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刘宋时代西行求法僧法献（423—497）从西域赍来佛牙舍利和若干经、像的相关史料，认为依据法献弟子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和慧皎《高僧传》卷十三《法献传》的记载，可以明确得知：佛牙舍利得于芮芮，《观世音灭罪咒》得于于阗，《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得于高昌，金鎚鍱像得于龟兹。这是关于法献佛牙及相关经、像传入中土的最可靠的记载。而隋代费长房《历代法宝纪》以降所谓佛牙、经、像乃法献从于阗赍来的说法，在后世影响很大，但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讹传而已。

关键词：法献 佛牙 乌缠 芮芮 于阗

1900年，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等八个列强为主组成的八国联军，对大清帝国悍然发动武装侵略战争，于8月14日攻陷北京城。8月15日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西逃，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外展开了疯狂的烧杀劫掠。在这场劫难中，建于辽代的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招仙塔，也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中。在清理残存的塔基时，寺僧们发现了一个石函，石函内有一沉香匣，匣上题有北汉天会七年（963）善慧所书“释迦如来灵牙舍利”，而匣内贮存的正是一颗佛牙舍利！1957年，在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佛教界发起在原塔址西北重新建塔，永久供奉佛牙舍利，并于1964年6月24—25日举行隆重法会，迎请佛牙舍利入塔，并为新建的佛牙舍利塔开光。这颗佛牙舍利，与现存斯里兰卡康提市达拉达·马利葛瓦寺（巴利名Daḷadā Māligāva，Kandy）的佛牙舍利一起，成为全世界佛教徒顶礼膜拜的佛教圣物。

众所周知，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梵Śākyamuni，巴利Sakyamuni）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那么，释迦如来的灵牙舍利是怎么传到中国来的？又是如何被瘞藏于灵光寺招仙塔的呢？对于这段历史，时任佛牙舍利塔修建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赵朴初先生（1907—2000）曾于1960年撰写了《重建佛牙舍利塔记》[①]加以梳理，老一辈史学泰斗陈垣先生（1880—1971）也曾先后于1961年和1962年撰写《佛牙故事》[②]和《法献佛牙隐现记》[③]予以考辨，其后又有一些学者撰文考述[④]，对厘清佛牙舍利的来龙去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考证，有的失之于过简，如赵朴初先生的《重建佛牙舍利塔记》不足千字，陈垣先生的《法献佛牙隐现记》千数百言；有的虽征引史料甚夥，如陈垣先生的《佛牙故事》，但并非专论八大处佛牙舍利的来龙去脉；有的则对史料辨析不够严谨，或者竟游离于史料之外，而掺进了过多无稽的臆测。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佛教经传和相关史料，既尊重佛教传统的信仰习俗[⑤]，又注重历史真实的发展流变，对八大处佛牙舍利的来历及供奉情况作出较为详尽的梳理考辨，尽量说清楚其来龙去脉，仍是佛教界和佛教学术界应做的工作。限于篇幅，本文仅就该佛牙舍利初传中土的一段史实详加考辨，以就正于方家。

一、梁《高僧传·法献传》的记载：自芮芮至梁土

佛牙舍利传到中土，始自我国南朝刘宋时期高僧法献的西行求法，这是世所公认的共识。[⑥]因此，现在供奉于北京八大处的佛牙舍利，究其渊源，也被称作“法献佛牙”。

当时高僧名“法献”者有二，一为南海藏薇山法献（生卒年不详），一为京师上定林寺法献（423—497），二人传记皆在（梁）慧皎（497—554）《高僧传》卷十三。西行求法齎回佛牙舍利者，乃上定林寺高僧法献。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齐上定林寺释法献传》云：

释法献，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随舅至梁州，乃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师，止定林上寺。博通经律，志业强捍。善能匡拯众许，修葺寺宇。先闻猛公西游，备瞩灵异，乃誓欲忘身，往观圣迹。以宋元徽三年，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获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观世音灭罪咒》及《调达品》，又得龟兹国金鎚鍱像，于是而还。其经途危阻，见其别记。佛牙本在乌缠国，自乌缠来芮芮，自芮芮来梁土。献齎牙还京师，十有五载，密自礼事，余无知者。至文宣感梦，方传道俗。献律行精纯，德为物范。瑯瑘王肃、王融，吴国张融、张绻，沙门慧令、智藏等，并投身接足，崇其诫训。献以永明之中，被敕与长干玄畅同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献以建武末年卒，与畅同窆于钟山之阳。献弟子僧祐为造碑墓侧，丹阳尹吴兴沈约制文。献于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⑦]

上定林寺法献乃刘宋、萧齐之际的一代高僧，在南齐武帝永明年（483—493）中，与长干寺玄畅（420—494）[⑧]一起被敕为统领僧尼的僧主[⑨]，而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佛教经录《出三藏记集》、第一部佛教护法论集《弘明集》的作者僧祐（445—518），即是其亲传弟子。

据上引《法献传》，法献于刘宋元嘉十六年（439）至京师定林上寺，正值西行求法归来的一代高僧智猛[⑩]在定林寺记述其西游求法经历，撰成《游外国传》[⑪]之时。为智猛西行求法的壮举所激励，法献于宋废帝刘昱元徽三年（475）“发踵金陵”，西行求法。其行进路线为：“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也就是说，法献从京师金陵（今江苏南京）出发，向西到达巴蜀，再转而北上，经过当时被称作“河南”的吐谷浑[⑫]，便到了芮芮，亦即柔然[⑬]。由芮芮西行往南，即可到达于阗[⑭]。法献到于阗后，本来想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继续前行，不巧栈道断绝，只得回返。

依上引《高僧传》之《法献传》，法献在西域所得圣物共有三类：一是“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二是经典“《观世音灭罪咒》及《调达品》”，三是“龟兹国金鎚鍱像”。这些佛教圣物，具体是从西域的什么地方得到的呢？从古至今，不少人读《法献传》，都把“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获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观世音灭罪咒》及《调达品》，又得龟兹国金鎚鍱像，于是而还”的这一段，理解成所有这些圣物都是从于阗获得的。但是在《法献传》中，不仅明言金鎚鍱像是“龟兹国”的[⑮]，而且还明确提到佛牙的来历，谓：“佛牙本在乌缠国，自乌缠来芮芮，自芮芮来梁土。”也就是说，法献所求得的这颗佛牙舍利，本来是供奉在乌缠国[⑯]的，后来由乌缠流传到芮芮，再由法献从芮芮齎至梁土。所谓“梁土”者，乃就《高僧传》作者慧皎所处之时代而言；若以法献齎回佛牙舍利之当时而论，则宜言“宋土”或“齐土”[⑰]。无论如何，按照（梁）慧皎《高僧传》之《法献传》，佛牙舍利是法献由芮芮齎回金陵，供奉在上定林寺的。至于“《观世音灭罪咒》及《调达品》”，《高僧传·法献传》虽未明言得自何处，但在法献的弟子僧祐所编撰的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中，则明确交代了这两部经典的来历，谓：

《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一卷，永明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译出。

《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一卷。

右二部，凡二卷。齐武皇帝时，先师献正游西域，于于阗国得《观世音忏悔咒》胡本，还京都，请瓦官禅房三藏法师法意共译出。自流沙以西，《妙法莲华经》并有《提婆达多品》，而中夏所传阙此一品。先师至高昌郡[⑱]，于彼获本，仍写还京都。今别为一卷。[⑲]

可见，《观世音灭罪咒》（亦名《观世音忏悔咒》、《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乃法献在于阗所得，《妙法莲华经》的《提婆达多品》则得之于高昌。

总之，依据法献弟子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和慧皎《高僧传》卷十三《法献传》的记载，可以明确得知：佛牙舍利得于芮芮，《观世音灭罪咒》得于于阗，《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得于高昌，金鎚鍱像得于龟兹。

二、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毫无根据的说法：得自于阗

如上所论，梁慧皎《高僧传·法献传》明言“佛牙本在乌缠国，自乌缠来芮芮，自芮芮来梁土”。但是，翻开后世的中国佛教史籍，绝大多数均谓法献在于阗求得佛牙舍利及经卷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按照历史时代的先后顺序，考索佛教史籍相关记述的流变，我们发现，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隋代的翻经学士费长房[⑳]，其在《历代三宝纪》[21]卷十一谓：

《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一卷，永明八年十二月出，亦名《观世音所说行法经》。见《宝唱录》及《三藏记》。

《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沙门法献于于阗国得此梵本来，见道慧《宋齐录[22]》及《三藏记》。

右二经，合二卷。武帝世，外国三藏法师达摩摩提，齐言法意，永明年为沙门法献时为僧正献于扬州瓦官寺译出[23]。献初以宋元徽三年游历西域，于于阗国得此经梵本来，并佛牙。经译流行，相传至今。[24]

上述说法，特别是《提婆达多品》得自于阗的说法，费长房自谓“见道慧《宋齐录》及《三藏记》”。所谓《三藏记》，即（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如前所征引，《出三藏记集》明言《提婆达多品》乃法献得于高昌，并非像费长房所说来自于阗。至于道慧《宋齐录》，除在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中凡二十余见外，在隋代之前的史料中，则既未见于（梁）慧皎《高僧传》[25]，又未见于（梁）僧祐《出三藏记集》、（隋）法经《众经目录》、（隋）彦琮《众经目录》等各种经录，唯在吉藏（549—623）《法华义疏》[26]卷一《序品》中仅得一见：

第四，论品有无者，罗什翻译但有二十七品，后更有《提婆达多品》者，释道慧《宋齐录》云：上定林寺释法献于于阗国得此一品。瓦官寺沙门释法意以齐永明八年十二月译出，为《提婆达多品经》，未安《法华》内。梁末有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名婆罗末陀，此云真谛，又翻出此品，始安《见宝塔品》后也。[27]

考虑到《宋齐录》的作者释道慧乃“前齐沙门”[28]，不可能记梁末三藏法师真谛（梵名Paramārtha， 499—569）译经事，故吉藏所引《宋齐录》恐唯有“上定林寺释法献于于阗国得此一品”，至多再加上“瓦官寺沙门释法意以齐永明八年十二月译出，为《提婆达多品经》，未安《法华》内”之一句，并未超出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的引述内容。尤可注意者，吉藏在所著《法华玄论》[29]卷九回应时人对《提婆达多品》“应非次第，或非佛说”的质疑时，照理说更应当引用《宋齐录》作为证据，但实际上却只是简单含混地一语带过[30]，而且吉藏在其他著述中再也没有言及过道慧《宋齐录》，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吉藏是否真的见过《宋齐录》，还是后来到长安修订《法华义疏》时袭自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的传说。

实际上，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中一边多次征引《宋齐录》，一边又明确承认他实际上并未亲眼见过《宋齐录》。《历代三宝纪》卷十五谓：“释道慧《宋齐录》一卷”等“二十四家《录》，检传记有目，并未尝见。”[31]那么，其在《历代三宝纪》中二十余处的“见道慧《宋齐录》”（或作“见《道慧录》”、“见《宋齐录》”等），不知究竟“见”自何处。稍后，（唐）道宣（596—667）《大唐内典录》卷十《历代所出众经录目第九》亦谓“前齐沙门释道慧《宋齐录》”等“已前诸录二十四家，捡纪传有之，未见其本，故列名而已。”[32]可见，在费长房编撰《历代三宝纪》、道宣编撰《大唐内典录》时，道慧《宋齐录》即已失传。

不难看出，费长房《历代三宝纪》所言法献从于阗齎来《提婆达多品》和佛牙舍利的所谓“根据”，一是他自己“未尝见”的道慧《宋齐录》，二是对可见的僧祐《出三藏记集》的歪曲引用，实则是毫无根据的。

三、后世的以讹传讹和神话添加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的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却在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四《前齐朝传译佛经录第十一》[33]，（唐）窥基（632—682）《妙法莲华经玄赞》卷一[34]及后世诸释如（唐）崇俊撰、法清集疏《法华经玄赞决择记》卷二[35]、（唐）栖复《法华经玄赞要集》卷六[36]等，（唐）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二《大乘重译经目卷之一》[37]，（唐）慧详《法华传记》卷一《支派别行第四》[38]，（唐）湛然（711—782）《法华文句记》卷第八之四《释<提婆达多品>》[39]及后世诸释如（唐）道暹《法华经文句辅正记》卷八《释提婆品》[40]、（北宋）从义（1042—1091）《法华经三大部补注》卷九[41]，（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卷第十七之三》[42]、卷五十三《历代会要志第十九之三》[43]等，或虚引本不可见的道慧《宋齐录》，或因袭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吉藏《法华义疏》的说法，竟至于完全遮蔽了与法献时代最为接近、关系最为密切的僧祐和慧皎的最为可靠的记述。

（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及稍后的（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虽然注意到道慧《宋齐录》与僧祐《出三藏记集》相关记述的矛盾，但又都采用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的说法，认为《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的经本和佛牙都是法献从于阗求得的，只是添加了“有迦毗罗神卫护还宋”的神话。如，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六《总括群经录上之六》谓：

《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一卷。今编入《妙法莲华经》，在第四卷中。沙门法献于于阗国得梵本来，见道慧《宋齐录》。《僧祐录》云于高昌郡获梵本，未详孰正。

《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一卷。永明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译出，见《僧祐录》及《宝唱录》。

右二部，二卷。《提婆达多品》见在，《观世音咒经》阙本。

沙门达摩摩提，齐言法意，西域人，悟物情深，随方启喻，以武帝永明八年庚午，为沙门法献于杨都瓦官寺译《提婆达多品》等二部，献时为僧正。初，献以宋元徽三年游历西域，于于填国得经梵本并及佛牙，有迦毗罗神卫护还宋，经至齐永明中，共沙门法意译出。佛牙安置钟山上定林寺。佛牙可长三寸，围亦如之，色带黄白，其牙端䆘凸，若今印文。而温润光洁，颇类珠玉。谨按内经，佛有四牙，一在忉利天，一在龙王宫，一在师子国，一在乌苌国。此即乌苌国牙也。后忽失之，乃现于阗。献于于阗请还。[44]

其中“有迦毗罗神卫护还宋”的神话，来源或许是（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四《昙摩蜜多传》：

初，禅师之发罽宾也，有迦毗罗神王卫送。禅师遂至龟兹。于中路欲返，乃现形告辞禅师曰：“汝神力通变，自在游处，将不相随共往南方。”语毕，即收影不见。遂远从至杨都，故仍于上寺图像著壁，迄至于今，犹有声影之验，洁诚祈福，莫不享愿。[45]

这种说法，同样也见于（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传》[46]，只是智昇《开元释教录》将这段有关昙摩蜜多（356—442）的神话误植到法献身上了。这种“误植”，多半也并非无心的失误，而更是有意的建构，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五《总括群经录上之五》昙摩蜜多译经录后所附《昙摩蜜多传》[47]，乃杂糅《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之《昙摩蜜多传》而成，可见智昇是明知“有迦毗罗神卫护还宋”的神话本来是有关昙摩蜜多的，与法献求取佛牙本没有什么关系。

把上定林寺壁上图画的迦毗罗神王与法献联系起来，并不始于智昇的《开元释教录》。早在道宣《续高僧传·真观传》中即谓：

释真观，字圣达，吴郡钱唐人，俗姓范氏。……母桓氏，温良有德，尝悱愤无胤，洁斋立誓，诵《药师》、《观世音》、《金刚般若》，愿求智子，绍嗣名家。时献统所图迦毗罗王者，在上定林寺，巨有灵异，躬往祈祷，刻写容影，事像若真。[48]

与上引《出三藏记集》卷十四《昙摩蜜多传》相比较，这显然是把昙摩蜜多于上定林寺壁上所图写的迦毗罗王神像误作是法献所图了。

在佛牙来历中增添神话的，还有（唐）道世（？—683）的《法苑珠林》。《法苑珠林》卷十二《感应缘》谓：

齐文宣皇帝时有先师统上，家世凉州。年至十三，发誓西行。至宋元徽三年五月，遂发京师。到五年，方到芮芮，进到于阗国。临发之日，有一僧于密室之中，出铜函一枚，手授先师曰：“此函有佛牙，方一寸，长三寸。可将还南方，广作利益。”先师欢喜顶受，如睹佛身。此僧又云：“我于乌缠国取此佛牙，甚为艰难。又获铜印一枚，国王面像，以封此函。”先师后闻诸僧共议云：“乌缠国失却佛牙，不知何国福德僧当获供养。”先师闻已，私怀默喜，倍加尊敬。于是赍还钟山。[49]

这段故事活灵活现，但考诸史籍，则唯此一见。道世自谓“右前诸事出《汉法本内传》并杂史、《高僧传》等录”[50]。《高僧传》中并没有如此的神话，《汉法本内传》则是众所周知的伪书[51]，至于“杂史”云云，则更不知何所指了。另外，其谓事在“齐文宣皇帝时”，是将南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460—494）与北齐文宣帝（高洋，526—559）混为一谈了[52]。又称法献为“先师统上”，或许是比照僧祐称法献为“先师献正”而来，但是，僧祐作为法献的亲传弟子，称其师法献僧正（僧主）为“先师献正”理所当然，道世称法献为“先师统上”就不伦不类了。

另有一则传说，见于（后唐）景霄[53]《四分律钞简正记》卷十六《第五头陀篇》，谓：

宋元徽二年，金陵种山定林寺法献三藏，往西求法。至于阗已西，逢一僧从乌缠国来，股中藏一佛牙，授与献。得迦毗罗神卫护，献将归此土，是齐朝，还居定林。[54]

这一段文字，除有些传抄错误（如“二年”当作“三年”，“种山”当作“钟山”）外，又增添了“股中藏佛牙”的情节。这个情节，也是其他较早期的文献中所没有的，不知源自何处。

当然，也有一些佛教史传，如（唐）惠详《弘赞法华传》卷二《翻译第二》[55]、（南宋）祖琇《隆兴编年通论》卷六[56]、（元）念常（1282～1341）《佛祖历代通载》卷八[57]、（元）昙噩（1285～1373）《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十二《齐法献传》[58]等，在记述法献求取佛教经卷和佛牙舍利时，较忠实地引述了僧祐《出三藏记集》和慧皎《高僧传·法献传》的说法，虽未对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以降的错误见解加以辨正，但也并未对《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的记述私加曲解。

四、余论：“由乌缠到芮芮”

关于佛牙舍利的留存和去处，不同的佛教经典说法不一。在后世影响最大、最为世人所公认的说法是：佛陀入灭后留有四牙舍利，一在天上，一在龙宫，另两颗在人间供养。其中，在人间供养的两颗佛牙舍利，一在东南印度的羯陵伽国[59]，一则供奉在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国[60]。这种说法，在南传和北传的佛教经律中，都可以找到明确的记述。如南传巴利经藏《长部》十六《大般涅槃经·第六诵品》第28节谓：

如来舍利八份分，七份受供瞻部洲。无上丈夫所遗一，罗摩村中龙王供。三十三天供一牙，犍陀罗城受供一。羯陵迦国复有一，另有一牙龙王供。大地被其光彩辉，更得盛供为严饰。世间眼者遗舍利，享供奉者亲供奉。天帝龙主人王供，杰士君子献奉养。鞠躬合十敬礼已，佛陀万劫难值遇。[61]

在北传的佛教律典中，（唐）义净（635—713）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九《第八门第十子摄颂涅槃之余次明五百结集事》中亦谓：

如来舍利总有一硕六斗，分为八分，七分在赡部洲，其第四分阿罗摩处所得之者，在龙宫供养。又佛有四牙舍利：一在天帝释处，一在健陀罗国，一在羯陵伽国，一在阿罗摩邑海龙王宫，各起塔供养。[62]

可见，这二部传承系统、所属部派完全不同的经和律，在记述佛牙舍利分布供养上是完全一致、毫无差异的，都同样记述佛四牙舍利分在忉利天上、海龙王宫、犍陀罗国、羯陵伽国四处供养。

如众所知，供奉在东南印度羯陵伽国的那颗佛牙，公元4世纪的时候传到了斯里兰卡[63]；那么，供奉在犍陀罗的这颗佛牙舍利，又是如何流传到乌缠国，又从乌缠流传到芮芮的呢？根据现存的史料，要想完全梳理清楚其间具体的流传过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从犍陀罗、乌缠和芮芮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变迁来看，佛牙从犍陀罗到乌缠、从乌缠到芮芮，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合乎情理的。

首先，从犍陀罗和乌缠的地理位置来看，二者相互毗邻，核心区域都地处西北印度兴都库什山之南，只是乌缠国处在兴都库什山南麓的高山狭谷和丘陵地带，位置比犍陀罗相对更靠北一些；而犍陀罗则在乌缠之南和西南一些地势相对较低平的地区。目前，被考古认定的犍陀罗都城旧址白沙瓦（Peshawar）和乌缠国都城旧址明戈拉（Mingora）之间，仅有160公里的距离，且同处在兴都库什山南面地势较低平的地带，二者之间的交通即使在古代也甚为便利。此外，无论是乌缠还是犍陀罗，其疆域在古代都有过多次变动，乌缠势力扩张时可包括犍陀罗原有的一些地区，而犍陀罗在势力最盛时则涵括了整个乌缠及其周边大片地区。就此而言，古代佛教经籍中所谓佛牙本在犍陀罗与本在乌缠国，就未必存在着截然冲突、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在上引（唐）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谓“佛有四牙舍利：一在天帝释处，一在健陀罗国，一在羯陵伽国，一在阿罗摩邑海龙王宫”差不多同时[64]，（唐）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十三末《僧像致敬篇第二十二》即谓：

佛为四牙：一在帝释处，一在龙宫，一在北天竺乌场国，一在南天竺国云云，又云在师子国。[65]

其后，（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六在解释法献佛牙舍利的来历时，也就直接说：

谨按内经，佛有四牙：一在忉利天，一在龙王宫，一在师子国，一在乌苌国。此即乌苌国牙也。[66]

可见，在《<四分律行事钞>批》的作者大觉和《开元释教录》的作者智昇这里，犍陀罗佛牙与乌缠国（乌场国、乌苌国）佛牙完全就是一回事，是不需要特别加以区分、加以说明的。

至于佛牙舍利“从乌缠来芮芮”，如前所述，（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二《感应缘》谓是法献临从西域返回时有一位神秘的僧人“于乌缠国取此佛牙”密送给法献的，（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十六更谓法献“逢一僧从乌缠国来，股中藏一佛牙，授与献”。对于这些传奇故事，我们大可以津津乐道，或者竟作为佛牙“从乌缠来芮芮”的正史。如果结合着当时的历史变迁来看，在法献西行求法（刘宋元徽三年，公元475年）的时代，芮芮亦即柔然的势力已经大大扩张，不仅使高昌、龟兹、于阗等西域诸国相继臣服，而且其势力已经直接侵入到乌苌（乌缠）和犍陀卫（犍陀罗）北部的固有领地。在这种情势下，佛牙由乌缠流传到芮芮，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就佛牙舍利而言，真正可靠的还是（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法献传》“佛牙本在乌缠国，自乌缠来芮芮，自芮芮来梁土”的记载。如果再扩展到法献所带来的经和像，则当依法献弟子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的记载，《观世音灭罪咒》得于于阗，《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得于高昌，金鎚鍱像得于龟兹。而隋费长房《历代法宝纪》以降所谓佛牙、经、像乃法献从于阗赍来的说法，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讹传而已。

作者张风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