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是推动现代社会演进的强大力量，技术创新及其成果多渠道、多层次、多环节地渗入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促使现代社会愈来愈按照技术逻辑、原则、规范建构与运行，更加注重多元社会文化价值实现的机制及其有效性。这就是社会的技术化进程，由此派生的一系列问题统称为社会技术化问题。社会技术化是世俗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的具体表现，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重要趋势，然而学术界对此却缺少自觉以及全面深入地讨论。本文在说明社会技术化问题构成，梳理学术界传统分析路径及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探讨开辟新的研究进路的可能性。

一、社会技术化及其问题群

技术可广义地理解为围绕目的的有效实现，人们后天创造出来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模式或机制。不难理解，技术根源或依附于主体目的，有什么样的目的及其实现路径就会催生什么样的技术形态。人们通常也以目的为依据来命名或区分技术，例如反潜技术、抗震技术、遥感技术、防空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狭义技术论者只把旨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满足社会物质文化需求的技术形态称为技术，大致等同于产业技术或自然技术，例如耕作技术、水利技术、运输技术、冶炼技术、建筑技术等。对狭义技术结构、功能与演进规律等问题的探究，是工程主义技术哲学的轴心与重要贡献。然而，见物不见人、见有形物而不见无形规范，是狭义技术观念的理论缺陷之一。

在广义技术视野中，自然技术只是技术的一大门类，而并非它的唯一形态。在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者看来，技术与社会生活连为一体，处于“无缝之网”中。任何技术形态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景下建构与运转的，而社会总是按一定的组织、规范和体制运行的；同时，任何技术都是由人设计、建构和操控的，而人总是受过文化教育、有目的的社会人，必然归属于一定的组织、体制或制度，并按照一定的伦理或法律规范行事。这里的社会组织、体制、机制等都是社会技术的表现形态。“组织技术的进步仅仅是把技术观念应用于人类协作形式，被视为社会机器的一部分。人类通过训练和教育而在其反应上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化，他的全部后天新获得的活动都是依据一定的有效原则在组织化的框架内得到协调的。组织技术与我们已描述的任何技术至少是同样重要的。”^[1]P226事实上，离开了人的参与和社会体制的支持，所谓的自然技术难以建构和运转；社会技术支撑和引导自然技术，二者融为一体，其间的严格区分只存在于抽象的思维领域。在这里，如果把现实技术比作一把利剑，那么狭义技术论者只看到了作为剑尖或剑刃的自然技术，而看不到作为剑脊、剑柄、护手和舞剑规则的社会技术。

社会技术化是指以技术方式追求社会生活的效果及其效率的建构过程，其结果就是相关社会技术形态的创建与改进。从与自然技术的联动视角看，社会技术化主要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方面，自然技术研发离不开科学、教育、法律等相关社会组织及其运作机制的支撑、调整或建构，从而推进社会技术体系的创建与革新。例如，高新技术研发催生了工业研究实验室、国家创新系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社会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建构。另一方面，自然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势必冲击原有的生活方式，建构或重塑经济与社会组织形态及其运作机制，进而形成新的社会技术形态。例如，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人们交流、购物、出行、阅读等的传统方式，催生了新媒体、电子商务、网约车平台、数字图书馆等社会技术形态。当然，由于社会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围绕社会目的的有效实现而展开的社会技术研发、设计或建构活动，也会刺激或推动相关自然技术创新。例如，反卫星技术就是出于战时摧毁或瘫痪敌方通讯、指挥系统的军事目的而研发的。

从技术哲学视角审视社会技术化进程，主要涉及两类问题：一是对社会技术化过程本身的认识，包括它的路径、模式、机理、规则、规律等，可称为本原问题；二是对社会技术化效应的认识，包括该过程对人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面貌等层面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认识，以及应对社会技术化冲击的策略等，可称为相邻问题。不难看出，社会技术化问题不是单一的孤立问题，而是彼此关联的一群（组）问题。受狭义技术观念的束缚，以往人们在实践中多是不自觉地从事社会技术建构或被动地接受社会技术化塑造；学术界对社会技术化问题虽有不少关注和讨论，但主要都不是从技术哲学视角切入的，带有浓郁的相关学科或问题情境色彩。例如，韦伯的“科层制”、里茨尔的“社会的麦当劳化”、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凡勃伦的“专家治国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麦克卢汉的“大众媒介社会”、福柯的“规训理论”、波兹曼的“技术垄断”、爱丁堡学派的“技术的社会形成”学说等。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以不同的话语方式，触及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社会技术建构或运行等重要问题，为探究现代社会技术化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社会技术化问题的管理学进路

在特定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始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轴心，对组织目标实现效果及其效率的追逐是实践活动的价值指向。管理就是围绕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所拥有的资源，不断优化实践活动的流程与环节，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效益。不难理解，组织是社会机体的“细胞”，目的性是组织行为的基本特征，因此管理行为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或层面。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管理学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企业管理实践，致力于提高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与效率。管理学视野中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行为，都是针对社会组织、构成单元及其流程而展开的目的性活动。对自然技术的建构和操控活动与管理活动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对象只是物，而后者主要是针对人及其所掌控的物，层次更高。例如，在企业管理史早期的“效率运动”（efficiency movement）中，“效率工程师”就忽视了职业劳工的自由意志、群体心理等人文因素，把“人机系统”简单地等同于“机械系统”，机械地对待生产作业过程中的劳工，企图通过单方面的命令或规范确保他们的行为每时每刻都符合企业的效率目标。直到后来的“利益分享计划”、“奖金提成计划”尤其是“行为管理理论”，才彻底扭转了这一落后观念。

无论是哪一个管理学流派都是以组织目标的实现为出发点，以优化组织结构以及目标实现流程为轴心的。尽管多数管理学家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社会技术观念，但他们都不自觉地从技术精神、原则和规范出发，分析和解决相关管理问题。例如，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围绕如何提高工厂劳动生产率问题展开的。“从每个工人的每项操作中，都可以归纳出科学规律来。”^[2]P22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泰勒创造出了一种先进的企业管理技术形态。他制订出了各种标准的操作方法，据此培训工人，并制定出较高的工作定额，这就是工作定额原理；必须把工人使用的机器、工具、材料及作业环境标准化，这就是标准化原理；为了鼓励工人完成工作定额，提倡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刺激性的计件工作制度等。正如泰勒所言：“最先进的管理是真正的科学，说明其理论基础是明确定义的规律、准则和原则，并进一步表明可把科学原理应用于几乎所有人类的活动中去。……只要正确地运用这些原理，就能立竿见影，其成效着实令人震惊。”^{[2]PⅩⅩⅠⅩ}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中形成的。它以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自由市场的价值，主张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以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财政资源。它借鉴私营企业的管理技术与方法改造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进而催生了企业型政府、市场化政府等。它认为企业的目标管理、绩效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管理方法同样也适用于政府管理。尽管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流派众多，但它们都主张通过重新设计或塑造政府及其管理流程，以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效率。例如，哈默（Michael Hammer）和钱皮（JameChampy）的“流程再造”理论，就力图通过对政府业务流程的优化设计和改造，建立全新的过程型组织结构，以实现对官僚制的改造和超越。至于近年来兴起的社会治理理论，更是把社会治理的主体由政府扩展至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部门，科学、合理地分配公共管理的决策权、执行权、财权和事权等，以构建新的社会治理体系；通过协商、沟通、协调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最终实现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有机整合与优化，促进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从表面上看，在众多管理学派中，与社会技术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数社会技术系统学派(the sociotechnical systems approach)。该学派是在社会系统学派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它认为企业既是一个关涉个人或组织的社会系统，又是一个拥有运营结构与生产流程的技术系统，后者是企业联系环境的纽带，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它将关注点由企业中的社会层面转向技术系统，指出技术系统对企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个人态度和群体行为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企业的考察应将社会系统与技术系统结合起来，企业管理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确保这两个系统之间的互动协同、联合优化。由此可见，社会技术系统学派仍然坚持狭义技术观念，所谓的技术系统主要是指生产技术系统，并未将企业组织及其经营活动本身视为社会技术形态，因而与本文的社会技术观念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但是该理论的案例分析方法，以及负责任的自主权、适应性、自主工作组、过程改进、任务分析、工作设计、商议等原则与观念，对于探究社会技术化问题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纵观管理学的演变不难发现，虽然它尚未形成明确的“社会技术化”范畴，但是它的众多研究却是在“社会技术”或“社会技术化”的下位概念层次上不自觉地展开的。这些成果具体且翔实，为我们深入探究社会技术化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三、社会技术化问题的社会学进路

以电力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来，工业技术进步推动的社会技术化进程明显加快，引起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逐步形成了社会学研究进路。发端于19世纪末期的社会学，是一门探究社会结构、制度及其演进问题的社会科学。虽然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至今仍未形成清晰的社会技术化概念，但是他们对社会组织及其运行机制合理化、体制化、现代化等过程的分析和描述，都不自觉地揭示了社会技术形态或社会技术化过程的许多属性与特征。其中，对“科层制”（bureaucracy，又译作官僚制）现象的探讨就是一例。

马克斯·韦伯最早发现从世俗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是一个合理化（或理性化）的过程，对科层制的分析、归纳和提炼就是这一发现的深化。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韦伯把权威及其组织形态划分为传统型权威与传统型组织、魅力型权威与神秘主义组织、法理型权威与法理型组织，科层制就是法理型组织的具体表现。^[3]P56-57韦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依靠经验的传统型组织的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逐步为经过自觉设计的科层制组织规则和运行程序所代替。在《支配社会学》中，韦伯从6个方面描述了“科层制”的组织原则与运作方式；^[4]P22-24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他又给出了理想的“科层制”中官员被任命和行使职能的10项准则，^[5]P246并揭示了科层制的合理性、高效性和普遍适用性。“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5]P248这一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工作效率高，在稳定性、可靠性、精确性、纪律性等方面都优于其他组织形态。

韦伯认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以工具理性为轴心的社会合理化过程。虽然他主要是从社会学视角讨论科层制的，但是却运用类比方法把分析产业技术的范式拓展推广到社会组织管理领域，不自觉地揭示了科层制的技术特点及其优势。“官僚制组织之得以有所进展的决定性因素，永远是其（较之其他形式的组织）纯粹技术上的优越性。拿发展成熟的官僚制机构跟其他形态的组织来比较，其差别正如机器生产方式与非机器生产方式的差别一样。精准、迅速、明确、熟悉档案、持续、谨慎、统一、严格服从、防止摩擦以及物资与人员费用的节省，所有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尤其是一元式支配的情况）里达到最理想状态。”^[4]P45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是社会体制合理化的产物，对最佳效果与最高效率的追求，促使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流程更趋合理，犹如一架精密高效的机器一样；如果一个组织越接近理想化的科层制，那么它就越能有效地实现其组织目标。

在韦伯的基础上，米赛尔、布劳、古德赛尔、赛尔兹尼等人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层制理论。尽管这些学者仍然是在狭义技术视野下讨论科层制问题的，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不自觉地描述了社会技术运作以及社会技术化过程。例如，对生产技术进步影响企业组织结构演变问题的探讨，就是社会技术化的具体表现。布劳就此问题归纳和总结了多位研究者的结论：“运用不同核心技术的组织在结构特征上确有差异，但结构的差异性并不和技术复杂性相对应。越是复杂的技术，就需要越多的高层（而不是低层）监管和组织控制；而生产线和批量生产技术（处于技术层次的中间）则显著地减少对监管与结构分化的要求。……当用离散（而不是连续）变量反映技术的复杂性时，技术的影响最突出，因为技术复杂性对于大多数组织结构特征的影响是非线性的。”^[6]P45

曼海姆是最早明确使用“社会技术”概念的社会学家。在《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的结构研究》等著述中，他具体讨论了计划、控制、宣传、议会民主制等社会技术形态及其运作特点，并揭示了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社会技术的变化是已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社会生活的第三种一系列变迁的原因”。^[1]P232同时，曼海姆也指出了当时人们尚未认识到社会技术及其建构的复杂性。“任何按照更为富有弹性的组织原则对人类群体的深思熟虑的重建，都写下了社会技术发展的新篇章。这要求在组成群体的各个人中依据一定的计划进行劳动分工和责任分担（包括预见、独创和风险预测）。大众社会迅速成长所造成的无数问题已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尚未成功地进行充分的大规模的比较研究，以便这些在政治、公众生活、家庭、社会工作、艺术，以及智力范围流行的更富有弹性的组织形式，能够加以比较并制定出其基本原则。”^[1]P226尽管曼海姆还没有提出“社会技术化”概念，但在分析社会技术演进阶段、社会控制的分类等问题过程中，却开始触及社会技术化及其机制等问题。

里茨尔的《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则以案例解剖的方式直接探讨了社会技术化问题。在产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麦当劳快餐的经营模式便应运而生，及时响应了现代社会的合理化演进要求。里茨尔发现，由于该模式具有效率高、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以及通过非人技术代替人的控制四个方面的技术优势，^[7]P16-20因此它不仅在快餐行业被大量复制，而且在其他社会领域中也被相继模仿和快速推广，并快速波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社会部门的建构与运行。“各种迹象表明，麦当劳化已经成为一个无情的过程而横扫世界上那些无法渗透的机构和部门。”^[7]P3事实上，麦当劳化是社会合理化的通俗表达形式，在广义技术视野中，麦当劳运营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技术形态；无论是社会的合理化还是麦当劳化，都是以社会技术化为基础展开的。不难理解，这里的社会学进路也为我们探讨社会技术形态以及社会技术化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社会技术化问题的哲学进路

近代以来的两次技术革命加快了产业技术进步步伐，对社会文化生活影响的领域扩展、深度延伸，系统反思技术现象的技术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人文主义或社会批判主义的技术哲学，大多关注产业技术或自然技术演进对社会文化生活或人性的冲击，更多地从社会技术化效应视角展开分析和讨论。他们大多持广义技术观念，研究成果中不同程度地触及社会技术形态以及社会技术化问题。

早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芒福德就发现了社会技术化的重要机制——社会的军团化。“早在西方世界的人们使用机器之前，就已经有了军团化机制的存在，它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在发明家发明发动机代替人劳动之前，领袖人物已将人们大批投入训练并组成军团：他们发现了如何将人转化为机器。……这些人作为机器零件的限度是人类生理所决定的；而机器时代的机器零件的活动是力学所决定的。”^[8]P38在后来的《机器的神话》中，芒福德又创造了独特的“巨型机器”（Megamachine）概念。他认为古代的大型社会活动都是以巨型机器的建构与运作为基础的，后世一切复杂的机器发明都是以它为原型的，其中各部件的社会化先于机械化。“巨型机器这一发明，正是古文明最重要的功劳：它是一种技术运作方式，为后世一切机械组织提供了基本范式。……通过人类代理者的不断转换，它绵延不绝，直至完全转换成物质材料的构造，并且更符合它专业任务的技术要求。同时，它也融合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更大的制度形式之中。”^[9]P258巨型机器的内部组织严密，分工协作，有序运转；它由神授的王权掌控，由语言文字传达指令，在历史上创造出众多迄今难以超越的成就和效能。

埃吕尔在《技术社会》、《技术秩序》、《技术系统》等著述中指出，拥有自主性的技术自成系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技术环境；技术活动已演变为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现代社会是以技术为建构基础的技术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技术是以设计为核心的控制事物和人的方法，社会文化生活越来越按照技术原则与规范建构和运转，创造出了工业和商业技术、保险和银行技术、组织技术、心理技术、艺术技术、科学研究技术、规划技术、生命技术、社会管理技术等社会技术形态。^[10]253“技术渗入国家的第二个后果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技术有机体。为此，某些国有化工厂不仅使国家成为工业‘老板’或技术员，而且也迫使它修改组织和管理技术规范。……我们正在见证作为一个新角色的技术机构，以及被赋予在内部不同层次重新分配权力的迄今未知类型组织的创建。”^[10]P252

埃吕尔视野中的“技术”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把技术作为社会的“作用因子”来使用，也就是“以技术为决定因素的社会”；二是把“技术化”作为对社会的作用效果来使用，即“技术化的社会”。在埃吕尔看来，技术是嵌入（或楔入）社会之中的，一方面，技术系统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缝隙”或“孔洞”；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不会因技术的嵌入而变得单调、机械。“在现实中，我们不应混淆技术系统与技术社会。技术系统既严格地以自己的模式存在，但也活跃于社会之中，出入并融入社会生活。……技术系统不是把社会变成机器，而是从社会需求出发，以社会体系为支撑，改变某些社会结构。但社会机体具有不可预测性、不连贯性和不可逆性，并在不同层次上由多个系统、类型、模式组成，技术是社会的决定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因素！”^[11]P18埃吕尔指出，社会并没有因技术侵入而机械化，人也没有因此而蜕变为一颗“螺丝钉”。尽管埃吕尔已经意识到技术的扩张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功能的不断强化，是现代社会演进的基本特征，但他并没有深入探讨社会技术化（technicized）的路径、机理与模式等问题，也没有意识到技术扩张对文化生活或人性侵袭的严重性。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以分析科学技术的异化问题为出发点的。他们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场景下，剖析了科学技术渗入社会机体、影响文化生活的路径与机理，讨论了“技术理性”、“单向度的社会”、“人的解放”、“一体化的社会”等重要问题。尽管他们没有明确引入“社会技术化”概念，但却实际描述或讨论了社会技术化过程的许多环节及其效应，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例如，在“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涵义”一文中，马尔库塞强调：“技术是一种社会过程，其中特有的工艺（即工业、交通、通信的技术装置）只是一部分因素。我们不能强求技术对人们的影响或效应，因为作为技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要素，他们自身不仅是发明或参与机械装置的人，而且也是直接应用和利用它们的社会团体。技术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个表征机器时代特征的仪器、设计和发明的整体，同时还是一种组织和维系（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模式、一种普遍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表现、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工具。”^[12]P7再如，哈贝马斯在论及技术进步方向时也指出：“人们对技术进步的方向本身并没有加以反思，也没有把它与社会集团所宣布的政治的自我理解相对比。因此，新的技术能力不知不觉地闯入到现今的生活方式之中。今天，得到了发展的技术的支配力量的新的潜力，把最广泛的理性结论和没有加以反思的目的、僵死的价值系统，即脆弱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公开化了。”^[13]P108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他们对时代的精神特质及其演变最为敏感。应当说，现代主要哲学流派都不同程度地触及社会技术化趋势及其效应，但限于该问题的基元性、复杂性，至今尚未真正进入他们的理论视野，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五、系统综合进路的构想与可能性

技术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就决定了以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与社会运动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或自觉或自发、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关涉社会技术化问题。因此，对社会技术化问题群的讨论绝不仅限于管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但这里难以梳理和评述其他学科门类的研究进路及其优劣长短。^[14]概而言之，这些研究进路大多依附于对人性或社会运行的研究，尚未从中分化和独立出来，仅仅依靠它们对社会技术化问题的零散探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针对社会技术化问题的特点，有必要开辟一条新的研究进路。

客观事物总是具体的、复杂的、多层面的、动态的，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是抽象的、简化的、片面的、静态的，一个完整的认识往往离不开多学科之间的沟通、协作与综合。社会技术化问题群结构复杂、涉及社会领域或层面众多，唯有在借鉴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展开分析与综合、提炼和概括，才有可能全面深入地认识该问题群。系统科学方法是20世纪中后期最重要的方法论成果，适用于对社会技术系统及其演进机理的探究。同时，以社会技术化过程为轴心，将源自多学科领域、有助于揭示该过程的多种方法综合起来，是探索社会技术化问题研究新进路的基本思路。

学科的分化有助于对复杂事物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把对事物某一层面的认识引向深入，但也容易造成学科之间的隔阂，难于觉察到事物的多层面性、多样性。可见，单一学科的分析长于某一维度或层面的精细研究，而短于对事物整体的全面动态把握，因而对事物的全面认识离不开多学科之间的沟通、协同与综合。这就是认识过程中的“……分析→综合→再分析→再综合……”的矛盾运动。同时，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一般存在于个别之内，社会技术化存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过程之中。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研究任务，它们往往只关注人类精神文化生活或社会运动某一层面或维度的属性和规律，缺乏与其他层面或维度认识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对其中所蕴涵的共性或一般性规律的提炼和概括。这也是导致社会技术观念迟迟未能形成的主要原因。

个体既是社会有机体的“细胞”，也是社会技术系统的“元件”。以人类行为与精神文化生活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对个体的认识相对全面、透彻，也为认识社会技术系统“元件”的属性与特征奠定了基础。例如，心理学对知觉、认知、情绪、人格、行为、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层面的探究，伦理学关于道德的发生、发展、本质、作用、评价以及道德修养、道德教育等环节的探讨，都有助于深化对社会技术“元件”品性的认识。由于缺少社会技术观念的引导与统摄，以往人文学科各学科各自为战，分门别类的研究成果很少向社会技术的微观层面汇聚或转化。今天，在社会技术观念的积极引导与整合下，人文学科各学科将会兼顾对社会技术“元件”的自觉探究，进而冲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形成关于社会技术“元件”的综合性、系统性认识成果。这也是认识社会技术化问题的基础环节。

社会组织的构成及其运行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技术的存在方式。一般地说，揭示社会组织及其运行机制、流程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从不同侧面或维度反映了社会技术的属性与特点。正如上述管理学、社会学进路一样，由于受狭义技术观念的束缚以及学科视野的局限，以往社会科学各学科对社会技术化的粗浅认识大多都是自发的，且停留在对社会技术具体形态的个别认识阶段，尚未真正进入以社会技术形态或社会技术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般认识阶段。事实上，只有从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大量个别认识成果中，才能归纳提炼出社会技术化的基本属性与一般规律，从而进入探究社会技术化问题群的高级阶段。

社会技术系统的建构与演进是一个涉及因素、层面、矛盾、利益博弈的复杂的动态过程。在社会技术观念的引导下，虽然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将自觉地面向社会技术化问题研究，但是受学科视野的限制，这些层面或维度的探究也带有分析性、片面性缺陷，有必要按照社会技术化进程的内在要求进一步规划和整合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将普遍性与特殊性、批判性与建设性、微观与宏观、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一般地说，社会技术系统的设计、建构与运行既要广泛吸纳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要按照有效实现各类社会目标的需要，探索不同设计方案、技术系统之间的衔接、平衡与优化等问题。例如，为了确保社会的平稳、有序、高效运转，就需要对法治与德治、改革与稳定、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等不同价值诉求及其相关技术体系进行监测、调控和优化。

同样，以社会技术系统设计与建构为起点的社会技术化进程，既涉及技术系统本身的建构与运行，又必须关照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效应。这两个层面都是在社会巨系统中渐次展开的，涉及因素多、链条长、环节多、周期长，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协同努力，要准确认识和全面把握这一动态过程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例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扩散，一方面，通讯、教育、新闻、医疗、物流、国防等社会生产与生活日益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之上，衍生出一系列新型社会技术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新型社会技术系统的建构与运行，又会催生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效应，改变人们的时空观、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只有在社会系统或社会技术体系的框架下，综合来自各领域、层面的研究方法及其认识成果，才有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技术化进程。

总之，这里给出的系统综合研究进路只是一种构想或努力方向，其中的众多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细化以及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的不断修正和完善。应当鼓励从社会技术化观念出发，积极梳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引导相关学科自觉地探究各个领域社会技术的构成要素、表现形态、基本类型、建构机理、运行机制与流程，以及现代社会技术化的路径、模式、机制及其衍生效应等相关问题，力求在研究方法、范式以及表述方式上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