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类社会深度科技化，意向性问题逐渐获得新的关注。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马拉福睿斯（Lambros Malafouris）新近提出了物质交往理论，旨在澄清意向性的建构问题。和现象学中作为意识先验结构的意向性不同，意向性在此被理解为一种实践性能动能力。受到延展心灵及现象学的启发，结合认知考古学研究方法，马拉福睿斯对意向性做了深入地入地探讨，澄清了意向性是如何透过人与物的交往建构起来的。他指出人的意向性是分布的，是在与物的交往过涌现出出现来的一种特殊能力。物质交往理论的意向性概念提示我们科技伦理研究将不能仅将技术物仅看作中立工具，进而考察其如何影响既成的价值规范。这一思路是从人的固有价值开始，继而考察技术物的使用规范问题。科技伦理也应深入考察技术物透过其可供性如何影响意向性的生成。参考意向性的建构思路，科技伦理研究将在由人及物的视角之外，获得由物及人的补充思路。

关键词：意向性；物质交往理论；马拉福睿斯

一、意向性问题的背景

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1〕科技伦理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件并没有将科技伦理简单地当作应用伦理，换言之，科技伦理研究不能仅使用经典伦理理论来考察科技问题，科技伦理亦需要探索科技哲学前沿理论，以此为科技伦理研究提供基础性理论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深度科技化，技术实践对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出挑战，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意向性活动受到技术的深远影响。意向性问题渐成科技哲学研究热点，讨论这一问题将进一步为科技伦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意向性”一词最早由欧洲经院哲学家所造，后由19世纪心理学家布伦塔诺引入当代哲学，以此来表示和物理现象相区分的一种指向对象的心理能力。〔2〕胡塞尔早在《逻辑研究》里面谈到意向性。为了说明有超越心理的客观知识，胡塞尔采取了内在主义进路，从人的意向行为自身寻找基础，以此为意义和逻辑真理的客观性奠基。1913年胡塞尔出版了《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指出第一人称的意识研究在认识论和逻辑意义上是其他知识和探索的前提。其意识研究指出人的行为是意向性行为，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意向活动被分为意向行为Noesis（事关意向行为）和Noema(事关意向对象)。〔3〕这一区分的引入旨在考察认识人如何能够切入对象，赋予意义，认识存在的先验条件是什么。人复杂的意识现象，例如知觉、表征、判断、记忆以及评价等意向活动如何可能。

胡塞尔主要在认识论层面讨论意向性问题，意向性在其语境下指的不是人实践中的目的性活动，而是心灵活动的不变结构。很多没有实践目的的活动，诸如漫无目的的想象、幻觉等也是意向性活动。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对现象学的意向性进行了扬弃。他继承了现象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直接使用意向行为，意向内容，多重变更理论以及生活世界概念对技术的知觉调节作用做了分析，同时把胡塞尔作为纯粹意识先验结构的意向性做了实践转换，将意向性同实践活动联系起来。类比人的意向性活动，伊德在其后现象学工作中首次提出了“工具意向性”概念，工具意向性在该语境下指的是指的技术的鲁棒性，即技术有透过调节意向行为和意向内容来调节人的知觉的能力〔4〕

后现象学侧重研究实验室工具，例如望远镜，红外成像仪等复杂装置的功能对人知觉的瞬时调节作用，认为认识活动的作为一种特定的意向性行为是由技术和人一起共同建构的。这之后，专门从人技关系讨论意向性的研究进展缓慢。和这种强调瞬时调节作用的意向性建构论不同，近来剑桥大学认知考古学家马拉福睿斯（Lambros Malafouris）提出了物质交往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从历时角度着重考察了意向性的建构问题，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关注。[②]2021年六月，知名期刊《自然》（Nature）刊登长文，其中介绍了物质交往理论对认知考古学的重要意义。〔5〕

物质交往理论视域下的意向性的建构论的核心思路是，意向性既不专属于人，也不专属于物。意向性常是受到人由技术人工物共同建构而生成的。人的意向性并非总是一种“前意向性”（prior intention），多是在与技术人工物密切交往中不断得到启发，修正继而完成的行动中的意向性（intention in action）。这一思路率先透过经验研究对意向性的建构给出了说明，或将为我们深入讨论科技伦理问题提供洞见。国内学界，夏永红和李建会率先撰文介绍了物质交往理论，但还未引起广泛注意。〔6〕 在国际学界，近来后现象学和物质交往理论学者联合撰文讨论意向性的建构问题，呈现了明显的融合特征，值得特别关注。〔7〕

二、物质交往理论与意向性的建构

马拉福睿斯是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其研究和训练背景是认知考古科学。在其编撰的《物质能动性: 迈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路径》，《物的认知生活：考古学、物质交往和延展心灵论》两本书中， 他试图将考古学和脑神经科学研究整合在一个阐释框，以此来说明特定的意向性行为是如何透过人与物的互动涌现出来的。〔8〕〔9〕他在《物质和非人的能动性简论》一书中初步提出物对意向性的建构问题，认为人与物的交往构成了意向性。和后现象学类似，意向性在此语境下不再是胡塞尔所谈的心灵先验结构，也不是具体行动前预先设定的意图，而是一种在行动过程中，透过人和物密切交往而生成一种意图。从考古角度关注意向活动生成的学者并不少见。例如，斯蒂格勒从法国人类学家勒华·古杭的大量研究中注意到人从生物走向社会的连续发展受到技术的调节，这直接影响他提出了原初技性的概念（originary technicity）。〔10〕但是无论是勒华·古杭还是斯蒂格勒都没有深入讨论物意向性建构问题。

马拉福睿斯在《如何塑造心灵：物质交往理论》一书中最为系统提出了“物质交往理论”，以此来说明意向性是如何由人与物建构起来的。〔11〕在认知考古的具体工作中，他对特定意向性行为的生成产生了疑问：脑科学研究虽能透过仪器来观测大脑活动，但不能说明人的意向性能力如何发展出来。认知进化主义路径认为人在和外在世界互动中，特定的基因突变导致了脑结构改变和脑功能跃迁，能够更好促进生物繁衍和繁荣的脑变化会留存下来，反之被淘汰。这些思路富有创见，但却将人脑看成唯一焦点，“物”被动地看成文化固化下来的物质性成果，忽视了物质性对行动中生成的意向性的建构作用。

就意向性的生成而言，马拉福睿斯的物质交往理论鲜明地挑战表征主义的认识论，这一理论似乎将意向性看作一种封闭的脑活动。表征主义模型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在索绪尔经典符号学框架下，表征活动任性地将能指和所指在语言活动中联系起来，这一活动在脑中完成，是一项去身体和去交往的活动。这样一来，现实中的花瓶和花瓶一词之间没有区别，花瓶的物质性在语言符号学意义上没有任何角色。马拉福睿斯认为这是语言符号谬误（the fallacy of linguistic sign），忽视了物对意向性的构成作用。〔11〕91 在知觉现象学的讨论中，马拉福睿斯注意到当盲人使用手杖时，手杖成了身体的一部分〔12〕在延展心灵论中，奥兹海默症患者用笔记本记下要去的博物馆位置以便随身查阅不致迷路。在此笔记本不单是中立工具，或可看成是心灵的一部分。〔13〕 这些思路一定程度上启发了马拉福睿斯不再将意向性看作是一种人脑现成的能力，而将其视作与物质环境紧密相关的。结合认知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马拉福睿斯专门考察了意向性如何由人与物共同构造出来。他以近东地区计数能力这一特定的意向性活动的生成为例，考察了意向性的建构是如何可能的。

人类学家注意到，不超过三或四的数目通常可以被直观把握，这被称为数目感（number sense）。超过四后，数目感失效，需要数数。从基本数目感到大数记录能力在认知上是巨大跃迁。这一跃迁从脑科学、基因或文化进化论角度尚未给出充分解释，也和语言发展不直接相关。过于强调计数能力的语言基础，无法解释在表达数目的语言，包括表达具体数目的名词和表达计算方法的语言发明之前，计算作为一种特殊的意向性活动是怎么获得的，计数的跃迁似乎是前语言的〔11〕109。马拉福睿斯指出是人与物质的交往招致了计数能力的发生, 物质性对心灵有构成性作用。

以新石器时代近东系统的计数能力发展为例。近东计算系统曾用于记录和计算物品的支出。在获得表数语言和计算能力之前，人们用陶器来标识物体的数量和质量。圆锥体和球形陶器分别表示少量和大量的谷物，内有圆环刻痕的卵形体表示一罐油，四面体表示一单位劳力。数量通过陶器的数量来映射，两个圆锥表示两份谷物，以此类推。这一阶段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11〕111公元前3300年出现了中空的陶土球，内盛各色陶体，若陶球内盛放两个圆锥体和一个卵形体，则表示两小份谷物和一罐油。这些陶体又被压印在陶球表面，获得独特的印记。这时不再需要打开陶球，通过阅读球上的压痕即可了解所表何物及数量。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陶球被陶板所取代，保留了压印的思路。相较于陶球，陶板的体积大为缩小，图案和所表之物不必在空间上紧密相关，所表物可以放在一处专门存储。随着城市国家（公元前3200-3100年）的兴起，压印法改为在泥板上刻画，画出和印痕相似的图案，形成象形文字。三罐油也逐渐不必刻画三次卵圆体，重复刻画越来越简约，只用三笔刻痕来表示，进而出现了表数符号。到了公元前3000左右，形声字出现用以表示物品的所有者。〔11〕113

透过此例，马拉福睿斯认为计数能力的获得说明人或有前表征能力。马拉福睿斯据此提出一种物质符号学（material semiotics) 来详细说明这种前表征的物质指称活动是如何可能的。在表征理论中“所指”总是需要在时间和本体论意义上先于“能指”，这在物质指称活动中并不存在。〔11〕90 人并不是先发明数字再发展出数数能力的，人的数字概念也不是透过语言获得的，而是在与物的交往中生成的。〔11〕100物质指称活动是一种概念整合（conceptual integration/blending）活动，它能够将透过认知映射建立起心灵和物质的混合域，继而借助物质的“可供性”（affordance）来整合并固定新涌现出来的意义。映射能力是前意向，前语言的，隐匿在行为背景中一种特殊能力。

具体而言，表征活动一般借助语言活动将能指和所指联系起来，映射能力则无需借助语言，即可将两种不同的经验进行本体论关联（ontological correspondence）。〔11〕100 例如可以从熟悉的具体物映射到抽象观念：使用盛器图示（container schema），将身体看作心灵的容器的图示，以此开展认知活动。诸如内外之分、边界概念都是透过这一日常具身体验得以被理解的。〔11〕102-103可见，映射能力是人获得具体的具身经验的前表征能力。它和知觉也不同，知觉总是对外部现实世界的知觉，映射则能够创造性地直观对象的潜能，将两种不同经验建立本体论联系，据此将抽象观念创造性地带入现实。它和想象也不同，想象不需要借助物质锚点，但是映射能力需要特定的物质结构作为支点，因此不是完全任性的。〔11〕94

映射能力创造了一个心灵和物质的融合域。更进一步，这些映射在物质和心灵融合领域中的经验被创造性地整合，其结果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个新涌现的结构，和两个输入域可提供的结构都不再相同。因此，概念整合构建了一个涌现新的意义的空间。马拉福睿斯认为恰恰是物质性对概念整合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撑，使得新意义得以产生所依赖的物质结构常常也直接映射到了融合空间，借此来将新涌现的结构稳固下来。这一过程被称之为物质锚定（material anchoring）。〔11〕104

结合这一理论，回到抽象计数意向性的涌现一例，可见基本的数字性通过陶体的物质性一对一建立起映射。所表物的种类同陶体的具体形状相映射，数量则同陶器空间上的占据以及次序排列相映射。后者将数字空间化了，人们透过多个同一形状的陶器的次序排列逐渐获得了一种自然数性。数逐渐从具体的所表物中抽象了出来，不再通过具体物体或同型压痕的重复来表示。三罐油和三份谷物透过“三”这个标量符号和三个不同的标质符号（模仿压痕的刻痕）来表示。这样以来，物质在空间的占据（次第排放），其特殊的形状（锥体还是扁圆体）都投射到了陶器和心灵交融的新领域。这两种输入经过概念整合，透过陶器的物质性（它的形状、空间占据、次第排放以及压印刻画效果）将新涌现的意向性（抽象记数）固定了下来。

据此，数量关系得以从具体物中超脱出来变成了独立的符号，人获得了数学能力。这显然是一种新涌现的意向性活动，超出了人用陶器的初衷。人最初的意向性无非是希望用陶器来做记录，并没有发展出抽象数字关系的意图。 在此过程中，陶体本身并不是数字或符号，更不是概念。它本身并不表征数的概念，数的概念还并不存在。陶体的物质性透过 “概念整合”将本来毫无意义的数字概念转化为成为人的具身体验，变成了有意义的概念。在此，物质性在意向性活动发生过程中并不仅仅是被当成了工具，按照人所划定的实践性目的实现功能，物“主动”参与了事关理解抽象数字的意向性的发生。意向性在本体论层面上是人和物共构的，它不是人或物的独立属性，而是在人的物质性交往中涌现出来的一种能力。

在说明在考古时间尺度上计数能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意向性活动如何由人与物共构之后，马拉福睿斯指出日常活动中的意向性活动也是如此。他进一步用陶工制陶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陶工制陶，一开始工人未必有完整的意图要做什么，只有较粗糙设想。在双手接触到陶泥时，制陶转轮的转速，陶泥的物质性，例如质感、温度、湿度等会给陶工造成启发，助其修正心中的制陶印象。当踩动轮盘时，向心力改变了陶泥的物质状态，刺激新的意向，这将进一步调整手的姿态和脚踩转轮的频率，这又进一步改变陶泥在手中的物质状态。循环往复，陶工在此不断形成并调整新意向。很难简单地认为是陶工塑造陶泥，还是陶泥启发了陶工，陶器最终的形态是人和物在高度交往中引发出来的〔11〕209-213〔14〕。据此，马拉福睿斯完成了他的意向性的建构讨论。

三、重思物质交往理论

物质交往理论作为一种新鲜的初创理论，仍有诸多不足。细致梳理马拉福睿斯的研究内容，可知他的努力主要是考古学工作，试图透过人与物共构的意向性讨论，来帮助我们理解心灵的生成。这一理论就其科学性而言，仍只是一种假说。物质交往理论究竟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科学理论，不仅是要看它是不是能解释特定心灵能力的生成，更要看它能不能够预测某一未知能力的生成。在此，这一理论作为科学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在计数能力的生成一例中，这种抽象计数的意向性能力是人和物交往中任意生成的，很难预测哪种能力会在物质交往中生成，更不能借此理论来积极建构特定的意向性，以此来丰富人的能动能力。这样看，物质交往理论作为一种哲学考量的意义或许更加突出。将之看作一种技术哲学尝试，该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技术中立论视角未能解释的人与物的交往情况，发展出超越主客二分框架的人技关系新论。

另外，马拉福睿斯并没能充分甄别并整合两个层面的意向性概念。认知考古维度和日常实践层面的意向性是大为不同的，这两者的时间尺度差距很大。他所举的制陶活动是特定的实践性活动，并不具备认知考古意义。陶工的意向性虽然时刻因物质环境刺激不断调试，但以人脑为核心的表征模型本身或许并未受到挑战。在此，人的意向活动虽然受到物的影响和调节，但并不能说明物对意向性有构成性作用。只有从认知考古的时间尺度上看，才能理解物质文化在意向性发生中的能动作用。前文提到的近东陶板的考古案例才能更好的说明这一点。

最后也是最为核心的是，物质交往理论并没有从根上解释意向活动的关于性（aboutness）的生成问题。物质交往理论虽然能够说明具体的意向性是受到物的建构的，例如人的计数能力的发生是受到物的构成性影响的，但此时马拉福睿斯也已经把“意向性”做了实践性转换。“意向性”指的不再是胡塞尔所论的意识的先验结构，而变成了一种特定的实践性的活动。马拉福睿斯似乎对这一转换本身不够自觉，未能意识到这一转换需要得到必要说明。作为意识先验结构的意向性和具体实践活动中的意向性行为本身不是一回事。如果要延续胡塞尔的意向性关切，物质交往理论所探讨的就不仅是具体的意向性——例如抽象计数活动——是如何透过人与物的交往发生的，还需要讨论人的最为一般的意向能力是如何可能的，即为什么人的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延续物质交往理论的思路，这一问题不能再透过先验分析法来讨论，而需要从认知考古角度进行经验性说明。也就是说，意向性中这种特有的“关于性”——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是如何能够透过人与物质交往建构出来的。这一工作，是物质交往理论研究得以深入发展必须要完成的。

四、结论

物质交往理论指出意向性是人与物共同建构的，人的心灵不仅受到物的外在影响，其本身就部分地受到物的建构。这一理论作为一种认知考古学的理论尝试，将为科技伦理研究与治理提供启发。首先，科技伦理治理思路不应再将技术物简单当作工具，人也不再是唯一的能动者。在现代心物二元论视野下，技术人工物被看作是一个被动的使用工具，只有人具有主体性。在这一框架下，科技伦理主要考察外在技术物如何影响人脑中固有的价值观。人对伦理问题负有全部责任，科技伦理要求人提前预判技术的不当使用，竭力规避科技风险。科技伦理问题主要成了一个风险治理问题，旨在规避技术错用与滥用。随着现代技术应用的爆炸发展，这一思路渐感力不从心。科技发展不仅总是超出预期，而且时刻塑造新的预期。前者尚可以透过更加细致地技术评估来竭力避免，后者旧有思路尚无力审查。意向性建构理论提示我们，人之为人恰恰是因其是造物用物的存在者（Homo Faber）。人的意向性并非现已完成，一成不变的，特定的价值预期可能在与物的交往中涌现出来，这一由物及人的规范性输入亟须在科技伦理考察中得到准确刻画。

其次，就这一刻画而言，物质交往理论意向性讨论有其独特优势，和国内学界较为熟悉的后现象学的讨论侧重不同。后现象学的技术意向性讨论主要侧重描述具体单一的技术人工物对人特定知觉的调节作用，以此来说明科学认识是如何从调节前后的知觉差异中发展出来的。物质交往理论则着重考察一般的技术人工物环境如何建构意向性。就其科技伦理的蕴含来看，后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将侧重审查单个技术人工物对现成知觉的调节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物质交往理论的意向性概念则重视考察多个技术人工物组成的一般物质情境对意向性的构成可能造成的伦理困难。

第三，和后现象学重视瞬时的思路不同，物质交往理论的视角是历时的，这一差异会带来不尽相同的科技伦理路径。从物质能动理论的视角看，科技伦理研究将不再局限于考察具体技术应用对现成价值的冲击与影响，我们还需要考察技术使用可能造成的意向性变迁以及这一变迁可能造成的伦理后果。科技伦理将不仅是就具体技术风险进行一时一地的具体评价，更需要从更广阔的时间尺度评估技术对伦理诸观念的影响。例如在自动辅助驾驶案例中，物质交往理论将帮助我们刻画辅助驾驶能力是如何透过驾驶员和机车的交往逐渐生成的，而不仅仅将驾驶意向性理解为现成的，继而考虑机车电子设备如何影响安全驾驶。另外，物质交往理论将跟踪观察辅助驾驶过程中，人与机车的交往如何造成驾驶观念的变迁，这将帮助我们进一步评估这一变迁可能对安全驾驶观念的影响。近来物质交往理论和技术后现象学出现了明显的交集，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两者的异同，或为科技伦理考察提供丰富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