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通常被认为是敌视现代技术，操持技术决定论和有技术怀旧主义特征的。本文将海德格尔《技术追问》一文放置在其存在论讨论中进行了细致梳理。指出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并无以上三种立场。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完全是存在论发问，其关心的是阐释技术作为“此在”的在世方式。这一讨论没有直接的伦理指向，主要是描述性的。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和前现代技术都是人的“命定”，其所忧虑的仅仅是现代技术对“存在”的遮蔽。

关键词：技术哲学；海德格尔；存在论

一、背景

技术问题一直不是传统哲学讨论的重点，技术哲学自身历史十分短暂。将技术哲学上升到第一哲学高度的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尔的技术讨论不仅本身很重要，也是后期技术哲学家的灵感之源。后现象学技术哲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都深刻地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针对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最常见有三种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海德格尔敌视现代技术。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和传统技艺有根本不同，前者会造成大范围的环境问题，甚至人的异化。这种说法常引用的经典论据是海德格尔对现代农业的论述。现代农业的本质是工业化农业，其核心是一套工厂化生产销售逻辑。土地、种子和空气在此都被促逼成随手可用的“持存”。这样以来，人对自然的索取就陷入无度，甚至将人自身视为人力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德格尔认为现代农业和林业与纳粹的毒气室本质上是一回事。

海德格尔也常被看作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这主要是因为他明确地将技术当作人的“命定”。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人是被“抛入”现代技术的存在处境中的。人虽然能够掌握具体技术品的研发和生产，但是他并不能拒绝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命定”。这种看法意味着通过技术风险评估来规避现代技术风险的做法不可能成功，它唯一能规避的仅仅是特定技术品可能造成的具体的危害，但就现代技术对人的存在挑战则丝毫没有效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能会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

海德格尔还常被当成一个怀旧主义者。不管海德格尔是不是敌视现代技术，一些学者认为海德格尔起码偏好前现代技术，尤其是工匠技艺。从文本上来看，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例如水电站和风车，这两者都是把自然资源动力化。水电站把流水转变为发电的动力，风车则把空气流转化为工作动力。从工具模式角度讲，这两者没有根本差别。但是海德格尔明确表示风车较之于水电站更加可取。水电站将莱茵河当作“持存”，但风车的做功在海德格尔看来则是“带出”，是风、木头和人的一种互相完成的过程。

实际上，以上对海德格尔的技术观的三种看法都不够准确。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只能在他的存在论哲学框架中进行理解。只有充分析清技术哲学在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中的位置，我们才能更细致地理解他的技术观。

二、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

海德格尔早期的兴趣一度集中在对“自由”问题的考察上。他的存在论问题研究也就是自由问题研究。其中笛卡尔、康德、谢林与布尔特曼的工作都对海德格尔有深刻地影响。从自由追问到技术追问的转变初看起来非常突兀，但实际上一脉相承。下面我将紧扣《技术追问》这一文献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存在论思路进行介绍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回应有关技术悲观论、宿命论和怀旧论的三点批评。

1.从一般技术哲学过渡到技术存在论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发端追问“技术是什么”。当我们说“S是P”时，我们通常是在陈述一个命题。P作为一个谓项表述了S的一个属性。这其中“是”将S和P关联起来。S是不是P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经验证据进行确证。例如花是红的这一命题就可以诉诸视觉来甄别。同样的，当追问技术是什么时，通常问的是技术具有什么特性。这些特性可以使得技术从他物中区别出来。技术的一系列属性中最突出的是工具性，也就是作为一个手段来实现一个目标的能力。海德格尔指出，凡俗的意见认为所谓技术的本质在于它的工具性，技术不是别的，技术就是工具。但海德格尔并不满足于此，他继续做存在论发问，问这种“工具性”的本质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这一工具性的本质在其“因果性”。或者说，工具性实际上预设着对“因果性”的理解。“因果性”是“工具性”可被理解的前提。紧接着，海德格尔追问什么是因果性，他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来回答这一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分别为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针对四因，海德格尔进一步深入追问什么是四因的“因性”。换句话说，什么是因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四因”的可理解性呢？海德格尔首先驳斥了我们对四因的现代误解。对现代人来讲，讲到一个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的原因，我们一般默认动力因优先，即技术品的制造者优先。与之相对，古希腊人理解的“因”是aition，指的不是“制造”或造成什么效果，而是专指对特定东西负有责任，特定的东西的存在亏欠于其。例如造银盘，银子的材料、盘子的形式、祭祀的目的包括人都对银盘的制造抱有责任，银盘亏欠这四种元素以成其所是。

在古希腊哲学的语境里，海德格尔的“亏欠”和“负责”不是道德词汇，没有伦理规范性。在他看来，四因的本质是将事物带入显现，使其发生并抵达（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responsible is this starting something on its way into arrival）。因此，“负责”意味着“引出”（veranlassen），使其发生，使其“显现”的意思。进而，海德格尔说明使得过去和未来还“未显现”的得以当下“显现”的叫做“带出”（poíēsis，bringing-forth）。换句话说，“带出”就是使得过去和未来“现在化”的一种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银盘的发生是一种“带出”。但技术人工物的“带出”要有外因，“带出”的最完满形式是自因的带出，即自然。花朵的开放本身即是一种自因“带出”。“带出”的存在论结构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进一步论述“带出”就是将“遮蔽的解蔽”。“解蔽”在古希腊语词对应的是alētheia，即真理（truth）。在充分讨论这一问题后，海德格尔重回技术问题。他认为不停追问什么是“工具性”这一问题必然会将思维导入存在论，进而认识到技术的本质在最深层次意义上是一种“解蔽”活动。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开始讨论现代技术。

2. 从科技关系走入现代技术本质

我们一般认为现代技术是自然科学的应用。海德格尔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技术是科学的前提。这初看起来是倒置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预设主客二分的主体形上学。世界由主体和客体构成，主体透过自己的意志去表象客体。在此思路下，科学被看成是主体认识世界的活动，技术则是主体使用科学理论来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在此语境下，技术是科学的应用。可见，将技术看成科学的应用本身预设了主体哲学的形上学。这本身就是海德格尔所要挑战的。在他看来，主体性哲学都犯了一个存在论错误，就是把“存在当成了存在者”，完全不能刻画存在自身。要克服这一问题，就必须理解技术的存在论意义，而不仅仅将其当作主体改造客体的手段。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根本上不是一项生计活动，不仅仅是人作为主体使用技术来实现具体目的，技术是生存活动。技术作为生存和生计活动有根本不同，例如一个银匠要做银盘，我们可能这样描述这一过程：

“银匠是个主体，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要给东家做一个祭祀用的银盘。因为这个目的，他必须要去打银子，开动手脚来完成这项工作。”

这个生计活动中的目的被理解为主体的目的，目的的设定被理解为主体的实践理性活动，对目的的追求被解读成主体内在的一种意向性活动，与之相关的情绪被当作是人脑中的情感体验，作为一种心理现象被把握。具体而言，银匠要在其工作过程呈现自觉，即他要将银子和手头的工具都当作一个对象，将自己看成一个谋划者和制造者，进而开始打造活动。这一描述当然也无可厚非。但海德格尔却继续追问那种把工具和银子当作对象的情况何以可能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何能够有“对象化”这一活动呢？毫无疑问，动物和植物是不会有对象化认知的，唯独人可以。海德格尔认为人如果要进行“对象化”认识活动，他必须已经“理解”了他所要认识的东西，也就是说“理解先于认识”。

这一论断初看也是倒置的。我们一般认为“认识”先于“理解”，充分认识才能臻至理解。从海德格尔的视角来看，这一看法仍旧预设了主体主义哲学。在此框架下，“理解”表现为主体对命题的把握，“认识”则是主体表征对象的过程。但海德格尔所言的“理解”显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理解。他从根本上反对主客二分，根本上反对科学形而上学的生存论优先性。在他看来，理解的本质是让真理现身。真理不是一种符合论意义上的真，这种“真”实际上已经被还原成了“正确”（correctness），遗失了真理在古希腊语境中的存在论内涵。

“符合论”的真理预设了主客二分的形上学。人是唯一的认知者，外在世界客观存在且受到自然规律支配。自然规律可以被人的理智所表象。人通过感官接受外物的刺激，再经由理智进行加工，最终完成命题，形成知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谈得上外在对象是否符合理论预期。可见，符合论的真理观本身是主体哲学的一种认识论成果。海德格尔彻底拒斥这种主体哲学立场，因为它必然陷入将存在当作存在者的困境。最根本的真理在他看来是“解蔽”。因此真理又可以动词化，即使之真理化（truthing），也就是“使之解蔽”，让“遮蔽着的出发并且抵达解蔽”。这一过程才是海德格尔口中的“理解”。

辨清这一点，方能把握海德格尔所谓“理解先于认识”，“技术是科学的前提”的生存论内涵。于他而言，“理解”对应的是技术，而“认识”对应的是“科学”。科学认识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还原，是对生活世界的“理解”进行逐步抽象。例如钉钉子，我不会觉得自己在把钉子当成对象，拿另外一个对象（锤子）去击打它。只有当锤头掉了时我才突然坠入独特的认知模式中。一步一步地抽象掉锤子在“上手”（当它是工具时的状态）状态下的情境性，我们才能得到它“在手”（当它是物理对象时的状态）状态下的各种属性。因此“上手”在逻辑上先于“在手”。“技术”在海德格尔这里恰恰就是日常生存性活动最为原初的状态，是不分主客前认识的在世。在此背景下，科学作为一种纯粹的认识活动以技术活动为前提。

在另外一个层面，当科学作为一种“技性科学”而言，技术也是科学的前提。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科学完全是仪器科学，非在实验室中不能完成。一旦把自然物放进实验室，这些东西就被去魅化，被打碎、研磨、摆置以为实验所用。例如矿物学研究就需要捡石头，压碎测定元素，甚至去炸山观察岩石分层。这对于一个崇拜山神的民族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把山的灵性、神圣感、作为山民的“此在”的生存活动统统抽象掉，才能把山当成岩石，当成碳酸钙，也才可能会去制造各种实验设备去观察它。海德格尔追问，是什么使得这种技性科学成为可能呢？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技性科学的本质不在实验室里，不在技性科学本身，技性科学的本质在于现代技术的本质之中。

至此，海德格尔进入他对现代技术的批判。他认为技性科学的本质是促逼万物，把万物当作“持存”的一种解蔽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人（此在）不仅将自己看成主体，将万物看成对象，甚至连对象都不是，而是将其促逼成赤裸裸的持存（Bestand/standing reserve）。持存和对象不同，对象可以是一些物理属性的集合，但是持存的核心特征在于它将万物完全剥离情境，将之储存起来随时取用。例如我们把水电解成氢气和氧气，然后存起来用来做火箭的燃料。将水按照这个方式来解蔽，实际上是一种促逼（challenge）。这种将万物当作持存方式“解蔽”的现象被称之为集置/装框（Gestell/enframing）。

3. 从现代技术的本质走向拯救

海德格尔继而讨论“集置”所带来的危险。海德格尔所谈到的危险，包括与之相关的情绪等都必须要从存在论角度来理解，不做伦理概念解，更不是一个人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海德格尔认为在存在论意义上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遮蔽了真理的发生。现代技术是如此强势，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本身也无非就是一种解蔽方式，但却逐渐垄断了解蔽方式。也就是说现代技术把自己乔扮成了“真理”本身，让我们彻底遗忘了“真理”无非就是“解蔽”。恰恰是因为现代技术在加强主体改造世界的能动性方面如此有效，我们才会遗忘“此在”更为原初的开放性。

就在大概说明其技术批评的核心时，海德格尔话锋一转，提出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技术，而技术作为解蔽的“命定”才是真正的危险。海德格尔一方面说技术危险，一方面又说技术不危险，初看起来前后矛盾。实际上，他指的不危险的技术是技术品，即每一个具体技术。海德格尔对技术伦理学不感兴趣，具体的技术在他看来似乎是价值中立的。他所谓的技术不专指具体技术品，他关心的是具体技术成为可能的条件。因此，他并不认为具体技术品（包括原子弹）有什么特别重要的风险，只有谈到技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时候才有所谓的真正危险。

何为“技术作为一种解蔽的命定才是真正的危险”呢？这句话的晦涩之处在于“命定”一词。命定的德文词是“Geschick”，英文翻译作“Destining”。德文词本身有“命运”、“宿命”的意思。英文为何译成“Destining”而不是“Fate”呢？“Fate”在英文语境中本身带有一种负面性，一般指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情况，人在此完全是消极的承受者。中文也不将“Geschick”直接译为“命运”或“宿命”，而特意选择了“命定”一词来避免消极想象。另外，将之译成“命运”或者“宿命”很容易引起一种主体主义想象。我们经常说人各有命，在此“命运”被当成主体的一个属性来看。这与海德格尔的理解有云泥之别，他所指的“命定”是“此在”在世的存在论结构，不存在人各有命，“命定”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

谈到命定时，海德格尔清楚地写到，我们将“促使人走向解蔽的作为‘聚集的差遣’（sending-that-gathers;versammeldeSchicken）看成是命定”。可见，“命定”是对“此在”而非对“主体”来而言的，“此在”的在世的存在论结构就是“解蔽”。“解蔽”是无法逃避的，“解蔽”是“此在”的在世构成性结构，人不可能抛弃解蔽本身去存在，人总是发现自己处于“解蔽”和“遮蔽”之中。这样来看，现代和前现代技术作为两种解蔽——“集置”与“带出”——都是促使人走向解蔽的一种差遣。“集置”和“带出”都是“命定”。但作为“带出”的命定并没有带来存在危险。“集置”则不同，它并非作为一种主体无法抗拒的对象化力量给人带来危险，而是作为解蔽方式的“命定”造成危险。这一危险既不是对主体的生理和心理的危险，也不是对生态和物理世界的危险,它的危险性在于“集置”作为“命定”只是一种“解蔽”，但是它却遮蔽了“解蔽”，导致“存在”的遗忘。从这一意义上讲，现代技术的危险作为一种存在论风险才是最高的危险，是第一风险。

海德格尔紧接着论述这一危险其中蕴涵着拯救。既然已经说明现代技术作为“命定”是最高的危险，其中又如何能蕴含拯救呢？首先，拯救是存在论拯救，并不是意味着防止某个东西被破坏。“拯救”在此应理解为“本质化”，即把本质显现出来，让其回到本质之意。因此所谓现代技术内含拯救只能理解为，现代技术作为“此在”的一种在世模式自身包含着一种“本质化”的能力。这种本质化的能力何以可能呢？海德格尔引入了批准（granting）一词来说明。在他看来，存在总是“此在”的存在。只有通过“此在”的在世才能讲清存在。而什么是“此在”则需要通过存在的追问来理解，这两者互为阐释。

现代技术的本质是“集置”，这种“集置”通过对人和万物进行促逼，将其按照“持存”的方式来解蔽。只要是解蔽就是“此在”的在世，都离不开人的批准。人在其中是解蔽的构成性要素。没有人也就是没有解蔽，没有真理。但是人在此的批准不是通常意义上主体对某种特殊行动的允许，它指的是人在存在论意义上是存在得以可能的必要前提。没有人，存在就无从知晓。人是唯一知道自己存在并追问存在的东西。存在只有通过对“此在”（人的存在）的在世来得到澄清。无论是现代技术的“集置”还是前现代技术的“带出”，都需“批准”。没有人的参与，这些存在都不可能。因此人的存在论角色时刻处于一种张力之中。一方面发现自己被促逼，随时可能堕落成“持存”，一方面通过这种最高的危险，注意到即使是“集置”也需要批准。这样以来，“此在”就能决定自己如何进行回应。

现代技术的危险提示我们注意“此在”的根本开放性。虽然“此在”总在解蔽和遮蔽的“命定”中，但“此在”却拥有理解自身存在的能力，并因此可以选择针对不同的存在方式进行回应。现代技术内在蕴含的拯救就是这种本质的开放性。可见，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实际上就是他的存在论哲学。在此基础上，我将再回顾其对待技术的态度究竟如何。

三、回应三种看法

首先，从文本看，海德格尔并不敌视现代技术。他本人也大量使用现代技术，认同技术对改善人类生活很有助益。海德格尔本人比较担忧的是人对现代技术作为“集置”的本质缺乏了解。或者说，他忧虑的核心是“此在”的沉沦，把现代技术当成工具理性，盲目地去生活。“集置”本身根本就不是人能左右的，人只能参与其揭示。而作为工具的技术，其结果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的方法和意图。现代技术和前现代技术一样都是一种解蔽方式，就存在论讨论而言，这两种解蔽方式之间并无价值排序。海德格尔本人在伦理偏好上或许认为“带出”比“集置”更加可取，但并没有在其存在论工作中说明现代技术作为“集置”不如前现代技术的“带出”。这一看法从文本中找不到根据。存在论意义上的“危险”并不是针对一个主体而言的具体风险，具体的风险带有伦理意蕴，而存在论意义上的“危险”纯粹是描述性的。

海德格尔技术哲学也不是技术决定论的。技术决定论一般指特定技术或技术系统对人主体性的压抑。技术决定论预设了人作为主体，技术作为对象的世界图景。人和技术做了二分，被放在了两个存在域。但是在海德格尔这里，无论前现代技术还是现代技术无非是“此在”两种在世方式。海德格尔不讨论人的主体性问题，在他看来人的根本处境不是作为主体面对客体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形上学建构。人的本真是“此在”，“此在”不是主体。因此，既然所谓的传统的“主体”都被消解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命定”也就没有主体性丧失的风险，因此谈不上所谓技术决定论的立场。前现代技术和现代技术都是“命定”，人生存其中。这里谈不上人与技术的二分，不存在一个对另外一个的支配。

海德格尔技术哲学也不尽然是技术怀旧主义的，这一点争议最大。所谓怀旧在日常语言中常指一种价值排序，即认为过去的比现在的要好，更值得追求。海德格尔的工作更多是描述性的，他认为前现代技术和现代技术无非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这两种存在方式都是人的“命定”，不是说前现代技术就一定比现代技术好。海德格尔不可能认为传统医学比现代医学更好。他自己疗养时用的也用现代医学。他的存在论工作也不关心现代技术造成的具体环境危机问题，因为这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学或生态学问题。他真正担心的是“持存化”带来的把控感会不断地加强人作为有意志的主体，技术作为中立的工具这样一种存在观。这会导致人遗忘了存在，丧失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相对而言，前现代技术就不太容易加强这种存在观，因为它特别强调四因的互构，人在其中所扮演的仅仅是一个构成性角色，不是随心所欲的主体。但纯然回到前现代技术，抛弃现代技术成果是荒唐的。可见，海德格尔技术观并非偏好传统技术排斥现代技术。严格讲他不是技术怀旧派，从他的技术哲学中推断不出对前现代技术的特别偏好。他的核心忧虑是现代技术对存在的垄断，对自由的侵蚀。

四、结论

本文试图透过文本细致阐释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基本立场。通常认为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敌视现代技术，带有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怀旧色彩。本文认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并无这些立场。海德格尔从何谓工具理性着手，一直追问到技术活动作为“带出”和“集置”两种存在方式。在他看来，现代技术和古代技术一样，都是解蔽方式。但是现代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将万物（包括人）解蔽成了“持存”，将其从万物的关系中抽离出来，使得万物被还原成了一种立等可取、可被随意征用的东西。毫无疑问，现代技术具有对自然的巨大改造作用。透过技术应用，人的能动性得到巨大提升，这显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这种实践的有效性不断加强人将自己看作绝对主体的态度。越是如此，人越是在存在论意义上失去了理解自身作为“此在”的自由性。现代技术作为解蔽方式遮蔽了解蔽自身，让人遗忘了它仅仅是“一种”解蔽方式而已。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它具体的危险，例如环境污染、核危机等，而恰恰在于它遮蔽了真理本身，侵害“此在”的根本自由性。虽然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存在论挑战自身是“此在”的“命定”，但是“此在”可以决定如何回应这一“命定”,这也正体现了其根本自由。可见，现代技术从根本上是一个存在论挑战，这一挑战无所谓伦理意义上的好坏。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价值论”（18CZX016），首发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王小伟（1985-），安徽淮南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哲学、道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