能在人大的那五年里找到它的起点或出发点。

在治学方面，这五年教育的影响是很复杂的，有非常珍贵的东西，也有一些不怎么好的东西，需要认真地加以分辨和清理。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治学道路都同这种分辨和清理分不开。回忆人大五年，记忆最深，感想最多的是下述两个方面。

一、强调精读马列原著

强调精读马列原著是人大理论系科（如哲学系与经济系等）的突出特色，也是它的一大优势，这构成了人大办学的一种传统。我们的班主任张懋泽老师从一开始就强调，并且在他担任班主任的四年里强调得最多的就是这一条。初学哲学的人大多愿意从看阐述基本原理的通俗小册子入手，觉得那样省劲，是条捷径。张老师则反复说，小册子是不一定靠得住的，那是经过作者过滤并且加工过的。走这种“捷径”，就是不想动脑子，像把别人嚼过的馍接过来咽下去一样。读书的过程本来就应当是思考的过程，读书而不思考，或者读那种不需要怎么思考的书，这对增长学问来说几乎没有意义。小册子不是不能看，但这只能充作辅助手段，而不能作为学习的主要手段或基本手段。而且，应当是读好原著以后再去看那些小册子，看看这些小册子同自己的理解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新意，而不是反过来企图通过读小册子去理解原著和原理。人大培育的这种学风在我们年级体现得非常明显充分。我们年级读原著的风气很浓。尽管在那类似“半工半读”的五年里，坐下来读书的时间不过三年，但只要能让我们坐下来，我们就会去认真读书，而且主要是读原著。“马列哲学经典著作”课讲授的几本原著自不必说，课外的原著也是尽量去读的，例如，我们班上读《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的人就有很多。有的书读了两遍、三遍乃至多遍。我用过和读过的那些书，1970年“战备疏散”的时候扔在集体宿舍里，返校后有的找不到了，不知失落何处，现在留下来的几本，有时还打开看看。那上面的记号与批注，有用钢笔的，有用铅笔的，有红色的，有蓝色的，圈圈点点，密密麻麻。我做哲学系的系主任时，看到有些学生不读经典著作，对待学问跟吃“肯德基”似的，追求“短平快”,热衷于新名词与新概念，谈论学术理论问题时尽说一些不着边际，游谈无根的话，心里很是气恼。这时还产生过这样的念头，这些本子可不可以作为一种“文物”给他们展示展示，让他们看看那个年代的哲学系学生是怎么读经典著作的？

下功夫读经典著作就可以弄清楚哲学原理的来龙去脉。读书的过程是一个集中思考的过程，读得深了，读得多了，就可以融会贯通，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住它的精神实质。更重要的是，读马克思的书，读进去了，就会倾倒于它的理论的魅力，为它的逻辑的力量所折服。我就正是在读马列原著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的。

母校为我们培育的这种优良学风，使我们受益终生。几十年来，我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走“返本开新”之路。所谓“返本”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就是返回到学说的创始人，返回到原创性学说，也就是返回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奠基之作，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去，这样才能有效地剔除后人随意附加于它的东西而把它的真精神剥显出来，释放出来。我研究的许多问题和领域都伴随着不同形式、不同激烈程度的学术争论，有的直接就是对某种理论挑战的回应。这样的情况需要有破又有立。面对这样的问题，我首先做的就是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中去寻找研究问题的指导线索，寻找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并从那里获得理论的勇气。因而，我的研究工作虽然称不上有什么学术成就，但是在行进的路上，感觉脚跟很稳，底气很足。

二、强调哲学的现实关怀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也是人大教育特别是理论系科教育的一大特点，是人大办学的一种传统，这当然是一种优良传统。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在延安建立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大、华北大学。这些学校都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是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的，这些学校的教育都不能不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是为了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因此，它也一定要把自陕北公学以来的这种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人大作为党一手办起来的新型大学，其中最突出的 “新” 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们一入学就批判哲学家的“象牙之塔”，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实践性。学习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那里面说“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哲学的理论与政治实践是应该密切联系着的”。老师讲课时讲到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决议，那里面说必须在每种理论倾向的背后发现它的政治倾向。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都被作为学习、研究哲学的根本指导思想接受了。

教学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多种多样。首先是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时不时请人做形势报告。同学们也确实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动特别是理论界的动向，对国际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变化，都十分关注。在我和在部队里、高校里一些朋友的通信中，我们经常讨论问题，讨论最多的是中苏关系问题。有时，为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写出二十多页、三十多页的长信。我觉得作为人大哲学系的学生就应当比他们懂得更多些，要是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见解和分析，那近乎一种耻辱，会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课堂教学也紧贴实际生活，校园内外连成一气。校园外刮什么风，校园内就起什么浪，而且这浪涛必定滚进课堂，形成理论教学的热点乃至中心。更重要的并且也是更有效的是学生直接参加社会实践，让哲学走出课堂，干预现实生活。在那五年里，我们有两次较长时间的下乡，去参加劳动，同时做点农村的基层工作。一次是1958年下半年去北京市海淀区田村乡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期半年。一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是去了田村，结合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以普及哲学的方式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期三个月。

对于这段历史该如何评价？对于当时的理论联系实际这种教育方式该如何看待？有些人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我却不这样看。在那个年代，国家的政治生活、理论生活有些不正常，一些本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在其运用过程中被扭曲，因而往往从正确的原则出发却得出了很糟糕的结果。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更加需要对一些事情做严肃仔细的辨析。我认为，作为哲学这类理论学科的教育方式，理论联系实际是应当得到肯定的。至于如何运用这种方式，在它的运用过程中产生了什么结果，则要联系其时代的背景加以具体分析，而不可将这种教育方式在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于这种教育方式本身。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作为一种学风去看待也应如此，不能因为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偏差就废弃这个原则。如果认为理论曾经对实际生活做出过错误的结论或做过不正当的干预，往后就应当“洁身自好”，不再与实际生活沾边；如果认为哲学曾充当过某种恶劣政治的工具，往后就应当远离政治；凡此种种，都是在思想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都不是解决问题，而只是回避问题，取消问题。到头来，什么问题也回避不了，取消不了。这不能让哲学走出困境，而只是陷入另一种更加严重的困境。

以我的感受而论，人大的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哲学的现实关怀，其积极的影响是主要的、基本的。让学生思考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适当地参加一些实际工作，有利于深化、活化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分析、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能力。就拿1959年下乡普及哲学这件事来说，我觉得值得肯定的东西多于应当否定的东西。要把存在于农民中的“问题”从哲学的层面提出来，用哲学的观点做出分析，并且要用通俗而又不太离谱的理论语言表达出来，让农民听得进去，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对于刚刚走进哲学大门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其难得的锻炼机会。我们不少人从人大毕业后走到一个新的学校，经过一两个月的准备就能直接走上哲学课的讲台，这和人大上学时的这种锻炼是有直接关系的。更重要的是，让哲学走出课堂，与现实生活会通，这有助于学生逐渐树立起一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之本性相符合的学术观念、学术信念。尽管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背景条件会不断变换，这一原则的内涵及运作方式也须不断深化和修正，但它作为一种教育方式，作为一种学风，其基本方向、基本精神是应当坚持的。1988年，母校派出记者对我做专访时，我说：“理论联系实际，哲学为现实实践服务，哲学家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这是我的母校的传统学风，是母校给我培育的基本精神。它成了我治学的基本原则。”^[1]几十年来，我强调哲学应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积极推进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开展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哲学研究，在承续马克思创立的理想性政治哲学的批判传统的基础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建构，等等，这都是在弘扬我的母校的传统学风。

在我离开人大以后，这个关于如何正确地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我想得最多的问题，也是最伤脑筋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也有足够的教训。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地道的哲学问题。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口号之下，隐藏着不同的认识路线。如果不是遵循正确的认识路线，所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也不会是一条阳关大道。我在人大上学期间及其后的一个较长时期里所出现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将哲学、理论政治化，理论只是为现行政策、现实政治作注解、作论证，丧失了自己应有的功能，亦即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倾向又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各式各样的“理论家”，都希望他们心爱的理论（其中有些可能是从西方直接搬过来的）为决策者采纳；而有些决策者则不是谨慎认真地选择理论，或者，对于经过选择认定是正确的理论，也不认真研究在我们国家或我们这个地区、这个部门运用这个理论的条件，而是直接把理论当成决策去推行。这都是不明白理论应当从哪里来，应当派什么样的用场。1988年底，李瑞环同志召开理论工作者座谈会。这是和党的高层领导人直接对话，我应当讲自己最想讲的话。于是，我做了一个题为“理论应以理论的方式为改革服务”的发言，针对上述情况，着重讲了理论的基本功能即探索功能和批判功能，讲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即理论对于政治、政策、决策等等的独立性。这个发言稿在1989年第5期《求是》上刊登以后，《求是》杂志连续两期在简报中刊登了读者对于这篇文章的反应，这表明它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共鸣。由于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座谈会，只能一般性地讲“理论”，而不宜专门讲哲学。后来，我把它运用于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这个命题也就更改为“哲学应以哲学的方式为现实实践服务”。既反对和防止浮泛化或教条化的倾向，即丢失哲学的现实关怀，离开对于现实生活的具体把握而沉迷于抽象的思辨；又反对和防止实证化的倾向，这就是放弃思辨，实际上也就是放弃哲学本身。这个命题成为支配我们的哲学理论活动的一个基本观念。

人大哲学院能够越办越强，成为我国最强大的哲学重镇之一，除了其他一切必要的前提条件之外，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它锻造、坚守和发扬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在这种学术精神哺育下成长的学生，既能守正，又能创新。作为一种传统精神，它就不会是只体现在个别人或是少数人身上，而必定是一种群体性的表现。

我衷心希望我的母校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继续坚持和发扬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办学传统，为国家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哲学人才和理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