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教、佛教、道教在不同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其显著的特点和性质为“三教和合"。三教和合贯穿朝鲜半岛每个时期、每个王朝。花郎道、《十训要》、性理学、朝鲜李朝的李退溪和李采谷、《东经大全》是体现朝鲜半岛三教和合文化的文化形态,代表性人物和文本。朝鲜半岛的学者和思想家们不断吸纳和融合三教的精华，形成了具有朝鲜半岛特色的文化体系。

【关键词】三教和合;花郎道:《十训要》;退溪;性理学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呼唤新智慧新方案”。人类句何处去，人类未来的命运究竟怎么样？尽管世界不太平，动乱，战争的干扰，人类前进道路荆棘载途，但难以撼动和合学的参天大树。善知识，尚和合是人类不二法门，人类未来将迈开大步通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合天下的康庄大道，也是指导人类和生和达，共建共享，保合太和，协和万邦，和爱天下，真情一家的指针。

    一、中国的儒佛道三教何时传入

    儒释道三教和合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历史哲学文化的传统，并成为其传统的核心内容。韩国与朝鲜古代未分，与中国相邻，儒教何时传入朝鲜，凡主殷太师箕子避周以来，“以洪范九畴之道教化东方”[1]说；凡秦汉之际流入说；汉设立四郡之后说；三国时代起源说；以高句丽太学设立为起点说。基于这四种说法，金忠烈教授认为儒教入朝鲜半岛至少可追朔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儒学的受容则在汉四郡时代[2]。柳承国教授认为 “儒教思想的传入，则远从卫满朝鲜、汉四郡时代以来，汉朝的文物制度与学术思想已被全盘的移植、输入。当时有乐浪人王景，于汉明帝时因治水有功，被封为庐江太守，其人不仅能通《周易》...可见早在乐浪时代，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在卫满朝鲜时代.......从当时汉字的传来，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想想亦已被传入，习得”[3]。

    尽管儒教究克什么时候结入朝鲜的说法不一，但可确定在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公之327)时建立太学教育子弟之前已传入，并受容。并开始与朝鲜传统思想习俗相独合。在《三国史记》中崔致远讲朝鲜半岛人的生活准绳与思维形式为“图有玄妙之道，日风流，设教之漂，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三教即指儒，佛，道三数。风流道与花郎道有密切关系。花郎道从本质上说，亦为儒、释、道三教的和合。

    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首先是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三国史记》记载：“秦王符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經文，王遗使回谢。”后传人百济、新罗。儒教和佛教在高句丽的小兽林王二年同时在国家公认下接受下来，又共同相辅相成。第二年有僧人阿道前往，由此高句丽建肖门寺和伊弗兰寺，并由顺道和阿道二僧为住持，开始传播佛经除二僧外，有东晋关中僧人昙始于公元396年进入高句丽传教，并带入经律数十部。于是他们三人能为高句丽著名的传教僧。《海东高僧传》记载：昙始所带佛教经律“乘机宣化，显扬三乘”。是指小乘教的声闻教和缘觉乘，大乘教的菩萨乘。归戒是三归五戒：即归依佛、法、僧三宝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互戒。

    佛教传入百济，后于高句丽。百济第十五代枕流王元年（384年）百济使臣从东晋返回时印度僧摩罗陀跟着进入百济，枕流王奉赞佛教，并在民间传播开来，到第二十五代圣王时（523-554)佛教作为国教发展兴盛。

    佛教修入新罗约在五世纪初讷祇王（417-458在位）时，直到法兴王十四年（527),时新罗以民族神为唯一最高神，但佛教逐渐在民间传播开来，法兴王欲提倡佛教，受朝臣的反对，近臣异次顿坚决支持弘扬佛教，奏说：“斩小臣的头，以压公议”。国王拒绝。异次顿说：为佛教兴隆而牺牲生命并不遗憾。临死前说：“我为佛法受刑，佛必有灵应。”如出现大地震现象，于是新罗便兴起佛教。

    中国的道家和道教在三国时代已传入朝鲜半岛。《三国遗事·宝藏奉卷》记载：“丽季、武德、贞观间，国人争奉五斗米教，唐高祖闻之，遗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即第二十七代荣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遗使往唐，求学佛老，唐帝（高祖）许之，”在高句丽末期，唐武德、贞观年间（公元618-649)中国的五斗米教和《道德经》已在高句丽传播。道教的神仙说教与高句丽传统神仙信仰有着密切联系，这是高句丽人争信五斗米道的重要原因。

    道教传入百济是较暖味的。咒术的道教不像高句丽五斗米教盛行。在近肖古王时，莫古解的谏言中说：“尝闻道家之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求多。”在《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记载：百建武王三十五年（634年）“方丈仙山这是晋王嘉所著《拾遗记》中的海上三仙山之一。道教神仙思想在百济得到流传。

    新罗到七世纪对，老子庄子思想已得到传播，并已把《老子》，《庄子》书列为贵族子弟教育的教材。在新罗圣德王去世时，唐太宗遣左赞善大夫邢

以鸿胪少卿前去吊祭，他到新罗以老子《道德經》等献给新罗王。圣德王十八年（719），金志诚在庆州造甘山寺，他在《甘山寺弥勒菩萨造像记》中自述，“性谐山水，慕老庄之逍遥，志重真宗，希无著之玄寂……披阅五千言之《道德》，弃名位而入玄；穷研十七地之法门，坏色空而具灭。”老庄之学与佛教并行不悖。《东国通鉴》记载“惠恭王（765-780)……好佩锦囊与道流为谑。”已见有道士活动。新罗有个人修炼成仙的传记。

    中国儒教、佛教、道教在中国并不能非比即彼，而是和合共生，在传入朝鲜半岛后高句丽、百济、新罗虽时间、地位、价值、传播、爱容的情况有异，但在整体上道并行而不相悖，三教与当地的传统文化、习俗、信仰相互融突，而成为朝鲜半岛的儒教、佛教、道教，其显着的特点和性质为“三教和合”。“三教和合”成为其核心内涵和主导思想哲学形态。

 

二、 花郎道人物三教和合

    “三教和合”与新罗的风流道相融合，而具有传统思想的根源性，体现为花郎道。新罗真兴王时创设花郎道，它具有政治、宗教、道德的性质、新罗著名学者崔致远（857-?)在其《鸾郎碑序》中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该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请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新罗的花郎道，又称风流，风流道（风月道）,如果说风流道是要人间依凭天地自然，来体验生命根源，那么花郎道是从自然中获得风流性，体验生命的群体性。

    花郎道是在真兴王三十七年（576)正式形成，其始于男女怀情的浪漫风俗[4]。由风流道演变而来的花郎道，花郎道成为国家活动的主体。原来新罗的民族文化是多样性的和合体。《三国遗事》中载有“万波息笛”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其国人的思维模式趋向于合，认为“和合”才有力量，并带来利和善，这就成为新罗人的思维原型，胎于“和合”文化思维的花郎道，乃实为三教和合的产物，当花郎是左右国家兴亡，寄托未来的众所希望的对象时，便出现花郎五戒。在《海东高僧传》圆光条中记载，五戒内容：“事君以忠[忠]，事亲以孝[孝]，文友以信[信]，临战不退[勇]，杀生有样[仁]。”[5]所谓“杀生有择”，是指春夏月不杀，是择时；不杀使畜谓马、牛、鸡、犬，不杀微物是择物，即分分别择时，择物、择量。“临战不退”，在当时三国频繁交战的情况下，是新罗在战争中战无不胜的原因。

    花郎道具有“三教和合”的性质，“新罗吸收的中国儒教是先秦时代重视实践道义的原始儒家思想。而道教也非宗教的，是结合自然主义的老子和智慧主义的庄子的精神自由之道家思想。再者，佛教也正是中国化的天台、华严与纯粹宗教性的涅槃、净土、弥勒思想盛兴的时候的候……儒教的道义规范使人自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道教的精神自由扩大了生活的浪漫和智慧，佛教的佛国净土则予以实现并体化。”[6]三教互补互济，协调和合，体现了新罗时代的时代精神，即以和合为主体精神，并成的其民族精神核心内涵，具有民族性的价值和意义。

 

三、《十训要》的三教和合

    新罗末期，王室内部自我分裂，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田制亦乱，人民穷困。地方土豪各自发展自己势力，相互冲实。北方的弓裔自称后高句丽，南方的甄萱自命后百济，形成后三国分裂局势。在其相互动乱冲突中，胸怀睿智，度量包容，信仰佛教的王建（897-943)辅佐弓裔，稳定政局，但弓裔迷惑于新罗末以来弥勒信仰，自称弥勒转世惑世诬民，骄奢淫逸，太建宫殿，劳民伤财，且杀戮百姓，虐待妇孺，民怨沸腾[7]。鉴于这种情况，弓裔手下的儒家大臣一致拥护文武双全的王建为高丽太祖，王建于新罗明王二年（918)登上王位。结束了混乱的三国，说明他之所以喜好佛的所以然是为了安抚建国前后不安定的民心，他坚信治国大本是通过儒教移风易俗，教化民众。王建开放包容佛、道、儒三教融突和合，为其思想特征，体现了时代精神。

    作为高丽太祖的王建，为了使其后代君王避免于情欲，严守纲纪，早晚必须诵念十条训戒。太祖二十六年（943)4月（在其死前一个月）,将丈匡朴述希（?- 945)请到内殿，以遗言的口气讲了有关国体，国是大经、大法等十项，并令后代君王遵行。《十训要》：

    (一）非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特梵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谒，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二）诸寺院皆道诜，推占山水顺逆，而开创道诜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创造，则损薄地德，祚业不永。朕念后世国王公侯后妃朝臣，名称愿堂，或增创造，则大可忧也。新罗之末，竟造浮屠，哀损地德以底于己，不可戒哉。

    (三)传国之嫡，虽曰常礼，然丹朱不肖，尧禅于舜实为公心，若元了不肖，与其次子又不肖，与其兄弟之众所推戴者，俾承大统。

    (四）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五）联赖三韩山川阴佑，以成大业。西京水德调顺，我国地脉之根本大业万代之地。宜当四仲巡驻留过百日，以致安宁。

    (六）联所至愿，在于燃灯、八关。燃灯所以事佛，八关所以事天灵及五岳名山大川龙神也。后世奸臣建白加减者，切宜禁止。吾亦当初誓心会日不犯国忌，君臣同乐，宜当敬依行之。

    (七）人君得臣民之心为甚难，故得其心，要在从谏远谗而已。从谏则圣。谗言如蜜，不信则谗自止。又使民以时，轻摇薄赋，知稼穑之艰难，则自得民心，国富民安。古人云：芳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良将，张弓之处必有避鸟，垂仁之下必有良民，赏罚中则阴阳顺矣。

    (八）车岘以南，公州江外，山形地势，并趋背逆，人心亦然。彼下州郡人，参与朝廷，与王侯国戚婚姻，得秉国政，则或变乱国家，或卸统合之怨，犯跸生乱。且其会属官寺奴婶驿杂尺，或投势移免，或附王候宫院，奸巧言语，弄权乱政，以致灾变者必有之矣。虽其良民，不宜使在位用事。

    (九）百辟群僚之禄，视国大小以为是制，不可增减。且古典云：“以庸制禄官，不以私。若以无功人及亲戚私昵虚受天下禄，则不止下民怨谤，其人亦不得去享福禄，切宜戒之。又以强恶之国为邻，安不可忘危，兵卒宜加护恤，量除徭役，每年秋阅勇锐出众者，随宣加授。

    (十）有国有家，儆戒无虞。博观经史，鑑古戒今，周公大圣无逸一篇，进戒成王，宜当图揭，出入观者。[8]

   十训要的宗旨是儒，佛、道三教的和合。其中（一）、（二）(五）、（六）、(八)是关于阴阳浮屠，即佛教和道教思想内容。第一条高丽国家大业的创建，不仅依靠诸佛护术之力，还靠山川的阴佑，山川风水地理之力，如五岳，名山，大川，龙神、天神等。第二条认为新罗末期，争相营造寺院，损害了地德，而导致国家灭亡，建造寺院要符合山水顺逆。以山环水绕为顺，反之为逆。第五条按照三韩山川的阴佑（地气）,才完成统一大业，西京（平壤）因水德调顺，是半岛地脉的根本。第六条所谓燃灯是指事佛，八关是指敬天灵、五岳、名山、大川的龙神，是道教的自然信仰，第八条车岘（车岭山脉）以南、公州江（锦江）以外，山形和地势互成背逆而不同，人心亦一样。下面州郡的人，若参与国家政治和王亲国戚通婚，管理国政的话，致使国家动乱。[9]这种以山水背逆决定人心背逆论，是一种风水决定论，但古人却相信风水，这是时代的局限。

    《十训要》的（三）、(四）、（七）、（九）、《十）、五条、与儒教有关。第三条照示王位继承的次序和原则，即以嫡长子继承大统为原则，长子不肖，推戴次子或兄弟中贤能的人。长子继承法是中国周代以来的儒家传统宗法。太祖特举尧因其子丹朱不肖而将王位禅让给舜，并称赞尧公正无私的精神。太祖王建以尧为楷模。高丽王朝的崔承老（927-989)，这是与儒家天命相符合，这就是说王建创建高丽王朝是天命。第四条，我东方自古以来仿效了唐的风俗。文物、礼乐都遵守其制度，但因与唐为殊方异士，所以不必完全一样，强调其特殊性、独主性和自主性。但总体唐代是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协调和合。第七条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依照民心，顺从谏言，而远谗言，使民以时，轻徭薄赋，才能使国富民安，体现了太祖治国理政的原则是根据儒家民为邦本的爱民思想。第九条人君要体恤大小官吏和全体将士，并须加强当官纪律，不能有私，若私自对没有功劳的亲戚授于俸禄，造成上下的谤议和民怨，这样的官员不能长久享受奉禄。对于与强恶的国家为邻，坚不可安而忘危；对于兵卒要加以保卫和抚恤，适量除掉徭役，对于奋勇出众的，应加以奖励。太祖王建在统一三周后，礼贤下土，勤于治国理政，崇尚节俭，宫室简陋，衣着朴素，发扬社会正气。崔承老认为太祖“知人善任，惩恶不殆，尊信佛教，崇尚儒术，具备君王一切之德，且胸怀保国之策。”体现了儒家王者风范，继承了儒教“王道”精神。第十条有国有家，家国同构。要博学经典和历史，借鉴古圣贤以戒今，以周公诫成王的书画成图，挂于墙上，出入必省视，以示不忘。要修身文德，以巩固国家的基业，告诚后世君王要统率百官及子弟学习儒教的书和实行儒教礼仪。新罗已有“大学”。太祖亲到西京（今平壤）创办学校，集合六部生徒，立延鹗为书学博士，大学教学内容以儒教经典为本科，法学、医学、算学为别科。对教育有成就的人，太祖赐以布匹，谷食奖励。为使臣民明事奉人君及父母礼节，鼓吹儒教忠孝思想。太祖著《政戒》一卷和《戒百寮书》八篇颁布全国。《高丽史·李齐贤传》记载：“光庙之后，益修文教，内崇国学，外列乡校，里痒党序，絃诵相闻，所谓文物侔于中华，非过论也。”由于以儒教思想培养国家人材，致使“高丽朝五百年之根基乃于此而立。”[10]

    太祖王建《十训要》为儒、释、道三教和合，成为高丽时文化思想根本国策和意识形态指导方针。因而儒者士大夫信佛教，僧侣兼通儒学经典、诗文，无论有显宗，睿宗，或是在仁宗、毅宗时，都有士丈夫信佛，如崔沆舍身为寺，李资玄弃官入清平山文殊院，崔惟清酷好佛，日诵佛經等等。高僧大德兼通儒家经史，诗篇，或关心国家大事，如文宗时慧德王师韶显于传法之外，喜好儒术，博览经史，诗篇，大觉国师义天博览强记，大小乘经，律论章疏无不探究，对儒老的书，子史实录百家之说都以探究，认为言乎大乘与周孔之道同归，言乎天乘与老庄之学一致。[11]由而可见高丽朝儒、释、道三教可谓里表和合，内外和合。

 

四、性理学的体用三教和合

    高丽末期，内忧外患加剧。《高丽史·李齐贤传》记载：“毅王季年，武人变起，玉石俱焚，其脱身虎口者，逃遯穷山，脱冠带而蒙伽梨，以终余年。”仁宗时代的权臣李资谦、妙清之乱；毅宗时的武臣郑仲夫之乱；明宗时的亡伊、金沙弥之乱；高宗时契丹、倭寇入侵；元宗时的三别抄之乱。在此恶性循环中，社会动乱不安，佛教随时代的变迁，亦呈现腐败的方面，与权利层句结，行为不当；儒学衰退。[12]《高丽史·忠烈王世家》记载：“今日之儒者唯学科举之文章，而无博通经史者，使能通一经一史以上者，教国子生。”通过科举，以谋取功名利禄。

    尽管随时代的发展变迁，高丽未出现各方面衰落现象，但与中国关系和谐，学校交流频繁，派往中国的留学生不断增长。高丽睿宗十年（1115)派金端等五名进士到宋并进入大学。宋朝向高丽开放科举（贡科）的门户，于肃宗四年（1099)派遣学习生比睿宗十年早很多，其数量也相当多。这种学术交流，既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传播，也推动学术思想互学互鉴。

    高丽末期的“性理学”，不限于朱子学，性理学唐末宋初各派思想，而朱子集理体学之大成，王守仁集心体学之大成。高丽社会中最早理解传入朱子学是安珦，他于忠烈五十五年（1289)入元朝，抄录朱子全书，绘孔子、朱子像带回高丽，并刷新了当时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阐明教育的使命、大学的宗旨，他不满于儒教的不振，他在诗中说：“香灯处处皆祈佛，萧鼓家家亦赛神。惟有数间夫子庙，满庭秋草寂无人。”[13]佛老（道）旺盛，而儒教、国学衰微，他倡导儒教教育士子。他对国学中的学生说：“老佛尚空寂，然须返健全之日常生活之近处求真理。”并在《喻国子诸生文》中说：“圣人之道不过在日常论理，为人子当孝，为人臣当忠，以礼治家，以信义交友，以敬修身，以诚处事，彼佛教弃亲人离家庭，蔑视人伦，逆道义，乃夷狄之徒。”[14]

    朱子学传入后，随着在当时大学成均馆开始讲授，而后朱子学由白颐正，权溥、李穑、郑梦周、吉再等继承发展，郑梦周在成均馆讲朱子《四书集注》，并通程颐的《易传》。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真理，佛教在现实层面有所勿视。郑道传从性理学的主场，著《佛氏杂辨》、《心气理篇》批评佛教。而性理朱子学得到推崇。

    高丽末期盛行求福的佛事与田亩、财物的贡纳，造成寺院财力过度膨胀肥大，两使国家财政穷困、贫乏，田制紊乱，社会内部开始有了改革的要求，无论是李穑、郑梦周，抑或郑道传、权近，都从朱子学主场出发，指出佛教的流弊。

    随高丽朝灭亡，朝鲜朝成立，学术思想亦发生变化，兴起“亲明政策”及专制改革的要求，接受儒教为主导意识形态。此时儒学者分成两派，以郑梦周、吉再等守节义，而不与新王朝合作；以郑道传、权近等为中心，则襄助李成桂（1335-1408)于公元1392年建立朝鲜王朝（1392-1916),在朝鲜519年间，性理学是其国学，亦是其政治、学术、文化思想的核心理念，公私学校教育的内容，朝鲜时代的性理学犹如中国的理学，理学的本质是以儒学为体，佛道为用的儒释道三教和合。

    性理学者以儒学为体，佛道为用的三教体用和合，体现为郑道传的三教和合观。郑道传是高丽末朝鲜初的儒者，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与握有军权的李成桂一派蜜切配合，朝鲜朝建立后，作为开国功臣担任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要职，为朝鲜朝建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成桂建国后，即遣中枢院事赵琳使明朝京城，告以新政权的建立，明太祖朱元璋即认可并要其速改国号，于是复遗密直司事韩尚质赴明京，以箕子旧号朝鲜及李成桂出生地“和宇”二名，请明太祖定夺。明太祖以朝鲜之名甚美且自古有之，命以国号朝鲜为宜，李成桂乃于即位第二年（1393)二月十五日改国号为朝鲜，下教境内，并从高丽国都开城迁都南京汉阳，后改汉阳为汉城府，并成为其政治、文化中心。

    儒释道三教体用和合，体现于郑道传的思想著作中，他于公元1398年著《佛氏杂辨》，又于1394年撰《心气理》三篇，将儒释道为理、心、气。并没有以佛道二教为异端，认识心的佛教和气的道教必依理的儒教。

    郑道传《心难气》篇认为佛教的修心法比道教养生法优越，心的独立自存和随缘不变。在所有相中，谁心最灵，心体寂然，犹如空虚的明镜，随外缘而不变，应变化而无穷。道教的气犹如四大（地水火风）假合成形，眼耳所追求的声色的欲望及其欲望所造成的善恶，是心的贼，是害心，扰心的东西，修心之前的妄心处于气的支配，修心之后的成无念妄情的绝相离体，气便不能动心和遮蔽心。这是以佛教批评道教。

    《气难心》，这是以道教批评佛教。认为万物的资始资生，乃是气的疑聚，若不依于气，若无气，心如何独自灵明。认为心不能独立自存，以心的灵明、灵觉是气的一种现象，所有祸根在于心的思虑、计较。“计利较害，忧辱慕荣”，气不得宁日，道教的不妄动，内斯静专，才是使心进人寂照默性的根本，心的知感，岂能祸害气体。

    《理谕心气》篇认为在前两篇中，都以其为独立存在，而不包容、融合对方。理在天地之先，气由我理生，心亦禀生，有心无理，而趋于利害；有气无理，仅是血肉的躯体，与禽兽同归，理在心（佛教）气（道教）之上，统摄心、气。心、气只有在理（儒教）为体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效用价值。“我存尔心，莹彻虚明，我养尔气，浩然而生”。这就是说，当心以理为体时，佛教的效能才会体现出来，同样，气才会体现出勃勃生机。郑道传以理（儒教）为体，统摄、协调、和合佛教（心）道教（气）,这便是以儒教（理）的体，佛（心）道（气）为用的佛释道三教和含。[15]

 

五、退溪栗谷对三教的吸纳

    儒释道三教和合是朝鲜朝的学术思想特色，亦是其理论思维的核心，儒体佛道为用的体用和合，朝鲜李朝朱子学的双壁李退溪（1501-1570)、李栗谷（1536-1584)和花潭徐敬德（1489-1546)、高峰奇大升（1527-1572)。李珥（号栗谷）畿湖人称栗谷为“东方的圣人”。尊奉新儒学的朱子学。他与当时人视佛老为异端有异，并深研佛老之学和阳明学。栗谷出身于名门，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圣贤。16岁教他写字、读书、诗文的母亲申师任堂逝世，他守丧三年，有感于人生生死问题，19岁进入金刚山，在摩诃衍道场熟习佛道。20岁到江陵，作《自警》11条，第1条曰：“先须大其志，以圣人为准则，一毫不及圣人，吾事未了。”他试图和合佛道。在《栗谷全书·年谱》记载：“先生自少为学，专用心于内，以收心养性为本。其在内艰，孝思罔极，不能自制，殆至毁性。偶着释氏书，遂有以妄塞悲之意。因染禅学，欲谢人事而一试之，至是遂作金刚之游，以书留别诸友。” [16]其研读佛书，是以收心养性为本。收心养性要诚。 “诚者，天之实理，心之本体”[17]。“故诚实为躬行之本”[18]。栗谷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与诚相联通。

    栗谷与道教思想受容、和合。体现其研究老子《道德经》的著作《醇言》[19]中，《醇言》是栗谷从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中选出2098句话集中起来，加以儒释道的诠释。《醇言》第一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录朱熹的注释：“朱子曰：‘道即《易》之太极，一乃阳之奇，二乃阴之耦，三乃奇耦之积，其曰二生三，犹所谓二与一为三也。其曰：三生万物，即奇耦合而万物生也’”[20]以阴阳奇耦的和合而生万物，犹“和实生物”。

     《道德经》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引宋代道士董思靖注解。 “董氏曰：凡动物之类，则背止于后，阴静之属也。口鼻耳目居前，阳动之属也。植物则背寒向煖，故曰负阴而抱阳，而冲气则运乎其间也。温公（司马光）曰：‘万物莫不以阴阳为体，以冲和为用’。”[21]董氏在其注释引曰儒家司马光的解释，意蕴儒、道和合。通书的注解都体现儒家思想家、哲学家和道家、道教对老子思想的理解和注释。

     作为“东方百世之师”的李滉，绍承朱熹理体学，并与朝鲜实践相结合发展，创造为朝鲜朱子学。他“集大成于群儒，上以继绝绪，下以开朱学，使孔孟之道焕然复明于世。”[22]称誉海内外学林，乃成“朝鲜之朱子”的李退溪对道教的养生学发生兴趣。韩国退溪学研究院影印并公刊《活人心方·退溪先生遗墨》。《活人心方》是玄洲道人涵虚子关于道教养生的著作。退溪手抄并图画。可见其对道教养生的重视，这是与身体健康及能精气神充沛，而能更好创造性转化朱子学和创新性发展韩国朱子学有关。该书的书尾有退溪第十世孙志淳公的小跋：“先祖遗墨甚多，而若画本，则绝无，惟此卷人物图在焉。非凡手倩写，子孙当知此宝守。志淳谨书。”退溪对道教养生思想予以身体力行，以求强心健体，以利于实践其朝鲜朱子学。就其理论思维而言，乃是以儒为体，以道为用的体用和合。

 

六、《东经大全》的天人之道三教和合

    公元1800始，韩国进入近代时期，丁若镛和金正喜的理论思维具有近代哲学的因素，但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性理学。东学的诞生，标志着韩国理论思维的近代意义。因丁若镛以韩文著述《主教要合》，传播天主教教理，翻译《天主实义》，并向大众传播天主教。

    东学产生于1860年，其所以称东学，出于反对西学（天主教）故名。其理论思维非儒非佛非道，又似儒似佛似道，为阴阳三教的和合，为朝鲜未期新兴的宗教。创教人为崔济愚（1824-1864)字性默，号水云，崔致远28代孙。他和合儒、佛、仙道的精神，提倡“人乃天”，“天心即人心”的思想。创立东学，并开始传教。著《东经大全》、《孝潭遗词》为经典。教徒称崔济愚为“大神师”。1863年11月朝廷称其为邪说诬民，视为邪教，派宣传官郑龟龙抵庆州，逮捕雀济愚，1864年3月被杀害。其弟子崔时亨（1827-1898)等继续传教。

    1893年东学教徒推举朴光浩、孙乘熙等40人为代表。3月10伏跪于京城光化门前上疏，为第一代教祖伸冤。疏文曰：“先师崔济愚之言曰：‘仁义礼智，先圣之所教。守心定气，唯我之更定。又曰：觉来天人之道，则一理之所定也。论其唯我之道，则大同小异也。小异之者，亦非异常别件事也，以诫敬信三端，敬奉天地，事事必告，如事父母，此一段道理，实系先圣未发之事，臣先师始创之宗旨也。”[23]意蕴东学的宗旨与儒教孔子思想相同，其所谓小异，亦与儒家伦理道德相同。以后李敦化把东学进行创造性的发展。[24]在韩国近代史上东学成为甲辰 (1904)革新运动，1904年8月30日，东教徒组织进步会，发动20万群众举行示威，要求政府实施改革。己未（1919)“三·一”运动， 1919年3月1日，东学第三代教祖孙秉熙等33位民族代表在汉域发表《独立宣言书》，高呼独立万岁。并举行游行示成。这一独立运动迅速得到群众支持，全国六百多个团体，200万群众参加反日运动，这是一次抗日独立的国权恢复运动，是民族国家的觉醒。因此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死亡7500人，伤16000人，46000人被捕。为纪念这一抗日独立运动，3月1日这一天被韩国订为国庆日。东学思想的领导者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倡导民族独立，成为民族独立精神支柱和灵魂。

    东学的经典是《东经大全》，是崔济愚在1860-1863年为阐明东学教义而撰写的汉文经典。它由《布德文》、《论学文》、《修德文》、《不然其然》、《叹道儒心急》、《八节》、《座箴》、《笔法》八章构成。《布德文》是《东经大全》的序论，也是其宣言书，并向世人宣布天主的恩德。《八节》是指明、德、命、道、诚、敬、畏、心修行的八项德目。《座箴》是诚修行要领。《东经大全》阐述东学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幸福观，价值观等基本观点，以及“侍天主”、“无极大道”、“一体同归”的宗教观。是为建立韩民族的民族信仰。它是一部儒释道三教和合的着作。

    《东经大全》对儒教的传承，《论学文》中说：“‘同道言之则名其为西学也？’曰：‘不然。吾亦生于东，受于东道，虽天道，学则东学。况地分东西，西何谓东，东何谓西？孔子生于鲁，风于邹，邹鲁之风，传遗于斯世，吾道受于斯，布于斯。岂可谓以西名之者乎’。”这是对孔孟儒教思想的理解，而与韩国实际相结合。并对儒天人合一思想加以吸收。《东学精义》曰：“‘故朋明甚德，念念不忘，则至化至气，至于至圣。’曰：‘天心即人心，则何有善恶也？’曰：‘命其人贵贱之殊，定其人苦乐之理，然而君子之德，气有正而心有定，故与天地合其德，小人之德，气不正心有移，故与天地违其命，此非盛衰之理耶？’”。把《大学》思想与《周易·乾卦·文言传》的思想与东学思想相和合，以达天心与人心的和合而不相违。

    东学对道教思想的摄取，《布德文》讲：“吾有灵符，其名仙药、其形太极，兄形弓弓。受我比符，济人疾病；受我咒文，教人为我则，汝亦长生，布德天下矣”灵符、仙药，是道教济人疾病的方式和工具，《道德经》宣扬“长生久视”之道。《论学文》曰：“吾道无为而化矣。守其心，正其气，率甚性，受其教，化出于自然之中。“《道德经》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法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自然无为是道教的核心内涵，而为崔济愚的韩国思想相融合、汇通。

    《东经大全》三教和合，李敦化在《天道教创建史》中说：“1863年10月28日崔济愚的生日，各地门徒前来庆祝。崔济愚环顾左右，向崔时亨说：“吾道，元非儒、非佛、亦非仙。吾道乃儒、佛、仙合一。即天道不即是儒佛仙之道，而儒佛仙乃天道之部分。儒之伦理，佛之觉性，仙之养气，乃人性自然之禀赋，天道固有之部分。吾道乃取其无极大源者，后之用道者，勿令误解，善以指导之。”明确东学核心理论思维是儒佛仙三教和合。天道教作为韩民族宗教，体系了韩民族的民族性的觉醒，是民族独立自主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有力武器，以宗教的形式，易为大众接受的方法，动员大众民族自觉、自信、自尊，构建自己民族主体思想，主体宗教，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思想文化和宗教，是韩国民族独独立的先导，为1945年的光复胜利打下思想基础。

    朝鲜丰岛儒释道三教和合贯穿每个时期，每个王朝。而三教“和而不同”的相处各个时期，都能做到“以他平他谓之和”，没有发生严酷的战争，而是和生、和处、和立，这是三教的基本特征。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共立，共达。

    由于儒释道三教是从中国传播、影响朝鲜半岛，这是中朝、中韩和处、和立的基础，三国之间长期“以邻为伴，以邻为善，”“讲信修睦”，友善、友好互济互帮，共同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而奋斗。

 

作者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学术界》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