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有足够的实践根据证明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但何以将马克思的思想建构为一种政治哲学，需要有一定规范性的深入学理阐释。马克思并非学院派政治哲学家，正如他在超越旧形而上学的同时对“新哲学”和“新世界观”的规定，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新政治哲学”。所以，基于传统政治哲学规定来判断马克思的思想是不是政治哲学，是一个缺乏对“新政治哲学”基本理解和认同的质疑。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并非将其装饰或转化为某种传统政治哲学，以使之具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这种削足适履的研究无益于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貌。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应有一种问题意识，应以马克思的思想重审传统政治哲学的限度与误区，并以新政治哲学的运思框架还原马克思思想的超越性和现实性，以之解析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一、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马克思自中学时代起就关注现实政治问题，思考何谓“幸福的时代”，并将“为人类而工作”作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应有之考虑。随着先后步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马克思认真研读法学经典，同时对哲学和历史学著作兴趣颇深。他在理解甘斯教授以黑格尔法哲学观点讲授刑法与普鲁士民法课程时“异常勤奋”。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他把握了自我意识哲学的启蒙要义。正是因为看重理论研究的现实性，马克思逐渐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仍未走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苑囿，为此对这种自我陶醉的观念批判进行现实的批判。脱胎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在摘录和评注苏格兰启蒙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革命政治学文献的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变革，确立了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正是因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政治哲学乃是与源于自然法传统和先验形而上学体系的政治哲学不同的向未来理想社会敞开的现实之思，这种现实性实际地体现为在变革旧世界的过程中创造新世界，同时以颠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方式确立实现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正是在确立用以改变世界的政治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切批判资本逻辑的对象化境况及其哲学实在，指出超越“虚幻的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马克思没有建构一种规范的政治哲学体系，也没有纯粹政治哲学专门论著，但他对人类解放的诉求以及深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发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形成了一种超越既往的新政治哲学形态。以具有一定规范性的思路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体性内容，呈现面向未来的生成着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体理路，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之所以将这种学术建构置于生成性视域，不仅因为它反映了马克思从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以及从哲学上的人本主义者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历程，而且表明作为思想方法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开放的和发展的。在马克思超越自然法传统和先验形而上学体系的探索中，一种现实性的历史思维和实体性的人学反思跃然纸上。关于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讨论在对现实利益冲突的研究中被置换了，具有社会性的人的劳动生命被马克思视为比政治生命更具现实性的存在，至于对人性善与恶的伦理预设也转向以历史和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合理期冀。“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是什么？……是他的政治哲学。”①[1]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与其说是马克思思想的分支，毋宁说是其理论实质。

如果将政治哲学视为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实质，那么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理论之间就呈现出一种以实践思维方式贯穿的内在逻辑，就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对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社会性规定。由此开启的思想传统就“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②哲学不再是纯然解释世界的观念体系，而成为遵循历史规律的主体实践活动，成为力图改变世界的目的性活动。“在他的哲学中，政治哲学真正取代形而上学，成为‘第一哲学’。”③这种作为“第一哲学”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不是关于“至善”的“好生活”的应然设定，而体现为一种解放新社会因素的理论—实践探索，这种探索对19世纪中叶以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不深刻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就不可能真正把握近两个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浪潮。当我们将视野投向马克思对苏格兰启蒙国民经济学、法国革命政治学和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性借鉴，凝视青年马克思的复调式哲学探索之路，探析马克思不囿于传统边界的限定而谋求人类解放的理论努力的时候，首先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革命家的形象，马克思政治哲学因而首先是一种革命主张。这种革命主张是不同凡俗的，任何试图将其全然规范化或思辨化的做法都外在于马克思的思想总体。这些做法看似将马克思的思想政治哲学化，实则扭曲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像，往往将马克思政治哲学解读为历史唯物主义力图超越的哲学形态。

由此形成的关于马克思没有政治哲学的看法，不得不说还固守于对政治哲学的传统认知图式。另一种试图论证马克思有政治哲学的思路，则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附加一种“理应”具有的传统政治哲学范式，使之体现某种先验的规范性逻辑。如果我们将政治哲学理解为一种具有现实问题意识的开放性哲学形态，就不应将其恪守为一种停留于道德分析层面的纯粹应然之思，而要在当代性维度激活其解决问题的实然探索。④因而，从哲学变革出发，理解马克思开启的新政治哲学视域，就要明确其历史唯物主义向度，明确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现实政治性，由此对其人类解放理论、共同体理论和正义论的阐释就不能纯然回到古典政治哲学，而应在社会性的开阔场域重新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体图景。

达此宏愿，需要展开审慎的学理探究。为此要梳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理解马克思如何以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照亮人间的勇气揭露资本逻辑的秘密，探究马克思如何将解释世界的政治理念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理念—实践，把握马克思何以在批判政治解放的限度的同时提出具有人的高度的解放。只有深入解读青年马克思的复调式哲学探索，才能确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生成路径，才能理清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思想资源之间复杂的知性关系。这种与人类解放的政治实践水**融的哲学主张呈现了现代政治哲学应有的理论品格，从中可见马克思对自古希腊以来体现人类性的政治哲学的合理借鉴，以及他在深切批判拜物教思维及其对象化现实中勾勒的人类解放之路，由此才能理解“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哲学内涵。

同时，应以辩证的、历史的方式澄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践逻辑。马克思力图改变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命运，改变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他是在确认并遵循规律的实践探索中而非在纯然规范性论证的理念设定中努力实现这一意图的。规律不会自发地创造历史，只有人们有目的地运用规律，才能创造历史。在资本逻辑坚硬的现代社会，实现无产者的解放，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无产者在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必须遵循规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践逻辑因而体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现为事实—价值的辩证法。我们需要以一定的规范性理路勾勒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体结构，其中没有任何先验的或永恒的教义，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朝向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解放，它是批判的、革命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问题域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问题。马克思是在反思政治解放的限度的过程中提出人类解放的。政治解放实现了以私有财产权为前提的法律形式上的自由，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公民权（droits du citoyen），但并未消除因实际的社会差别而造成的底层民众的不自由，因而是不彻底的。马克思认为解放应当有“人的高度”，他剥去政治解放的“狮皮”，将“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视为“当代的普遍问题”①[2]。从中可见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本质的批判，他揭示了权利的异化状态，为人类解放确立了基于劳动的世俗基础。真正的解放不是要先验地讨论自由的根据，而要实现个体对外在压迫的反抗，在经验生活、劳动和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确认自己的人的权利（droits de I’homme），重塑主体的内在本质性力量。

人类解放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现实的运动”，是人摆脱异己力量和工具化境遇的过程。理解马克思的自由—自我意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政治解放—人的解放、财产权—正义等政治哲学范畴可见，人类解放是实践理性在外部世界中的实现，是消除阶级冲突、社会压迫和剥削，使社会个体自由和幸福的实践，也是道德自足和精神解放的过程。②这个超越政治解放的解放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规定，它要在每个人的劳动获得尊重的平等关系中实现真正的自由，它要以坚实的物质基础完成对私有观念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积极的扬弃，它是有原则高度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遵循历史规律展开的有目的的活动，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中可见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人类解放，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砸碎束缚自己的锁链，在最后解放自己的过程中获得整个世界。为此，无产阶级要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要在斗争中“团结起来到明天”，要建构“真正的共同体”。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键问题，是一种在解构旧制度的同时提出的建设性方案：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合力创造新世界。马克思为此研究了共同体的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阐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维系共同体的基础与纽带，特别是分析了货币共同体的拜物教实质。通过归纳共同体建构的历史经验与传统困境，他指出超越物质匮乏和交往异化的现实路径，力图在消除奴役人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将建构“真正的共同体”和实现与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同步的人的解放视为一致的过程，其中每个人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决定了他们的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当个人摆脱传统的地域局限，融入世界性的生产格局，使自己自觉成为与社会结合的主人，“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③，以大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换取少数人发展的情况以及因天资禀赋缺陷和片面发展造成的劳动异化状况也将随之消失。这种世界历史性创造实现了“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3]①，在这个意义上，创造以类的依赖为前提的未来理想社会是建构“真正的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建构“真正的共同体”，需要改变旧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需要具备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是在现实中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有生命的个人联合起来创造历史的过程，“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②为此，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的秘密，阐发了“剥夺剥夺者”的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阐明扬弃资本逻辑的客观必然性，以及无产者如何实现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在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过程中走上解放之路的。

马克思由此确立了一种不同于资本逻辑的劳动逻辑，他在深入分析亚当·斯密所说的“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唯一尺度”之后指出：不能把劳动“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动。”③作为生命活动的劳动是一种时间性规定，资本家正是因为无偿占有工人一部分“正常的生命活动”，才完成资本增殖。使劳动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必须扬弃奴役和剥削人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在社会生产中使劳动不再成为重担，而成为生命本质性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他们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④这样，劳动不再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质，而成为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个性化活动。

劳动逻辑并非先验的设定，使劳动成为共同体成员的本质需要，必经一个变革生产关系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历史阶段都体现着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状况，都有与之相一致的法律形式，都有符合生产方式和法律形式的正义观念。在马克思看来，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正义观念。但在社会形态更迭的过程中，正义观念会发生“辩证的转化”，成为召唤有觉悟的人们反抗旧制度的精神力量。鉴于现代正义观念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不应作为先验的前提，马克思认为纯然诉诸正义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毫无关系，必须首先创造正义得以实现的新社会环境，进而明确正义的价值。由于既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底蕴，又有不容忽视的隐性思路，关于马克思正义论的争鸣自1970年代以来持续至今，主要体现为历史主义和道德哲学两种研究理路，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热点问题。

这场漫长的争鸣几乎完整还原了马克思使用“正义”话语的历史语境，关键是如何使解读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而不是形成诸种可能的、应当的马克思正义论图景，甚至将其置于前历史唯物主义境遇。如果争鸣双方各执一词不及总体，马克思的正义观念必然呈现多重面相，于是有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马克思正义论之谓。如果从新政治哲学角度理解马克思的正义论，就会发现这种正义论与源于自然法传统的永恒正义的根本差别，它不是纯粹的道德应当，而是为人们觉悟到了的历史必然。因而，解析正义论视域中的“马克思问题”，应理解其历史语境和现实内涵，既要看到正义观念与一定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也要看到正义观念“辩证的转化”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把握其中蕴含的“事实—价值”的辩证法。

概言之，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问题，建构“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键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正义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热点问题，可以从上述四重问题域中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体结构。马克思的哲学观、自由观、平等观、现代性批判、国家—市民社会理论等皆可在此结构中各就各位，从中可见新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思想的“根底”，这是一种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社会契约论、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理路的“新世界观”。它实际地深化了人们对现代政治的根本理解，推动了后来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在当代视域中呈现了政治哲学的现实价值。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性

马克思在世界历史视域探究现代政治的运行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揭示资本逻辑的秘密，以新政治哲学的致思理路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他对人类解放的哲学阐释至今仍激励人们反思现实、超越自我，“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锐利的武器。”[4]①今天，我们仍未离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地平线，他反思现代政治的问题意识与时代同行，他以实践思维方式阐明的世界历史理论仍是分析全球性问题的有效范式。在这个意义上，深刻领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理”与“方法”，是一种富于现实性的理论自觉，也是理解“当代政治哲学应当是什么”的一种必要探索。

首先，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现代政治的经济基础的分析力透纸背，他对资本逻辑和拜物教的批判为超越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种合理方案。马克思高度评价现代文明的价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是之前一切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但“资本的统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造成的物化是不争的事实。在马克思提出物化问题近170年来，资本拜物教一直是现代社会的梦魇，“物化本身不是凝固的事实，也就是说，从早期的大机器生产到当代流水线的变化绝不是一种概念的变化，而是现实变化。”②超越纯粹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物化关系，实现物质丰裕基础上的人性复归，避免在文化迷失和价值虚无的物化境遇中失去自我，仍是人们在当代社会生活中需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正是揭示剩余价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罗米修斯，让无产阶级开始知晓自己在劳动中与自己相异化的真实原因：无产阶级之所以在无偿提供剩余劳动的同时为自己创造了赤贫，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特殊运动规律使然。其实，现代人几乎都生活在资本拜物教逻辑的笼罩之下，消费社会的异化现象比比皆是。为此，必须审慎辨识物化世界的“景观”，摒弃各种被制造的虚假需求和符号化统治，透视全球生态危机的根由。同时，应以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践逻辑确认恰当运用资本要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为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马克思揭示了现代虚假共同体以及人与人在其中真实的对抗性关系，他对建构一个超越物质匮乏和交往异化的理想共同体的阐述仍具有启示意义。共同体反映了人们的共同利益和需求，体现了人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现代社会，以货币为纽带的共同体使交往异化的人们缺乏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仍然重复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马克思通过分析历史上存在过的共同体的弊端，提出建构体现真实性、共同性和人类性的共同体。当人们迷恋彼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必然陷入“他人就是地狱”的渊薮，人性的自私与有限的社会资源将使“自然状态”愈加恶化。因此，倡导人类合力走出现代性困境，创造共同的未来，就成为一种哲学自觉，实现全球正义是其中应有之义。

今天，跨越现代性的陷阱，处理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实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合作，仍然要合理运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他们以往的观点“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但其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③这里所说的“一般原理”体现了历史规律，反映了历史发展趋势。合理运用“原理”，要充分考虑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现实性和复杂性，从重建全球化新秩序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基于普遍利益与共同价值的建设性思路，促进“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5]①，完善我们时代应有的正义观念，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再次，马克思分析现代政治问题的方法具有现实有效性，对反思当代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与把握当代政治哲学思潮仍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用这个根本方法取代了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预定论，以实践的思维方式考察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唤醒了辨证法的物质力量。正是因为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现代政治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寓普遍性于特殊性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近代政治哲学的具体的历史的批判，确立了新政治哲学的实践向度。

毋庸置疑，马克思政治哲学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种统一表现为从抽象的规定出发，经由逻辑分析达及具体的表现，再回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③的过程。这个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避免将政治哲学置于“普罗克拉提斯之床”，为了预定的思路而使历史事实削足适履，而在历史进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研究在“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体现为在现实政治规定和关系的总体中分析具体问题，而不是在各种政治现象中寻找符合先验的实例，进而试图以纯粹观念塑造历史。由此可见，作为方法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仍然是我们分析现实政治的“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实质的必要探索，循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足迹，以一定的规范性思路整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运思框架，要以问题为导向，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问题域，确认这个向未来敞开的思想的当代性。从中可见，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中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之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④以我们时代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分析当今世界历史领域复杂而深刻的现实政治问题，是理论探索和改变世界的双重需要，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1] ①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8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②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上]》，14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③程广云：《马克思的三大批判：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④臧峰宇：《政治哲学的“规定”及其当代性》，载《江苏大学学报》，2013，（6）。

[2]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②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7—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①乔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②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86—3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7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④萨特：《辨证理性批判》[上]，2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原文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