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7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十三届“人大马哲论坛”在公教二2104举行。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学明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文喜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周凡点评，主题为“从马克思思想的三次转折看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讲座伊始，陈学明老师对本次主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他认为，通常情况下，人们只看到马克思思想的两次转折，即从启蒙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但人们不能只停留在马克思的两次转折前来认识马克思，因为这并不能对其得到真正全面的、深刻的把握。讲座共包括五个部分。

首先，陈学明老师回顾了以下马克思思想的三次重大转折。第一次重大转折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初（1843），马克思从启蒙主义者转变成初步的共产主义者。他认为，在这之前，马克思是个启蒙主义者，始终站在启蒙原则的立场上批判现实，追求抽象的“人” 的现代解放，而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开始，马克思对“现代解放”展开了批判，并随即发现“现代解放的限度”，认识到现代只是一种政治上的形式解放，而后对现代、启蒙本身持批判态度。这一转变都发生着哲学，特别是法哲学领域。第二次重大转折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马克思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折，在此之前，马克思主要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进行理论推导，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仍是非科学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植根于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基础之上，马克思运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的方法，将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是合乎规律的过程，论证了“两个必然”，不仅清算了德国哲学以及自身的唯心史观和人本主义因素，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也把共产主义学说直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实际上，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还有一次重大的转折，人们只遵循前两次转折理解马克思只能获得肤浅的见解。第三次重大转折是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马克思主张必须把一般的规律与实在的根据相结合。为达到对资本主义乃至人类社会的深刻理解，马克思致力于着重从经济学研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完整问世，使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特殊规律具备了科学支撑。

其次，陈学明老师阐述了从三次重大转折得出的结论。结论一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分别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正是二者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两个发现是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能偏废一方。结论二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历程与自身思想转折是一致的。马克思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实质上是现代性批判在该领域的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维度。结论三是《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它只是全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能将“哲学”解读放在首要位置。如果只从哲学维度来理解《资本论》，必然使马克思思想重新倒退为前两次转折，即以人本主义的唯心观点来曲解《资本论》。陈学明老师总结道，这三点结论所表明的核心立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部分，不可抛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空谈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用马克思其他的理论来消解或“矮化”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再次，陈学明老师从“不同的马克思”出发，对当今不公平现象的根源以及解决途径的分析进行了区别。针对社会的不平等、不和谐现象，唯有社会具备平等和谐的客观条件，致力于批判和改变不平等、不和谐的社会生产关系，才能真正构建平等和谐社会。人们不应当沿袭以文化、意识形态等抽象领域构建平等的、和谐的社会的老路，不能完全依靠观念和思想来呼吁构建真正平等的、和谐的社会。当今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不和谐首先是人与人之间，主要表现为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比较流行的意见是将“两极分化”视为一个涉及公平的道德问题，然而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发现“两极分化”本质上在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不平衡乃至对立关系。目前，现实情况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工资形成和劳动力的流动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从理论上讲，本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关系、“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关系，即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也不可避免地生成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阶段的劳资关系与马克思当年研究的劳资关系有本质性区别，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而我国今日的劳资关系，体现一种劳动与资本双方利益的诉求，是社会主义劳动所有权与资本所有权实现过程中的对立统一。简而言之，针对中国目前的劳资关系，既不能照搬地还原为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也不能回避现实，完全否认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存在。“两极分化”的主要根源在于由传统资本高回报所刺激的高投资推动的快速工业时代，导致了“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资本在分配制度中处于强势，劳动者无法获取与其劳动价值相当的报酬。

还有，陈学明老师从“不同的马克思”出发，对当今的生态危机根源以及解决途径的分析也进行了解答。生态危机的形成不是由于人缺乏对自然的道德观念，也并非单纯依靠道德改革、建立生态伦理就能破解生态难题。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逻辑，资本是生态出现危机的罪魁祸首。只有立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正确地揭示和分析生态危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生态学。马克思阐述了资本的属性决定了其反生态的特性。资本的两大属性是“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前者使自然界沦落为一种工具，丧失了原有价值，后者是自然界的工具化日益深化。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奉行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消除生态危机就意味着消除“资本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与资本决裂、抛弃。资本不是可以人为随意取消的产物，只要它给人类带来“文明化趋势”的功能尚存，它的历史使命就还未终结。因此，唯一正确的选择就在于限制与超越资本逻辑，发挥与实施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张力。既利用资本的发展空间，又限制资本的过度膨胀。

最后，陈学明老师强调了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才能正确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取向，并没有如一些人说的那样进入21世纪以后有所改变，反而愈演愈烈。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马克思主义还是强调哲学、文化、伦理等意识形态因素在批判中的重要地位。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注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的趋向是“倒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又倒回到哲学和美学等意识批判中去。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开创者自己也意识到单纯从事这种批判的危害性，例如卢卡奇、柯尔施等人都认为不能仅仅从社会意识的诸形式上来考察社会历史。第四，阿尔都塞甚至预言放弃政治经济学批判，单纯从事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会使社会主义国家垮台。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也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观点。第五，中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衰落，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现严重的经院化倾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严重的纯学术化、经院化现象，有学者称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放逐”。第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哲学批判的要害是回避生产关系、资本逻辑来分析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历史唯物主义清楚地说明了只有根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规范才是可能的，任何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总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虽有积极意义，但消极面大于积极性，唯有将这种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抓住社会问题的要害，现实地解决社会问题。

周凡老师最后对“真精神”范畴的历史起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以及介绍了以苏联斯拉夫人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以拉布里奥拉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基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的双重路向，还对陈学明老师思想的转变和理论贡献进行了简要评价。

历时两个小时的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