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移民宗教既是族裔身份认同延续的场所，也是促进同化和变迁的力量。长期以来以西方基督教为中心和范本的移民宗教研究，将基督教视为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媒介与载体，聚焦于跨国移民到西方世界的华人是如何通过皈信来实现向西方中产阶层文化同化的过程，而相对忽略移民信徒自身的身份寻求与意义建构。本文聚焦于美国纽约华埠一间基督新教教会中的青年华人，考察移民通过宗教重塑自我与生活意义的社会适应过程。

美国华人基督教的发展拥有较长的历史，并受到移民社会经济力量的塑造。旅美华人群体在社会经济层面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一个群体是聚居于华埠较为草根的工人阶层；另一个是较为富有的专业技术移民与中产家庭出身的留学生群体，后者中不乏富二代子弟，他们大多在美修读本科或高中的学业。这些新一代青年华人群体中皈依基督教的情况已经愈发普遍。他们大多通过正规教育体系（尤其是教会背景的中学和大学），来获得对美国基督教的认识。赴美留学的城市中产子弟更看重基督教作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优势身份资源。因为基督教在都市中国的发展往往体现出自身与现代性的契合，尤其是一种依附于西方现代性的道德体系。相比之下，对于非精英的工人阶层新移民而言，华人教会是他们唯一能获取的在新社会站稳脚跟的开放性资源。这种开放性源自于基督教的包容性，即其假设所有人，不论社会经济背景或教育水平如何，皆为潜在的皈依者。当家庭关系处在破裂危机中，经济和社会资源匮乏时，移民教会往往成为他们重树自信表达自我的首选之地。

由于移民本身的压力以及家庭成员在社会文化适应上的个体差异，传统家庭的权威结构被削弱且不能为新移民在新环境中的生活适应提供指导。新移民需要新形式的社会权威，由此获得确定性和安全感，并在新生活中得到指导和保护。虽然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族裔宗教在美国亚裔青年社会适应中的作用，但对工人阶层的美国亚裔青年的关注相对较少。美国亚裔青年常被主流社会视为“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因此大多数此类研究主要聚焦于中产阶层美国亚裔青年二代，他们在美国成长，说流利的英语，并没有太多的社会适应问题。大部分中产阶层青年二代的生活和工作已处于美国主流轨道中。而本文所研究的工人阶层华埠青年，在少年时期随着父母移民来美国，他们的二元文化特征更强，也存在更多的适应问题，他们的家庭大多更是处于危困之中，因此具有较大的失足风险。不同于中产阶层青年移民往往有着完整的家庭和更多的父母资源，工人阶层移民青年的父母很少在同时段举家移民。中产阶层移民往往将本族裔的移民教会视为抵抗完全文化同化以及保存传统族裔认同的主要方式，他们的后代在选择文化认同上有更多的自主协商权力。而工人阶层移民则将本族裔教会视为在陌生和困难的环境中生存和适应的必要手段。

大多数新移民宗教研究关注移民本身既有的宗教信仰，或是从父母传下来的宗教信仰，而对宗教皈信群体的研究相对不足。基督教并非中国人的原生宗教，事实上美国大多数的华人基督徒都是在移民之后才皈信基督教，这更多地体现了宗教在移民生活中的作用。本研究也希望就纽约华埠教会的个案对移民宗教社群中的皈信过程与社会适应模式做一探讨。纽约的华埠是族裔和移民研究的经典话题，其众多的社群组织，受到了华埠研究的广泛关注。但是，对社群里的基督教组织的研究还为数不多。基督教堂在美国华埠的建立可追溯到1852年。传统的观念认为这些教会在华埠中为人们提供了学习英语的唯一机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华人的性别比极度失衡。华埠基督教会成为拯救陷入非法同居和卖淫问题的失足女性的“救助所”（rescue home）。在那个时候，美国许多华人教会的牧师和传教士都是白人，他们不懂汉语或汉语水平有限。这些早期的神的仆人们对他们传道工作的构想即是向华埠这一“异教徒聚居地”的“异教徒”传福音。那时的教会虽说是华埠与主流社会的连接纽带，但却远离华裔社群的本土传统文化。

自1965年美国政府颁布宽松的移民政策后，有大批中国的专家和学者移民到美国。但他们一般居住于白人中产社区，鲜与华埠产生联系。这一宽松的移民政策也让更多的工人阶层华人涌入美国，他们的移民路径大多经由香港这一国际中转地。这些中国新移民群体主要落脚于美国已有的华埠。由此，从六十年代起，纽约的华埠经历了一次转型，从一个男女失衡的光棍社群转向了一个拥有族裔经济特征的华裔聚居区。和早期旅居于此的华人不同，这些新移民有着强烈的定居和融入的愿望，将美国视为他们的新家。多样化的新社群组织也随之开始涌现，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群组织。这些新的组织为满足新移民的需求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服务，新移民们也对融入美国社会有着更为积极的态度。在这样的社群转型背景下，华人移民教会在华人社群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从1965年起，纽约华人社群中的教会数量翻了一番，超过了八十家。族裔聚居区经济为这些宗教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似乎也印证了著名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 K. Hsu)的说法，即“当由家庭和更广泛的亲属网络所提供的人际关系减弱及消散时，教会的归属或者别的归属定会把握与华人产生更紧密关联的可能性”。根据笔者统计，在曼哈顿的华埠里有超过二十家教会，大多拥有不在少数的青年成员。

本研究聚焦于纽约曼哈顿华埠的一间粤语话教堂（Cantonese Church of the Lord, 简称CCL）。它于1967年由基督联合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建立。现任负责人李牧师将其改建为一个无宗派背景的独立的福音派教会，这种模式在美国的华人基督教会中十分普遍。1971 年，15岁的李牧师由香港移民美国，并于同年成为基督徒。1994年，他在美国完成了神学教育，就开始了在CCL的服侍事工。在那之前，他参与过基督教角声布道团（Chinese Christian Crusade Herald）的工作，那是一个基督教社群组织，旨在向新来美国的华人移民传教。CCL拥有一百多名成员，超过半数都是青少年，他们积极参与教会生活。它也算是一间典型的纽约华埠教会，其成员大多数是说粤语的工人阶层华人，他们到美国后才成为基督徒。正如许多纽约华埠的居民一样，CCL中的青年移民大部分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从华南农村移民而来，他们的双亲通常在华埠做着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如服装厂工人、洗衣工人、建筑工人和餐厅员工）。

        在历时一年的田野调查期间，笔者频繁地参与到主日崇拜、小组聚会和教会的其他活动中，聆听人们的祷告、分享和布道，观察华人族群内的面对面互动。此外，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与非正式访谈，我不仅对十名教会成员进行了生活史研究，还对牧师和青年小组的负责人进行了反复访谈。为确保匿名性，所有的名字都已改变。我重点考察了那些定期参加教堂活动的青年，以探究青年移民的宗教经历。访谈对象的年龄跨度在二三十岁之间。此研究的辅助信息则从教会的简讯和历史文件中获得。

二、处于边缘地带与危困中的青年

CCL的青年成员遭受着不同的生活压力: 疏离感、信心的缺乏、孤独感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都来自从中国到美国的巨大生活变迁。在移民的过程中，亲缘关系变弱，且当双亲都长时间在外工作的时候，家庭成员间面对面的互动也随之减少。家庭的支持基本处于缺席状态，因此这些移民家庭内部往往出现强烈的张力、冲突和沮丧感。

离开广东移民至美国时Peter才满十三岁，他满怀着对新国家新生活的好奇和兴奋。但是，他的梦在抵达美国的时候就破碎了。“现实的美国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街道很挤很脏。我的父母在华埠里没日没夜地工作，哥哥和我就只能整天待在家里，” Peter讲述道。为了打发时间，Peter每天都去一个街机游戏厅。每天放学之后，他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在家，就是在那个游戏厅里。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街头青年，他开始逃课和他们一起出去闲逛。“我在公园闲逛，欺负捉弄周围的人。后来，我在那个公园里交到了很多朋友，也知道了一些人帮派背景。他们看起来非常厉害，我很想接近他们，就加入他们之中。我的父母并不给我零花钱，于是我跟着那些帮派成员一起去收“保护费”。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餐馆收保护费，老板非常生气并报了警，我被抓到了拘留中心，Peter回忆说。

坚信美国是一个在郊区有着大房子的美丽国度，Scott十一岁时来到美国。他记忆中最尴尬的事，就是在他一学期三门课程不及格之后，他妈妈被叫到学校去取成绩单的时候。华埠里的移民父母，通常并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也不会说英语，孩子从他们那里得不到需要的学习指导。孩子更是常常因他们父母的老派作风感到尴尬。Scott认为在他非常需要此类帮助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帮助他或者与他谈话。所以他开始向街头生活靠近。“在我学校旁边有一个游戏厅，那里有我的一个兄弟，我每天都去那里。那里很挤也很吵。我听说那里有很多帮派，我有一点害怕，但那里总是让人很兴奋。我能在那里找到自我，赢了游戏的感觉特别兴奋。”

与帮派待在一起给这些青年移民带来身份认同感、归属感与力量，同时也使他们与学校、家庭和主流文化更加疏离。就如Scott说的那样，“在被警察抓了好几次之后，我感到非常失落。我的家庭不接受我，老师认为我很坏，同学们也不喜欢我。我只有在游戏厅里才被接纳，那里就像我的家，我只能在那里展示自我。我只用花25分钱（Quarter），就能在那里玩好几个小时。我喜欢这种优越感。我希望在学校也能有这样的优越感，能比其他同学好，然后我就可以告诉妈妈我成绩很好，并没有把她的钱浪费在电子游戏上。然而那只是一个梦，一个我并不知道怎么去实现的梦。”

华人移民家庭中的情感疏离加剧了青年华人的社会适应与父母缺位问题，也造成了充满压力的移民经历。七岁从中国南方来到纽约的Amy说：“为了养家糊口，我爸爸先来到这里。在我来这里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爸爸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父母超过七年都没有见过对方。”她接着说：“作为移民，我们拥有对方，但同时，我们也没有对方。我的父母一直在工作，我的兄弟们自己待着，我也自己待着。”

Amy的父亲在华埠的一家餐馆工作，母亲则在华埠一家服装厂工作。她的家庭是华埠移民家庭的典型。像Amy的父亲一样，很多移民必须先单独来到美国很多年，以获得公民身份，然后才能为他们的直系亲属申请家庭团聚签证来美国。长时间分离后的重聚，使得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常常面临危机，并需要时间才能恢复。但是，困难的经济条件让双亲都不得不长时间地在外工作，这就减少了家庭亲子间的互动。

十岁从中国南方移民来美国的Marcus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他谈起都在华埠工作的父母：“我的妈妈在一家工厂工作，爸爸是个建筑工人。他们都很忙，每天早早就离开家。”父母缺位尽管可以培养青年的独立性，但也使本就处在危险期的青年面临更多危机。Marcus回忆起他早年叛逆的经历：“我和一帮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们都逃课，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们玩麻将，还想出一些愚蠢的想法。我被抓过一次，因为我闯入了别人的家。幸运的是，诉讼撤销了，我没有因此陷入麻烦。在那些年，我没有任何希望，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只能做一些事情以取代这些空虚感。”

上述也许是纽约弱势的华人新移民群体的极端例子，但形塑他们移民经历的结构状况并不罕见。一项研究通过将1982年至1989年间移民纽约的华人与整体移民情况相对比，发现原本从事非技术农村工作的华人移民占了很大比重，因为“非常明显的，和移民总体情况相比，这些来到纽约的华人移民来自更为贫困的农村地区，并出身于工人阶层”。通过对比1980年后的移民与其他华人移民群体，华裔社会学家周敏（Min Zhou）指出，来自1980年后移民家庭的孩子是最孤立的群体，他们在主流社会的曝光度最少，父母的教育水平较低，也较不可能从事专业工作。

学校虽然可作为这些青年应对新生活过程中一个重要社交场所，但学校背景下的建立的关系通常是非个人的和次级的。就如Scott所说：“作为新移民，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之前没有信心，所以我做什么都很容易放弃。我辍学了，因为我在学校没有朋友，也通不过考试，为什么还要去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处于危机边缘的青年都是男性。性别是形塑青年移民社会心理适应的因素，也塑造了他们的自尊。在那些来自中国农村的移民中，男孩通常比女孩承受着更大的出人头地的压力。一般来说，女孩未来的主要角色是成为妻子和母亲，使丈夫及其家庭喜乐，并生育子嗣。对于来自中国南方农村的青年男性来说，在美国社会实现传统父权中养家糊口的角色并成为家庭权威是十分困难的。工人阶层男性移民在服务型经济中向社会下层流动的状况严重削弱了他们在家庭中的权威。如果男孩们仍怀有男性主导的传统中国家庭的乡村记忆，则会进一步加剧他们在新社会中缺乏文化自信并害怕蒙羞的状况。因此，他们面临着同化至以“街机”和“帮派”为形式的社会底层亚文化中的可能性。

三、传统中国式家庭的隐喻与关系建构

当移民家庭面临危机的时候，华人移民教会成为华人社群中主要的族裔社会化场所。在中产阶层的华人教会中出现了“基督教的中国化”现象，教会成功地将基督徒身份和华人身份相叠合，满足了这些中产阶层华人基督徒移民的心理和情感需要。CCL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但它实现的方式却不一样，这与其许多年轻成员所处的社会经济困境息息相关。CCL的特点，是用中国家庭的隐喻去应对有着创伤性移民经历的绝大多数教会成员的情感需要。

华埠教会扮演了一个中国家庭的角色，通过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帮助人们度过困难。李牧师在一次布道中这样说道：

     在新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瓦解了。不幸的是，人们会失去生存的力量。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那些正在经历困难的弟兄姐妹感同身受的原因。我希望来我们教会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由彼此关系而来的温暖。接受过教会帮助的每一个人，也都将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建立关系是CCL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不仅仅是建立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建立与教会其他成员的关系。教会成员们坚信，“如果你和上帝间有正确的关系，你也会和其他人有正确的关系”。一位年轻教会成员甚至告诉我：“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不是关于成为一个人，而是关于建立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本质上是家庭的，也映射了中国式的传统权威结构。在CCL中，“父亲与孩子”和“上帝与人类”的关系类比十分明显。敬拜基督与尊敬家庭的头是一样的。弥漫于教会背景下的家庭隐喻非常微妙。赞美诗《爱使我们相聚一起》（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的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不同。英文版本这样唱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的灵与圣灵一起，爱使我们在一起。”中文版本的歌名则变成了《我们的家庭》，歌词中唱道：“我们是永生之主的一个家庭，我们是永生之主中的一个家庭……”这显示了李牧师将他的教会描绘成一个家庭形象的努力。“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口号，反映了我的希望，也反映了我所希望的带领教会的发展方向”，他解释道。

在CCL这个大家庭中，牧师照顾那些缺少家庭支持的人，并常被看做“青年人的父亲，老年人的儿子”。正如李牧师所说：“中国人渴望拥有一个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但由于家庭的等级结构，人们生活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有亲密感情。在教会中，我不仅希望不同年龄的群体可以在一起，还希望他们可以彼此交融，相互关切。”每周的探望、接送老人来教会、和他们一起祷告、通过电话和信件与人们联系、寄送生日卡片、组织外出游玩等活动都促进了CCL的家庭精神。

关系的建立从接触那些街头青年们开始。对于那些有自尊和自我身份认同需求，但无法从自身家庭中满足的青年来说，李牧师称他自己的角色即是扮演“一个积极的父亲形象”。为了帮助他们度过这一段危险的青春叛逆期，李牧师非常耐心，还花费很多时间和他们一起做事情。李牧师自己的移民经历与这些青年十分相似。少年时他和父母一起移民到美国。这是那些青年能够认同他的原因之一。他将一些不愿意生活在他们自己家的青少年带回他家，让他们在他家短住。他还会带他们到别的州进行短期旅行。一旦建立了相互的信任，年轻人遇到困难时就会来寻求他的帮助。在教会青年的眼中，李牧师有着多重身份，他集父亲、牧师、心理顾问、篮球教练、团队领袖多重角色于一身，是他们最敬佩的人。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被置于一个毋庸置疑的领袖和权威位置上。事实上，李牧师对于教会中的青年来说正是这种男性家庭权威的典范。CCL的跨代际家庭与中国传统家庭模式的相似性与连贯性，在李牧师这一积极的父亲形象上得以彰显。教会大家庭为青年提供了情感支持，而这种情感支持正是他们的直系家庭所缺乏的。李牧师担当了工人阶层华人移民家庭所缺失的男性权威角色。

教会还为年轻一代和老一代的面对面互动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空间。在CCL的众多活动中，主日崇拜是最重要的、且有最多人参加的教堂集会，它也在组织的层面折射了跨代际的家庭模式。在主日崇拜中，青年人通常坐在教会大堂的前方，而老人则坐在后方，因为祖父母们经常喜欢看着他们的孙辈，并乐于加入他们。在聚会的头半个小时，两三个穿着便装的女孩站在前方，带领大家一起拍手颂唱赞美诗，一个女孩是英语翻译，另有一个男孩会在她们旁边弹电吉他。在唱歌的过程中，人们有时根据指令站起来和坐下。李牧师总是坐在第一排，和大家一起唱歌。当《我们的家庭》的音乐响起时，人们离开自己的座位，相互握手，年轻人和老年人热情地拥抱。唱歌之后，牧师宣布开始分享个人见证（这是教会成员讲述个人故事的时间）。李牧师说：“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中分享快乐和不幸，这样，我们可以相互扶持。”年轻人分享的主题，多是关于他们与父母、朋友的关系。老年人则喜欢分享他们与孩子的关系。相较于非华埠的华人教会，亲子关系是华埠教会演讲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每次分享之后，大家在牧师的带领下祷告。最后，教会为大家提供粤式食品。

CCL是一个教会家庭，它也是一个彰显中国性（Chineseness）概念的中国家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基督宗教在教会中得以交织，教会既庆祝复活节、圣诞节等美国宗教节日，也庆祝春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教会青年认为圣诞节和复活节与中国春节一样重要，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相聚一起的重要场合。尽管牧师声称并无刻意地保存传统中国文化，但他将族群文化元素和基督信仰相结合的能力，使其在稳固教会的基础上，成功地将教会影响辐射到新移民的日常生活中。

李牧师将中国家庭的隐喻和基督教的概念糅合在一起，以强化这些青年移民与华埠教会的联系。相比之下，中产阶层美国华人教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更喜欢一种民主的教会结构。他们甚至会借助成员投票来任命他们的牧师。在中产阶层的美国韩裔教会的个案中，年青一代通过开展英语为媒介的新事工，来改变教会结构，以满足他们美国化的需求。而权威式家庭的风格，似乎更适用于CCL。失去传统家庭的保护和安全感的华人移民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在李牧师的权威带领下得到缓解。当那些移民青年人的父亲在美国社会失去了男性权威影响是，他们试图通过敬拜上帝和敬慕牧师来获得一种男性自我尊贵感。养父的角色，使得李牧师成了一个男性权威的典范。中国家庭隐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产生了“中国化的基督教”，也在于它是一个权威导向的基督教，这吸引着那些属于弱势群体的华埠青年。否则，他们有可能会同化至社会底层的亚文化中去。

族裔文化特质和新的信仰系统之间存在一个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一方面，新的基督教权威帮助加强了族裔内部的团结与凝聚力，并使男性青年移民对传统中国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家庭的隐喻促使成员更易接受这样一个非中国文化内生的宗教。这样，基督教就并入到中国的社会秩序中。移民的经历虽然瓦解了华人移民家庭的旧结构，但权威导向的基督教却帮助工人阶层的男性华人青年实现了一种父权之梦。

四、在教会家庭中重组生活意义

青年新移民通过接纳一个新的意义体系来应对社会边缘化的问题。正如一个青年成员所说：“为了生存，我必须成为一名基督徒。过去，我吸烟，在外闲荡，并做了很多坏事。成为基督徒后，我戒了所有恶习。作为基督徒，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成为义人，成为洁净的人，成为父母希望你所成为的人。”通过“成为义人”和“成为洁净的人”，青年移民更有可能同化美国主流中产阶层的价值规范。虽然教会鼓励华人身份认同的文化表达，但这有时也与其信仰实践产生张力，因为这一信仰在中国并没有历史根源与文化基础。教会福音派所强调的外向的分享与交流，与自制、迂回交流的传统中国理念相悖，这是青年成员所面临的基督教和中国性之间的文化张力。诚然教会青年成员所呈现出的宗教委身程度不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待基督信仰都很严肃认真。他们的宗教委身度越高，就越倾向于将他们的基督信仰和中华传统相结合。这一结合主要通过修订中国民族性的传统观念，以及调节传统文化实践来进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也渐渐向美国主流文化靠拢。

在传统中国文化背景中，向外人或非家庭成员透露个人情感和经历是不被鼓励甚至会被污名化的。几千年来，信任和安全感很少延伸到家庭圈子之外，财务、教育、婚姻、健康，以及影响任何个人的家庭不和，都是家庭的责任。将这些信息透露给外人，被视为是丢脸的和使家庭蒙羞的。中国式的生活力图淡化关于内心的所有事情。

但是，每周的主日崇拜，小组活动，以及教会的其他聚会，强烈鼓励教会成员打开心扉，在其他成员面前进行公开发言。在教会里，我听过教会成员很多不一样的人生经历，有少女未婚怀孕、离婚、个人财务危机、赌博问题等等。用教会成员的话来说，分享就是“将我们的心向上帝敞开”，并“让他人进入我们的生命”。这些分享机会不仅仅让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关切，也让他们锻炼了表达能力，并培养了他们对自己能力的自信。

一项针对纽约华埠儿童的研究发现，居住隔离和心理隔离使得这些孩子在多元种族社会背景中感到不安。这些青年在大都会中缺乏锻炼公民技能、获取文化自信的机会。华人教会在地方社区，为他们获得这样的能力和信心提供了一个替代途径。青年成员所需的公民机会，可在各式各样的教会活动中获得。站在教会大堂前做见证，说分享，带祷告，甚至进行探访，都给这些弱势青年赋予了文化上的力量。教会大家庭还为这种个人发展提供了一个关爱的环境和一个安全的场所。

作为一个移民孩子，Scott将他的缺乏自信看作是他在美国头些年经历的直接结果。“那时的我很害羞，因为我过去的经历一直拖累我。我过去没有任何自信，什么事情都失败。我在学校考试不及格，让家人失望，也没有朋友。年轻时的伤痛经历塑造了一个人”，他感慨地说。但是，自从成为CCL一个青年小组的领袖之后，通过在公共场合发言，Scott获得了极大的信心。他被很多不同的教会邀请去作见证，有时候甚至还去别的州的教会作见证。“当然，一开始我很担心，也很害怕。但是，我越适应，学习越多的词汇，我就越能更有效地向大家讲述我的经历，以及上帝是如何改变我的。”Scott相信自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演讲者了，他将此归因于上帝的作工，说：“上帝训练我，让我不害羞。”

Peter在美国的早期悲惨经历已在上文中提到。正是这样一个青年移民，几乎每周日都会分享他的生命见证以及上帝在他身上的作工，因为他认为他有让其他人认识上帝恩典的责任。正如他所说：“每当我在礼拜中将我的生命故事分享给其他人时，我都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我认为是上帝给了我力量，也是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我会试着用同样的方式去改变别的人。”Peter急切地传播上帝作工的信息，这让他拥有了更强的信仰和信心。

教会鼓励青年人参与到每周的探访中，他们认为这是将祝福带给他人的一种方式。在探访完一位养老院里的老人后，一个青年承认：“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非常害羞。但唱完歌之后，我们见到他们的反应，就开始和他们握手。”另一名青年附和道：“一开始，我认为他们并不想跟我们说话。但当我看到我的朋友们和一个人谈话时是那么的开心，我就知道他们是喜欢跟我们说话的。”探访为那些与社会隔绝的青年提供了一个获得沟通技能的良好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探访他人，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获得了自信和自尊感。正如教会的一名青年小组负责人所说：“他们看到了他人的生活，并将其与自己的生活相比较。通过学习如何尊重他人，特别是那些生病的和年长的，他们学会了尊重自己。这样，他们得以认识自己。”

在传统中国文化背景中，青年移民常常觉得没有勇气向外人袒露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情感。甚至在直系家庭圈子里，他们也很难表达自我。正如周敏所指出的，自制与迂回交流是为美国华人家庭所珍视的，而将情感自我袒露出来则被视为不成熟的表现。虽然在一些个案中，家庭纽带和亲属系统可以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为他们提供文化延续感、归属感、稳定感和安全感，但也可能令人付出传统家庭角色方面的重大代价。在应对新文化环境的过程中，父母子女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彼此之间更直接的交流成为必要。但比较美国化的华人青年会发现，将他们的问题讲述给传统的威权型父母是十分困难与忌讳的。父母因做工而缺乏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这一情况更激化了问题。当被问到什么是教会可以提供而家庭不能的，Liz说道，

     我认为是支持。我的家庭也支持我，但有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怎样给予我情感上的支持。我的妈妈常常责备我，还揭我的短，不给我留面子。在教会里就不一样了，人们在情感上支持你。很多的中国父母从来都不可能成为孩子的朋友。如果你想告诉他们些什么，他们并不想听，也不会帮你解决情感问题。他们只会说类似“忘了它吧”这样的话……我的家庭有很多的争吵，我想要一个平静的家，每个人都相互支持。

年轻一代的华裔不被鼓励向他们的父母分享他们的个人情感，在很多中国移民家庭中，家庭成员也不会将情感喜好表达出来。这与主张公开表露情感的美国主流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这些青年华人移民有相对的失落感。而主日崇拜和其他教会活动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他们得以借上帝的名义表达自己，并将他们对父母的爱用一种直接的、非中国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也许是很多青年成员喜欢教会这种情感风格的原因。有时候，他们会边祷告边流泪，唱诗歌时也会举起双手以示他们感受到了上帝的爱。Amy是敬拜团的成员，带领敬拜的时候她的情绪总是很激动。据她说：

     赞美就像是这样一种情况，父亲回家一打开家门，他的孩子们都跑过来拥抱他；他们紧紧地拉着他，抓着他的胳膊和腿，一直说“爸爸，我爱你；爸爸；你是最棒的”，并亲吻他。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不常这么做。但这应该是赞美上帝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一种自然反应。我们仅仅需要向他呼喊出我们对他的爱，而不需要解释或证明我们为什么会爱他。我们想一想小孩子拥抱你的那一刻，他们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出于自然情感。所以我们也必须像孩子一样敬拜上帝，仅仅因为他是上帝。上帝今天进入你房间的时候，你拥抱他了吗？

正如Amy所说，上帝就像一位父亲。通过“拥抱上帝”，青年们不仅展示了他们对上帝的爱，也展示了他们对父亲的爱。在这里，父亲的隐喻与情感需要强烈地相契合。

教会青年向父母表达他们的爱的最佳时机就是当他们的父母被邀请去教会的时候，虽然大多数父母并不是基督徒，一些甚至是佛教徒。在一次“父母午宴”特会活动中，青年们将他们的父母带到教会，向他们的父母分享他们内心的爱和感激。一个青年女孩Susanna，弹奏了一首《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表达了她对母亲照顾她的感激之情。Peter分享了他小时候母亲如何追着他让他吃饭的故事。Scott则分享了他如何希望他的父母能来看他因着信仰耶稣而有的变化。在一次受洗仪式中，一个叫Gina的高中女孩，用手语向她聋哑的父亲表达了她的爱。通过手势，她首先表达了她为父亲的来到感到高兴。接着，她含着泪分享了她是一位好女儿，可她的家人并不这么认为的故事。分享完之后，她走向父亲，拥抱了他。在那一刻，拥抱——作为一种身体接触和情感表达的姿势——毫无疑问地打破了传统中国情感结构中的“非接触禁忌”。

族裔教会为那些弱势青年移民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在新社会中感到情感剥离的青年们在此可以超越文化限制，并用一种非传统的、宗教的方式表达自我。通过在公共场合袒露他们的个人经历，展示他们对父母的爱，他们获得了某种文化赋权感，同时也得到了归属感和温暖的亲密关系。但是，这种袒露和展示都不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所背书的。在这个意义上，CCL华人移民教会的家庭模式又是具有美国化特征的。

五、结语

华人基督教在美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改良，以更适应华人作为少数族裔与文化弱势群体在当地的社会处境。有别于中国本土的基督教，华人移民教会在美国代表一个主流的宗教传统，因此也就不再那么需要强调其自身的宗教独特性，反而开始重视挖掘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以获得和保持本民族信徒群体的内在凝聚力。在中国本土社会，基督教为了延续在社会边缘的现实生存需要，不致被世俗文化同化，仍非常强调一些基要信条（尤其是“因信称义”），以便在本质层面上与其他宗教以及世俗社会与政治分别开来。但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北美大陆，华人基督教更像是一个再生中华文化传统的民族社区型的信仰生活共同体。

华人牧师在新移民的社会适应进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他们之所以能够帮助华人融入这个社会，尤其是吸引大量青年，实际上是因为起到了链接中西方文化的桥梁作用。如同当今的欧洲华人教会领袖一样，他们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侨领——宗教侨领。这类宗教侨领本身是德高望重、比较融入主流经济社会的老华侨，他们移居西方已经数载，语言能力较好，能自如运用中美两种文化资源。不仅从经济层面，而且在社会行为与价值观上，他们对新移民来说都是一个楷模。另一方面，他们又符合中国传统乡村大家庭中对“大家长”的角色期待，像父亲一样关爱本族年轻人，甚至在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生理上的父亲。基督新教非常强调家庭中男性的权威，移民教会的华人牧师就扮演了这样一个理想的模范父亲的角色，提供不仅是象征性的，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父爱式关怀与权威。

华埠移民教会本身含有一些中国化的、儒家化的内容，非常强调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同时还要求青年人要好好学习、不要走偏。这一点与美国本土教会的文化是不同的。一些有问题的华人青少年通过信仰基督教得到行为上的矫正。对于处于危困中的工人阶层子弟可能没有更多的选择，而他们获得教会的帮助是无条件的。只要选择皈信，即可以成为这个本族裔大家庭的一员，获取教会成员的信任与帮助，而不致沦为一个流离失所的个体。在移民生活的现实压力下，委身本民族教会实际上表达了移民想融入新社会的愿望，即希望能用一种自己的方式去融入，而不是完全地西化。他们参加的还是华人的教会，而非本土美国人的教会。这一华人聚集区的信仰现象在第一代移民中尤为普遍，是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全球移民宗教现象中的一个重要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