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誉一级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化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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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必须面对的。哲学中的“时代”范式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重要概念。作为理性思维的哲学本质上是辩证法的批判性思维，它所批判地审视的存在，是思想者自身之存在与其所思对象之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是我思的前提，我在故我思。反过来说，就是笛卡尔所谓“我思故我在”。因此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我之思，也就没有真正的我之在。其中蕴涵的深意，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所理解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人之哲学思维理性理解的存在，是思维主体所在历史时空中的存在，亦即被把握在哲学思想中的时代。

　　人在思想中审视的时代，不仅是想象中的存在，更是现实中的存在。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在本质上理解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文明内涵和时代特征是什么？我们所处的现代到底属于何种时代？如何认识工业机器化向信息数智化转型时代的历史变化？哲学面对现实的时代之问如何坚持“问题导向”？当今世界“丛林时代”的阴霾为什么始终不散？人类未来到底向何处去？

一、人之存在、思想与实践中的哲学与时代

　　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不断自我延续而又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是对人类文化、文明的历史持续予以理性审视而又自我反思的过程。哲学思想理论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创造、传承、创新，成为持续发展的凝聚着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作为思维主体人的存在、思想与实践中的哲学与时代，现实地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一系列整体性、根本性的问题。关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问题，国内学界近些年来讨论颇多。青年马克思当年的这个观点属于青年黑格尔派，能不能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这是一个哲学史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来确定。

　　应当承认这个观点来自黑格尔，为当时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接受和阐发。在由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到成熟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哲学和时代关系的认识一步步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事实上转向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种哲学思想的自我超越中，马克思不仅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而且从费尔巴哈局限于理论的唯物主义转向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世界，首先是在现实的实践中认识和解释的人所处时代的世界；进而是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下，依靠人的实践力量改变世界，推动时代迫切问题的解决。总之，不仅合理地解释世界，而且能动地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使命。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从哲学史的文本分析中，肯定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明确哲学与时代关系同时，更应当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研究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历史时代。而为了担负起这样的哲学使命，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是，我们需要全面把握走向成熟的马克思关于存在、思想和实践中的哲学与时代关系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是哲学不仅如实反映时代、凝聚时代精神，而且能动超越时代、引导时代进步。真正的哲学对于时代的超越性，也就是对于时代的创造性。时代创造了哲学，哲学又能动作用于时代，创造性地推动时代的发展。

　　当时与马克思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1845年2月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论证了通过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必然性。他说：“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的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我们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间的敌对现象，我们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我们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因而就使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目前的大部分工作，甚至是很大一部分工作成为多余的了”。“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妥善地加以调配，就可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的利益。”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结果，使得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对立日益尖锐，生产和消费完全脱节。在生产混乱的情况下，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这种困难处境的真正原因，就是人们的利益彼此背离。未来的共产主义时代就能消除这种弊病。这是实际上从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对超越资本主义“丛林法则”的共产主义时代的深刻哲学洞见。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其首要责任是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时代”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哲学历史观中的核心问题。“时代”与“时期”涵义相近，因其特定的历史涵义可能在使用中相互重叠或包含。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哲学视域的变化，一个大时代中可包含若干时期，一个大时期中也可包含若干时代。在人类或民族国家历史中，通常分出几个历史时期或历史时代。我们当下所处的历史时代，被称为“现代”或“现时代”。在不同的历史思维视野中，有不同的历史分期，例如“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划分。马克思也有过“三阶段”的时代划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人联合体。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历史时代的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可以看作一个大的历史时代。

　　进入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时代”，全世界各民族国家通过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陆续走向“现代化”。与前现代的封建时代相比，现代是在工业革命基础上资本主导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是现代化的主要形态。现代化也是全球化，即全球性的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的时代。回顾近两百年来世界和中国的历史，一个最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时代？

　　抽象看来，这个“时代”问题似乎是同一的；但具体说来，其内涵和回答其实是多种多样的。面对“时代”问题，人们各自的立足点和着眼点不同，所依据的历史和现实资源、思考方式和解决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势必大相径庭。所以，讨论时代问题，首先需要聚焦时代划分的依据和标准，在对时代本质的理解上取得基本共识，才能进一步对特定时代的演化及其规律加以深入探究。

　　从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历史时代来说，我们正处在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代。这个时代是从一个世纪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当时的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形成了包括苏联、中国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解体带来东欧一些国家巨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坚持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表明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历史新时代的性质没有变。人类历史历经艰难曲折，并没有倒退到旧时代，而是在新时代中继续前进。

　　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过渡时代”，是从过渡前时代向过渡后时代过渡的时代。之所以称之为“过渡时代”，是因为它既不完全是过渡前的时代，也不完全是过渡后的时代，而是不同于过渡前和过渡后的时代。“过渡时代”的特点就在于，作为一种存在或运动状态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亦此亦彼”的。这个过渡时代在经济上不是完全私有制的，也不是完全公有制的。环顾今日中国和世界，可以说既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也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在许多地方我们看到的，不是单一的某种所有制经济形式，而是两种或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这种所有制和经济模式，可以说是混合型的所有制和经济模式。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改产品经济为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发展私人经济、个体经济，向国内外资本主义经济开放。这是符合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实际的。

　　这种“过渡时代”或“过渡时期”，历史地必然形成两种乃至多种所有制、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并存的局面，构成多样互补而又相互竞争的发展态势。就历史的辩证法而言，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总体上是社会生活主体的主体性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公共性相互依存，同时在矛盾斗争和转化中不断发展的过程。人和社会一方面主体性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主体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公共性也在不断提高。现代社会即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其公共性显著高于前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产生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经济形态。这就是当今时代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渡时代的确定现实。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正如学者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发展变化的，按其经济成熟程度，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到21世纪中叶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意味着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将确立新的奋斗目标，向更高发展阶段（或中级阶段）迈进。”至于更遥远未来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将是更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程度更高的社会文明形态。

二、人类生存方式的文明内涵和时代特征

　　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不同，人是现实的历史存在，又是有理想的社会存在。人通过文化创造改变自然、改变现实，形成文化、文明的社会和文化、文明的人，在改变对象世界同时改变主体自己。因此可以说，文化、文明的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社会和人本身。人在生存的现实与改进的理想的对立统一中存在和发展。哲学是人对自己这种矛盾存在和运动变化的反思，归根到底是对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反思。古希腊哲人强调“认识你自己”，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历史中的人在自我反思中确立人生与文化、文明理想，以实践促成理想的实现，这是哲学中最重要的内容。

　　对于“时代”的理解，由于人们以不同对象特征区分时代，就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与划分方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说，依据劳动工具划分人类文明史，于是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之分。恩格斯曾沿用摩尔根按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状况划分历史时代，把人类社会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从时间跨度来说，“时代”有大时代和小时代之分。根据需要，在一个大时代中可以再分出若干小时代，称之为“时期”或“阶段”。如果人们认为“时期”比“时代”跨度更大，就在较长的“时期”中依据某种性质的变化分出若干“时代”。我们所讲的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通常是指大时代，即指某种哲学理论、学派、思潮产生与存在所处的经济、政治、宗教、艺术、科学等的文化背景，这可以看作是哲学的文化载体。

　　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具有大跨度时空的历史阶段性，由此展现出相互区别而又前后连贯的不同文明特征。从古至今人类的文明史，可依据产业形态大体上划分为渔猎采集文明、农耕游牧文明、工业机器文明。每一次文明形态的跃迁，都源自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立足于几百年工业机器文明的现时代将被超越的发展趋势，一个迫在眉睫的“时代之问”在于：人类工业机器文明时代之后将是什么时代？能不能说，承继并超越工业机器文明时代的将是信息数智文明时代？这意味着信息数智技术将成为人类经济社会的主要动能，生产力、生产方式将以信息数智化为主要特征。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指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突破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在讲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时，将“数智化”提升至战略高度，强调“推动技术改造升级，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

　　当前，我们正处在从大规模“数字化转型”阶段向深度“数智化”阶段迈进的关键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智化发展水平”。信息数智化是信息的数字化与智能化相融合的高级技术形态，指利用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对业务流程、运营模式、决策机制等进行全面升级和创新的过程。作为信息数字化转型的高级阶段，数智化强调在数据驱动的基础上，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从“业务在线化”到“决策智能化”的跨越。信息数智化的核心在于技术的深度融合与数据的智能应用。它不仅关注数据的采集、存储与传输，更注重通过算法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从而赋予系统感知、分析、预测和决策的能力。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越工业机器化时代，进入信息数智化时代。我国也在努力走上信息数智化发展道路。在信息数智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信息、算力成为第一生产力。在这种形势下，哲学这种系统化、整体化而又简约化的思维方式显示出特有的优势。“知识经济”悄然向“智慧经济”转化，使哲学这种“爱智慧”思维方式的价值日益突出。在信息数智化时代，国家、社会、民众重视哲学思维方式，很可能会成为新的思想潮流。哲学专业教育和通识（素质）教育应该通过改革创新提高质量，满足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对于哲学智慧的需求。

　　当年马克思曾特别强调，人类必须以一种普遍联合的方式，作为真正的共同体主体共同占有他们的生活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中，“真正的共同体”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范性理念，又是一个历史性生成的范畴，它是人类文明演进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以往历史上的虚假的共同体的根本区别在于，真正的共同体旨在实现人类的普遍利益目的，而不是出于任何私人或狭隘群体利益目的，从而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和公共性。

　　人类之所以应当普遍联合起来对生活条件加以自主控制，是因为这是实现普遍的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基础性的必要条件。普遍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必须以真正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对生活条件的自主控制为前提。“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立足中国和世界当代实际，自觉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尊重各个民族国家主体性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让全世界人民共同走上“真正的共同体”发展道路。

三、工业机器化向信息数智化转型时代的“问题导向”

　　在时代与哲学关系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时代研究的“问题导向”。马克思在1842年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当然，答案不是直观的，需要调查、研究、思考和实践检验。提出问题需要研究，回答问题更需要研究。当年的马克思不可能预计到今日中国和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也不可能留下解决问题的答案，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问题导向”方法。

　　面对认识时代发展这个大问题，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思想活跃，充满开拓性、创新性，极大地推进了对于时代转型认识的深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思想、理论、学术繁荣的首要条件。但由于研究者各自的背景、基础和着眼点、侧重点不同，论证和表达方式不同，存在着各说各话的问题，需要在相互学习、交流和讨论的基础上寻求必要的共识。特别是在界定时代特征的重要概念用语上，应当反复推敲，力求其运用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围绕人类发展新的时代特征，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智能”。一些学者直接称之为“智能时代”或“智能体时代”，相应的社会则被称为“智能社会”或“智能化社会”。有学者认为，在智能社会基础上，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解决智能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需要在大力发展智能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生产关系使之适应智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新的时代到来时，希望无论世界还是中国，能够顺利过渡到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更为美好的信息社会（或称智能社会）。这种文明可称作信息化的智能文明。也有学者认为，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人类正在酝酿并催生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个智能化新时代，一个具有人类智能水平的智能体系统呼之欲出，这个智能体系简称为“智能体”（Agent）：“智能体就是能整合自身能力、能自主行动、能自我感知现实环境，并能以自适应且可靠方式去追求相应目标的智能化系统。”智能体时代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人类世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的活动范式将会经历变革性重塑。

　　上述学者关于“智能时代”或“智能体时代”的阐发富有创意和启迪，揭示了时代进步的主要特点和方向。但仔细推敲琢磨略感不足的是，由于在对“智能”这个核心概念的运用上有不够明晰之处，因而所作的时代判断值得商榷。什么是“智能”？人们普遍认为，智能是智力和能力的总称，既指人类拥有的认知、学习、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指机器（特别是人工智能）所展现出的类似能力。所以，“智能”总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人的智能和机器智能（人工智能）。如果把人的智能考虑在内，应当说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就表明人类进入了“智能时代”。但在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追问：

　　其一，智能的主体是什么？如果说人和机器（人工智能）是智能主体，那么动物特别是“聪明动物”是否也是智能主体？人们不能不承认，动物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智能，它们能够学习、记忆、解决问题，并表现出某种情感和一定的自我意识。我们在研制智能机器人的同时，也研制了智能机器狗，事实上肯定了动物的智能。如果追溯到人类出现之前动物世界的智能，那么“智能时代”这个概念范围就显得太宽泛了。

　　其二，人的智能时代从何时开始？从动物进化到人类，人的智能时代其实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是原始和初级的智能。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智能进化和运用的历史，这是一个始终未间断的过程。问题在于，何时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考虑到人的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关系，称人的智能和人工智能结合的时代为数字智能时代即“信息数智时代”，称相应的社会为“信息数智社会”，应该说是较为准确的。当然，对于“时代”范式动态、历史的把握，是一个始终需要不断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其三，作为前提性的判断，认为“智能是智力和能力的总称”，但同时又说智力是“认知、学习、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表明智力也是一种能力。因此，说“智能是智力和能力的总称”，就等于说“智能是一种能力和能力的总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重叠，加上概念的广义与狭义相混，会出现同一概念的自我循环。这种问题在复杂的理解和表述中难以完全避免，因而需要在哲学、科学和逻辑的深度交融中加以反复辨析来解决。而为了研究和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发现和提出问题，所以应该坚持“问题导向”。

　　人的智能使人类在历史中创造了文化、文明，人创造和使用的语言、文字、图像、工具、机器、产品、作品等是文化、文明的载体。文化、文明的核心是信息，信息的产生、传播和加工依赖相应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通常被概括为一系列信息技术革命，包括语言与文字、造纸与印刷、电信技术（电报、电话、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的发明与普及。当前，人工智能被视为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关键性突破。所以也可以说，当今时代是信息化时代，而信息的数字化越来越重要。数字化是将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以此为前提建立适当的数字化模型，将其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在计算机中进行统一处理。这种数字化、信息化培育和发展了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这种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新型生产力，作为信息智能化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信息数智化的变革。

　　“信息数智化”是信息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的技术形态，也是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结合的高级形态。考虑到这些概念的区别与关联，称这个变化为“信息数智化”，称这个时代为“信息数智时代”，称这个社会为“信息数智社会”，应该说是较为合适的。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进步的推动力量。从根本上说，没有人的智能的发展就没有人工智能的创造，“信息数智时代”人-机关系产生的难题只能由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进一步结合来解决。时代的问题所在，也就是问题的答案所在。时代的问题层出不穷，在人们不懈的探索和追求中，破解时代难题的能力和方式也将随之而来。

四、“丛林时代”的阴霾为什么挥之不去？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面对的时代相距已有两个世纪。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说时代不同了，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却令人惊异，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试想，堂堂一个在任大国总统竟派人偷袭绑架另一主权国家总统和夫人，回到自己国家“依法”审判。西半球一波未平，东半球一波又起。还是这位大国总统伙同中东地区另一霸权国家总统，悍然发动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打击，致使战火纷飞、满目焦土，连正在上课的小学生都被炸死。被侵犯的国家和军队奋起抵抗，以导弹和无人机还击，并封锁了海峡航道。开战一个多月后，由于战争中断了海湾重要能源和物资的供应，给世界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在国内外对这种侵略战争的强烈反对下，发动战争的大国才提出并实现了短期停火。协议还没有达成，那位西半球大国总统又宣布武力封锁东半球的霍尔木兹海峡。

　　面对如此混乱不堪的世界，人们禁不住要问：当今所处的时代是否还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丛林时代”是“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丛林法则”源自托马斯·霍布斯17世纪中叶的著作《利维坦》中提出的理论模型，被称为“霍布斯丛林”。霍布斯设想在无政府、无法律的自然状态下，人类生活陷入持续冲突，个体为生存而进行资源争夺，生活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丛林法则”的逻辑是弱肉强食。当然，对于“丛林法则”的核心内涵，有“适者生存”与“强者生存”两种不同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认为，理性驱使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让渡部分权力，建立君主制度以获取安全保障，从而实现从无序到文明的转变。这一理论不仅是政治哲学的思想实验，也启发了后世对极端社会状态和文明冲突的探讨。以社会契约方式化解“丛林法则”带来的社会冲突困境，可以看作是霍布斯提出的这一时代问题中理应包含的答案。当然，将“丛林法则”简单应用于人类社会历来是有争议的，因为它忽视了道德、合作与社会规范的重要作用。现代文明社会强调建立公平的规则和法治，以超越野蛮的“丛林”状态，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

　　2020年9月，中国代表在莫斯科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议时指出，应坚决防止强权政治把这个世界拉回到“丛林时代”，上合组织应始终站在多边主义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一边，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坚决遏制单边霸凌行径阻挡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步伐。

　　在面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中，我国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世界思想和现实的结合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其中，学者赵汀阳的“天下”理论是颇具代表性的。这一理论提出已有20年，对比“天下”与“丛林”两种观念及其作用，我们可以有更为现实和理性的选择。2024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干春松、安乐哲编的《重思天下》。该书是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在北京大学系列活动学术成果的汇集。这些学术活动的主旨是探索走出丛林法则的阴影，跳出零和博弈的陷阱，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可能。学者认为，“天下”概念可能为人类世界的未来提供一个来自儒家的方案。

　　学者指出，顾炎武提倡“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梁启超引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里，可以看见世界秩序与人类文明的另一种选择。“天下”是一个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概念，“天下”概念的阐述及“天下”体系的建构，已引起西方学者广泛关注。重新发掘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新天下体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答案在于一些长久有效的方法论和原则，为未来世界的发展提供价值支撑。（一）遵循天道。天道是万物运行的条件，从属于天道的人道必须符合天道，即所谓配天。配天意味着自然是自由的限度，万物是人的尺度。（二）关系理性。关系理性是人道之基本原则。人道必以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为第一要义，因此，人道的理性首先考虑互相安全，以排除战争为基本要求，并把竞争限制在互相伤害最小化的范围内。（三）兼容普遍主义。世界上每种文化本来各美其美，相安无事。真正的冲突来自一神论的思想模式，它不仅把自己的价值观看作普遍的，同时要求成为唯一的，不允许各美其美就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

　　《重思天下》一书认为，中国选择了一种用实践证明理论的路径。2013年末，中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看作天下主义在当代的实践范本。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国，所做的正是以整个世界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中国“与世界一起思考”的责任，要求“一带一路”这个崭新世界秩序在它实现的过程中，包容所有会出现的其他视角，从而实现真正的多样性。难以避免的“文明的冲突”正被悄然化解为“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的和谐共生。弱国不必担心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推行另一种霸权主义，因为“一带一路”正是每个参与国意志的总和。从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到现代国家间“文明的冲突”的隐忧浮现，再到大而无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天下”，世界秩序走过了厮杀竞争与霸权，走向了共赢共享与多元。

　　有学者指出，“丛林法则”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重要概念。据达尔文观察，在自然界中，那些最能适应环境、最能有效利用资源的生物将会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而那些不能适应环境、不能有效利用资源的生物，将会被淘汰。“丛林法则”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属性。前者是指受大自然的客观条件限制，而不受人性、社会性的因素影响，在自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强者才能获得最多。后者一般体现在动物界，人作为高等动物，可以改变丛林法则的自然属性，这种改变呈现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强化和弱化。一些西方国家强化甚至扭曲了这一法则，使其成为在国际社会中欺压弱小的思想工具。强化“丛林法则”，推行霸权主义，是少数西方国家政客的危险选择。

　　正如有学者在为陈文海著《走出丛林法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由之路》写的评论中所言：当前，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和平还是战争、繁荣还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穷兵黩武、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吗？“人类能够用科学、文明、正义和理性、智慧、宽容走出战争阴霾、走向光明吗？时代之问呼唤理性回声。”

　　在这篇书评中，作者列出了一系列与“丛林法则”相关的时代问题：人类社会的历史逻辑是如何揭示文明演进规律的？东西方的文明特质是什么？什么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的本真含义是什么？“丛林法则”是怎样演变成以强凌弱的“掠夺法则”的？如何“走出丛林法则”？如何创造一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美好世界？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面对以上一系列时代之问，结论无疑是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时代”，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是需要各个国家、地区及整个世界进一步切实解决的问题。时代的问题确实严峻地摆在人类面前：人类是否仍然处于“丛林法则”支配下的“丛林时代”？如果人类不应当处于丛林时代，那么应当如何走出误入的“丛林”，进入或回到本该属于他们的时代？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在一个民族国家遭受强国霸凌、陷入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时，唯有奋起反抗，保家卫国，战胜敌人，才能生存和发展。相对于史前动物生存的丛林世界，真正属于人类的文明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人如何才能成为真正文明的人，人类如何才能进入理想的人类世界？时代的问题呼唤问题的解决，人类只有实际地解决现实的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才能真正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走向真正属于人类的未来。

文章刊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哲学与时代问题”栏目。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引用格式：郭湛.哲学何以直面时代之问[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47(3)50-58.

转载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