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辩证法的初步阐释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辩证法的理论成就及局限性

罗 骞 李秋月

摘 要：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为切入点，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释为历史辩证法，强调历史过程中主客体相互作用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新方向。卢卡奇对主体性的强调，目的在于批判抽象客观主义和机械决定论路线，但被他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概念重新导致了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适用于不同领域的自然辩证法或历史辩证法，而是以实践连接并贯穿整个存在领域的实践辩证法。存在论、辩证法和方法论在实践思维的基础上实现了内在的统一。就此而言，《历史与阶级意识》只是初步阐明了实践视域中的辩证法思想，却没有全面彻底地贯彻实践原则，从而未能真正澄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传统辩证法的实质差异。

关键词：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总体性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规定为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在改造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卢卡奇的这一阐释从根本上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乃至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阐释路向。卢卡奇本人因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就像卢卡奇在1967年版序言中指出过的那样，《历史与阶级意识》并不仅仅说明他自身思想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表明一般精神发展的道路，只要以批判的眼光加以看待，“它们对于了解今天的情况和以此为基础的继续前进是不会没有意义的”[①]。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如果忽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就可能回到抽象的客观主义、甚至是朴素的经验主义立场。同样地，如果忽视了卢卡奇及其后继者主体性哲学本身的理论限度，忽视了其特定的历史性，非反思地将其阐释看成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确存在滑向主观主义的危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书100年[②]的今天，检视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特定的理论内涵，客观中肯地分析这一思想的成败得失，可以有效地回应马克思主义阐释中与此相关的重大争论，对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卢卡奇对辩证法的特殊规定成为这一著作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也成了由他开启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得以展开的哲学基础。在这一著作中，辩证法概念摆脱了至黑格尔为止的西方哲学传统，其基本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开启了独具特色并且具有深刻现实关怀和深远理论影响的辩证法阐释路向。要客观辩证地评价卢卡奇的贡献，就需要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理论总体中，尤其是在西方哲学发展的总体脉络中揭示其辩证法概念的特殊性。大体说来，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启的辩证法概念具有如下不同于传统辩证法概念的理论特征。

第一，卢卡奇辩证法概念的切入点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一独特的理论视角，一开始就将卢卡奇的辩证法概念同传统辩证法区别开来。这一出发点意味着它不是指向自然客体的辩证法，不是指向主体思维逻辑的辩证法，也不是指向思维与存在在观念中思辨统一的黑格尔辩证法，而是指向思维与存在（从而也就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辩证统一的实践辩证法。卢卡奇辩证法的这一切入点直接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原则。我们知道，包含差异的辩证统一性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立场。黑格尔曾经明确地指出：“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这就意味着把握住统一。”[③]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秘密就是在思维中克服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把握住统一性。这一根本的哲学立场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继承。在马克思看来，“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极端。抽象唯灵论是抽象唯物主义；抽象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④]。但是，黑格尔是以思维去克服作为理念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对立，在观念论的内部建立统一性。马克思则不同，马克思是以实践为基础建立统一性哲学的。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成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卢卡奇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发阐释辩证法，敏锐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原则和出发点。

辩证法作为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问，既可能从实践之外的抽象物质出发，孤立地看待自然世界本身的联系和发展，也可能从抽象的思维出发，孤立地研究思维本身的逻辑联系，甚至还可能像黑格尔的逻辑学那样提出联系和发展本身的抽象范畴和规律。在这些传统的辩证法思想中，联系和发展指的是对象自身的过程，排除了人类实践活动的介入。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无时间的、无主体性的自在逻辑，可以称之为客观主义的辩证法。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也是一种无主体的客观主义辩证法。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只是从抽象的自然、抽象思维，或者思维与自然的抽象同一性出发，它就只能从属于传统辩证法的某一种形态。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⑤]，而辩证法的革命性涉及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⑥]。理论是现实实践的观念表达，同时又是走向新实践的必要前提。理论与实践之间是一种开放的辩证循环过程。卢卡奇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发阐释辩证法，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解现实运动的关键，站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抽象本体论和黑格尔思辨统一性哲学的制高点上。的确如卢卡奇指出的那样，由于忽视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联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阐释中的混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准切入点。

第二，卢卡奇辩证法的基本结构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辩证法通过相互作用概念来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然而，一般性地承认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抽象地概括这些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和规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中已经完成了[⑦]。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之处不在于一般地强调相互作用，用相互作用去代替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而在于强调和突出了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卢卡奇将历史中主客体关系置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心地位。在卢卡奇看来，没有主客体相互作用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未能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揭示的不是事物、客体和对象自在的、未被主体触动和改变的存在状况，其根本的任务不是在对象之外对对象的理论直观，而是要把握人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把握主客体在实践中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客体之间在实践中的相互作用成为辩证法的基本结构。辩证法指的是在实践中主客体相互影响和相互构成的展开过程和展开状态。

第三，卢卡奇辩证法的存在领域是社会历史。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发，将主客体在实践中的相互作用置于辩证法的核心地位，卢卡奇重新划定了辩证法的适用领域。辩证法指向了实践中辩证展开的社会历史领域。卢卡奇说：“这里把这种方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⑨]从这一限定出发，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阐释越出了通常的辩证法框架，改变了自在的客观主义辩证法传统。辩证法概念不再指向自然本身的联系和发展，而是指向人类对象性实践中展开的社会领域和历史过程，没有主体性参与的自在联系和自在发展因此被看成是非辩证的。

在卢卡奇这里，实践中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越出了黑格尔观念内部自我旋转的思辨辩证法。黑格尔自我意识内部的观念联系和发展被看成是辩证运动的“假象”，是思辨的逻辑联系。“马克思责备黑格尔（还以甚至更强烈的口吻责备回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黑格尔后继者）未能真正克服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主体和客体的两重性。他认为，据称是历史过程内部的真正辩证法的黑格尔辩证法仅仅是一种假象：在关键的地方，黑格尔未能超过康德。”[⑩]卢卡奇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批判，其实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的直接继续。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11]绝对精神“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像中”[12]。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在现实问题上与黑格尔分道扬镳了，黑格尔是不能深入理解历史的真正动力的[13]。黑格尔将历史看成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辩证运动，而卢卡奇将历史看成是人类实践的辩证展开过程，辩证法揭示的是这一展开过程的内在结构和内在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从主客体实践中的关系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规定为历史辩证法。

第四，卢卡奇辩证法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总体性。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14]，总体性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区别。“马克思的辩证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15]。马克思主义以总体性的方法把社会看成是实践中辩证展开的总体，因此本身也就是一门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以实践概念为基础，作为辩证法方法论原则的总体性要求在实践的总体过程和总体联系中把握具体的事物和环节。“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16]，卢卡奇指出，“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17]。具体与总体之间不是一种无时间的、静止的具体事物与机械整体之间的抽象联系，而是由实践过程中介的历史性的动态联系。卢卡奇指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18]卢卡奇的总体概念是与实践性、辩证法和历史性，因此是与革命性等根本地联系在一起的。卢卡奇批判庸俗唯物主义者强调抽象的事实性和精确性，他们只是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导致孤立的部分之间的反思联系被看成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19]。卢卡奇强调指出：“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因为一个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而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就是说，不懂得它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20]缺乏实践为基础的总体性辩证意识，总是脱离实践中的总体关系去考察事物，看待社会历史过程，这正是庸俗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产生的根源。

第五，卢卡奇辩证法的落脚点是改变现实。卢卡奇明确指出：“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21]卢卡奇之所以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提出以主客体关系为中心，限定于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概念，强调立足于此种辩证法概念的总体性原则，其要义在于为历史唯物主义变革现实的革命性奠定基础。这一理解把握住并且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2]。《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然不是要贬低哲学解释世界的意义，认为改变世界不需要对世界的解释，而是说哲学不能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上，对世界的解释应该指向对世界的改变并且被本质地理解为改变世界的内在环节。在马克思看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3]。只有将现实看成是由实践中介的辩证过程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理解。一方面，改变世界的前提在于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世界本身被理解为一种绝对自在的过程，必然导致宿命论观念；另一方面，改变世界意味着人作为能动的主体被理解为构成现实的基本因素。由于实践的统一性观念，可能改变的世界和能够改变世界的主体相互构成，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被看成是辩证法的核心。正是改变世界的实践指向，使得卢卡奇对辩证法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从而真正地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

二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革命时代的产儿。这部著作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革命实践提出的根本问题，由它引起的重大理论争论也围绕着革命叙事的光谱展开。卢卡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核心议题，通过主体能动性原则的引入阐释阶级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理论的方式回应了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取得十月革命胜利，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革命均告失败，甚至根本就没有发生革命这一实践提出的问题。辩证法阐释中主体能动性原则的引入，打击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抽象客观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倾向，由此触及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卢卡奇重新阐释辩证法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20世纪哲学界和思想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首先，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开启了辩证法的新方向。我们知道，存在与变易之间的关系是古希腊哲学论争的焦点之一。无论存在本身是否发展变化，但作为现象展开环节和要素的具体事物总是处在联系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运动变化和联系发展的观念在哲学中古已有之。辩证法就是关于联系发展本身的结构和逻辑的学问，而不研究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具体联系和发展。在辩证法理论的发展史中，将关于联系、发展和运动的范畴、规律体系化，黑格尔成为西方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其终结性在于：一方面，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过的那样，黑格尔叙述了辩证法的“真正形式”、“一般形式”，任何一种辩证法思想不可能否定黑格尔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另一方面，黑格尔揭示的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本身是没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普遍抽象，适合于任何时间和场合，适用于任何存在领域。这意味着新的辩证法不可能通过实用领域的转变超越黑格尔辩证法，比如说无论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领域还是认识领域，都只是辩证法的展开。套用一个类似马克思的表达，我们可以说黑格尔为联系和发展找到了形式的、思辨的逻辑表达，这是一套抽象的绝对主义和客观主义逻辑。

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是反对辩证法的一般形式，或者强调辩证法应用领域的转移，而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切入，将主客体关系作为辩证法的核心，将改变现实的对象化过程作为思想的落脚点。这就为辩证法走出传统辩证法体系指明了方向。辩证法关心的不再是事物自身的运动变化和联系发展，也不是联系发展本身的抽象范畴和一般形式，而是主客体在实践中的相互作用过程。在这一辩证法思想中，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成为核心，主体对客体对象的改变意味着以实践性、开放性和可能性的意识看到联系和发展过程。在这样的视域中，传统辩证法的绝对主义、客观主义、抽象主义的逻辑被彻底打开，与形而上学思维对立的不再是一般的联系和发展观念，而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联系和发展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脱离于实践主体的联系和发展观，本身还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 ^[24]。通过实践的中介，辩证过程被理解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相互作用，辩证法思想进入了主体性视域，或者说实践的主体性原则被引进了辩证法的概念中。今天看来，这样的辩证法概念真正体现了当今时代的基本状况和时代精神，因为人类越来越生活在由自身实践改变和建构的存在关系和发展过程中。

其次，卢卡奇的辩证法阐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新方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诞生的年代，占主导地位的阐释强调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颠倒，在本体论上回到了唯物主义立场；与此同时，强调将黑格尔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形成了与唯心辩证法相反的自然辩证法。但是，在结构原则没有瓦解的抽象本体论架构中，两个外在极端之间的颠倒是否是一种本质性的颠倒？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在抽象极端之间的颠倒还是在肯定唯物主义一般立场的基础上超越了这种抽象对立？将黑格尔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运用于分析自然世界到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呢，还是其辩证法思想的展开和实现？这两个涉及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问题，本质上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内涵。就像卢卡奇在新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25]。卢卡奇从理论与实践切入辩证法的阐释，以主客体关系作为辩证法核心的理论“尝试”，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联系，试图澄清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积极占有，指明、至少是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新方向。

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典型代表，它以唯心主义的形态表达和发展了能动性意识，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26]。这一卓有成就的哲学形态是在批判抽象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黑格尔明确指出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克服存在与思维的抽象对立，建立统一性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在观念论内部以思维的方式实现存在与思维之间的统一。如何在保留黑格尔统一性哲学的同时扬弃其唯心主义的基础？关键当然不是回到抽象的物质基础上。连费尔巴哈都已经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要将自己的哲学同法国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深刻地知道这一点。新的唯物主义原则既要肯定唯物主义的一般立场，又要吸收唯心主义哲学中发展了的能动性原则，因此出发点就不是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精神，也不是黑格尔那里作为过程展开的绝对精神，而是感性的实践活动。实践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现实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统一性哲学对抽象形而上学的批判，汲取和保留了能动性的原则，克服旧唯物主义被动性和抽象物质性的同时，又避免了一般的唯心主义以及费尔巴哈这样的历史唯心主义。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里的彻底，绝不是说排斥被唯心主义发展了的能动性原则回到赤裸裸的物质基地上，恰恰相反，是以实践概念在肯定唯物主义立场的基础上汲取了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从而克服了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也超越了黑格尔思辨统一性的思想框架。

卢卡奇立足实践原则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阐释，走上了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正确方向。一方面，通过突出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滋养，杜绝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原到抽象唯物主义的倾向，也为克服将马克思主义阐释导向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倾向提供了基础，过高估计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中介作用的观点被抛到一边了[27]；另一方面，通过实践统一性概念扬弃黑格尔的观念论，这就真正进入了现实过程。像卢卡奇在1967年新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在书中许多地方，我试图对辩证范畴的真正本质和运动作出描绘，这会导致一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28]“继续了黑格尔竭力要做而未能具体做到的事情”[29]，马克思的辩证法才真正开启了社会历史存在论。卢卡奇在发掘马克思思想之黑格尔渊源的同时，总是在力图划清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界限。尽管还不明朗和彻底，卢卡奇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扬弃旧哲学，也就是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方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不可能再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为“费尔巴哈的类”或者“黑格尔的类”了。

再次，卢卡奇辩证法的总体性概念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原则。《历史与阶级意识》引发了很多争议，卢卡奇本身也多次进行过自我批判。但对于总体性的观点，即便在1967年新版序言中卢卡奇仍然强调“《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ä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30]。总体性范畴作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它强调在社会历史的总体联系和总体过程中揭示对象的具体性，这就从基本方向上把握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原则，为批判抽象的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奠定了基础。我们曾经将卢卡奇的这一总体概念称为内在于历史的具体的总体性[31]。简言之，就是历史地看问题，要求在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中把握事物的具体规定，看到事物相对性、有限性和过程性的社会历史特征。

在卢卡奇看来，“认识现象的真正的对象性，认识它的历史性质和它在社会总体中的实际作用，就构成认识的统一不可分的行动。这种统一性为假的科学方法所破坏”[32]。卢卡奇说的假的科学方法，指的就是当时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阐释中的抽象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此种客观性以科学的名义将对象从主客体辩证关系中割裂出来，保持对象本身“未被触动”，以便达到对对象的精准把握。这种抽象立场将科学研究理解为对现象的外在直观，也就是马克思说过的“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3]。这种方法看不到事物在实践关系和历史过程中的现实性和历史性，本质上不是真正辩证的方法。卢卡奇具体的总体概念强调认识对象、认识主体都处于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过程中，认识本身只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对象性活动，因此要历史地看待事物。卢卡奇总体性方法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原则，抓住了当代抽象客观主义认识论的要害，为将认识论和方法论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指明了基本方向。

最后，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历史观的基本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尽管人们总是在强调历史的辩证性，但却常常不自觉地陷入历史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片面立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哲学基础没有被本质地揭示出来，从自然物质到人类社会之间的辩证关联和统一性基础没有得到根本澄清。由于这一局限，人们在强调世界物质统一性的时候常常陷入用物质世界的因果决定论解释社会历史的宿命论立场。相反，在强调社会历史特殊性、突出人的能动性时又常常陷入唯意志论，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这种状况，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中有体现，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中也有体现。卢卡奇主客体辩证法为揭示辩证的历史观奠定了基础。实践概念意味着客观必然性和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就像卢卡奇阐释实践原则时指出的那样，“实践的原则作为改造现实的原则必须适应行为的具体物质基础，以便能由于自身发生作用而对这个物质基础发生影响，而且是以适应这一基础的方式来发生影响的”[34]。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瓦解了历史观中抽象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的僵硬对立，因为现实的历史被看成人作为主体与客体环境相互作用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5]。就像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说过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6]

三

卢卡奇在新版序言中曾经说过，揭示《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构思正确的思想倾向对自己和他人的活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富有成效的结果，这不是他的任务，而是要平静地留给历史去做出判断[37]。《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根源于这一著作在理论的基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创新性阐释，根源于这一著作以理论的方式回应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形势。这倒不是说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全面正确并且总是清晰明朗的。恰恰相反，在纠正对马克思主义错误阐释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却不明晰，甚至陷入了混乱。尤其是他对恩格斯的错误理解、对实践原则阐释的不彻底引起了广泛争论。可以说，其理论局限就像其理论成就一样突出。

卢卡奇辩证法阐释是从批评恩格斯开始的。在卢卡奇看来，恩格斯追随黑格尔，试图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运用到自然物质世界[38]，恩格斯的辩证法概念没有注意到历史过程中最根本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联系和发展因此只是一种非主体的思辨过程[39]。立足于这种对恩格斯的批评，卢卡奇将主客体关系提升为辩证法的核心，并且强调辩证法只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这种批评奠定了后来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立场。比如说，梅洛-厐蒂曾经指出，“自然界如果仅仅是自然界，如果它是我们本身以外的存在，那么人们在自然界里找不到构成辩证法所必需的关系和品质”[40]。萨特也明确说过，“在历史的和社会的领域内，确实有一种辩证理性，恩格斯在将它运用到‘自然的’领域和强制性地把它刻在这个领域里的同时，便使它失去了合理性”[41]。 不管主观上的动机如何，卢卡奇对恩格斯辩证法概念的批判引发了恩格斯和马克思思想关系的争论，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了马恩对立论的思想源头[42]。其实，恩格斯并没有片面地追随黑格尔[43]，恩格斯也并非像卢卡奇批判的那样对主客体相互作用连提都没有提到。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在谈因果关系的时候明确批评了割裂自然与历史的错误，谈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44]。恩格斯谈论劳动创造人本身时，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思想就更加直接和明确了。当然，恩格斯的确没有将理论的重心放到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上，更没有将辩证法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过：“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45]可见，仅仅从社会历史领域出发区分出的自然辩证法或历史辩证法并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特征，恩格斯本人也没有直接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命名为自然辩证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如何将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使之既不同于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卢卡奇正是在这一点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仅仅在领域的意义上限制辩证法的使用，排除自然辩证法概念，从而导致了混乱和不彻底性，也没有同情地理解恩格斯的理论任务和理论意义。

由于将自然排除在辩证法概念之外，好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主要是甚至根本上说只是历史领域的辩证法，这就给卢卡奇带来了自然与历史二元论对立的嫌疑[46]，同时也带来了理论混乱。在前面否定自然辩证法之后，卢卡奇又相互矛盾地谈到了自然辩证法：“……必须把自然界的纯客观的运动辩证法在方法论上与社会的辩证法分离开来，而在社会的辩证法中，主体也被纳入到了辩证的相互关系之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变得辩证了等等。（对自然的认识的发展，作为社会形式属于第二种类型的辩证法，这是不言而喻的[47]。）而且，为了具体地发展辩证的方法，具体地描述辩证法的不同类型就可能是绝对地必需的。”[48]当然，卢卡奇这里尽管表面上承认了自然辩证法概念，但是仍然突出社会和自然的对立，而没有真正贯穿实践的统一性原则，没有将实践作为中介范畴贯彻到对自然的理解中。只有将实践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观念贯穿到对世界的整体理解中，才能克服自然与历史、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抽象对立，才能够以实践为基础理解联系和发展，从而超越自在的、思辨的辩证法传统。

卢卡奇的辩证法阐释没有能够将实践概念彻底化，因此没有能够澄清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的本质，而是带来了辩证法阐释的纷争和混乱。根本不像他在新版序言中自我反思时说的那样，错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社会历史理论，否认它同时也包括自然的理论倾向。黑格尔哲学不是也包含一种自然理论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有社会历史理论的同时，也包含一种自然的理论，而在于把握社会历史与自然世界时思想原则的统一性，在于理论的性质和思想原则本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实践的统一性为基础，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理解联系和发展。实践成为新的世界观原则，同时也就是辩证法阐释的新视域。实践辩证法意味着辩证法的一种新形态。实践辩证法根本上不否定自然世界的辩证运动，也不否定思辨辩证法提供的一般形式，它只是意味着并且突出强调在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关系中理解联系和发展。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表现为被实践中介的现实历史过程。对象自身的规律性以及辩证法的一般形式成为实践辩证法扬弃了的环节被保留在实践辩证法之中。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并没有被封闭在社会历史领域内部，更不是指传统西方哲学中规范性的道德活动，而是指人类特有的对象性活动，人类的生存活动本身。社会历史不过是在物性世界中由人类特殊的对象性活动建构的超越物性的存在空间和存在过程。正是在连接自然物质世界与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从劳动这种根本的实践活动出发阐释历史。这就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于“劳动创造人”这一思想的原因所在，从自然物质世界的辩证运动过渡到劳动范畴，就走到了唯物史观的大门了。以劳动概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辩证运动的理论阐释，就是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实践辩证法。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不是被局限于社会领域的“历史辩证法”，而是突破了社会历史概念的自我封闭性，在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建立辩证联系的实践辩证法。作为实践辩证法核心结构的主客体关系是对象化实践活动中的现实关系。它不仅指向社会历史领域，也指向自然世界，包括作为主体的人能动地改变客体对象的一切感性活动。澄清了这一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一系列重要失误和含混就可以理解了。

卢卡奇对实践概念的阐释过分倚重黑格尔主客体思想，对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没有真正在劳动实践概念中展开，导致卢卡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和核心之处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这使得卢卡奇将辩证法孤立地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没有彻底揭示以主客体关系为核心、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作为统一性哲学的一般意义，导致了在卢卡奇思想中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抽象对立。只有将实践作为世界观的基本原则，作为统一性哲学的现实基础，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才能超出反思哲学的认识论框架，展开为实践中的辩证统一过程，辩证法概念才能真正进入全新的阐释视域。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另一方面，这使得卢卡奇的辩证法虽然强调了具体的总体性原则，要求在历史的总体过程和总体联系中揭示和理解事物的具体性，但是这一原则却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体性内容。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存在论，具体与总体的辩证联系还是无实体内容的反思联系，基本上还只是在黑格尔“全体”和“过程”的框架下得到阐释。正是因为理论的这一局限，卢卡奇才会将总体性的原则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立起来，强调“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49]。这样一来，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概念就从本质上离开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也就是说，他正确地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原则，却没有真正揭示这种历史性原则的实体性内容。

总之，在其局限与成就同样鲜明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阐释看成对实践辩证法的初步揭示。如果我们能够辩证理解卢卡奇的理论成就和贡献的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就会更加的清晰和明朗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并且始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这一问题不再停留于传统反思哲学认识论路向中的本体论问题和同一性问题，而是走向了实践哲学视域中的统一性问题和否定性问题[50]。在人类主体性力量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人在改变对象性世界的同时改变自身的辩证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作为领域的历史辩证法或者自然辩证法，而是连接了自然和历史、以主客体相互作用为核心范畴的实践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存在论、辩证法和方法论的统一。今天，人类面临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形势，这种新的形势不仅包括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也包括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出发，强调主客体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贯彻到底，这不仅是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基本方向，也是当代人类基本存在状况的思想表达。尽管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探索并不彻底，留下了诸多问题，但他无疑是洞察思想与现实深刻关联的杰出理论家，他以自己的深刻探索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的这一方向。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本文作者：罗骞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秋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