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们的时代，复兴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注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担心这意味着拥护现代性观念（如，“正义”“公平”等）或者当代政治哲学所拥护的那种政治拟制。毕竟马克思政治哲学之根基在于历史唯物主义，深入社会历史现实便是首要的任务。我们可以透过当前关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论辩看到这个转变。不过，当代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还要进入到另一个不同的基准点上呢？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是否属于“现代性观念”发展？这种问题意识必然被标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观念反思，其观念反思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原则形成了我们称之为以好生活或好社会为导向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在这方面，施特劳斯把马克思的观点带到政治哲学中来，并且扮演着不可小觑的角色。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马克思

人们经常争议的是，马克思的成就是否与政治哲学问题相关，或者是否得到过诸如康德道德实践反思的此类成就。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缺少政治哲学的学问，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也没能提供一个说得过去的伦理说明，也没有提出一种以哲学家身份关心的正义理论。即便是在《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政治文献中，它也“并没有包含什么可惊的事情。米歇尔·舍伐利埃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曾用类似的词句谈到过团结的原则，他们也都可以在宣言上签字”。甚至它还“包含着一个产生深远影响、大概永远不会带来令人愉快的政治结果的创造性错误”。提出这样观点的是自由派经济学家拉佛勒耶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敌韦伯。当然，拉佛勒耶和韦伯没有说谎的理由，而且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马克思的学术成就和名望已为世人熟悉。照理说，拉佛勒耶和韦伯的判断本应能解决马克思相关政治哲学备受争议的成就问题，除非有相当分量的事实能作为反驳此类判断的依据。不过，也的确有人认为，他们已经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现了深厚的政治哲学的学问。可是，就这些我所知道的承认这种观点的证人，如施特劳斯、罗尔斯等，都是从观念或话语中引用的，或者它们都具有争辩意味，有具体观点、以及受到具体观点的束缚。这对我们来说，无异于抹杀马克思作为政治哲学家的真正贡献。

一、某些相关问题再澄清

如果政治的特征就由各个彼此对立的统一体的特殊政制所决定，那么马克思是从对现代自由的自治团体、社会团体或社会系统异化状况的深远洞察中引申出对政治哲学的理解。对马克思来说，人类通过劳动而变成社会的、政治的动物，但这个发展过程产生的是异化。这也是所谓现代进步政治以牺牲人类发展促进所谓高于人的种类的产生之异化表现。换言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只有放在这样的背景中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它专注于好的生活或好的社会问题，但又必须从此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中使之成为问题。再一次地，若承认马克思已经有一种政治哲学了，也就等于承认马克思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归紧密关联。须进一步追问，历史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政治的？

这个问题缘起是，在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中，明显存在着两种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一种是以论证客观历史规律为诉求的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是以期待最佳社会形态实现为诉求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此相应，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批评中这种理念本身已经是分裂的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似乎并不是统一的知识，而是分裂的科学。根据这一点，一方面，人们首先篡改马克思哲学，把一些虚妄的企求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错误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企求用历史的自然和理性取代上帝；另一方面，像苏联那些掌握政权的政治政党和政治人物也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自身，进行检验，进行修正：他们要在地球上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政治、宗教，劳动也会消灭自身，最终，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无限的自由时间的非政治化社会。而当代盛行的实证主义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的。被实证主义者实证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因为其历史编纂学而被彻底意识形态化了。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是，此历史编纂学如何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政治哲学界、意识形态家的幻想。对此，我们仅援引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就够了。马克思在揭示德国哲学的历史幻觉时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获得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 。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来看，如何处置历史唯物主义之于政治哲学的问题应当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第一，在政治哲学初显生气的同时，在国内外冠以马克思主义名分的政治哲学研究也开始活跃，有关马克思对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问题的批评和评估不再处于失语或缺席状态。有理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为当代马克思政治哲学奠定了总体趋势。最明显的一点是，马克思揭露了近代以来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的矛盾。霍布斯将人从原本的自然状态中抽象出绝对自我，以世界所有的事物都被毁灭为假设，然后用一套人造语言创造自然、人性和政治新秩序。这套自诩的新世界观让自然界变成了被人征服的对象和工具，表面上极力增强了人类的尊严和自信，但本质上是促使现代人走向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批判了这种缺乏想象力的18世纪的虚构。因此，马克思把政治哲学从这样一种历史化的视角中解放出来，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给政治哲学留有宽阔的空间。在这种意义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承认的那样，我们完全可以将马克思与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并举，看成是共同界定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基本面貌，进而引导和影响西方以及东方历史进程的政治哲学大师。

第二，近年来学界提出了劳动正义思想。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的劳动正义思想本身有深刻的批判性的特征。马克思认为，每个人在每个社会都要劳动，这是一种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社会常识。但是此种常识没有告诉我们，劳动本身的价值如何而来？是什么导致了劳动者的价值被贬低了？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并制造出了劳动被贬低的状况？对这些问题的疏漏有些令人遗憾。不仅因为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总隐藏着许多虚假的假定，而且也隐藏着我们的焦虑。正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当代的劳动叙事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目前的贫困问题的解决。有些学者从劳动的伦理意义出发，认为劳动即正义，不劳动是一种不正义。这种观点隐藏的假设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劳动，通过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用以维持生存。劳动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劳动是不正常的。在这种观点之下资本与工人劳动异化被忽视、被刻意掩盖。或者如神话学意识形态那样说，贫穷将永远与我们同在。在这种观点之下，什么叫贫穷？贫穷就是我们怎样定义。甚至，在农村老农中流行的“穷人”的概念被浓缩成为一个当下身体政治的形象。所谓“穷人乍富挺胸叠肚，富人乍穷寸步难行”。他们似乎都有共同的缺陷，因此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然而，马克思批判此所谓的劳动伦理刻画，因为它把生产活动和人的社会需要及其生产方式分离开来。

第三，试图去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会遇到一个“困难”，这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这门学科的定位、范围与实践性究竟如何都众说纷纭，这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一直还未得到澄清，以及“政治”和“哲学”这些语汇在今天仍然歧义丛生。今天存在着无数多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家，众多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既不事先告诉我们“什么是政治哲学”，也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政治哲学”。不仅如此，全部政治哲学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柯林武德认为：“政治理论的历史，不是对同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答案的历史，而是对某个或多或少持续变化的问题提出不断变化的答案。” 那么，政治哲学历史究竟是对同一问题提出许多答案的历史，还是对不同问题提出不同答案的历史？对这个问题本身的不同回答造成不同的对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倾向。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的历史是对不同问题提出不同答案的历史。一种是，假如政治哲学的历史是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答案的历史，那么对历史上的政治哲学的评价就可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理解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罗尔斯也认为，他的这个观点不能做夸大的理解：即我们不能认为，政治哲学史没有持续可以追问的基本问题。事实上，罗尔斯是以如下一系列问题来确认政治哲学史的基本问题的——诸如“合法的政治制度的性质是什么？政治义务的基础及其范围何在？如果存在权利，那么，它们的根基是什么？如此等等。”根据此种确认，我们相信，与此问题意识相反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着眼的就既不是“政治的合法性”，也不是“何为最好的政府形式”，而是使从前的政治哲学成为“问题”。从前的政治哲学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存在着上帝的计划、神意的目的、历史的目的之类超历史的东西。准此，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之前，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人类自然状态和共同存在的政治社会状态是奴役或异化状态。这是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的基本点。

二、施特劳斯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性政治哲学混为一谈

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创造之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大多数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马克思哲学的同义语。人们又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区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看到，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的解释是五味杂陈的，比如，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也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 “人类学”。1947年海德格尔在法国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外哲学界一个重要的思想事件。海德格尔严厉批判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因为萨特将存在主义定义为一种人道主义。海德格尔甚至将矛头直指整个人类学或人道主义。海德格尔指责人道主义给反人道主义和主体死亡以可乘之机。而萨特认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虽然种类繁多，但是强调人性中找到尊严和自由这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人道主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人道主义对于有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主题和目标。那么，有没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政治哲学的呢？有，不仅有，而且视历史唯物主义为政治哲学的大有人在。正像《政治哲学史》的作者列奥·施特劳斯承认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一个知识关联统一体，它力图获得一种有关人类—历史—社会世界中的发展变化的辩证认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包括其经济学说、历史学说和形而上学学说——分别论述现在社会和包括现在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的产生及灭亡。”我们需要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相关性，主要从这种观点批判着手。

需要指出的是，施特劳斯的眼力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非常反动地用古典的眼光来批判审视西方现代性，他在重估西方哲学史的时候，把西方哲学史改写成回复“自然权利”的政治哲学史，因而也把历史唯物主义带入现代政治哲学。就我所能参透的而论，施特劳斯作出这样改写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施特劳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哲学定义。施特劳斯讲的政治哲学跟当前流行的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有很大区别。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走的是返回古代政治哲学的道路。要复兴苏格拉底的政治观。对柏拉图作了一种非传统的理解。那么，施特劳斯想法里头的政治哲学究竟是什么？我们发现，施特劳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这说明施特劳斯这个人喜欢间接讨论问题。因此，他说得比较清楚的并不是政治哲学是什么，而是政治哲学不是什么。施特劳斯认为，要搞清楚政治哲学究竟是什么，就必须首先搞清楚哲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活动？按照苏格拉底的看法，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无非就是真理问题，而不是理论学说问题。

一讲起苏格拉底，人们就会想到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说明两个问题。从苏格拉底角度看，哲学之为真理，就意味着“我应该相信什么”和“我应该做什么”。苏格拉底反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他认识自己无知。从哲学角度看，哲学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它与其说要提供实质性的正确答案，不如说它更关心这个答案为什么是“正确的”。雅典城邦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从启蒙思想家的角度看，哲学家遭遇政治迫害的情形应当被制止。但是，启蒙思想家也看到，即使到了21世纪依然存在谁因为质疑当下或现在的政治秩序而遭遇迫害的情况仍然层出不穷。这说明，一方面，哲学作为追求真理的活动，绝对自由和批判精神是它的秉性。从这一角度去看，哲学是无法无天的。另一方面，对于政治秩序来说，质疑一切的哲学是危险的，因为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和稳定建基于一套不可怀疑的善恶是非标准。哲学的存在必然会威胁这些标准，威胁社会稳定。人们就是据此认为，哲学所标举的鄙视任何权威与政治社会根本上会发生冲突。

正是在人们看到哲学与政治冲突这一语境里，施特劳斯敏锐地意识到哲学与政治发生了关联。因为，施特劳斯既然关心哲学的存亡，他就必然希望避免哲学受到迫害。这意味着，施特劳斯必须关心政治。所谓关心政治就是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从反对方面讲，施特劳斯尤其反对普世一体化的国家。对于身处20世纪上半叶的施特劳斯来说，所谓普世一体化国家是当时世界正在流行的各种各样的全球化理论的源泉。在施特劳斯心目中尤其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目标。在冷战时期，施特劳斯之所以反对共产主义，原因就在于，普世一体的国家不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本质性差别。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是不对的。在政治领域，一个极其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求对各种现实或者理想中的体制、政策进行价值排序，作出好与坏、对与错的分辨。分辨当然需要标准，标准的厘定就形成各种政治原则。可是，这些政治原则为什么是正确的？或者说，这些政治原则为什么是大家应该接受的？这里就有一个对政治原则的辩护问题。施特劳斯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考量就是政治哲学的议题范围。根据当时施特劳斯的对话者科耶夫的看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之所以代价很高，是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达到整合人性的目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讲政治。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或者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经历政治而想直接通达人性是妄想。这些观点在今天值得深入批判。

第二个理由是，哲学探究要意识到哲学本身的限度。施特劳斯认为，哲学是人类存在的最高境界。苏格拉底是哲学家的楷模。施特劳斯同时指出，哲学的公开表达，如果遭到滥用，会引发危险的政治激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海德格尔的生存存在论所具有的“伟大”或“危险”政治的意义。我们不能说，海德格尔的生存存在论就是纳粹政治的哲学诱因，也不能说海德格尔脑袋糊涂。从文本上看，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很少表示他关心政治。海德格尔晚年也申言他的思想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从施特劳斯的角度看，说到底，海德格尔哲学存在着某种激发的虚无主义东西。海德格尔哲学从精神气质上蔑视合理性，赞赏果敢。海德格尔哲学是一种不允许做价值判断的哲学。但是，海德格尔关于他的思想与政治无关的断言反而显得是一厢情愿。一旦我们懂得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施特劳斯所谓的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的含义，因此政治哲学不是知识论，不是语言哲学，而是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哲学必须具有批判精神，哲学是高贵的原因在于批判，另一个意思是，政治是最要紧的。哲学家在思想上必须大勇而无畏，否则就不是哲人，而在说话方式中，则需要温良，需要为自己说的话担负责任。施特劳斯就是在这种思想之无畏和言说之温良的动态张力中，规定了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检审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

三、从古典式政治哲学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提供何种启示？

我们看到，在厘定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逐渐确立政治哲学的分析框架的进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也经受了施特劳斯的苛刻审视。按照施特劳斯，马克思是属于专为某一种特殊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政治理论家”。何以见得？原因在于，在大学教室里面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学科已经把智慧与哲人分离开来。说的清楚一点，大学里面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师不是以苏格拉底为楷模，他们都不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哲人。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的专业学科。哲学的专业学科等同于把哲学历史化。今天我们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一种“教”的立场。“教”的立场表现为正在进行教的人不再能够忽视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哲学”“史”的特征。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教师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相对化。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任何人不可能说出关于真理的终极之言，那么现在看来，任何一种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哲学超不出在它的时代实际上把握住的那些结论。因此，施特劳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共产主义就像柏拉图之于“理想国”。在这个问题上，乌托邦的政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根源表明它们是一体两面的。这里主要有两个意思：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最佳的社会形态理想。按照通行的观点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由此可能产生某种历史哲学的悖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和内容是历史材料本身，但是只有通过走出历史，才可能理解这些历史材料。这等于说，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历史只有通过或参照共产主义才能得到理解。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都相信，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于或不是西方社会发展目标。这两个目标不是并行的。无论从实现目标的手段，还是实现目标道德选择都是不同的。共产主义具有极其崇高的目标。但是，随着历史发展，我们逐渐明白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需要在实践中充实的目标。因此，依据施特劳斯，在可见的未来，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实践上的特殊主义” 。根据这种观点，目前为止的共产主义运动依然处于政治社会运动之中。政治社会的特点或基础是自我保存、竞争。自我保存、竞争都是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的表现。施特劳斯的这些观点当然实际上依然以苏联共产主义为参照的，值得批判。而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系统的自由性而非国家政治主权构成了政治消亡的基础。然而，这个说法仍然是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的崇高意义也永远都是人对历史作出某种判断的表达。判断本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要素。或者说，判断的内容无非是对当前的历史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好的社会、好的生活的主观的幻想是历史哲学所固有的。

第二，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辩护。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人类历史的解释，作为对历史的客观解释从思维方式上讲，它是通过一种概念等级制来实现的。这就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等概念为一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等概念为另一方，构成了一个概念等级王国。其中，前面这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方面统治着后面这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这种概念的等级绝非德里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因为这种概念等级关系在某个选定的时刻常常会被置换。这种置换就是相对化和历史化这些概念等级关系。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人类历史”的。举例来说。分工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援引于经济学的实证概念。在马克思之前，“分工”不是一个哲学概念。但是，采用分工概念能够避免人道主义逻辑陷阱，回到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马克思通过分工概念引导出对社会的历史性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历史的客观解释本身是受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审查的，而这种审查就是在与资产阶级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现。今天，我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在研究什么课题，好像是随意的、无关紧要的，首要的事情在于我们在做。相对化、历史化和平均化无疑是我们今天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危机性的标志。这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虚无主义化的理解。而更根本地说，历史唯物主义中最佳社会形态概念，只有马克思在勾勒历史规律时才能得到最有效的表达。我想施特劳斯肯定会赞同我们这种观点。但是施特劳斯有保留地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断言了“上层建筑”由现实的物质状况决定。马克思丝毫不曾“谈到迄今为止上层建筑是好还是坏。不过这样的判断是内含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中的”。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不在大学教室里。今天，随着哲人和哲学专业学者之间的区分，一个范例经由韦伯的科学作为职业的理解得到建立。那么，我们的问题是，马克思在放弃人本主义思想语法之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就是从实证科学出发了的？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已经触及我们提出的问题，但是，他反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实证科学出发的观点。施特劳斯给我们的启发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不就等于现代性的一种规定，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科学不思”。科学没有智慧。通俗一点说，对历史唯物主义真正思考决不能局限在大学的教室里、书本里。这想必容易理解。于是，我们便想要指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从根本上承认这样一种区分。我们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这样一种历史化、相对化和平均化的视角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以奠基于社会经济领域的方式通达它的对象。换一种说法，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经济的持续发展反思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方式呈现它的真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最佳社会形态，并不是一种早先存在的乌托邦幻象。相反，它被看作一种认识。如果我们拥有这种认识，就能够较好、较真实的生活。共产主义绝非直线性的，它不仅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还必须加速其发展。马克思讲“俄国人民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我们把这句话本意称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诞生。实际上，有充足的理由把共产主义与一种像在《理想国》中描绘的政治哲学区分开。

四、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批评

大家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决定论。也有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马克思提出的观点，不是什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这才是马克思最终超越现代历史意识的地方。在这种观点中，大致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

第一，所谓“一定的”历史问题。我们看到，从这个“一定的”视角所看到的历史中，既没有黑格尔所谓的“理性”，也没有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所谓的“主体”。理性或主体作为神之替代主宰现代西方哲学。而马克思所谓“一定的”这个语汇要义在于，在历史中并不存在某个阶段是非历史的。例如，马克思不会认为，历史的某个阶段之前存在着自然形成的分工发展，后来才有所谓“真正的分工”那样的观点。关于分工，马克思的真实意思表达是，分工尽管是自然形成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形成的分工被打断，被不断加入了自上而下管理、强制的因素。这种因素正是马克思所谓阶级斗争叙事的视角。施特劳斯发现，共产主义的预言引人注意的凭据，就是马克思声称未来将如何从现在出生：“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来立论的。因此，施特劳斯学派认为，“马克思以前的现代政治哲学并没有明确预言人类绝对的完善。直到马克思断言了自然本身的历史性，以及在经济条件影响下的人性的绝对可完善性”。这个观点，人性完善、社会美好产生于世界历史体系之中。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之内并不能产生人类绝对完善。

第二，所谓“世界同时革命”。马克思生前，对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最有力的实践证明就是巴黎公社。人们有所不知的是，马克思曾经反对巴黎公社起义，但是其理由没有公开说明。而从今天角度来看，这是容易理解的。比如说，我国正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他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就总是出来干涉，或借机而试图获取渔翁之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说：“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根据这样的理由，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起义，就表现出开始赞同，但后来反对的态度。因为，一则巴黎公社的辐射范围非常有限，只发生在巴黎这样的都市。它的发生充其量只具有地域性的、一个国家之内的事件。马克思清楚地透视到，巴黎公社很快会遭到外部国家的干涉。二则一个城市“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机构，从而必然要有一般政治”。问题在于，如果说巴黎公社即使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它必然会遭遇像法国革命相同的恐怖政治。因此，该如何理解“巴黎公社”，也要从政治斗争中探求。在政治斗争上，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世界同时革命”。但是，“世界同时革命论”并非马克思一人的想法。蒲鲁东派和巴枯宁派也都将世界同时革命视为理所当然。当然，蒲鲁东派和巴枯宁派的世界同时革命论因为具有想当然的成分而一直停留在口号上。与他们不同，马克思只是考虑到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层面的“世界同时革命”的发生。马克思认为，发达国家之间“世界同时革命”乃是不发达国家革命的前提。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同时作为世界革命才能成功实现的观点也一直没有得到马克思和同时代人认真的思考。从21世纪的世界历史背景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在世界普遍交往尚未达到的情形下，世界同时革命至少在政治想象中是可以达到的。或者说，那些被人们普遍认可的社会主义目标，可以为品性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坚持不懈的斗争达到。当然，这种斗争尝试本身便是政治性的，是一场针对政治正确的定义的斗争。实现共产主义要懂政治。最终，在共产主义将来，阶级政治可以消亡，其意义特别重大。不难推论，马克思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感，实质也就是昭示人类可能解放，政治可能改造。

第三，所谓“政治中的理性主义问题”。西方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试图使正义的秩序实现成为可能，是奠基于理性主义之上的。比如说，从欧克肖特的角度看，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也是最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个原理如同自由、平等这样一些抽象观念一样，都“预先提供了‘自由’或‘民主’或‘正义’是什么的知识”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所谓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指的是，人们热衷于按照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建造理想的社会蓝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人们往往将此披上历史辩证法的外衣。而且，这种历史辩证法是被黑格尔主义收编的，因而是极端理性主义。一是相信理性的权力，二是相信理性能够赋予目的有效性；有人因此错误地认为，对于共产主义实现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是最神圣的目的，为达到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令人震惊的“误解”尤以施特劳斯学派为代表，他们以不同版本的自由主义之名义提出了神圣的目的论。这是一种也让我们联想到人类主体，但是它不可能成为自觉的意识，因为天下的事物有人类，就有非人类。但是，天下的事物也恰恰很难碰巧分成人类和非人类这样两个类别。正如不能把人类分成男女两类人一样。分成男女不是通行法则，而是例外。据说，迄今为止演化论还没有搞清楚。这个说法有些高深。在我看来，它求助于人类之外的主体，从而使历史现实的总体成为理性演绎的课题。施特劳斯因此认为，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在此是一致的，他们的“历史哲学试图表明，正义秩序的实现是历史进程中盲目自私的热情的辩证冲突所必然产生的副产品” 。

五、结语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解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严重教训：这是个政治上的教训，它一方面与我们在可见的未来期待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有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似乎还有充分的理由说，马克思所描述的理想政治秩序和“抽象观念间的关系”的展开和推导有共同性，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也是追求一种由自由、平等为基调的普遍繁荣社会。马克思主义与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方式难分伯仲。当然，这里我们应该会被问到，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制造观念之间的区别来定义历史唯物主义呢？施特劳斯就认为应该如此！而不同意施特劳斯做法的人又将他视作争辩的论敌。也许，依凭一种精确的观念划分论敌的能力是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向度存在应有之义。

尽管如此，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需要领会教训的地方。决定政治的斗争并非是霍布斯所谓自然状态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敌对。在此，马克思说，那种战争与自然状态系于18世纪市民社会的话语的浮现与幻想。他不会说，一旦等到某一天实现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力量出现，社会主义也就有望在某一天实现。在历史上，有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例如，斯大林和希特勒似乎魂牵梦绕的主权民族国家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绝非仅仅强调国家和民族。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是我们应该选择一种高度现代和自由联合的社会团体或社会系统作为差异被整合进人类共同体中，围绕它来减少我们不幸的现代国家政治异化。

作者张文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长白学刊》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