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被归入人文学科，是对哲学的误解还是哲学的宿命

      在西方哲学这个“大家族”中，“嫡亲成员”多数已经分化出去，有的远走他乡杳无音信，有的弃暗投明脱胎换骨；更有甚者，有些似是而非的“家族成员”拿着新的谱牒、新的方法要求“老迈无能”的家族领袖退位。但是，我们就能由此得出“哲学已死”吗？

　　先来看最初的阶段，哲学、科学、神话尚处于未分化的状态。在哲学的童年，人们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力图通过获得知识来解释一切现象，所以才会去追问某种东西是什么。柏拉图曾反复求索：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但是，他最终没能给出普遍性答案。

　　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的是苏格拉底。他让哲学进入千家万户，让哲学从自然这个幽暗的背景当中解脱出来。在中国，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系辞》里面就讲，当年伏羲“王天下”的时候，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也就是说，八卦既是对事物的认识，又是对人神之间关系的考察，同时也讲出了若干普遍的朴素道理。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将其称之为哲学和科学结盟、与神学及神话相分离的阶段。在欧洲，经过中世纪的理性精神和宗教哲学的长足发展与重大变化，近代人文主义得以诞生。人文主义的哲学运动迫切要求获得关于世界的精确认识、获取崭新的普遍知识。这种科学的追求，以上帝的超越视角和人的经验方式，建立起新的自然科学。对此，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的解读是，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

　　这一时期，很多思想家身兼科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他们放弃对自然源于宗教或天启的认识，而把自然作为理性和经验的对象来把握。同时，当时的科学则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哲学范式上：一个是新柏拉图主义，另一个是机械论。新柏拉图主义强调数学在一切知识中的基础地位，甚至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机械论则把世界理解为巨大的机器，通过对现象的挖掘，就可以把握世界背后所蕴藏的奥秘。

　　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看法。他提出，近代科学甚至整个西方文明、西方科学传统都建立在一个概念之上，即数学因素。这里的数学不是现在的高等数学、初等数学，而是数学化的世界观，即万物均可计算。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就是数字化生存。人们眼下津津乐道的大数据、“互联网+”，一定意义上说都与西方传统中的数学因素有着密切关联。

　　第三个阶段是哲学和科学的分离，它导致了社会科学的诞生。这个分离主要发生在19世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当哲学仍然在讨论无解的传统问题之时，科学却以飞速的发展摆脱了对哲学的依赖。哪些领域能够有望实现突破，科学家就奔向那些领域。哲学被科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到19世纪，人类的知识可以说呈扇形展开，一端是自然科学，另一端是文学、哲学、历史这样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居于其间，主题上接近于人文科学，但在方法、宗旨上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这一变化导致了哲学的人文化，使哲学成为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康德在讲学科之争的时候认为，哲学是更基础的，在学术机构中应该具有更高的位置，所有学生都应该有哲学的训练。但实际上，哲学在学科分类当中已被归入人文学科。这是对哲学的误解，还是哲学的宿命？

破除本质主义观，诸如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不成问题

      当我们观察与哲学有关的各种理论、问题、思路的时候，所寻求的不是同一个本质，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这种家族相似性的描述方法，事实上不仅仅针对哲学。所有一般性概念，如科学、宗教、生活、幸福等，都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它们由一系列相似的特征联系起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庞大“家族”。这个“家族”既不是无时间性的、非历史性的，也不是僵化的，而是在不断演变的。

　　哲学的河床是人类的生活形式，但生活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哲学是思想史的一部分，思想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而文化史又是人类的自然史。人们之所以不断地重写哲学史，不断地去分析哲学理念，正是因为我们追问的方式、文化的形成和解决的方案在不断地变化、翻新和拓展。因此，对于哲学的理解要有开放的心态。由此，诸如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我们破除了对于哲学的本质主义观，其实是不成问题的。

　　进一步来看，在谈论哲学的特点时，有这样几个关键词：真理、力量、控制、秩序和设计。这些关键词构成一个重要主题。对这个主题的思考，恰恰是当代哲学的历史性责任。

　　人们通常说，哲学或者科学在追求真理，宗教则是旨在获得信仰。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界限分明了。一定程度上说，近代西方宗教和近代科学本身都是在追求“真理”，只是追求的方式有差别。科学追求真理，同时旨在获得力量。由此，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响亮的口号。

　　把真理和力量结合在一起让我们认识到，科学并不仅仅在追求真理，还力图驾驭自然。对自然的驾驭即是对人类自身的驾驭，进而是对人类思想、意识、记忆、心智的驾驭。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愈发显现。

　　接下来的关键词是“控制”。力量和秩序的目的都是为了有所控制。各种社会形态都有相应的管理、治理方法，都是控制。但到了21世纪，光有控制不够，还要注重设计。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设计最早是由上帝来做的，人是不能对世界万物进行设计的。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具有了巨大的设计能力，最明显的体现在对自然的改造上。当然，这不是说之前就没有改造，只是今天的改造无论就力度还是创新程度而言都远胜以往，甚至有人试图以人工智能为基础来设计全新物种。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两部著作《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就谈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未来简史》，着重谈论的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会不会把自己造就为“神人”？书中有很多设想和预言，如人类寿命的普遍延长。如果人类普遍年龄在150岁，会对现行社会结构产生怎样的颠覆性影响？这还只是比较近期的、可以预期的寿命，赫拉利甚至设想人可以追求永生。

　　有一部英国电视系列剧《黑镜》，其中的黑镜类似于一个黑洞式隐喻、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这部电视剧特别关注人类的意识、记忆以及机器对人的控制等主题。在某一集中，编剧设想我们能够提取某个人在某一时刻的记忆、心智乃至自我，并将其完整地备份到闹钟大小的微型设备里，然后把“它”放在现实个体的案头，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务。这个“它”以为自己过着跟真实的个体同样的生活。一旦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被封锁在密闭容器里的自我，“它”就会发疯。

　　这个电视剧其实是在拷问现代技术与人类的自我意识、人格之间的关系，在拷问人性和机器操控之间的关系。所以，一旦开始设计人类生命、设计人类本身，无论是道德观念、法律维度还是自我认知，都会发生根本性的颠覆。

哲学的价值在于推动个体，深入、自主和谦逊地理性思考

      “哲学已死”，出自英国物理学家霍金之口。在他看来，诸如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从哪里来等，过去是哲学要回答的问题，现在哲学却无力回答。相反，它们开始交由自然科学来回答。更有甚者，哲学家在不断回顾这些问题时，又无力进一步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来予以解答。这就是霍金讲“哲学已死”的原因所在。我觉得，霍金对哲学的理解比较传统，没有达到更为完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但他的批评值得哲学家群体警醒。

　　事实上，当我们思考人类信念系统时，应当注意到它是多层面的、多维度的。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两个层面：描述性的维度和规范性的维度。在描述性维度上，科学具有优先性。但除了自然领域之外，人类的生活更多居于规范性层面上。对于规范性来说，最直接的理解就是道德和法律。道德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法律告诉我们禁止做什么。这是规范性最突出的表现。

　　实际上，规范性无处不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对事物的评价，使用概念的时候也是在遵循特定的规则。哲学恰恰活跃在规范性的领地。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哲学的活动会遍布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如道德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数学哲学、科学哲学等。因为所有自然科学都包含描述性所无法处理的规范性层面，表达这些科学原理的部分需要哲学来参与。而没有哲学来澄清特定学科的基本概念和进行语义整编，就容易导致严重误解。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来探讨在“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到底有什么价值？

      首先，哲学具有彻底反思和适度怀疑的精神。其他学科可能也会有反思，但哲学的反思是具有彻底性的。适度怀疑不同于怀疑主义，不同于极端的相对主义。适度怀疑能够让我们的心智保持活力。

　　其次，哲学具有思想划界和批判的作用。哪些领域是可以认识的，哪些是不可以认识的，可以言说的和不可以言说的领域如何划界，人类思想和表达可以区分为哪些空间或区域……都是留给哲学来做的工作。其目的在于让人们充分理解人类理性的限度及其遵循的法则，以避免人类陷入过度自负。

　　最后，哲学具有促进自身认识和人性理解的作用。这里要强调的是，最好把人的特点理解为规范性的动物。有观点认为，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兽。“野兽”即强调人的本能特征，即实然方面；“天使”强调人的道德，即应然方面。但是，现实中并不是如此简单。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思考：这样做对不对？应不应该这样做？行动的理由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引向了关于规范性问题的回答。就规范性来讲，我们不是在寻求真假，甚至也不是在追求对人类的操控和设计，而是最终要回答我们的文化模式、社会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所遵循的抽象规则是怎么形成的，“我”和“我们”是谁。这就是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方面的复杂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于科学世界观下的哲学未来发展而言，在规范性领域中的划界与批判是哲学最有前景的一面。就此而言，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个体去深入、自主、谦逊地理性思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近代早期哲学、20世纪英美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本文系韩东晖教授在复旦人文智慧课堂的演讲，由王珍整理。载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