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基层开展理论宣讲、道德普及，是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中心的优良传统。前些年，许启贤、葛晨虹等老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新时代，中心副主任郭清香副教授接过“接力棒”，从2016年6月开始，3年多时间，深入北京市16个区，主讲了50多场理论宣讲的讲座，听众涵盖男女老少等各个群体，主题与时代精神、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受到基层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理论宣讲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在深入百姓生活时，郭清香老师观察到哪些道德现象，又从中收获了什么？对于理论研究工作者来说，理论普及宣讲有何价值？日前，中国伦理在线推出“学人专访”栏目，首期对郭清香老师进行了专访，让我们去了解一位伦理学研究者在50多场理论宣讲中的实践品格和担当意识。

说到老百姓心坎里的东西，他们最能够听进去

        记者：您能否谈谈自己去基层进行实地调研以及道德宣传、普及的大概情况？

        郭清香：我参与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科联组织的北京周末社区大讲堂社科普及讲座项目，在北京各区的街道、社区、乡镇、自然村做道德普及和调研工作。自2016年6月份开始，北京16个区都跑过，主要是延庆、昌平、平谷、怀柔、密云这些离市区比较远的地方。讲座的内容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家风建设，到目前为止做了50场。听众上到养老院的老人，下到六年级的小学生；有机关干部、退休教师，也有普通村民。所讲内容与时代、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与人们的道德生活相关，与社会的道德建设需要相关。

        记者：不同的群众听了讲座，有什么反响？您在讲授过程中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郭清香：因为讲座的题目关系到每个人，所以不同的人听了讲座都会联系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去尝试进行自己家庭的家风建设。基层干部会从工作的角度认识到他们推动家风建设的意义和侧重点，而民众则从自己生活的角度思考如何进行家教等等。你会发现真正能够说到老百姓心坎里的东西，他们最能够听进去。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讲到孝的时候，听众反映很强烈。尤其讲到《论语》中的“色难”，很多人会受到触动，我能明显感觉到很多人在反思、反省。

        我所在的人大伦理学基地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全名是“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道德建设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方面，基层道德调研与宣传普及工作也能间接地促进我们伦理学学科的研究与相关道德建设工作的推进。

        目前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比如换脑的问题，基因问题等等，但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很多时候不会直接面对这些前沿问题，他们更需要的是在生活中能帮助自己走出解决生活中道德问题的方法与路径。我们伦理学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圈子里的研究并不能真正地影响到每一个人。我们做的普及工作，正是要让伦理学“出圈”，让它的影响力超出伦理学研究者的圈子，影响到民众，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老百姓对道德精神的美好追求，也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路向

        记者：伦理学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哲学，对大众来说，感觉是理论性很强、形而上的学科。通过这50多次讲座和调研，您觉得形而上学的道德哲学，与老百姓在现实中通过劳动与实践总结出来的道德经验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郭清香：每种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都希望在更深层次影响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把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伦理学学科实践性的重要表现。比如家风建设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也是老百姓经常面临的问题，是社会整体需要努力的问题。家风在中国社会中缺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北方。南方好一点，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家祠等载体。而人们生活中又迫切需要好的家风。可以说，家风建设成了人们生活过程中内在生发的道德要求，所以大家很喜欢听这个题目。

        从哲学角度来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我们擅长问题的归纳和理论的推导，而实际生活需要我们伦理学给予的是对现实问题直接的解决方案。这两者密切联系，只是侧重点不同。所以我在做道德大讲堂的时候，我会给出一些建构家风的具体内容、途径和方法。而我参与到道德宣讲普及过程中，既了解了现实的道德状况和问题，也引发我进一步思考并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收益。

        接触到更多民众实际的道德生活，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民众的道德实践和道德要求。这虽然不是我们伦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但却是伦理学学科更加基础而迫切的问题。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刺激、双向作用的。这个经历丰富了我的认识，刺激我把现实社会中的一个个的案例联系起来，找出问题的某种共性，从理论上试着给予解决。这也是伦理学理论研究应该有的一个路向。

        记者：基层老百姓有积极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您如何看待社会的道德状况呢？

        郭清香：通过几年的讲座和调研，我能感受到了基层百姓对美好生活包括伦理道德文化的需要，以及他们特别强的创造力。前几年，学术界曾经热烈讨论过“道德滑坡”的问题。不可否认有些失德现象在日常情况中是存在的，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公共交通不让座等。但另一方面，有更多的人参加到志愿服务之中，蚂蚁森林种树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全面地去了解，我们常常会得到与“道德滑坡论”不同的答案。

        我通过近几年的讲座所了解的情况，一方面，北京市基层干部和百姓普遍认为，现在大众的道德比以往是提高的，这是普遍的感受，可以算是一种社会心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老百姓生活中确实有一种对于文化、道德、精神、美好生活的热情、向往与追求。

走出象牙塔，让学术研究形成接地气的转换

        记者：您认为社会各种力量参与道德建设的意义是什么？政府对基层道德建设起什么作用？

        郭清香：政府要发挥道德的引领功能。这个基层讲座是北京市政府的一个举措，我认为其目的之一是通过学者的讲座，对社会道德起到教化引领的作用。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政府一直在引领社会道德建设，包括《宪法》相关内容的规定、“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出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发表等。

        除了政府，学者们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到社会道德建设中去，我们伦理学基地的老师，如罗国杰老师、许启贤老师、葛晨虹老师等，都深度参与了。老百姓也以他们对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参与社会发展、社会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并创造了很多新的活动形式和工作方法，如村里成立治丧委员会以满足人们“慎终追远”的心理需求。经过了很长时间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会促成民众自发的道德要求，并相应提高他们道德意识和社会的道德水平。

        我们普遍的感受是，道德建设是以从上而下的方式推进。但经过了多年从上而下的推进之后，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自下而上的要求与做法，它会影响并刺激到政府相关工作的改变。比如志愿者工作，以前是从上面推动的，是需要政府或社会组织去开展与动员的，但现在我们能看到很多由民众自己开创或发起的有益于公益的志愿者活动。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者NGO、志愿组织，就是纯民间自发的。如果去探究原因我们会发现，他们曾经被服务的一种愿望得到了社会的满足之后，他们也有了服务别人的愿望，在自己有了能力之后也用自己的践行去回报社会。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循环。而政府也要思考新的治理方式，来鼓励并规范这些志愿行为。

        我个人比较肯定政府在道德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政府的引领对基层老百姓是很有必要的。就比如树立道德榜样，社会需要正能量，感动人心的东西会带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向更高的地方发展。对百姓来说，他们是容易被高尚的行为与情操打动的。相反，不会被高尚行为打动的社会才是可怕的，才真正触及到社会道德的最底端。但是，政府的引领作用我们要把握一个度，各种各样活动走到极端肯定会引起反弹，而这正是理论工作人员保持理智清醒的时候。学者要能够提醒这个社会不要走到另外一个崩溃的边缘。

        记者：您认为深入基层做道德宣传与普及，意义何在？

        郭清香：到基层做讲座，是人大伦理学的一个传统，许启贤、葛晨虹等老师都做过。但它确实是个很辛苦的工作，即便是现在交通发达，经常路上来回就要花五六个小时。我偶尔也会觉得累，有点浪费时间，但它也确实是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做学术研究在学校里面一直待着，陷在象牙塔里，跟现实社会和百姓生活是脱节的，很有必要走出象牙塔，走到社会基层看一看。

        对我来讲，社区讲座一方面拓宽了我的视野，使我更加了解中国的现实道德状况；另外一方面，作为伦理学研究者，理论研究与实践应该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有责任为社会道德建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多老师也在做这项工作，他们努力把他们的研究结果推向现实、推向民众，形成接地气的转换，真正起到引导与改善社会道德现状的作用。对高校与社会来说，这也是一种双向推动。

注：文章原载于公众号“中国伦理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