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如何看待文化的重要作用、如何选择文化的发展路径，已成为时代之问。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哲学关注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凝结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蕴含了独特的文化哲学。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汲取和弘扬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深刻阐释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基础、本质内容和发展规律，为考察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意蕴主要体现在从时代高度和实践角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阐释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体现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辩证法。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建设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文化兴盛往往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兴盛的重要标志和强大动力。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无例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如何看待文化的重要作用、如何选择文化的发展路径，已成为当今时代之问。当代中国发展迫切要求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哲学关注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凝结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精华，蕴含了独特的文化哲学。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汲取和弘扬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深刻阐释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基础、本质内容和发展规律，为考察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意蕴：一是从时代角度和实践基础说明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属性；二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阐释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三是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角度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辩证法。

一 以哲学思维方式把握文化的时代性

文化是时代的重要表征。如何认识和把握文化内涵、文化走向、文化选择等问题，日益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把文化置于特定的时代情境中、一定的实践基础上来考察和揭示文化的时代特性及现实内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文化与时代不可分离，就如同哲学与时代不可割裂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对时代特征及时代问题的把握。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强调，真正的哲学应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第220页），他还在发表于《莱茵报》第137号附刊的《集权问题》中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98年，第289-290页）恩格斯也多次阐述对“时代”的深刻理解。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文艺复兴及其重大历史作用时指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47页）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晚年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新时代”的期望。1894年初，意大利人卡内帕(G.Canepa)给恩格斯写信，请求他为即将出版的《新纪元》周刊的创刊号题词，而且希望尽量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设想，以区别于意大利诗人但丁对旧纪元所作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界定。恩格斯回答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面一段话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这段话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时代”不仅仅是个历史的或时间的概念，它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和世界等因素为一体的总体性的概念。

2006年，习近平以“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这句名言为题写过一篇短文，收录在《之江新语》中。他说：“众所周知，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习近平，2007年，第235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突出地表现在它及时而客观地分析和总结了新时代变化发展的特点，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时代观。这一重要思想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和世界历史的高度观察时代，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联系中，从民族与世界的联系中把握时代，精辟地概括了我们所处的新时代的主要特征，进而揭示新时代中国文化及其发展的新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承载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包含实现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和生态美丽等内容。而文化建设不仅存在于“精神文明”范畴之中，而且贯穿或渗透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领域。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及文化建设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在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中，对文化的需求更加多样、更加丰富，文化需要的层次或质量更高。另一方面，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瓶颈。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文化发展存在资源分布和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乃至悬殊，成为文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想信念淡薄、价值观念错位、文化自主性丧失、历史虚无主义抬头等现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不仅是高楼大厦，不仅是物质上的充裕，而且要有精神世界的丰富和文化生活的充实。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要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坚持物质世界的丰富与精神世界的丰富的有机统一。

时代是文化的底色和舞台，实践是文化的根基和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特征和现实内涵。从时代特征看，当代中国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精神文明，它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并服务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它以坚持“两个结合”为必由之路，坚持文化自信，高扬文化主体性，强调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现实内涵看，当代中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文化发展的创新实践为基础，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方向，以推进文化强国、民族复兴为使命。当代中国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它以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和培养时代新人为目标，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任务，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取向，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和人民性的先进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升了文化主体性，拓展了文化发展空间，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孕育出了独特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文明观、民主观和生态观。这种文化形态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不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重要元素，两者紧密联系、交相辉映，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它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深厚的人文底蕴、深邃的思辨体系、强大的内聚力量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且意蕴无穷，是中华民族生存、延续和不断发展所赖以存在的“根基”“血脉”“基因”和“精神家园”。如果说“中华文化”侧重于指当代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发展所不可须臾离开的历史文化基础即中华传统文化，那么，“中国精神”则主要指当代中国社会前进和中华民族发展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在新时代的语境下，中国精神主要包含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也常把中国精神简要地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民族精神包含着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传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而且从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从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提炼，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概括总结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说，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一定时代的具体体现，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在特定的时空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向前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及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革命精神，构成中国精神的丰富内容，成为中国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

中国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底色，具有艰苦奋斗、积极创新的主调，体现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我曾经讲过，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20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社会制度性质，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

二 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对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路径的揭示，有赖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贯穿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集中体现在“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也是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逻辑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人民至上，是文化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基本特征在于它具有人民性。文化发展要坚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为根本目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繁荣发展要依靠人民，文化强国的美好蓝图要由人民书写，包括理论创新在内的文化创新的不竭源泉是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理论如果脱离人民或不为人民造福，就会苍白无力，就会没有生命力。理论创新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文化建设中坚持人民至上，还表现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类解放和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目标。人是社会的人，也是文化的人。社会发展需要提升全体公民的文化素养。文化的重要功能在于“以文化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科学的、积极健康的、人性化的文化来熏陶人、感化人、塑造人，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这是人民的期盼，是全社会的期盼。

坚持文化自信和自立，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最具标识性的概念之一。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通过对文化历史的了解，达到和增强对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以及对文化生命力和文化发展前景的肯定和信心。文化自信的核心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与弘扬。文化自立则是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立足于自身把我们的文化做强做大，增强其影响力。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习近平，2023年，第10页）在文化建设中，要破除文化对外依附的观念，克服在文化上单纯的学徒状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繁荣发展文学艺术，提升文化产业。

坚持在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导向，是发扬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表现和对文化发展规律性的自觉遵循。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产生矛盾和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发现矛盾、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文化发展需要一定文化主体的自觉的认识和实践。在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情势下，应关注文化安全、网络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政课的改进等问题。在当前文化发展中存在许多矛盾，而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在文化发展中聚焦解决文化资源分布或分配不平衡、文化创新性不足等问题。当前，文化安全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文化安全问题就是文化底线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问题。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赖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仰仗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一旦历史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或毁灭，中华民族文化或文明进程就会有中断的危险。二是民族文化安全问题。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发展会遇到本民族文化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外来文化会给本土文化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双重影响。我们应保持和保护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和长处，避免和消除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三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在当今世界两种基本社会制度并存的条件下，在国际上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网络技术不断推动话语权争夺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空前激烈。意识形态安全关乎民族和国家的存亡，我们要增强意识形态意义上文化发展的主动权，确保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绝对安全。

守正创新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表明，有生命力的文化是在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中实现的。一方面，文化发展需要守护优秀的传统文化、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吸收各种有价值的文化养料；另一方面，文化发展要推陈出新，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守正，就是坚守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文化建设的创新，就是在尊重实践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文化新形态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出和发现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关注并参与实践是创新的基础，学习和借鉴有益的文化成果是创新的条件。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必须聚焦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正视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欠缺和不足，依托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守正与创新、继承与发展之间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脱离优秀传统文化的标新立异，绝不是创新。守正不是守成，不是拘泥于传统，裹足不前，而是坚守科学真理和正确的价值立场。这样的守正方能为创新提供基础。同时，只有在内容和形式的改进与创新中，文化才能持续保持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力。

坚持用系统观念指导和统筹文化发展，体现了文化发展的整体性或系统性的客观要求。社会建设是一个大系统，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文化自身也是由各种因素、各种矛盾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包含一系列重大关系：如文化发展中指导思想上的一元主导与思想文化多样的关系，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等等。系统性思维要求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以此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用辨证系统的观点认识和处理文化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重大关系问题。

坚持胸怀天下、放眼世界，体现了文化发展的世界性和开放性的客观要求。在现代化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中，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交织在一起。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不仅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和谐，而且存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当今时代，文化不能孤立地发展，而是需要在对外开放中发展，在对世界文明的借鉴中进步。因此，我们需要面向世界了解文化态势，尊重文明差异，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在文化对外交流中，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从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中认识文化，既要看到文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又要看到文化发展的价值诉求；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中认识文化，既要坚持民族立场，又要坚持世界眼光；从传承与发展的统一中认识文化，既要看到文化的历史性及历史文化的合理因素，又要看到文化的现实性和文化创新发展的必要性；从整体上把握文化有机体，既要看到文化与社会其他结构或领域的相关性，又要看到文化及其发展自身内部的复杂要素或结构，把握和处理好各种关系，解决好各种矛盾。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它要求我们在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巩固文化主体性；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前提下倡导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这一思想蕴含了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创新性地运用了中国哲学中“明体达用”的思维方法，深刻揭示了文化的“体”与“用”的辩证关系，阐明了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方向和文化强国之路。

1．中国传统文化中“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哲学智慧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0页）这里提到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就包含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维。“体”与“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从“体”与“用”辩证统一的关系中认识事物并指导实践，成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重要的思维方式。体用范畴在先秦典籍中已有记载，体用关系的思想在北宋以后得到较大发展。通常说来，“体”具有“本原”“本质”“本体”“实体”“主要”“道”等意，“用”则有“显现”“属性”“效用”“作用”“功用”“实用”“实际”“实效”“术”等意。中国哲学中素来具有“体”和“用”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辩证思想。如“体用一如”“体用一源”体用相即“体用不二”。北宋初期，理学家胡瑗倡导“明体达用”之学（参见《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认为儒家纲常名教是“体”，把“体”付诸实际，达到民安国治，便是“用”。“明体达用”的理念对宋代理学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理念被后人作为重要命题加以发挥和改造，并赋予新的含义。一是“明体”即“明理”，即明察对象之本质、事物之机理、发展之规律；二是“明体”乃“达用”之前提，“达用”为“明体”之目的；三是“达用”是在“明体”之基础上发挥“体”之作用，把对“体”的认知转化为实践，或实现“体”之效用；四是“体”“用”相互贯通，“体”是“用”之本或道，“用”是“体”之性或术，要求认识事物时要把“体”与“用”加以融通理解，既由体达用，又由用及体，即遵循“从其用而知其体”（《周易外传·卷二》）、“由用以得体”（同上）的认识方法。

在近代中国，体用关系也被用于说明中西文化的关系，出现过“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之说，这里的体用关系主要是指“主要”与“次要”、“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等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体用关系的理解各有殊异，若摒弃其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而从一种思维模式或方法论来理解的话，那么“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念颇具深刻性和积极意义。它体现了客观事物内部的辩证联系，以及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体现了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维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具有一定契合性。

概言之，“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它一方面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体”与“用”，另一方面要求人们在把握对象的性质和功能的基础上，明确行动的方向和路径，达到实践的效果。其中，“明体达用”蕴含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明体”相当于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达用”则是将认识用于指导实践，或发挥认识的指导作用。因此，“达用”其实相当于哲学的“大用”，而非指某种具体技艺上的“实用”。古人曾经提出过“无用”“大用”的概念。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是无用与大用之统一，哲学的精妙在于无用之大用。（参见冯友兰，第112—113页）有趣的是，“达用”和“大用”不仅谐音，而且两者有相通之处，正如林云铭所言：“无用者，正所以为大用也。”（《庄子因》卷二）

2.深刻揭示当代中国文化之“体”与“用”及其辩证关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既明察当代中国文化之“本体”，即文化的“魂”与“根”、本质与发展规律，又揭示当代中国文化之“用”，即文化之社会作用和推进文化发展之实践路径，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课题。

首先，从社会整体发展中把握文化的体用关系和文化的社会定位。

从社会有机体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体用关系。王夫之和孙中山都曾经在物质为体、精神为用的意义上论述过体用关系。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具有某种一致性。物质世界、物质文明是“体”，精神世界、精神文明是“用”，观念文化从属于精神文明，依赖于物质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把握文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建设丰富的物质世界和丰富的精神世界相统一的现代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文化发展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要实现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精神文明、生态美丽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是文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和手段。文化既反映和依赖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文化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基本方向。

其次，从文化发展的源与流、根与脉的关系中把握文化的性质及发展规律。

就文化自身而言，也存在着体用关系。文化之体的主要方面，就是文化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文化之用的主要方面，则是文化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制度决定的。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人类文化成果为借鉴，坚持“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中，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坚守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立场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地包含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即包含了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红色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重要元素，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及当代价值，概括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联系，以及文化自身内在要素之间的联系构成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在文化作用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部分或主旋律，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思想保证；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得以继续发展的根基、血脉和精神家园；强调作为中国精神主体部分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及其精神谱系是鼓舞全体中国人民不断进取的巨大精神力量；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人的精神世界和建设文明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

最后，在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基础上明确指出推进文化建设的路径和实践要求。

明察文化发展之规律，目的在于达到推进文化发展之实际效用。要把“怎么看”和“怎么办”结合起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而且在此基础上指明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和基本路径。其一，从“两个结合”的高度指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者相互契合、相互成就，融合成新的文化生命体，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其二，指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筑牢马克思主义之“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三，指出加强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要立德树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其四，阐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细落小落实，日用而不觉。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五，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六，主张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善于学习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和发展逻辑，展示出深邃的文化哲学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具有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辩证思维和精神内核，为认识文化现象、分析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

作者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哲学动态》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