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人民大学第六届“人大马哲论坛”于11月19日在人文楼五层会议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友、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受邀来到我院，提纲挈领地讲解了其关于马克思思想转折与《巴黎手稿》关系的研究成果。本次讲座由哲学院常晋芳副教授主持，张文喜教授、哲学院副院长臧峰宇副教授评论。院长姚新中教授及十余名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韩立新教授以十年之功完成对于《巴黎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所占地位的研究，并写就《〈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一书。由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争议，韩立新教授希望“通过《巴黎手稿》重新为“异化”概念进行历史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一个从僵局中突围的方向。

马克思是在哪个节点成为了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韩立新教授坦言，事物都处于量变产生质变的发展过程中，仅仅抓住某个特定的点作为思想转折点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但在这个问题上，节点强调的是事物发生质变的点，其目的是为了设置一个尺度，把握人物的核心思想。因此这一问题仍然有其合理性。

节点问题这一研究方向，是由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内田义彦仿照对于斯密转型问题的研究方法提出的。一般将马克思前后期思想分为“人本主义异化（异化论）”和“经济唯物主义”这两部分。对于这两部分间的转折点，学界主要有三种解释模型：一，1843春-1844年，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标志；二，1844年巴黎时期，以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组成的《巴黎手稿》为标志；三，1845年春-1847年布鲁塞尔时期。

韩教授认为，模型一主要由列宁提出，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具有明显的反共产主义倾向，所以这一模型不符合事实。模型三影响最大，也被包括奥威•兹尔曼在内的众多著名哲学家所主张。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承认，自己是在布鲁塞尔时期完成了对自己思想的批判。但这种自白并不能纳入我们的考虑范围中，因为当时的环境使得马克思之前的著作只有布鲁塞尔时期的得以出版，所以缺乏对比性。韩教授认为模型三并不合理，其主张者对于模型二的否定也不能成立。模型三的主张者之所以认为模型二不合理，主要依据的是异化超越论和《巴黎手稿》的不成熟。然而，马克思到晚年仍在使用“异化”概念，可见“异化”概念并非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标志。并且，韩教授还认为，《巴黎手稿》可以被视为马克思思想的巅峰之作，完全不是不成熟的文本。以这些思考为基础，韩教授主张通过重新理解“异化”概念等一系列措施来建设模型二，从而以模型二代替模型三。

接下来，韩教授对“异化”概念进行了澄清：异化分为“好”的异化和“坏”的异化。在“好”的异化中，主体能够领有自己的对象，或者说对象可以重回主体之中，主体与对象重新实现统一。而在“坏”的异化中，主体将无法领有自己的对象，对象无法复归于主体之中，主体与对象永远分离。前者即黑格尔所持的等同于对象化的异化观，后者即费尔巴哈的非对象化异化观。韩教授用一个通俗的例子帮在场师生更好地理解：一个大师傅做馒头挥汗如雨，体力慢慢就没了，这就是异化和丧失；然后他需要吃馒头补充体力，这就是回归。完成这两个过程形成的循环就是黑格尔的积极的异化。而如果他吃不到馒头，这就是费尔巴哈的消极的异化。谈到异化和社会性的关系时，韩教授利用图示讲解了个人从制作无主体间性的作品，到异化为制作有主体间性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普遍性物象，从而由个人转化为具有社会性的个人的过程。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异化是社会形成的必需过程，其基础就是私有财产。而在费尔巴哈的体系里，消极的异化是需要被拒绝的。这种拒绝恰恰就是对于社会性的拒绝。

物象化（交往异化）指的是这一过程：本应属于人格之间的社会关系竟然表现为单纯的物象关系，这就使主体和客体之间发生颠倒，人格成为客体，物象成为主体。人的物象化意味着，不能再直接由人本身而对人及其社会做出界定，而必须通过人之外的物象，以及物象之间的关系这些外部因素来进行说明。因此，韩教授认为，黑格尔只是没有走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步；而马克思分析到最后，发现社会斗争的最后获利者是资本和货币本身，这造成了《资本论》里“无人存在”的现象。

韩教授认为，这种积极的物化正是黑格尔理论高于费尔巴哈理论之处，也是马克思回归黑格尔的原因。而马克思真正成熟的思想从《巴黎手稿》已经可以看出。韩教授在《〈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一书中对此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探讨。限于时间关系，本次讲座只讲解了书中的冰山一角。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文喜教授、臧峰宇副教授、常晋芳副教授均对韩立新教授的报告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并且提出了评论及意见。韩立新教授也积极地给予回应。

在本次讲座中，韩立新教授通过贴心的例子和浅白的讲解，既与各位教授讨论了学术问题，又向学生传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研究。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图/李雨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