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经师·人师”专栏以此文向大先生苗力田致敬。

苗力田（1917—2000）是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主持编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是我国学者翻译过来的首部西方主要哲学家的著作全集。他也是我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翻译的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黑格尔的《黑格尔通信百封》在20世纪80年代对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56年，苗力田参与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1年，他又担任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第一任教研室主任。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科和外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一、“我们经历了许多事情”

唐代古文家韩愈曾经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传道、授业、解惑”是指做教师的三个层次。一般的教师只是授业、解惑而已，但在此之上还有传道之师，其对学生的教育超出了单纯的知识和学术，触及了学生的灵魂，对学生的精神与品格、做人与做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造就的不单单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人，从而实现了教育的最崇高目的——“人的教育”。苗力田与民族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饱经忧患与苦难，他用一生所沉淀的不仅是嘉惠后学的厚重学术成果，而且是令人景仰的高尚人格力量。

20世纪80年代，曾有友人从海外归国访问，感慨过去的苦难岁月给苗力田的学术生命造成的损失，对此他只是淡然地说：我们的确少写了几本书，但是，我们经历了许多事情。在他看来，一个学者最重要的不是写了多少书，而是自身精神世界的构建。逆境或许会使一个人的事业蹉跎，但是，逆境也会使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厚饱满，对于学者来说，首要的是做人，精神世界的丰厚饱满是一切学术思想的源头活水。

苗力田青少年时接连遭逢“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作为东北流亡学生、平津流亡学生，他由关外逃至关内，由北平逃至南京，由南京又逃至湖南湘乡，最后经湘西徒步跋涉而到重庆，可谓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即便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之中，洋溢在他身上的也始终是一种开朗乐观的精神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殷切期望。他是同班同学中的年长者，流亡途中，或遇海难，或遭盗匪，或不免饥寒和疾病的袭扰，在任何时候他都能给予同行者鼓励和帮助，担当了宽厚兄长和领头人的职责。他始终怀抱着以身许国的壮志，1941年，中国远征军招收大学生担任随军机要翻译官，他毫不犹豫地应征入伍，在中缅边境工作将近两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苗力田在做流亡学生时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哲学系后又接受了系统的哲学教育。1944年，他考入中央大学研究院哲学部，成为我国古希腊哲学学科奠基者陈康的硕士研究生。苗力田上研究生时已经27岁，当时陈康规定学生超过25岁便不教授其古希腊语，但在他的反复坚请下终于破例将古希腊语传授于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幸运之事。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首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生就是靠着他当年的所学获得古希腊语的专业培训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古希腊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没有得到正常的开展，苗力田的主要研究精力一度放到了俄国哲学和德国哲学上。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却一直坚持古希腊语的学习。在江西“干校”劳动期间他随身携带希英词典，劳动之余时时翻阅，对再次返回到古希腊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充满信心。1972年他于江西“干校”返京途中赋诗一首，其中有句“朝花盈握缀新诗”，正表达了这一坚定的信念。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他在61岁时重返讲台，再次焕发了学术青春。他教授古希腊语，从1983年招收首批古希腊哲学专业研究生起到1996年招收最后一届古希腊哲学专业博士生止，一直坚持了13年，他最后一次教授古希腊语已是79岁高龄。他每一次上课都抱着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会提前一周准备，在此期间反复揣摩要讲授的内容和方法，并将其扼要写在小卡片上，届时就凭这张小卡片全程脱稿讲授。他的脊椎在年轻时做过手术，站立困难，但他却坚持站着上课，认为这是教师应有的教学仪态。他讲课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善于从词源入手解析哲学专门概念，受到哲学系历届学生的热烈欢迎。他对学术始终抱着严谨与一丝不苟的态度，常常要求学生多想少写，不断加强学术积累。他以哈佛大学的校训“做柏拉图的朋友，做亚里士多德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做真理的朋友”作为座右铭要求学生。他年事已高，却笔耕不辍，在生命的最后20余年，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黑格尔通信百封》，编著《古希腊哲学》《西方哲学史新编》，留下了泽被后人的沉甸甸的学术成果，谱写了一位古稀老人晚年生命的凯歌。

二、“思辨是最大的幸福”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在实现技术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基础上更应当实现思想的现代化，因此，民主和科学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的氛围下孕育而生的。陈康说过，“在现代西洋文化里自然科学和民主是两个很重要的成分，而且又是中国所急切需要的”，“为了了解现阶段的自然科学和民主，所以我们在以上寻求希腊哲学对于它们的关系”，就把其中的因果关系讲得十分清楚。因此，由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进而上溯到其古希腊哲学的源头，意求从根源处把与民主和科学相关的问题弄清楚，这就是古希腊哲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产生的历史背景，也是国内第一、二代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诉求。而苗力田与他同辈的学者相较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对于民主还是对于科学来说理论思维的重要性。

他常常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论》里的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并将它追溯到古希腊哲学，认为古希腊哲学不仅是理论思维的起源地之一，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还达到了它的最高形态。他从theory一词的希腊文θεωρία入手，分析指出它是一种最纯粹的观照，摆脱了一切实际的、功利的目的，而仅仅着眼于认识本身，是对认识的纯然的兴趣，从而最终它成为对思想自身的思想，而这也就是思辨。他富有洞见地指出，自身性“不但是思辨哲学的拱石，同时也是思辨哲学的标记”。正是因为思辨是以自身为对象的，从而唯有思辨活动能够纯粹作为自身存在，这在古希腊哲学那里就是一种真正的自足，而幸福和自由就蕴于其中。在此基础上，结合他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和研究，他便提出了“思辨是最大的幸福”这一命题，认为这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核心精神的总结，而且也是对古希腊哲学核心精神的总结。在他看来，“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是古希腊哲学的核心特质，而“思辨是最大的幸福”则是它的最高精神概括。苗力田的学术人生就是对古希腊哲学这一最高精神的实践追求。

三、“德性就是力量”

除古希腊哲学外，德国古典哲学是苗力田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康德哲学又是他情有独钟的。他不仅留下了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黑格尔的《黑格尔通信百封》的重要翻译作品，而且还针对康德哲学提出了两个至今看来仍然给人以思想启发的命题，这就是“哲学的开普勒改革”和“德性就是力量”。前者是对康德思辨哲学核心要旨的总结概括，后者则是对康德道德哲学内在精神的传神表达。

人们一般将康德哲学视作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但这只是就认识主体的确立而言，而对于整个康德思辨哲学来说，感觉经验和思想概念缺一不可。康德的名言：“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就是对这一点的精要表达，而“经验的实在论”和“先验的唯心论”的合取才是对康德哲学理论立场的完整把握。苗力田对康德哲学研究的毕生心得即是这一点。因此，区别于一般对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评价，他独创性地提出了“哲学的开普勒改革”的新解。他这样说：“要求不断扩大、不断加深、不断更新的普遍必然的科学必须有两个主干，认识的能力必定有两种特性。就像开普勒发现我们所栖息的星球要循着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形运行一样，思辨理性的运行轨迹虽然以理性为中心，但应该有两个焦点：感性和知性，直观和思想。”如果我们考虑到，长期以来一个流俗的看法是将康德哲学单纯地视作先验哲学，而忽略了康德哲学的经验维度，那么，他的这一概括在今天看来仍然富有思想启发意义。

康德的思辨哲学制定了认识的法则，康德的道德哲学则制定了行动的法则。在康德哲学中苗力田最重视的是康德的道德哲学。他不仅从德文翻译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还为此做了一篇长序——《德性就是力量》。该译著出版于1986年，当时正是国内新一轮思想启蒙运动勃兴的时期，他在这篇长序中不仅灌注了自己对康德道德哲学最深切的理解，也灌注了自己由于重获学术青春而燃起的战斗激情。因此，他不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康德道德哲学的要旨，德性是实践理性的自主性，责任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道德规律是意志的自律，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而且以昂扬的笔触指出了康德道德哲学最内在的精神，德性是意志的一种道德力量。他告诉我们，德性的戒律伴随着道德强制，由于这种强制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它表现为一种坚强的力量。“坚强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是人们的最大的，真正的光荣战功。”他指出，德性的自主性指的是理性的自我主宰、自我制约，克服那些由爱好、欲望、一切非理性冲动而来的动机。因而，理性就体现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在理性的主宰下，人们就可以不顾难险，鄙弃诽讥，无私无畏地去担当起自己的道德责任”。他富有感触地写道：“在康德看来，作为有限理智的人，他的生活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在理智战胜了人欲、克服了由爱好而来的冲动并且历经艰难困苦，完成了棘手的责任的时候，人们心身愉悦，胸中充满深沉的宁恬，这就是道德生活中的真正幸福。”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跃然纸上的不仅是康德道德思想的精髓，还有他自己的人生经验的凝结。从某种意义上说，苗力田的一生就是对一个人如何凭借自身的道德力量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的生动诠释。

四、“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亚里士多德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石。苗力田一生最大的学术成就就是主持对《亚里士多德全集》（下文简称《全集》）的编译。他在《全集》的编译上倾注了晚年最大的心血，不仅制定了《全集》整体的编排体例和规划，在贝克尔标准本的基础上借鉴奥托·吉冈新版的成果，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残篇编为一卷，从而形成了《全集》汉译十卷本，而且还亲自翻译了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形而上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

《全集》历经十载翻译完成，出版后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引起了巨大反响，取得了无数荣誉。早在《全集》翻译之初，苗力田就指出，“我们目前的工作，说不上什么创新，不过是继续他人已经开始了的事业，并把它坚持到底而已”。翻译是一项精益求精的工作，经典哲学著作的翻译更是如此。正是怀着这样谦虚谨慎的态度，他对《全集》的翻译提出了“确切、简洁、清通可读”三个原则。从今天来看，这三个原则仍然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确切”和“简洁”这两个原则。

这两个原则都不是如它们字面的意思看上去那么简单。“确切”不是简单地就翻译的准确性而言的，“简洁”也不是简单地就翻译的简洁性而言的，它们所关涉的实际上都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原意的尊重。“确切”是针对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哲学思维的特点而言的。苗力田指出：“这时哲学尚处于自己的幼年时期，它不但在艰难地探索着如何回答所面临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也同样艰难地，或许是更艰难地来探索各种回答的表述方式。”因此，简单地用现代习用的哲学术语来对译亚里士多德的某个哲学概念，或许在意思上没有大错，但却可能失去亚里士多德形成这个哲学概念时原初的思维方式，也失去了翻译作品的历史认识功能。就此而言，他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τὸ τί ἦν εἶναι的翻译堪称典范。这个概念在现代英语中一般被译为essence，意即“本质”。但是，这就遮蔽了亚里士多德构造那一概念时朴素的意涵。因为，τὸ τί ἦν εἶναι是一个词组，亚里士多德显然还不能想到像essence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来表达他关于一物之本质的思想。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从“确切”原则出发，苗力田用“是其所是”来对译这个概念。这个译法不仅典雅，而且准确地传达了其原初的意涵。“简洁”则是针对亚里士多德著作作为讲授提纲或听讲摘要本身用语简洁的特点而言的，它要求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要随意铺陈和发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要严格保持其原初的表达方式。他这样说：“我们生也鲁钝，对于自己的发挥会在多大程度上合乎斯它吉拉哲人的原意，没有多大的把握，所以谨约严守本文，宁愿把本文所涵容的广大思辨空间保留下来，奉献给捷思敏求的读者。”陈康曾经从尊重经典哲学著作原意的角度出发提出“宁以义害辞，不以辞害义”的翻译原则，苗力田的“确切”和“简洁”原则可以说是对这一原则的进一步阐发。

对哲学经典著作翻译的完美性的追求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苗力田曾用唐高宗李治评价玄奘的话，“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来表达这一精神追求。这一精神激励了整个《全集》的编译工作，甚至在《全集》出版之后也是如此。汪子嵩对此回忆说：“应该承认这部具有开创性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工作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的……苗先生自己早已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亚里士多德全集》尚未全部出齐时，就已经筹划将全文重新校改，出第二版的工作；并且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多病，着手进行这项工作，直到他去世前几小时还在努力审稿，为我们树立了献身学术事业的榜样。”作为国内首部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的主编，汪子嵩的这一评价是客观公允的。苗力田通过《亚里士多德全集》所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丰厚的学术遗产，而且是孜孜不倦探求学术真理的精神。苗力田先生的精神风范永世长存！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聂敏里)

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