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觉　建党百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逻辑  理论品格

臧峰宇：陈老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使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进入了崭新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理论形态，并不断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自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始终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也使学术自觉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显了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

陈先达：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这既是一个理论原则，也是一个实践原则。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探索走自己的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百年来，立足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秉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的百年梦想正在变为现实。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彰显了学术自觉，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综合创新。

臧峰宇：这种综合创新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具有实践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伴随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来到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符合人们以新世界观观察中国和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这与其他社会思潮引入中国后的情形不同，马克思主义日渐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主导思想，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理论，它在进入中国之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西方哲学的合理要素，在丰富自身理论形态的同时面向社会现实问题，以有效的原理与方法呈现了思想的现实性与时代性。

陈先达：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边缘成为主流，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从相互排斥走向相互对话，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由边缘到主流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已经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超水平，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仍处于非主导地位，直到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从边缘走向主流，逐步确立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居于主流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理论的真理性与中国实际情况和需要相符合。

臧峰宇：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使人们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一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哲学，这是其真理性魅力所在。当这种哲学原理与方法的有效性日益明显时，运用就成为学习的目的之一。带着问题和运用的实际学习，不仅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而且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自觉。正是在面向现实问题的探索中，形成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分支哲学或应用哲学，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凸显了面向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方法。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入中国的早期，就为追求解放的热血青年与进步知识分子所欢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人们广泛认同就体现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之后，形成了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读物的出版，当然，后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某些倾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得到深入研究，也出现了政治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等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了新深度和新广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深化，产生了新问题、新思路、新方法，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热潮。

臧峰宇：《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范例，新中国成立前有影响的哲学大众化读本还有沈志远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陈唯实的《通俗唯物论讲话》、李仲融的《辩证法唯物论》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最大。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的《〈实践论〉解说》与《〈矛盾论〉解说》、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潘梓年的《大家来学点儿哲学》等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强化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理解不足的问题。哲学研究需要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对话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折射出社会发展和哲学视野的变化。虽说新中国成立前也有过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社会性质论战、反对全盘西化和本土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论战，但这些论战主要是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很难说是一种相互借鉴的对话。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枝独秀，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一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大家的思想暂时处于无声状态。这不利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的发展。真正的哲学对话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传统哲学追求至善，强调诚意正心，西方哲学尚思辨、爱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为目的，中、西、马哲学对话和交流互鉴，有助于形成我们时代需要的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守正创新原则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臧峰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对话的过程中体现了鲜明的学术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秉持问题意识和实践思维方式，强调归纳与运用历史规律，把握社会发展的合力，重视探究促进社会发展的内因。我认为，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要，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有识之士所选择并广为传播，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国化则必须形成中国文化性格，这就体现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之具有科学理性观念和强调人民性的历史观。

陈先达：我们知道，历史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对于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合力来说，内因是主要的。内因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历史因素主要体现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这就涉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存在，儒家学说对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具有重要的思想功能，儒学善于处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细胞的人与人的关系，其中的社会评价主要以道德评价为主线。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劳动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强调推倒既有的社会秩序、等级、法统、道统，而不是维护既成的秩序。儒家的社会功能与马克思主义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同。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不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但同样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文化。

臧峰宇：其实，这种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文化的涵化，即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现实基础的适应过程。这就包括对差异的认识以及对同质性因素的接受与融会创新。正如您所说，指导中国革命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儒家的道德观念与治理思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其前提应当是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并结合时代条件加以吸收和观念重塑。从中既要看到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与儒学传统的差别，也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在贯通之处，由此方能更好地实现文化的繁荣兴盛。

陈先达：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简单回归儒学传统，更不是独尊儒术。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是珍爱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是要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重新理解在中华民族文化创建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真实的孔子，是要恢复孔子作为中国伟大的文化整理者、创造者、思想家、教育家的地位。重新理解儒家学说，不是看重封建观念或看重论证等级制度合理性、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政治职能，而是重视吸取其中治国理政、道德教化的哲学智慧和人生伦理智慧，重视它对中华民族特性塑造的文化功能。

臧峰宇：您指明了重新理解儒学的要义与实质。为封建社会制度化的儒家观念在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被扬弃了，今天我们看重的是儒学中道德教化的思想和人生哲理，其中很多理想性的观念具有悠远绵长的价值，例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知书达礼、见贤思齐、利济苍生，这些崇仁爱、守诚信、尚和合的观念对我们加强价值观教育仍有启迪作用。今天，我们要赋予中华传统美德以新时代风尚。传统文化的发展要面对外部环境的现实考验，往往随着时代变迁而实现自我超越。您谈到历史合力的内因之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二应当是现实因素吧？

陈先达：你说得对，第二个就是现实因素。处理好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信念、理想、价值观问题，加强软实力建设，必须重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意识、民族性格、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同时要注意实现历史合力的内因中的现实因素，其中有三大因素最为重要：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杰出代表，既是合力形成的参与者，又是在历史多种可能性中进行关键选择的决策者。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中国化，克服了盲目复古和全盘西化等错误主张。三是近代以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对改变国家积贫积弱面貌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无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流血牺牲的烈士作出的贡献。这是政党的力量、理论的力量、人民的力量。这些现实因素实际地促成了历史的合力。

臧峰宇：这三个现实因素汇聚了强大的合力。正是因为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党善于抓住历史机遇，把握历史主动，提出因应时代变化的战略策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的目标。这个过程既体现了历史主体的目的性诉求，也体现了历史主体的意志力。中华民族徐图自强的探索起初源自西方列强侵略的外部力量与清王朝腐败的内部因素，先进知识分子在唤醒人民的过程中以“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实际参与结束封建中国的历史。百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程，彰显了新的历史主体的伟力。

陈先达：理解中国百年来发展的历史合力，一定要重视内因。如果没有内在动力，任何外来力量都不能改变中国。不能仅仅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之为挑战和应战的外在动力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无数英雄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清王朝的腐败、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人民的反抗，这些合力的作用注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激起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杰出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产生了新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不是腐朽的清王朝和种种守旧力量与帝国主义入侵者的合力，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与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构成的新合力。中国出现了新的历史主体，就必然出现对新的发展道路的探索。

臧峰宇：新的发展道路是新的历史主体作出的历史选择，体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和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反映了近代以来的历史大势和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经验。这条道路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历史规律的决定性要通过历史主体的选择性来实现，历史规律形成和实现于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形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效应。

陈先达：新的历史主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运用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世界和当代社会，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刻思考，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攻势，主要是推翻旧中国和改变旧秩序，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就要思考和解决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秩序、生态环境等现实问题，这就要在艰苦奋斗、徐图自强的同时，积极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精华，在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臧峰宇：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与方法被用于实际地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在解析现实问题中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人们逐渐形成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方法与科学理性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体现为一种大哲学观，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实现的时空压缩，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都需要秉持这种大哲学观。

陈先达：我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大概体现了你说的这种大哲学观。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阐述作出了重大贡献。或者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思想场”中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思想领域不同于市场，可以破产、可以退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这个领域中利用自己的政治力量和理论力量处于主导地位，而不能让位于另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尤其是敌对的思想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迎合和适应市场的需求，而应体现为以自己的高质量和高水平的成果切近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需求。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要直面社会难点和热点问题，要有彰显哲学的现实性和解析现实问题的能力。我们的研究必须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基本理论支持，充分体现它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创新精神。

臧峰宇：是的，如果按照“思想场”这种提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进入中国的“思想场”，并已经成为中国理论。如果说百年前中国有识之士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在中国广为传播，体现了现实趋向于思想的需要，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思想场”则体现了思想趋向于现实的需要。特别是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途中，人们一度质疑哲学的有用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探索中呈现哲学的现实性力量。这种现实性探索彰显了问题意识，同时基于多年来深入的学术研究，以及不断开拓的研究方向与思路，体现为面对全球性问题提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主张。

陈先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我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如何认识和解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现实问题，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没有哲学研究的危机感，甚至没有深化理论研究的紧迫感，很多事情都是按照计划来安排的。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哲学专业一度从热到冷，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各种思潮，这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真理性和无可辩驳的实践力量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当然，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重大发展，不断生长出新的研究方向。越来越重视文本研究，越来越强调学术性，这些做法都是值得提倡的，但同时必须更重视哲学研究的现实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所在。

臧峰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是一体两面的探索，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形成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因而体现了现实性特质。如果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哲学变革，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逻辑与理论范式，就会深刻意识到它的学术性，感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并不容易。我认为，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性的前提是进行深入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在经典文本研读中进一步深化。今天，解析社会生活领域的现实问题，需要大哲学观和富于实际的研究方法。现在关心哲学的人们多了起来，人们自觉运用哲学思考复杂的现实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这也有助于创造哲学研究的高质量成果。

陈先达：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创造高质量研究成果。作为立足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既要加强哲学基础理论和经典著作研究，也要把现实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内在推动力。中国现代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作出富于实际的回答。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形式，是通向社会文明新形态的道路，既要借鉴西方现代化的成就，又要吸取教训。这是个世界性的理论问题，发现、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越来越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路与方法。你说得对，由于现实需要，现在关心哲学的人们又多了起来。我认为真正的哲学研究不是孤芳自赏式的或成为少数学者之间的彼此欣赏，那样只能使哲学之路越走越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提炼哲学问题，创造性地推进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臧峰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颠倒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和解决的是社会历史领域的大问题，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和深思不是书斋中的空谈，也不是“茶杯里的风暴”，这种思维方式确实实现了哲学变革。正如您所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作出富于实际的回答，这样的研究是用于解决真问题的，因而其目的不是孤芳自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注变化着的现实，采用易于为人们所理解的话语表达实践中的沉思，也倡导学术对话和合作。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的思想地平线至今是不可逾越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说过，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我们必须在开放的视野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要打破学科壁垒，加强中、西、马哲学对话。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综合的理论体系，从来就不设学科壁垒，倡导运用各学科的思想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这也是关乎学风和文风的问题。在书斋里不闻窗外事的研究不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学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要立意高远，也要脚踏实地，注重思想表达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不要说些不知所云的空话，而要在哲学研究中面对现实问题，回应人们的需要，使人们一卷在手、欲罢不能，这才是理论研究的真水平。

臧峰宇：这样的真水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它的思想地平线至今不可逾越的根本原因。回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百年历程，就会看到它满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需要。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按照中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放矢”，自觉遵循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以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把握历史趋势，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力量。以史鉴今，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我们党强调走自己的路，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创新探索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这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陈先达：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深刻理解党史。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的光辉历程。一百年的党史是一本大的历史教科书。一批“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上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播火者，是中国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当之无愧的，是得到全中国人民拥护、得到世界有识之士认可的。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自身的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向世界证明了一个真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开创新的历史进程。走自己的道路，是我们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沃土，这体现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我们的文化传统、现实探索和时代精神。

臧峰宇：是的，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开创新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结合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深化，形成了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彰显了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和时代性。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进一步树立哲学自信，进一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研究现代化问题。这就要以大历史观解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展望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陈先达：确实，有很多实践探索需要进一步从哲学中研究，需要以大历史观看待我们的发展道路。在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在反腐、脱贫、整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队伍越来越纯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显现，治理能力越来越科学化、现代化。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胸怀报国之志、攻坚克难之心，就一定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想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信，有这样的哲学自信，我们就能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用以解析我们遇到的新问题，提出中华民族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内在主张。

臧峰宇：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一种哲学自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文化性格，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都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与时俱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处于进行时，以问题为导向，在解析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持续创新。正是因为面向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回应人们的现实关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实现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表现都带有中国的特性，回答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实际问题，形成了一种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实践逻辑。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开关，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并没有结束，而总是根据现实不断发展和创新。只有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实现发展和创新，才能真正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真正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就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之路。中国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问题；时代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时代问题；大众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群众最关心、最需要回答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要立足国情、关注世情、熟悉民情；要回答中国问题、时代问题、群众问题。

臧峰宇：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深入研究时代问题并彰显时代精神，形成规律性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立足中国国情，回答中国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理论创新。大众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具体表现为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抓住事物的根本，使人们掌握哲学原理和方法以提高实践效能。要以体现时代精神的方式说理，阐明现实问题的实质，在日常生活面前彰显实践的原则高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更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命力与实践创造力的关系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

陈先达：你知道，我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概念化和纯粹文本化之类的做法，这不是说无视哲学概念或忽视哲学经典文本研究，而是说哲学研究要在此基础上真正面对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立足现实、面对时代，为捕捉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问题提供哲学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相脱离，无异于自我边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虚化，不能脱离实际生活。离开物质资料生产及其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问题。我们应该结合科技的新发展，面对复杂的现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解答人们关心的实际问题。

臧峰宇：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院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回到经典文本，根据新材料和新思路研读经典，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学术自觉。当然，这不同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概念化，按照某种经院哲学的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背道而驰的。越是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就越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治学方法，他们总是将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用于解析现实问题。正如您所说，脱离实际生活，离开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边缘化，这样的哲学也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今时代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迫切需要哲学解答，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和“在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

陈先达：就是这个道理，文本研究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院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作为变革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走经院哲学家的道路，闭门注经或面壁虚构，而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看成是实践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使哲学研究发挥实际的社会效用。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缺乏学术性，这就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原著研究，研究的目的仍然是解决我们时代的现实问题。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对象、动力、阶段、途径、方式的分析，关于中国革命和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分析，关于不同时期形势与任务的分析，都能深切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作为分析方法的巨大威力。

臧峰宇：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深刻的学术问题，体现为一种基于实践的系统认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式化或作某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严重的误解，尚处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之不多的状态。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深入研读，越是走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就越感到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质，就越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是不可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不仅因为强调问题意识和面向现实的研究态度，而且因为其深厚的学术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现实性是内在一致的。

陈先达：我觉得哲学研究面对的是问题，哲学中的问题是形而上的，不同于科学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现实性融为一体，就要注意研究问题中的哲学，研究科学探索和现实问题中蕴含的哲学问题。这些都不是直接的哲学问题，而是需要在学术研究中捕捉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我说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想真正有所成就、有所创造，就要立足现实，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学术自觉，只有真正解决当代中国的哲学问题，才能切实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臧峰宇：确实，真正解决当代中国的哲学问题，是重要的学术自觉。我最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关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文化前提。应当看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别，也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通之处，中华文化发展体现为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历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品格，在这条道路上形成了一种新文明观，深刻回答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问题。这种新文明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赓续中华民族五千年精神血脉，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滋养。

陈先达：你关注的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最近几年写了一些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谈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我强调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历史地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实现救亡图存，使中华民族走出落后挨打的状态；只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理解这个问题，也与你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有关。中国选择什么道路，中国向何处去，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会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和大国之间的力量消长。道路的特点是实践，中国道路就是中国人的实践。中国人对道路的选择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这种选择和实践也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臧峰宇：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文章富含理论深度和文化力度，读后令人感到浓郁的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文化发展既不能割断传统，又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这里确实要有一个文化更替的视角。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几代中国人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是面对中国具体实际逐渐展开的选择和跋涉，是文明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和文明进步之路，由此形成了一种文明新形态，从中可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见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意识。

陈先达：文化更替来自于社会更替，文化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密不可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化，这必然反映到文化领域，就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性转化是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枢纽，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不能非历史地争论二者孰优孰劣，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提供了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使我们辨别精华与糟粕，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通过与实践结合重新阐释与时代相适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

臧峰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场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就要深刻理解时代条件的变化，理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思想方法，也在此过程中“化”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根据实际情况，形成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形态，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正是通过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的，这里有一个文化和实践发展的辩证法。

陈先达：不同道路之争中包含不同文化之争。因为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现代化道路不会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社会发展永远都是立足现实、背靠传统、关注未来，而不是相反的。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不是回到过去，借鉴西方发展经验也不是全盘西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就要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就要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从历史辩证法角度看，我们不可能详细地绘制出一个不需要修改、完善、调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划图，而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试。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我们取得了很多成绩，也遇到不少问题，很多问题是未曾预料的。因为我们在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这就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探索规律，并在现代化实践中验证或调整。

臧峰宇：现代化发展有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基于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实际表现为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具体性。当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工业和人们的普遍交往就成为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内生动力作出的自主选择，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途中苦难辉煌的精神历程，这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探索反映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经验。

陈先达：中国的现代化选择与西方的影响有关，我们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晚于西方国家，这是事实，但我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是由外生动力推动的。只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就知道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中华民族积蓄了几千年文明的内在力量，走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将中国现代化看成是简单的外力决定的结果，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应当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有一个文化底蕴，就是中国百余年来历经劫难而九死未悔的文化精神。我们的现代化没有殖民，没有掠夺，而有这种底蕴深厚的文化精神，有与各国互利共赢的愿景，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臧峰宇：是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起决定作用。这条道路是一种和平崛起之路，与零和博弈等陈旧的思维方式不同，强调实现互利共赢和文明交流互鉴，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具有内在关系，中国方案是在中国道路上形成的，中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形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陈先达：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运用是具体的，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历史特点、民族特点和文化特点，同时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回顾百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奋斗历程，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看到，一个曾经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和侵略的民族，一个曾经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依靠艰辛跋涉和矢志不渝的探索，建立与自己的民族特点相符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道路，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因此，要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探索已经表明中国方案是成功的，是有说服力的，我们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臧峰宇：您的信心源自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前景的一种规律性认识。马克思曾指出东方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走进现代化的必然性，以及探索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路径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即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具体的。只用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两大奇迹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与中华文明的时代特征。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旨在达到西方现代化的某种标准，而要塑造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文明新形态。

陈先达：这是关键的问题，我们党成功领导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谈过，理解历史要有一个长线逻辑，要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500多年的历史视野中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就能理解为什么说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要通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消除贫困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这与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完全不同的。

臧峰宇：确实如此，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500多年的历史视野中理解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方能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应当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深入理解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也要自觉促进哲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这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的实际需要。我们最近提出“哲学+”的人才培养理念，这也是一种学术研究思路，因为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必然要求协同创新，需要加强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与合作，这也是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

陈先达：我们党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就把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现在正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不断深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倡导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这条道路是我们自己探索出来的，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我们要在为祖国和人民立德立言中实现价值，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以问题为导向从事跨学科的哲学研究，就是你说的“哲学+”，实现哲学与其他学科合作，形成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研究成果，不是“为哲学而哲学”，而在哲学研究中追求真理，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