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立波，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大众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范本

文/张立波

摘要：艾思奇《大众哲学》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程中的经典,缘于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和传诵。失学者、哲学初学者、普通读者都属于艾思奇写作意向中的读者对象。《大众哲学》具有革命的引领作用,也有科学的启蒙价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代,始终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因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主题。艾思奇对《大众哲学》的不断修订提示我们,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大众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面向大众的哲学需要与时俱进,才能确保其经典性得以稳固和强化,并开显出新的意义和向度。

关键词：艾思奇；《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读者反应。

一、读者类型

1934年6月,艾思奇从泉漳中学来到上海《申报》流通读书指导部,从事报刊撰稿和专栏编辑工作。读书指导部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其中大部分是读者要求解答他们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艾思奇同志极为重视回答读者来信的工作,他极其严肃认真地写过大量回信。”这种工作经历,使得艾思奇的思想和写作具有明确的读者意识。

我们阅读《大众哲学》,很容易身临其境,这缘于该书由讲稿转化而来。按照刘惠之的回忆,“上海《申报》董事长史量才被蒋介石杀害后,《申报》为了纪念他,创办了一个以史量才命名的业余学校,学员主要是职工群众。李公朴先生担任校长,思奇受聘当老师,主讲哲学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思奇写出哲学提纲先讲给学员听,根据听众接受能力、理解程度,并吸取学员意见,再加增删,然后成文逐篇发表”。

1934年11月初,《读书生活》杂志从《申报》分离出来,设有短论、哲学讲话、科学讲话、读者问答、名词浅析等栏目。自第一期开始,哲学讲话栏目每期发表一篇艾思奇的哲学文章,到1935年10月,整整发表了24篇文章,除了《哲学也有不空洞的》一文,其余的作品汇编成《哲学讲话》,次年1月出版发行。《哲学讲话》出版后,艾思奇接受关于该书不简洁、重复和不加剪裁的批评,但却强调,他“在写作的当初故意要这样做”。一是为更多的普通读者考虑,应该把每一个问题反复申说;二是在《读书生活》上发表时,每节都自成一体,不必依赖上下节,由此上节中说过的东西就不得不在下节中略说,以免读者摸不着头脑。

对于《哲学讲话》更大的批评,还在于它的内容。王一知撰文提出其七大错误:把物质论和观念论弄不清楚;把机械的物质论弄不清楚；不懂“物灵论”和“物活论”的区别;不懂认识的可能和本质的区别；不懂反映论和经验论的意思;不懂辩证综合的意思；不懂认识论的实践论的意思。此外，还有批评者认为艾思奇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外因与内因等问题上存在误解。对于“站在”同一理论原则上的批评,艾思奇耐心地予以解释或接受；对于来自“另外的理论立场”上的攻击，艾思奇则严肃地进行“反批评”。相较于专家学者的反应,艾思奇更在意普通读者的意见。《哲学讲话》发行不到五个月就出了四版，显然表明了读者的普遍喜爱。《哲学讲话》第4版更名为《大众哲学》就是要强调，这是一本写给大众看的哲学。艾思奇意向中的大众读者，是读书于街头、店铺和乡村里的“失学者”，他希望给他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这样的读者对象，对哲学知之甚少，属于初学者。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艾思奇写作时有意地重复、不加剪裁。对此,一些水准较高的朋友提出批评，但“普通读者的胃口，和那修养很高的批评者的胃口不一定相同”。“为一般水平较高的朋友所摇头的东西,却被读者很快活地接受了”，足以表明，这是“一本被广大的读者所接受的书”。

失学者、哲学初学者和普通读者是《大众哲学》所面向的“大众”。给大众讲哲学，首先就要阐明：哲学并不神秘，它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很密切，生活中处处都有哲学的踪迹；日常生活的感想中不乏哲理，但哲学不仅仅是零碎的感想，而是更有系统、更深刻的知识。其次还要阐明，哲学并不空洞，它是一种思想竞技的训练，能指导人们正确地观察事物、做出正确的人生抉择。艾思奇所说的哲学，是新哲学，它不只是说得好听的东西，还能指导人们做事，它的“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打消普通读者对哲学的神秘感和疏离感，只是第一步，在具体的理论阐发中，必须时时“顾虑到读者的接受力”，“顾虑到初学者的兴趣和理解力”。为此，艾思奇“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他以“天晓得”这句大家听得很熟的俗语来做文章题目，“其目的之一，是想使大家容易感觉很有兴趣，不至于因为以前讲了很多而疲乏起来”。艾思奇还预设了接受者可能出现的疑问，主动设问，引起读者兴趣，引导读者确立问题意识。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读书生活》主编李公朴在该书“编者序言”中所作的高度评价：“《大众哲学》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

艾思奇对于通俗化写作有着明确的思考。他在1935年所写的《通俗文的真义》一文中强调：“通俗文必须要有大众来接受，这是前提。根据这前提，作者就不能单从文体上着想，而须以内容接近大众为其基础。”“换句话说，通俗文并不单是要软化文体，而是要软化理论。软化理论的方法，是应用理论，把理论活用到大众的生活事实中去。”美国学者博登赫恩指出：“艾和他在《读书生活》的同事们努力想弄清他们的读者是哪些人，并根据读者的能力去写作。”博登赫恩列举了相关事例说明，艾思奇当时为了研究目标读者，曾阅读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和提出的问题，以此来衡量读者的水平和需求。“艾思奇努力以他的目标读者能懂的声音说话，这使他的书籍有一定的可读性和权威性。换句话说，他努力于大众化，使他有向读者说话的能力。”博登赫恩还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来说明艾思奇如何打败他在思想意识上的对手：“相比之下，在国民党或自由阵营里的许多中国作家却明显地不愿意向评议习惯不同于自己的人讲话：他们不说‘当地的方言’，因而也就削弱了他们自己要传达的信息的力量。”

《大众哲学》成为经典，固然需要大众的广泛阅读和普遍认可，但这也只是必要条件。诸多研究者谈到《大众哲学》，都会谈到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在《大众哲学》的“经典”之旅中，毛泽东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电告在国统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要求他们选购“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书，“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以供延安的学校和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由于《大众哲学》，艾思奇得到毛泽东的注意，然而，毛泽东对《大众哲学》的评价不如艾思奇之后出版的《哲学与生活》。毛泽东曾致信艾思奇，称赞其《哲学与生活》是一本“更深刻的书”，并将长篇抄录送给艾思奇过目。饶有兴味的是，研究者把毛泽东对《哲学与生活》的较高评价，迁移到《大众哲学》上。

毛泽东可谓“超级读者”，他的评价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更是由于《大众哲学》由此被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上来看待。青年学生喜欢读《大众哲学》，因为其通俗易懂，该书促使他们积极地投身革命。毛泽东这样的读者则不是简单的阅读和受益，而是对其意义予以提炼和提升。毛泽东不只是接受者，更是创造性的读者。1966年3月，艾思奇英年早逝，毛泽东在悼词中加上“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这样的评语，这可以被视作毛泽东对艾思奇的“盖棺论定”。

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在回忆中谈到，曾任蒋介石高级幕僚的马壁于1981年回到大陆，专程来过她家，坦承自己不止一次读过《大众哲学》。他说，蒋介石也读过，并多次在台湾军政要员参加的会议上说：“我们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一本《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这样的东西，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据马壁介绍，蒋经国也提过《大众哲学》的魅力。王丹一认为，蒋氏父子的评价不足为据，并且言过其实，不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大众哲学》的影响力。

二、理论作用

《清华周刊》第44卷第1期“书报评介”栏目谈到《哲学讲话》时说，这本书流行的主要原因“并不如有的人所想的一样，在它写得通俗，而是因为它出现在这学生运动的时候顷刻间大多数的学生都相当的觉醒了”，发觉教科书对现实问题毫不中用。《哲学讲话》生逢其时，大为学生所欢迎。“国统区”的许多学生和进步青年，就是因为读了《大众哲学》及艾思奇的其他著作受到激发，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在对艾思奇的回忆中，《大众哲学》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之路，坚定革命信心，这几乎成为一个标准化的模板。例如，郑易里在1978年5月所写的文章中说：“不少青年也的确因为看了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刘白羽的笔下，“对《大众哲学》的评价，不能只限于它把哲学通俗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把哲学推向人民中间去的一个重大突破”。

《大众哲学》具有革命的引领作用，也有科学的启蒙价值。1934年，陈望道在上海主办《太白》半月刊，首创“科学小品”一词，艾思奇曾在该刊发表过科学小品《孔子也莫名其妙的事》和《由爬虫说到人类》，此外，还在《读书生活》发表过若干小品。叶永烈认为，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用《大众哲学》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用科学小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在我们看来，《大众哲学》作为通俗化的哲学读物，也具有科学小品的性质。《大众哲学》旨在介绍和宣扬新哲学，但不是作为一家一派的哲学来介绍的，而是作为开阔人们头脑的思想和方法来讲解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介绍具有科学教育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大众哲学》中的《牛角尖旅行记》最初并非刊登在《读书生活》1、2卷各期的“哲学讲话”栏目，而是刊登在1卷9期的“科学小品”栏目，亦可作为一个明显的例证。《大众哲学》更多的是启发而非规范，更多的是引导而非控制，由此极大地吸引了青年学生。

就叙述逻辑来看，《大众哲学》从生活到哲学，又从哲学到社会。在这种逻辑的展开中，始终是生活、哲学与社会三者并行，不曾用哲学来抑制生活，也不曾用社会来抑制哲学，从而个人与社会、启蒙与变革得以很好地结合起来。个人是其始终如一的关怀，不因为社会变革而牺牲个人；启蒙是其一以贯之的旨趣，不因为社会变革而抑制启蒙。以该书第十九节“两种态度—两条线上的斗争”为例，标题充斥着强烈的斗争意味，但开篇的姿态很低：“读者诸君，我们大家讲了好久的话，直到现在还没有问一问你们的生活情形。”这是一个邀约的姿态，邀请大家参与和讨论。读者的情形千差万别，但都生活在一个同时代的社会里，那么，应当抱着怎样的态度对待它呢?艾思奇启发道：“各位读者，这问题你们想到了没有?”对读者个人生活的关切，促使读者从自身的生活情形出发，思考对于社会环境应有的态度。有的人对环境采取完全屈服的态度，有的人采取完全不顾环境困难的态度；前者是机械唯物论，后者是观念论。老年人多半抱着前一种态度，青年人则多半持有第二种态度。这里已经是在运用哲学概念，但对两个概念的解释完全是生活化的，不会让读者觉得骤然从生活跳跃到哲学。事实上，艾思奇到此谈的都还是生活问题。“我们要怎样对事对人才行呢?这问题此地不能详细解答，因为我们的讲话是以哲学为主，生活问题不过是解释的例子。但总之，我们仍然可以说几句：以上两种态度，都是我们所要反对的。”表面上看，艾思奇把哲学作为重心，生活实例不过是为哲学服务的，但从行文来看，这实则是一种提升。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应当上升到哲学理论和概念上，才能获得更为全面的透视和把握。所以，“生活的问题到这里结束，现在回到哲学的本题上来”。

艾思奇从机械论和观念论来深化相关问题，所用篇幅和前面的大致相当，最后又回到现实生活：“总之，机械论是教人懦怯、屈服，教人不要前进的哲学，而观念论是教人盲目、乱来，教人空谈理论，不顾实际的哲学”，与这两种病态的思想斗争，就成为“两条线上的斗争”。《大众哲学》最终的落脚点是社会变革。《大众哲学》最后一段是这样的：“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这是社会科学证明了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不是别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在整本书中，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字样，也没有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字，但明眼人可以看出，《大众哲学》是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自觉地把《大众哲学》纳入正统的革命叙事轨道上。每当有人称赞这本书时，他总是说：“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对《大众哲学》的这一历史定位是自然的，也是客观的。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的第一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是在艾思奇的指导下合编而成的。他很欣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认为这本书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作了通俗的解释和阐述，在当时的影响非同小可。他在回忆艾思奇的文章中写道，艾思奇在解放后的一次会面中说，工农兵的哲学著作比他写的《大众哲学》要深刻得多，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艾思奇热情地赞扬、扶植工农兵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运动，他批评那些轻视工农兵学哲学的人，他非常注意阅读报纸上发表的工农兵写的哲学文章，并搜集这些哲学文章，准备亲自把它们汇集出版。”

1978年，适逢艾思奇去世12周年，人民出版社重印《大众哲学》，郑易里撰文表示纪念。在这篇文章及其修改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大众哲学》谱系化处理上的微妙变化。该文论述了《大众哲学》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影响，谈到了“新的长征”的时代背景和需要。“我们周围的世界现实仍然很复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种种谬论还需要继续批判，若能在研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哲学著作基础上再来阅读《大众哲学》，我想，这对于我们在这新旧交替、万象回春的大变革过程中，提纲挈领，比较正确地认识一切，还是有所裨益的吧!”它被收入三年后出版的《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一书中。1985年，该书出版第2版时，这句话被修改为：“我们周围的世界现实仍然很复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种种谬论还需要继续批判，仍然需要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像《大众哲学》这样的作品。”两相比较，先前的表述要求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础上来认识《大众哲学》，后来的表述则是强调《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学界对于艾思奇《大众哲学》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其意旨也不断有新的阐释，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突显《大众哲学》的反教条主义。在艾思奇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中央党校等单位召开艾思奇学术思想座谈会，胡绳在回顾《大众哲学》的写作及其历史作用时指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束缚，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这是30年代中叶上海的理论宣传的一个特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有代表性的这种著作之一。”胡绳藉此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才提出来的，但它“决不是凭空地突然产生的，总是对许多已有的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大众哲学》对毛泽东提出的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具有积极的先导性。《艾思奇文集》出版后，吴江也撰文指出，“长征以来，特别是延安整风前后，我们有一种反教条主义的学术精神，更有一种新民主主义之独立精神，艾著第一卷恰与此种精神相合，故读来觉勇猛有生气”。

三、历史改写

在谈论《大众哲学》的读者效应和历史作用时，应当注意到，《大众哲学》有一个不断被改写的过程，其中，书名的变化举足轻重。《哲学讲话》问世仅五个月，就出了三版。一方面是因为广大读者的喜欢，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一些“学院君子们”的攻击。对于艾思奇制作的“干烧的大饼”，有人批评它不卫生，有人指责它质料粗劣、不好消化，有人嚷嚷着它有毒。对此，艾思奇说道:“倘若真是毒药的话，那现在应该有几万的人被毒死，并且也得要有更多的人发生戒心，不敢尝试了。”出版第四版时，艾思奇将书名改为《大众哲学》，并对“绪论”之外的三章标题做了修改，第二章由“本体论(或世界观)”改为“观念论，二元论和唯物论”，第三章由“认识论”改为“新唯物论的认识论”，第四章由“方法论”改为“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

1937年8月，艾思奇奉调前往延安，不久，应远在上海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要求，对《大众哲学》做了一次修改。从初版算起，已经过去两年时间，“世事的变迁，以及作者个人认识的增进”，都使得艾思奇认识到修改的必要。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读者处境的变化。《大众哲学》初版时，读者还能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而两年之后，则不得不在敌人的炮火中颠沛流离，“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再苦闷了，他们要在民族和个人的生死关头上作最最坚决的挣扎和抗战了”。面对读者的这种变化，《大众哲学》不再是艾思奇所认为的“理想的《大众哲学》”。艾思奇处在新的环境里，也有了许多新的经验，希望将《大众哲学》写成一本“更丰富、更生动、更有实践有意义的哲学读物”。然而，由于工作繁忙，《大众哲学》又亟待重版，艾思奇只能把第四版序里提到的以及之后发现的几处错误略作修改。这样，就有了1938年2月出版的第十版《大众哲学》，该版在标题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第三章标题改为“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艾思奇认为，“这一本书始终是简陋的入门的读物”，他建议读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和更深的理论钻研中，不要抱着“夸大了的奢望”，由此，该书“对于读者也才会有它适当的用处”。

一位曾经在上海《申报》与艾思奇一起共事、而后也到了延安的同志问艾思奇，《大众哲学》能否在延安出版。艾思奇回答说:“这本通俗读物成书比较仓促，又是断续成篇，写作也嫌粗糙，况且里面还有错误……倘若要再版，有些地方需要重新修订”。显然，艾思奇意识到了，延安不同于上海。《大众哲学》无需大的改动，仍然可以满足上海等地读者的要求，而在延安，《大众哲学》则需要经过很大的改动，才能适应延安的思想政治需要。

抗战胜利后，《大众哲学》在各地依然畅销，表明读者对这类通俗读物的需求还是不小。考虑到这本12年前写的书“内容已是十分陈旧”，艾思奇“作了一番比较彻底的修改”，于1947年7月出版了《大众哲学》“重改本”。该版在章节安排上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原来的第四章分为了两章，标题分别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与“思想和范畴”。该版的结构大体上还是保持旧本的形式，在艾思奇看来，“这种形式是本书获得较多读者的条件之一”，而他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形式。但就内容来说，它和旧本已有“基本的不同”，特别是尽力弥补了旧本的两个缺点:一是旧本写作时处在“反动”环境下，为了争取公开出版，许多观点不能明确表达，举例也只限于普通生活方面的，不能用政治经济斗争方面的事例；二是他当时的理论水平有限，侧重于“外国书本上的某些知识”的通俗解释，“而不能把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为根本的着眼点”，因此就免不了许多“拘泥于书本和名词的”烦琐空论，自然也就带有“某些错误的论点”。艾思奇认识到这些缺点，并能尽力改正，是因为“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运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也大大提高了，并且也因此使我们看见，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是如何在中国得到了新的发展”。艾思奇希望把到延安之后的学习所得，特别是整风以来的学习所得，吸收到《大众哲学》的修改中。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了解能力有限，而革命运动不断前进”，因而，“重改本”一定是不完备的，他说:“现在刊印的只算是初稿，还望各方面的同志提出批评和意见”，以便再版时改进。果然，“重改本”出版后的两年间，艾思奇发现，书中许多论点讲得“不够妥当”，“今后一定时期内”还会有相当多的读者，自己又不能很快地另外“写一本全新的书”来代替它，所以“只能就重改本重新修改一遍”。他明白，这样的修改“在理论内容的发挥上还受着许多旧形式的限制”，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能尽到那样的努力了。这样，就有了《大众哲学》的“新订重改本”。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前，艾思奇还认为《大众哲学》的修改必要且可能，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他很快就意识到，修订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无法跟上新的需要，也无法理解新的需要。并且，在他刚刚勉为其难适应“新的”需要时，那个“新的”需要已经过时。这些“新的”需要源于政策，也源于读者。全国解放后，艾思奇应中国青年出版社要求，从1950年到1953年对《大众哲学》做了新的修订。意想不到的是，出版社排好清样即将付印时，该书被批评“错误百出”，属于“机械唯物论”，被迫停止出版。

对于《大众哲学》受到的批评乃至批判，今天的研究者们更多强调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栽赃陷害，这固然是有道理的，但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需要考虑，那就是，新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筛选和塑造。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决定在全国新解放的城市大规模地组织广大群众、青年和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成为新国家的主人，为了担负好主人翁的责任，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起来。艾思奇面对的“大众”，不再是《大众哲学》意向中的大众。写作《大众哲学》时，艾思奇有一种自觉的启蒙意识，而在新中国的教育教学中，艾思奇要为党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发挥作用。从科学启蒙到意识形态教育，艾思奇的身份和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众哲学》所面对的“大众”也置换为新中国的“主人”。前者是如饥似渴地希望从哲学中汲取营养的初学者，后者则是有待理论充实的“主人”。

艾思奇编写的讲稿《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可以视作《大众哲学》的一种“改写”，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视作对于《大众哲学》的一种“教科书式”改写。该教材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中宣部和高教部统一组织，被作为高等院校的哲学教科书。艾思奇提出了编写的指导原则，拟定了编写纲目，并反复修改了编写的初稿和改稿。在艾思奇主持的编写原则中，特别提到:“教科书要适应使用对象的需要。它既要适应学习者的需要，学生课时不多，内容既要全面又不能太多，又要适应教师的需要，写得扼要，给教师留有发挥的余地。”这本教科书，正如它的写作方针所规定的，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的基础上，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哲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联系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众所周知，主编教材不同于个人著述，它在根本上属于集体创作，反映的是那个时期的哲学认识和思想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反映艾思奇本人的真实思想。艾思奇能够担任主编，当然是对他的信任，但考虑到之前对他的批判，他本人应当会意识到，他需要自我否定。一定意义上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大众哲学》的否定。王丹一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说，艾思奇“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认为自己应该常思过补进，不断学习新知识，保持高洁修养”。

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个艾思奇”这一问题，早年的艾思奇，即作为《大众哲学》作者的那个艾思奇；晚年的艾思奇，即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编的艾思奇。所谓早期艾思奇，就是上海时期的艾思奇；所谓晚期艾思奇，就是北京时期的艾思奇；延安时期属于过渡性的③。对艾思奇来说，上海、延安和北京，不只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且是思想、文化和政治的空间，这三个地方的思想氛围、文化动向和政治环境相去甚远，乃至大相径庭。相对来说，上海是杂乱的，延安是单一的，北京是统一的。在笔者看来，承认两个艾思奇，才能更好地体认《大众哲学》的风格、特点、意义、价值，体认写作《大众哲学》的艾思奇的思想、精神、魅力。从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修改还是重写《大众哲学》，成为一个越来越令人头疼的问题，最终的答案当然是重写，遗憾的是，他不再有重写的心境和时间了。

艾思奇去世后，《大众哲学》的修改和重写再度成为问题。艾思奇生前没有印行的修改本，197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新华书店发行。该书“出版说明”中写道:“数以万计的读者，由于本书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作者多次进行修订，希望本书能更好地发挥启蒙作用。”沿着这个思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印行《大众哲学》，自然是希望它再度发挥巨大的启蒙作用。“绪论”开宗明义地指出:“提起哲学，有的人会想到旧社会大学校教室里的一种难懂的课程，也有的人会想到那些算命先生。”意向性的读者已然转变为新中国的青年，该书旨在“做一些初步的启发工作，引导大家进一步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并在实践中应用”。该书中的事例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都是中国革命方面的，实际上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做了哲学的分析和总结。该书最后一段重申道，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就是要用它来“引导我们正确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社会的客观事实发展规律，确定中国革命应该走的道路，和各种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办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起来进行斗争，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该版本在1953年出版，应当能发挥很大的作用，1979年的青年学生阅读它，则难免有隔世之感，它更多地成为一种历史读本而非哲学读本，更多地具有(思想的)历史价值而非思想价值。

1980年，《艾思奇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印行，旨在“纪念艾思奇同志，保存他留下的丰富的哲学遗产，推动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为了使读者了解《大众哲学》的原貌，该文集收录的《大众哲学》是其第1版，亦即《哲学讲话》第4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同于新中国初期，写作新的《大众哲学》成为时代的内在要求，仅仅两三年间，这方面的读物不下五十余种，其中以《通俗哲学》一书影响较大。相对于《大众哲学》唤起青年投身于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运动之中，《通俗哲学》则推动广大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从《大众哲学》到《通俗哲学》，既是哲学通俗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哲学通俗化所走过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邢贲思于1986年所写的文章中提出，《大众哲学》的出版距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已经不复存在。“今日的大众也不再是饥肠辘辘的精神饥民，只满足于干烧的大饼，而不去追求漂亮的西点了。为大众的哲学不仅要雪中送炭，而且也要锦上添花。”时代变了，历史使命变了，我们的建设、改革，我们的精神文明的发展，期待着更深的哲学探索。“从这个意义上，《大众哲学》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时代需要，不能满足今天人们的求知要求了。”当然，《大众哲学》所体现的为大众写哲学、让大众掌握哲学的精神没有过时，永远也不会过时。也就是说，《大众哲学》的历史业已终结，我们需要开辟一个新的大众哲学的时代。

在纪念艾思奇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国社会出版社印行了《大众哲学》。出版者认为，该书第10版比第1版在语言上更为严谨、在内容上更为完整，但他们此次印行的却是第1版。“这是因为第1版比第10版更加贴近生活，更加通俗，更易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初学哲学的读者所接受。”为了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出版者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其中，比较大的改动有两处:一是以第10版的第13、14、16节取代了第1版的第14节，以“利于读者系统而完整地了解唯物辩证法”；二是删掉了第1版的第18节“青年就是青年—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也是“考虑到今天的非哲学专业的一般青年学者阅读这一节时颇费周折”。参加此次修订的黄楠森教授认为:“这样修订的目的在于不仅向读者提供一本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历史著作，而是出版了一本适合现代读者需要和阅读习惯的现代读物。这是一种尝试，如获得成功，《大众哲学》将发挥更大的现实的影响，并为哲学的普及工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

关于《大众哲学》的意义和启示，诸多的论者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阐发:第一，哲学初学者必读的入门书；第二，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大众化。泛泛而谈，这两点都言之有理，但进一步思考就会引发一些疑问。首先，把《大众哲学》视作哲学初学者必读的入门书，也就是说，哲学初学者都应该读这本书。那么，打算写给哲学初学者看的书，也应该学习和借鉴该书的写作风格。这固然是对《大众哲学》的肯定，但也是极大的限制。其次，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大众化，也就是说，哲学应当植根大众、服务大众、引导大众。事实上，哲学有不同层次和类型，哲学的旨趣也各有不同，大众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大众化，但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包括不同的层次，它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它的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辩。就学科而言，哲学是现代学科门类的一种；就生活而言，哲学是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所以，不要简单地说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大众化，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这样说。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程中，《大众哲学》的地位和意义已然确立，没有什么能动摇它的地位，也没有谁敢轻易地怀疑它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大众哲学》的地位和意义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中生成的。历史在不断地发展，读者的知识层次、思想构成和理论旨趣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有连续，变化中有断裂。我们对艾思奇《大众哲学》的阐释和体认，总会联系到他在该书之后的作品和工作，并把所有这些都置于当下的时代场景中来把握。就此而言，《大众哲学》的地位和意义，有赖于当下的追溯；当下的位置不同，追溯的目光自然有所不同。面对《大众哲学》，我们始终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大众哲学》的魅力究竟何在?哲学工作者应该从中学习什么?第二，《大众哲学》何以满足今天的需要?如果说这本书值得读、必须读，那么，应怎么去读?抱着怎样的态度去读?带着怎样的期待去读?随着现实生活的不断变迁，随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出场，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在不断更新，甚至问题本身也会改头换面。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哲学》的经典性不断稳固和强化，并开显出新的意义和向度。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生动范本，我们应当向艾思奇学习，努力成为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用人民群众生动有趣的语言，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当代中国的实践逻辑，写出新时代的《大众哲学》。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本网页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