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称“海东朱子”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通过《圣学十图》《启蒙传疑》等著述构建了独特性、创新性的哲学学术思维的逻辑体系，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其哲学思想与朝鲜传统文化、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化解现实社会冲突危机的时代精华。退溪哲学的人文精神，具体彰显为忧患精神、改革精神、性理精神、道德精神、践行精神等五个方面。在人类面临各种冲突危机和挑战的当代，弘扬退溪人文主义的五大精神，对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李退溪、人文精神、性理学、和合、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退溪是“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郑惟一说：“先生生于东国学绝之后，不由师承，超然独得，其纯粹之资，精诣之见，弘毅之守，高明之学，道积于一身而言垂于百代，功光乎先圣而泽流于后学，则求之东方一人而已。”他是朝鲜学绝之后而继绝学者，而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并使之与朝鲜传统文化、社会实践相结合中，成为化解现实社会冲突危机的时代精华，不仅适应了国家民族的需求，而且是人们对确立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审美情趣、精神家园的追求，以及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因此而成为朝鲜李朝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当时社会实践的伟大理论。

李退溪作为继孔孟、程朱之后东方传统文化的集成者。他胸怀“为往圣继绝学”的宏愿，早年便诵习“六经”的《周易》，郑惟一记载：“（先生）经传子史，靡不博观，然自少用力于‘四书五经’，而于‘四书’、《易经》为尤深，往往皆背诵不差。”“二十岁读《周易》，讲究其义，殆忘寝食”，可见其专注。退溪五十七岁著《启蒙传疑》，他认为朱熹《易学启蒙》是“数学之祖”，“而多有未解处，玩索多年，洞究其源，乃著《启蒙传疑》，发挥分解，殆无余蕴。晚年多以《启蒙》授学者”。退溪从早年到晚年，一生与《周易》结缘，而构建其易学思想理论体系，并弘扬发挥《周易》的人文精神。

一、何谓人文精神及其内涵

人文是中国和韩国各家各派文化现象中所蕴含的基本文化精神，中韩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位，人以“文”为本性或自性，它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不同文明间关系、序列、秩序交感得以融突和合的状态，以及对其体认和把握。“文”的本义是纹理，甲骨文的“文”，似以杂色文错文身：“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古代文身是作为氏族人的成年礼，标志着人作为人的权利与责任的赋予和自觉。“人”与“文”的这种自然的、民族的、社会的联通，体现了人的为人的价值以及人的行为的导向和规范。

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作为特有的概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理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古已有之。中韩文化作为一种人文型的文化，有丰厚的人文精神的蕴涵。人文这个概念，见于退溪所熟知的《周易·贲卦·彖辞》：“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而节度，或文明而止于善，便是人文。文明与人文联通，人文体现为文明，文明以人文为内涵；人文是文明体现的状态，文明是人文的依据。推致人文，而教化天下，而实现文明的人文价值和意义。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礼仪价值、道德理想和终极家园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种形而上的道的追究，也是形而下器的反思。它既是圆融“立太极”与“立人极”的“天人合一”的范式，亦是关注自然、社会、人生生命存在状态的探赜。李退溪说：“臣窃伏以道无形象，天无言语。自河图洛书之出，圣人因作卦爻，而道始见于天下矣……圣学有大端，心法有至要，揭之以为图，指之以为说，以示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圣学十图》是退溪晚年对其学术哲学理论思维总纲的表述，是其体认圣学大端，心法之要的心得，是其对《周易》以来至宋明理学理论思维的系统性、整体性的觉解，从而构建了其独特性、创新性的哲学学术思维的逻辑体系。

《圣学十图》的第一图为《太极图》，退溪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是对于《周易·系辞传》中所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义，而推明之”。因其是百世道术渊源，是所谓穷理尽性而至于命和穷神知化德之盛者，圣人求端自此。退溪把《太极图》作为十图的首图。《太极图》和《太极图说》从“本然之全体”上构建了天地万物、人类社会、人生生命、阴阳变化的理论思维体系。《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由此构成了生生变化无穷。这是一个有秩序的天地万物、人类化生发展的过程，而无极、太极每一发展过程，必有一动态联系中介，使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过渡。所谓动态联系中介，就是“造化”的进程，也即新事物的产生。从而构成一系统的、有序的逻辑结构，而不是无序、无逻辑的概念堆积，这属于“立太极”的逻辑模型。

《太极图说》不仅探索了宇宙本体、万物、人类生生，并设计了一个逻辑模型，而且为人、人性、人类社会设计了一个逻辑模型：“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这便构成了

生          发          感动           分          出          定

人→形体⇋神知⇋五性⇋善恶⇋万事⇋中正仁义⇋主静。主静即指一种限定性。从人的物质存在形式的“形”和精神存在形式的“神”，以及人性、情感、意志、善恶、道德规范、品质修养、行为方式等方面作了反思性的探索，并从主体身心结构到客体物象结构，是为“立人极”的系统有序的逻辑结构。

由于《太极图》具有和合自然、社会、人生和天道、地道、人道的独特性质及广博宏大、精微高远的品格，而被李退溪作为《圣学十图》的第一图，而其他九图实是《太极图》的“立太极”和“立人极”的展开。《圣学十图》的核心话题是学做圣人之学。“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圣人有超越的能量和智慧，而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相协调、和合，这是为圣的宗旨和根本，其展开为学做圣人之为圣人的纲领条目、修养方法、程序节次、标准规范、行为践履、心性情感等，其间相互联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太极图说》的“立太极”与“立人极”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化成天下的内涵和宗旨。

二、人文精神的彰显

退溪的《圣学十图》及其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是朝鲜李朝时代精神的体现，是人文精神的彰显。它表现为忧患精神、改革精神、性理精神、道德精神、践行精神。

（一）忧患精神

退溪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生命存在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觉解。他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人民疾苦的悲愿，激发起无限忧世悯民的悲情。退溪作为一个社会生命的存在者，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中。“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君子终生都在忧患之中，我应向舜学习，激励自己时时以圣人舜为榜样，这是鞭策自我向善、学圣的强大动力，这本是退溪的价值理想。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朱熹注：“反身修德，以处忧患之事。”退溪撰《启蒙传疑》和《圣学十图》，可谓是忧患意识的寄托和救世救民的担当。特别是对“士祸”的忧患和国家命运的担忧。“士林之祸，起于中叶，废朝戊午、甲子之事，不须言矣。中宗明圣而不幸己卯祸起，一时贤人君子皆被大罪。自是邪正相杂，或奸人得时报复私怨之时，必指为已卯余习。士林之祸连续而起，自古未有如此之时也。明宗幼冲，权奸得志，一人败又一人出，相继用事。士林之祸有不忍言者，近有伸雪之事，自上亦必知之，而臣犹陈既往之事者，欲为得来之大戒也”。从燕山君（1495年）到明宗继位（1545年）的五十年间，便发生四次士祸：戊午士祸，公元1498年，将已故大儒金宗直“剖棺斩尸”，门人10余人遭难；甲子士祸，1504年名儒郑汝昌被“剖棺斩尸”，金宏弼等80余新进士林派遇害（退溪岳父权礩的父亲权柱在这次士祸中被处死，权礩受株连流放巨济岛，退溪亦受株连，被剥夺了授予春秋馆记事官职位）；己卯士祸，公元1519年，新进士林派领袖赵光祖等己卯名贤70多人或赐死、或杖流；乙巳士祸，名儒李彦迪等40多人遇害。这四次士祸，受害者都是新进士林派有很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是积极参与政治改革的名儒。有鉴于“士祸”严重后果。他说“士林之祸一起，则非但伤残士林，国脉亦从而断丧”。士林乃国家命脉，断丧国脉，国将何继，冤狱迭兴，士林齑粉。在历次士祸中，退溪的叔父李堣、岳父、胞兄李瀣等亲人都连遭横祸遇害，更增强了其忧患意识。

退溪的平明诣阙，使宣祖表示“启告之言，当日日勉戒焉。”然而，退溪的弟子李栗谷仍然担忧士祸的重演。他说：“自古士类多败少成。虽使持论粹然一出于正，尚被小人加以朋党之名、诛窜相继。况今士类处事失中，谗间易乘，安知后日之祸不兆于今日之举乎？若有小人窥伺机会，巧生网打之计，则臣恐激而分者，变为败而尽，而国随而亡也。乙巳大小尹之分党，初不与于土林，而尚彼小人之嫁祸。况今士林相激，而宁免士林之祸乎！”在士祸不断发生的情境下，谈政色变、人人自危，今日堂上为官，来日阶下为囚。官场的险恶，政治的残酷，都令正人君子寒心。退溪、栗谷为国为民的命运，不能不挺身而出，试图制止这种有丧国家命脉的士祸再次发生。

（二）改革精神

与忧患精神相联通的便是一种危机意识。国家面临士祸的遭遇，权利的斗争，人心不正，圣学不遵，伦理不循，国家不振的危机。退溪为化解社会危机，主张改革。他在《戊辰六条疏》和《戊辰经筵启劄一》中奏曰：“自去年以来，国恤山陵，钜役连仍，民生困弊之余，八天使相踵，举国骚动。颠仆者未起，呻吟者未绝……长夏积潦，地力伤痹，两麦全无。水灾所被，荡覆无余。田种杂谷，种种皆荒。民食顿绝，闾阎嗷嗷，所指以为侥倖两成之望者，惟有稻田稍盛于常年。七八月之间，风灾旱灾，飞蝗蔽天，蟊贼盈畴，或朽而不秀，或穗而不实，则稻一谷亦无望于入民口腹矣，古语云：‘一谷不登，民受其饥。’今则百谷不登，民何以充腹？木花扫无，民何以蔽体，饥寒切身，无所顾藉，皆思破家流散，结包荷担而立四方。监司等官目覩其惨，忧实恤荒；报闻相继，国家未尝发一号，出一令，以为捄民生涂炭之命之计，方且家搜户括，渔丁猎憎。酷吏暴胥，因操作奸。胁驱侵督，急于星火。剥肤摧髓，靡有限极……弃父母之恩，绝妻之爱，去此而适他，他方亦然，四方汤汤，无处藏逃。强壮则群聚而为盗，老弱则转死于沟壑。”帝后之丧和帝王的坟墓，繁重的徭役不断，皇帝使者接踵而至，全国动乱不安，人民颠倒未起，痛苦声音不绝。此其一；其二，夏天下大雨，田地遭到破坏，麦全无收。水灾又导致颗粒无收，人民断粮，百姓哀鸣，指望稻谷有所收成，但七八月风灾、旱灾、蝗灾，亦无望能有口粮，百谷不登，百姓何以充饥？饥寒切身，妻离子散，只得到处逃荒；其三，监司目睹如此悲惨情形，国家不拯救民生，凶恶残酷的官吏，对百姓剥肤摧髓，没有穷尽，百姓被逼为盗，或转死于沟谷。在这种危机下，退溪认为改革是当务之急，使人民能活下去。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改革必须从上开始。其一，重继统以全仁孝。退溪认为“自古人君莫不承至大至重之统，而鲜能知至大至重之义。孝有惭德而仁，未尽道者多矣。处常犹然，其或以旁支入继之君，则能尽仁孝之道者益寡，而得罪彝伦之教者比比有之。岂不深可畏哉！”这便是最可畏惧的危机，人君最大最重是继承正统的地位，而很少知道最大最重要的义理，然而有以旁支入继正统，则尽仁孝的道德的却很少，得罪伦理道德的教化的比比皆是。基于此，退溪主张仁孝之道当专于后，不能使旁支入继正统，否则仁孝之道就无法保障。如果是正统入继，于仁孝必定致使其兴盛。退溪说：“徒以为，当隆则有圣王之定法如此，当杀则有先儒之定论可师。一隆一杀，即是天理人伦之极致。一遵于此，而莫以分毫私意参错其间，然后为仁为孝可得以议矣。虽然孝为百行之原，一行有亏，则孝不得为纯孝矣。仁为万善之长，一善不备，则仁不得为全仁矣。”仁孝作为百行之原和万善之长，若仁孝有亏或不备，就将人将不人，国将不国。

其二，杜谗间以亲两宫。退溪所忧患的是“孝道有缺、慈天亦亏，其有甚者，则至亲化为豺狼而莫之恤，恒人固有不免。而帝王之家，此患尤多，其故何哉？凡以情势易阻，而谗间益众也……此辈之性，例多阴邪狡狯，挟奸而怀私，喜乱而乐祸，不知孝慈为何物，礼义之为何事……一或倾耳而听信，则自陷于不孝，而陷亲于不慈必矣”。退溪认为，父母爱其子的慈，子善事亲以孝，孝慈都出于人的天性，遵照《周易·家人》的义理，“法小学明伦之训，严于自治而谨于正家，笃于事亲而尽于子职。使左右近习之人，洞然皆知。两宫至情，莫重于孝慈，而吾辈谗间，无以得行于其间，亦见其成孝慈者获安，生两隙者得罪，则自然无阴邪间乱之患，而孝道无阙……则道隆继继，仁至义尽，而三宫驩洽，万福毕臻矣”。退溪《圣学十图》第三《小学图》的明伦之训是：“明父子之亲，明君臣之义，明夫妇之别，明长幼之序，明朋友之交”。修身自治，谨于齐家，笃行事亲，使近习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两宫之间，最重于孝慈，使谗间不能施行，阴邪间乱的祸患不能得逞，而孝慈的道德隆盛，仁至义尽，三宫融合和谐，而达到万福美好境界。

其三，敦圣学以立治本。退溪认为帝王之学，心法之要，便是《尚书·大禹谟》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然而“人主之学，率多有始而无终，始勤而终怠，始敬而终肆，以一出一入之心，为或作或辍之事，卒同归于蔑德而迷国者何哉？莫危者，人心易陷于欲而难复于理；莫微者，道心暂开于理而旋闭于欲故也。”这种有始无终、始勤敬而终懒惰、放肆，心的一出一入，或作或停而同归无视道德。人心惟危，是陷溺欲而难复理，道心惟微，暂时打开理而旋即闭于欲。这便是一种忧患和危机。退溪认为，如果要成就帝王之学和允执厥中之学，非精一之功不可。即以精一执中的为学大法，以为成德为治国理政的大本，并遵循《大学》三纲领八条目而行，作为衡量君、臣、民行为标准和社会道德行为规范和伦理等级的根据。

其四，明道术以正人心。退溪认为，由于佛老的影响，而“侮圣蔑礼之风间作”，计功谋利之弊犹固，“乡原乱德之习，滥觞于末流之媚世；俗学迷方之患，燎原于举子之逐名，而况名途宦路，乘机抵巇，反侧欺负之徒，亦安可谓尽无也。以此观之，今之人心不正甚矣”。人心不正会导致社会动乱，以致“高丽氏以至于亡国”。“丽氏之末，程朱之书始至而道学可明。入于本朝，圣圣相承，创业垂统，其规模典章，大抵皆斯道之发用也……故臣愚必以明道术以正人心者，为新政之献焉。虽则然矣，而其明之之事，亦有本末先后缓急之施，其本末又有虚实之异归焉。本乎人君，躬行心得之余，而行乎民生日用彝伦之教者，本也；追追踪乎法制，袭美乎文物，革今师古依做比较者，末也。本在所先而急，末在所后而缓也”。明程朱的道学，若不明则祸害人心，明道术正人心是新政的贡献。如何明道术？首先应从君主做起，然后行于百姓日用伦理，这是根本，法制文物那是末。若失道而君德非，本未皆虚，则末世的灾祸就到来了。

第五，推腹心以通耳目。退溪指出，有的人君，不信任大臣，不听用台谏。譬如自己杜绝其腹心，自己堵塞其耳目。不求能匡济辅弼的贤臣，惟求阿谀顺旨的人，其用的人是奸邪乱政和凶贼擅权的人。如此，“忠贤尽逐，国内空虚，而耳目之司皆为当路之私人矣……于是恁耳目而鼓势煽焰，以党助权臣之恶，由腹心而积戾稔祸，以蓄成闇主之慝，侈然自以为各得所欲，而不知元首之鸩毒发于腹心，腹心之蛇蝎起于耳目也”。自己杜塞耳目，而造成上下相蒙，权臣结党营私，排斥耿直的贤臣，而造成闇主的灾害，权臣奸邪的人谋其私，这是退溪所忧患的危机。为化解此危机，退溪建议：“臣愚伏愿圣上唯当顾天之明命，恭己南面，推诚腹心，明目达聪。建中于民，建极于上，不以分毫私意挠坏于期间。则居辅相之位者，必皆以沃心陈谟论道经邦自任；处谏诤之列者，无不以面折廷争补阙拾遗为职，三势洞然，聚精会神，通为一体，若是而朝无善政，国无善治，世不致隆平者，臣未闻也。”人主是国家的元首，大臣是其腹心，台谏是其耳目，三者相待相成，通为一体，国家便有善政善治，社会便隆盛太平。

其六，诚修省以承天爱。退溪认为，现存在不诚于致孝而伪为之；无事不修省、不恐惧；心术隐微之间，不可不净尽；纳谒雾集，不可不过防；听谏以私以牢拒所当改；乐善以虚强求，在所当审；赏毋滥，使无功者得，有功者解体；赦宥毋数，恶者免善者受害；尚节义，厉廉耻而疏忽。“祖宗之成宪旧章积而弊者，虽不可不稍变通，然或并与其良法美意而一切纷更之，必致大患”。对此弊病，会导致大灾患，必须“以次而消除更化，以臻于治平矣。如或不然，不本于身而望治于世，不恒其德而责报于天。平时则不知敬天而恤民，遇灾则但举文具而泛应，则臣恐否泰相报，治乱相乘，数百年昇平之末，国事之可忧，将日倍于今时之弊”。必须更化即改革，否则泰极否来，则治国平天下便无望。退溪认为天心、君心、民心是相联通的。天不可欺，君要克敬克诚以尽道，这样君主才不会违背天心和民心。《尚书·太甲下》曰：“皇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无克诚。”天惟有亲克敬者，民怀有仁者，鬼神常享克诚者，天、民、鬼神是对于克敬克诚怀仁者，才亲爱辅相，使其国泰民安。

此六条疏既是六大忧患和危机，也是更化和改革的六大措施，充分体现了其改革精神。这种改革精神是对人的生命存在价值的一种觉解。

（三）性理精神

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对形而上理（太极、道）本体的追究和形而下器（气、五行）的反思，在退溪的哲学理论思维中有充分展开。退溪作为性理学家，其哲学理论思维具有鲜明性理主义的特征。其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是理与气。理既是其最一般和最普遍的规定，亦是其最具体抽象的展现。其展现的序列是理（太极、道）的动静流行。在这个流行变化中，构成三个层次系统：理（太极、道）作为理本范畴，为形而上的本体或本根，为第一层次；气、阴阳、五行为气化范畴，是本体、本根化生的第二层次。第一、第二层次构成天道（圆）的范畴系统。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善与恶为第三层次，属于人道范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命运的关照。融合此三层次，构成天人合一的逻辑结构系统。退溪说：“理，太极也。太极中本无物事，初岂有四德可名乎？但以流行后观之，则必有其始，有始则必有其通，有通则必有其遂，有遂则必有其成……是以合而言之，则一理而已，分而言之，则有此个理。故天以一理命万物，而万物之各有一理者此也。”理即太极，本无物事。从其流行分来看，便有元亨利贞四德，元为始，亨为通，利为遂，贞为成。合而言之，便为一理。天以一理化生万物，万物便各具一理。犹人人有一理，物物有一太极。

朱熹认为“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理既“无造作”，但又为万物的所以然者。退溪体察到其间的矛盾，为化解此矛盾，他说：“是知无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体也，其随寓发见而无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也但有见于本体之无为，而不知妙用之能显行。殆若认理为死物，其去道不亦远甚矣乎！”他以体用关系来说明理的本然之体的无情意、无造作性；以神妙的用来说明理随处发见无所不在的动态作用，化解了理为“死物”的情况。退溪明确说：“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理与气的关系，是理有动静，而后气才有动静，理具有主动性、主宰性，气为被动性、被主宰性。所以退溪说：“动静者，气也；所以动静者，理也。”理有动静，就不需要理搭气而动静。如此，理便可改变其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品性。

理与气是动静与所以之能动静的关系。理（太极、道）所以能动静必需通过气的动静来体现，构成理与气相依不离、不离不杂的形态。退溪说：“尽人之一身，理与气合而生，故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也。互发则各有所主可知，相须则互在其中可知。”人类社会以人为主体，人身是理与气和合而诞生，二者互相发用交感，而又相须相依。尽管如此，但有主次之别，互发是理与气各自主动、主宰；相须则互相渗透，互在其中，犹如理中有气，气中有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由此而推致“四端七情”的互发相须。退溪说：“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理主气随，气主理乘。四端七情既无理外于气，亦无气外理。理与气互相包涵，四端与七情亦相互包涵。相互包涵，便是有分有合，既相对待，又相圆融、融合。

由理气的“四端七情”，便推致“道心”与“人心”的关系。退溪说：“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两个道理也。”道心是指仁、义、礼、智四德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七情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情感、情绪。理与气合有心的名称，而分道心与人心，道心为义理之心，人心中的理发出来符合节度，便好的，反之为不好的，便有善恶之分。因而人心要遏人欲，道心为存天理之事。“凡遏人欲事，当属人心一边；存天理事，当属道心一边可也。”四端七情，道心人心而归于“存天理，遏人欲”之事。以天理为善，人欲有恶有善。“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于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四端是纯善无恶，七情有善有恶，因七情灭理而流放为恶。

由理气核心话题，而推致理（太极、道）的形而上本体，气、阴阳的气化流行，以至四端七情、道心人心、善恶，从而充分体现其性理精神的内涵及其形而上天地万物的根据、本源的追究和形而下的人之为人的四端七情的探赜，构成其性理精神的理论思维体系。

（四）道德精神

人文精神的核心话题是人，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是怎样的一个人。“文明以止，人文也。”即做一个文明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礼貌的人。朱熹说：“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道是人与人所共同的必由的路，即人人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活动的原则、规范，譬如孝亲、忠君、朋友有信等。德是“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义礼智视之，可见。韩愈云：‘德，足乎己，无待于外。’说得也好”。主体我通过反思，认知把握道的原则、规范，并去实践这些原则、规范。退溪认为朱熹继承孔孟的道统。“起而承之，乃集群圣贤之书而折衷之，传注纂述，各极其至。譬如白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道之大明，尤莫盛于此也”。于是退溪弘扬朱子学。他说：“德者，已得之名，故为阴；道者，方行之名，故为阳。”德为已得，内得于己，外得于人，道是实行、实现，道德知识、原则、规范与道德践履、实行之间不应相离，相离就无所谓道德。

道德作为协调、调整和处置人际之间关系的所应遵守的原则与规范，在中国和韩国，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频繁、最亲密、最普遍，莫过于家庭。它既是构成国家、民族的细胞和根基，也是国家、民族、社会的各种矛盾关系的联通点。所以协调好家庭成员间和家庭亲戚、朋友、同仁间关系，便显得很重要。《大学》开宗明义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退溪认为：“为士者亦必修于家，著于乡，而后得以实兴于国。”修于家，即从齐家、正家道做起。首要便是尽孝。孝是出于人之天性，是恩至深，伦至重，情至切的伦理道德。退溪说：“治国本于孝、悌、慈，以及于仁让忠恕之属，平天下本于三者”。孝、慈、悌既是齐家的根本，亦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它是人道的大本，也是百行的根本。在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协调、和谐此五伦，就能使家庭、国家安定团结，“家和万事兴”，国和万事成。之所以如是，必须具仁爱的不忍人之心。退溪认为：“仁为万善之长。”求仁于亲切处，便是成己成人，由己及人，而无自私之心，惟有仁爱、博爱的心。为仁由己，仁爱推致于政，便是仁政。仁政以爱民为主，而行之以诚心。仁政也就是德政。具体而言，就应薄赋轻徭。“国穀虽不可不征，毋以必取盈，而加忍人之政，乃为善也”。仁政得行，国治天下平，人民安居乐业，以享太平的生活，体现了人文精神。

（五）践行精神

退溪作为性理学家，其最切近的学术宗旨是“格物穷理”，格物而致知；这虽是求知的过程与行为的实践。若惟知而无“躬行”、“践履”、践行，知只是一种虚知，而非真知。无论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知识与实行、道德与意志与道德践履，还是从知识推致与修己治人来说，都与躬行践履、践行活动相联通。退溪说：“以明德之明对修身之修，则明乃明之之明，而兼知行说，格致与修身皆举之矣。”明德的明是修身的实践。明德与修身，即是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相兼。

退溪的知行相兼说，蕴涵三方面内容：其一，是致知与力行。他在回答㝯姪《大学》八条目次序之问时回答说：“八条为学之序，故先知后行，而及推行九经为治之法，故只举修身以为本领，且修身之中已兼格治，何为凌躐”。八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上四目是为所以修身，即属知的范围，修身是上四目转变为下三目的中介，所以退溪认为具有兼格治的性质；下三目属行，从知识与践行上说，为先知后行。它与《中庸》“九经”的关系，是为修身如何践行？《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推行九经是为治理的要目。八条目和九经都明先知后行的次序。所以退溪不认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认为其失就在于“专在本心，怕有一毫外涉于事物，故只就本心上认知行为一，而衮合说去。若如其说专事本心而不涉事物，则心苟好好色，虽不娶废伦亦谓好好色乎？心苟恶恶臭，虽不洁蒙身亦可谓恶恶臭乎？”认为“心必贯于事”，道德知识必须通过道德践行，即主体见之于客体才称为行。若专就心上讲而不涉及客体事物，不能称为行。好善、恶恶不但心好善恶恶，必须行善事，去其恶于行事。而外涉于事物，这才是行。

其二，知行互发。退溪说：“行到得恰好处，无些过与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会得到一个恰好处，方能如此。此足见知与行互相发明滋养处。”对于每件事都能做到无过与不及，践行得恰好处，便是知得分明。知与行互相发明滋养。“故义理之知行合而言之，固相须并行，而不可缺一。分而言之，知不可谓之行，犹行不可谓之知也，岂可合而为一乎？”知行有分有合，就分而言，知行不杂，知是知，行是行，知行各自有其自身的内涵和性质。因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不是圣人的意旨。譬如说孝弟，不能不践行孝弟，不能说：“知孝已自孝，知弟已自弟”了，而是自己践行孝弟。知行是互相对待的。就合而言，知行相须互发，退溪说：“知行二者，如两轮两翼，互为先后，相为轻重。”车的两轮、鸟的两翼，不能缺一，两者互以一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无知无所谓行，无行亦无所谓知。两轮两翼互相发明，相资为用，互为先后。

其三，践履始为真知。知行相资互进，以免“知而不行”或“行而不知”之弊。为化解此弊，退溪说：“故穷理而验于践履，始为真知。主敬而能不间断，方为实得。”真知需要践履来检验穷理，主敬而不断践行，便自然有所实得。强调由践行来检验知，与知的是否真与不真。换言之，知识理论的真与不真，由实践来检验。“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言切中末学，徒事口耳之弊”。终身不行便终身不知，知依赖践行才获得，并由行履来检验。这就是说，践行、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标准。

三、现代价值的体现

退溪的五大人文精神，是退溪学的生命智慧和生命价值意义的所在。他面对社会冲突、天人冲突、权利冲突、君臣民冲突、道德冲突、理欲冲突等的体认，提出对错综复杂的冲突危机的化解之道，自觉协调、和谐各种冲突和危机，使国家整体处于优化的、良性的运作之中，国家得以发展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其实任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结构，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因和外缘的变化，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冲突和危机。尽管李朝当时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已为历史，但对于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普遍的冲突和危机，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冲突而带来生态和气候危机，人与社会冲突而产生人文和社会危机，人与人的冲突而有伦理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而产生精神和信仰危机，不同文明间矛盾而有价值和意义危机。退溪学的现代生命力，就在于其人文精神的忧患精神。忧患是对人的生命存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环境的关怀，人作为社会生命的存在者，是在一定环境中生活，而不可逃。于是人自身的环境遭遇，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普遍的遭遇。退溪作为当时有智慧的卓越君子，以拯溺解悬的悲愿，以自己终生的忧患去担当国忧和民忧。这种忧患精神在当今的价值，就是忧民、忧国、忧世、忧人类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得以生发的活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以对人民、对人类关怀的博大情怀，与全人类同忧。特别是当前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的情境下，中国人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以人文的忧患精神，与世界共命运，共忧患，而无私无偿捐献新冠疫苗，而其抗病毒经验，也与世界共享。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物联网普及化，科技一体化，便出现了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性的迷失，伦理道德的沦丧，精神家园的崩溃，文明方向的迷惑等情境。人类需要重建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精神家园以及未来的方向。需制订国家的，以至全球的伦理“金规则”，譬如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通过了创始性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世界上大大小的宗教及一些非宗教组织的代表，就一种人人都可以同意的最低限度伦理，签署并发表了一份声明：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不杀人；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不偷盗；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不撒谎；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不奸淫。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和人类遭受到杀人（杀人机器人）的战争和恐怖的威胁。不公平的偷盗和抢劫，不诚实的假冒伪劣，不尊重人的奸淫妇女等的威胁。因此需要高扬价值理性，弘扬退溪的人文主义的性理精神和道德精神，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人民幸福、安康的和合天下的新世界。

改革精神与开放相依不离，在当今人工智能发展比一些人的思想跑得更快，不仅全球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而且太空的一些星球的声音亦在我们的耳边，不仅地球已是一个“鸡犬相闻”的一个村，而且某个星球也许成为人类的一个村。在这种大环境下，改革是当务之急，一个国家、民族无疑急需改革开放，以适应这种大环境的需要，每个人也要自我改革开放，否则也会落后。然而世界在飞速地发展，人工智能科技在飞速发展，已使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的运作方式，人们的工作、生活、交往、购物方式，以及人的思维、观念、伦理、行为等等急剧的都发生变化。若一个国家一个人保守，不实行改革开放，就会落后，落后就会被丢掉、被地弃。因此，退溪的改革精神是使人类以及每个人自强不息地改革开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的需要。

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标准，一切科学来自实践，又回归实践。退溪践行精神是知必行，行必果的体现，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即通过对实际、实事的实践以求得真理，践行在知行相资、知行并进，追求真知和道。退溪说：“真知与实践，如车两轮，缺一不可，如人两脚，相待互进。”车缺一轮，脚缺一只，就不能很好的行驶与行走。真知与实践如果缺一，亦不可。因实践出真知，检验其知是否是真知，真知体现实践的效果，检验实践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退溪真知与实践相待互进的精神，以一种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忧世的情怀，实现人世间经世致用之学，使人伦日用关系礼仪化，群己关系规范化，君臣民关系和谐化，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关系融突和合化，人类在这种关系中力行实践，从而实现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美景。

弘扬和实现退溪的五大人文精神，以回应和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各种冲突危机的挑战，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原文刊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2期，本站转载稍有出入，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