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流派的创始人，也是东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技术哲学的拓荒者。([1],p.182)技术决定论是马克思技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同时，笼统、零散、暗含、朴素的分析与表述方式，也容易使后来者片面地解读他的这一思想，进而引发诸多歧义与争论。本文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出发，试图勾画出他技术决定论思想的原初面目，以期推进对这一重要思想的全面解读与深刻领会。

一、决定论及其流变

Determinism一词源于拉丁文Determinare，意为“确定”或“决定”。决定论是关于事物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一种古老哲学观念，也是人类理智追求秩序、本原、确定性的产物。决定论的核心有两点：（1）世界处于因果联系支配之中，每一事物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每一原因都会产生相应的结果；（2）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展现为必然性、规律性，可以为人们认识和利用。其中，要点（1）可视为本体论假设，是决定论信念的基石；要点（2）可视为认识论追求，是决定论价值的基础。从方法论角度看，决定论者往往持分析、还原的短周期视角，而非决定论（互动论）者大多持综合、整体的长周期视角。这也是两者争论的方法论分歧。

因果观念是一种古老的原始智慧，早在人类原始思维阶段就已成型，并转化为基本词语。“对原逻辑思维来说，原因与结果是以两种并无本质差别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不管在哪种情形下，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都是直接的。”([2],p.405) 可见，因果观念是一种元观念，根深蒂固，对于后来思维、语言、宗教、哲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或缺，以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先于”概念([3],p.46)、康德的“关系”范畴([4],p.89)、休谟的“观念的联络”概念([5],p.24)都将它列入其中。

在因果观念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决定论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例如，赫拉克利特曾指出，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德谟克利特也认为：“一切都遵照必然性而产生；涡旋运动既然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也就是他所说的必然性。” ([6],p.47)此后，尽管历代思想家或流派在促使事物演变的根源问题上存在分歧，形成了决定论的种种具体形态，但他们都普遍坚持决定论的核心——因果观念。20世纪中上叶，在围绕量子力学完备性问题展开的争论中，爱因斯坦的“我不相信上帝在掷骰子”的名言，就是决定论观念在科学领域的具体体现。

技术决定论反映了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抬升的趋势，是决定论的现代表现形态。“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一词最早见于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904年出版的《企业理论》（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一书。此后，技术决定论思潮日渐兴盛，影响扩大，芒福德、埃吕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贝尔、鲍德里亚、加尔布雷斯、托夫勒、奈斯比特等学者，都可视为技术决定论的信奉者和鼓吹者。

技术决定论坚信技术变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乃至唯一的因素，该理论也有两个要点：（1）技术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因素，它的进化发展是自主的；（2）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技术发展决定社会变迁。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虽然技术决定论衍生出了媒介决定论（Media determinism）、技术自主论（Autonomous technology）、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又译作技治主义）等多种变形，但是从中却不难区分出强技术决定论与弱技术决定论两种基本类型。前者认为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而否认或低估社会对技术发展的制约作用；后者则认为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技术源于社会而又反作用于社会，其间存在着互动并进关系。近年来，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technology）等就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概而言之，马克思继承了决定论思想遗产，可以归入决定论者之列，因为从他的著述中很容易找到决定论的上述两个要点。例如，早在1841年初完成的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指出：“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实在的可能性中推演出来……实在的可能性是相对必然性的展现。” ([7],p.2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p.412)从这些论述中可见，只要细致地解读马克思的著述，就会发现他把辩证思维融入了古老的决定论观念，既看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又看到了因果关联的相对性、复杂性。这也是他与其他决定论形态的主要区别。

然而，如果把马克思简单地归入技术决定论之列却是欠妥当的，值得斟酌和推敲。因为：（1）直到马克思去世，“技术决定论”一词也未出现，马克思也从未使用过这一概念，更未申明自己是技术决定论者；（2）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是技术哲学的孕育时期，技术范畴、研究范式等尚处于形成之中，与我们今天对技术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有很大的差别。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即使马克思有技术决定论倾向，那也是不自觉的、暗含的或笼统的，应当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

二、技术思想的叙事方式

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是第一次技术革命向纵深推进，第二次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和即将“分娩”的技术大变革时代。虽然快速变化的技术现象尚未真正进入哲学家的视野，但是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构成要素或隐性结构的技术的功效却日益显现。同样，虽然马克思并未自觉地将技术列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但是他却从对资本等重要问题的分析中切入了技术领域，并对技术现象展开了多层面的探究。这些开拓性工作为后来技术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在马克思的大量著述中，只有相对集中地讨论技术问题的著作、手稿、笔记、书信，而并没有系统阐述其技术思想的专门著作。马克思虽然没有自觉创立“技术哲学”，但是在众多著述中他却对许多技术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分析和讨论。这些成果既相对集中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等著作中，又散见于《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述中。马克思从哲学、经济学、工艺学等视角追溯了多种技术演变的历程，揭示了机器等技术形态的结构与规律，探讨了不同技术形态的功能、应用和经济效益，以及对人性、精神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影响，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技术哲学思想体系。正是基于这些重要的理论贡献，我们才说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技术哲学先驱者。

“技术”一词在马克思著作中出现的频率较低，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技术和工艺学”条目下的词条只有60多条、300余处。由此可见，与“劳动”、“资本”、“价值”、“货币”等条目相比，“技术”并不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主题词，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似乎相对贫乏。事实上，这一推断是不严谨的和不符合实际的。单从自然语言角度看，多词一义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个事物往往可以使用多个词语来表示。马克思技术思想的表述方式也具有这一特征。为此，我们既要看马克思书写了什么，更要看他字里行间表达的思想是什么，以及众多具体论述背后的元技术观念究竟是什么。

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因、元素和隐性结构，渗入社会文化生活的众多领域和层面。毋容置疑，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产业技术日新月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趋明显。马克思早就注意到了这些技术现象，他常常采用许多“技术”的下位概念述说它们。例如，“机器”就是“技术”的一个下位概念，该词汇在马克思著作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与“机器”相关的词条高达210余条、4800多处。马克思多是在具体技术形态语境中论述技术单元、结构、属性、运行机制和实际效果等，而很少使用前后一致的抽象“技术”范畴展开系统分析和讨论。例如，在论及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时，马克思强调：“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9],p.141)在这里，马克思尽管没有提及“技术”一词，但是“棉织品”、“手纺车”、“手织机”、“蒸汽机”、“科学”、“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等概念，都是对工艺学、技术产品、技术装备及其流程的具体描述。

不难发现，在马克思著作中，类似的表述方式还有很多。为此，詹明信才评论道：“在其微妙与灵活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胜于其他系统的在不同语言间翻译斡旋的模式。……马克思主义的‘特权’在于它总是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 ([10],p.21)毫无疑问，马克思对技术现象的这种生动、直观、具体的描述方式，虽然缺乏理论深度或高度，但却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这也是马克思技术思想表述方式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马克思有关“技术”的这一叙事方式，也是人类技术认识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从认识发展史角度看，人们总是先在下位概念的语境下认识个别事物，然后再从众多同类事物的共性中抽象提炼出一般性的上位概念。马克思的众多具体论述中蕴涵着丰富的技术思想，是有关技术属性、结构及其功能的一种原始、个别、生动、零散的讨论方式。这就好比进行具体技术活动的技术人员，他们的语境中只有车床、电机、游标卡尺、图纸、软件等专业词汇，而很少用到作为上位概念的“技术”一词，但我们却不可否认他们一直都在从事技术实践活动。如果我们不了解马克思技术思想的这一表述方式及其特点，不断挖掘和提炼其理论体系中所蕴涵的丰富技术思想，就谈不上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技术思想的本质及其流变。

由此不难看出，作为技术哲学的先驱者，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尚处于孕育和形成之中，是一种不系统、不完善和缺少内在逻辑统一性的初步认识成果，任何过高的评价或赞誉都是不尊重历史和一厢情愿的；同时，马克思著述中的确又包含着许多技术哲学思想的萌芽，为技术哲学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开拓了疆域，任何忽视或贬低马克思技术思想及其价值的倾向都是罔顾事实和主观臆断的。

三、相对的技术自主性

技术自主性既是构成技术决定论的必要条件，也是当代技术哲学中一个颇具争议的热点问题，其中温纳、埃吕尔、海德格尔、德韶尔等人的技术自主论观点影响最大。技术自主论者主张，技术以其内在的逻辑存在、按照自身的轨道演进，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社会发展进程，并不受人们的控制；技术自由存在、自主决定、自我成长。技术自主论者都试图从马克思的著述中寻找其思想源头和合法性，以作为各自思想体系的支点。例如，温纳在《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形成了第一个有条理的技术自主的理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效地总结了我们认为有问题的那些东西。‘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11],p.39)

埃吕尔在论及技术自主性时也指出：“我们回到了马克思的旧图式：资本主义的危害预示着它的最终消亡，并伴随着它的解释需要，每一样事情都用它加以条理化，这是技术自主论的观点。这是一种标准的批判主义，它揭示了两点：首先，在论及技术自主论时我们是正确的。如果资本主义的情况确实如描述的那样，那么它必将灭亡，因为技术进步会自动发生作用。方法之间的选择不再按照人们的意图起作用，而是按照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的机械程序运作。尽管资本主义各方面都很强大，但它终将被自主的技术所毁灭。其次，对于我们所处时代的人来说，技术自主论是公平和友善的……它之所以是有效的，是因为除过技术进步外，任何事情都能够被质疑（首先是上帝）。” ([12],p.82)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温纳还是埃吕尔，都隶属于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流派，且多是在广义技术视野下解读和探讨马克思技术思想的。

应当强调的是，马克思的技术自主论观念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场景下萌发的，蕴涵于对分工、机器体系、社会体制等具体技术形态的分析之中。在论及物化劳动的独立性时，马克思强调：“从资本的观点看来，不是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物化劳动）成为另一个要素（主体的、活的劳动）的越来越庞大的躯体，而是（这对雇佣劳动是重要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8],p. 243) 这就是说，伴随着产业技术的进步，相对于工人的活劳动而言，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资料、工艺流程）的地位抬升，产业技术的独立性、自主性趋于增强。

在马克思看来，以生产工艺流程、机器、设备、厂房为主体的等产业技术形态，既是人类智慧的不断凝结，更是科学进步的直接产物，具有客观实在性以及运行的相对独立性。“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自动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反对有血有肉的人。”([13],p.354) 其实，机器技术的这种独立性是有限的，只是相对于工人而言的。它的研发、设计、制造与运营中都渗透着资本家的意志与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听命于资本或研发者的驱使，并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马克思也同时指出，机器技术体系还展现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发展趋势和要求。“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14],p.443)在生产活动中，客观的、外在的机器体系的建构与运行也展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8],p.90) 不难理解，在机器生产过程中，工人反倒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沦为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机器技术体系的构成单元或操控者，工人不得不服从外在的机器体系的运转，按照其流程、节奏或禀性服侍它。“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8],p.91)这些论述表明，随着产业技术的持续进步，机器技术的自动化程度将不断提高，独立性、自主性趋于增强，而工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却不断降低，进而沦为机器技术的附属物甚至奴隶。

马克思在概述机器技术体系的自动化特点时说道：“它是一个庞大的自动机，是从一个自行发动的中心发动机获得动力的互相连接的生产机械体系。……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而不是机器表现为工人的器官）。”([15],p.536)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技术体系、机械工厂展现出一种按其内在规律要求自主发展和独立运作的趋势，客观上要求把工人纳入其中，按照它的预定流程和规则被动地劳作，使其主动性、能动性逐步丧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才指出，十小时工作日法开始成为当时工业无法忍受的桎梏，因为“工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充分的独立性和毫无限制地支配它的一切资源。”([16],p.306)

这里应当强调的是，辩证思维是马克思分析问题的基本维度，他对技术自主性的这些描述和认同并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我们不应忘记他有关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大量论述。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能动性与被动性的统一体；同样，技术也是自主性与受动性的对立统一，既有自主、独立的一面，又有受动、依赖的一面。机器技术虽然表现出相对于工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但它毕竟是在具体历史场景和资本家的支持下，由发明家自主创造的，同样也离不开工人的操控与维护；它既按资本的意志与价值运转，又受到法律、道德等社会因素的规约，因而也展现出相对、被动和有条件的一面。这也是马克思与德韶尔、海德格尔、埃吕尔、温纳等人技术自主论观点的本质区别。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马克思思想中原始、相对的技术自主论观点，也要分析他论述技术自主性的语境和条件，而不应夸大其技术自主论思想的自觉性、理论高度和普遍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温纳才说：“我们不应该在把技术自主理论归因于马克思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尽管马克思提出了发育充分的技术失控概念，但在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论述的内容，技术自主性仅仅是一个更大讨论中的一个插曲而已。”([11],p.39)

四、朴素的技术价值负荷论

人们历来注重技术的功能或价值，然而，技术形态中是否隐含或渗透着设计者或创建者的价值诉求问题，直到近几十年来才为学界所关注和讨论，并出现了“价值中立论”与“价值负荷论”之争。价值负荷论与技术自主论差异明显，前者重视技术创建者价值观念的转移或渗透，而后者则强调技术自身的内在禀赋或进化特质；价值中立论把技术视为一种简单工具，这只是构成技术自主论的一个必要条件，尚未达到后者的认识高度。其实，技术观念才是催生技术价值中立性问题的根源，不同的技术观念会给出该问题的不同答案。马克思生前曾经历过从狭义技术观念向广义技术观念的转变，他的技术思想中既有价值中立论成分，也有价值负荷论成分，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和讨论。

价值中立论者通常是在狭义技术视域中，运用孤立、静止、片面以及还原的方法分析问题，割断了目的与手段、技术及其所寄生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们往往无视技术活动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内在的历史联系，把人工物从流程技术体系中剥离出来，把技术创建者、操控者及其社会文化背景从技术系统的设计、建构与运行中剔除出去。他们认为，作为人类的工具或手段，技术可以服务于多种目的，因而在价值上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只有优劣之别。所谓的价值负荷，其实与技术本身无关，只是技术操控者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注入的。

大约在1865年之前，马克思尚停留在狭义技术观念阶段，许多观点都倾向于价值中立论。后来的价值中立论者也主要是从这一时期的相关著述中解读马克思技术思想的。在马克思看来，工具、机器、分工等技术形态都是价值无涉的；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它们的价值指向则是由不同的使用者临场赋予的。例如，“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17],p.443)不难看出，马克思把“利用机器的方式”与“机器本身”、“火药的使用”与“火药”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人工物技术形态被创造出来后就独立自存，本身只具有潜在的客观属性与功能，不可能负荷设计者、创建者的价值观念。而只有当它进入具体应用场合，纳入流程技术形态之中，为实现技术使用者的具体目的而运转时，才会被赋予使用者的意志或价值诉求。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机器技术的推广应用在给资本家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给工人阶级造成了严重后果。马克思当时认为，造成这一结局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机器技术或机器体系，而主要是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的，因而捣毁机器的“鲁德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命运。资本家拥有对包括机器在内的劳动资料的所有权、支配权，是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体系的最高驾驭者。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把自己的意志与价值诉求注入机器技术体系，使其按照他们的意志或价值观念运作，转变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有效手段；而工人阶级则丧失了自主性、能动性，作为附属物或“有意识的机件”被纳入机器之中，被动地按照体现资本家意志的机器技术体系的流程、节奏和规则运转。“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8],p. 91)

1865年以后，随着对生产技术的资本属性、技术建构与运作过程的社会历史场景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马克思逐步形成了广义技术观念。他更多地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以及更为宽广的社会技术视角出发，审视技术及其价值中立性问题。一般地说，价值负荷论者从人与技术、目的与手段内在关联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看待技术的建构与运作过程。他们认为，作为技术的创造者、操纵者或建构单元，人是技术系统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他们的目的、意志、利益诉求与价值指向渗透或凝聚于技术系统之中。技术形态中必然负荷设计者、建构者与操控者的价值观念，蕴涵着一定的价值指向或利益诉求。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体系中，“商品生产的每一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18],p.44)

马克思有关产业技术、机器技术等论述，始终都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背景。他从技术运作的社会场景出发，既看到了机器体系，也看到了操作机器的工人，更看到了资本家意志对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技术体系的干预、塑造与控制，进而形成了朴素的技术价值负荷论观念。“搞科学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科学不再是劳动的助手，不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劳动相对立……知识的占有者和权力的占有者到处都力图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第一位……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13],p.366)这里的知识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知识，以它为基础的技术创建活动也更容易异化为劳动者的竞争对手。

通过对机器技术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运动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马克思表述了一系列价值负荷论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生产按照逐利的资本逻辑组织和运营，机器技术的设计、建构与运作过程也融入了资本的意志与价值诉求，演变成了资本的化身。机器“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14],p.463)资本家正是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才把机器技术转变为镇压工人抗争的武器。“机器是资本家阶级手中用以实行专制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19],p.457) 再如，“在英国，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机器可以说是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劳动反抗的武器。现代工业中一个最重大的发明——自动走绽精纺机击溃了进行反抗的纺纱工人。”([20],p.189)可见，资本家以工作机替代了工人的手工技巧，以动力机代替了工人的肌肉力，以机器技术体系运作战胜了工人的抗争。

在科学技术资本化进程中，资本主导了机器技术的研发、设计、建构与应用活动，机器技术中必然负荷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利益诉求或价值指向。“机器被说成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被说成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13],p.358)机器技术的发展不断剥夺工人阶级的技能，使他们失去与资本家抗争的“本钱”，从而在斗争中处于劣势。而资本家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赋予的合法性，给机器技术的建构与运行制定规则，为工人劳动规定纪律，使之符合他们的意志与利益诉求。

在反抗资本统治的早期阶段，由于工人阶级只看到了机器排挤工人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它所处的高层次社会技术体系、生产关系以及资本阶级意志，所以才爆发了以捣毁机器为目标的“鲁德运动”。“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20],p.280)此后，随着工人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他们才逐步意识到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并不在于机器技术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并最终走上了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道路。“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了某种好处，那就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21],p.425)

马克思朴素的价值负荷论观点，也可以从他有关共产主义社会机器技术特点的论述中得到部分、间接的印证。“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14],p.451)这就是说，机器技术在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再扮演资本的代理人或承担者角色，也不再负载资本家的意志与价值观念。“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22],p.290)其实，这里的“工艺学（technology）”就是“技术”的具体表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是扭曲的，负载着不合理的价值诉求，直接服务于资本扩张。共产主义社会将重塑产业技术体系，使机器体系摆脱资本的意志与价值束缚，按照技术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大众的意愿演进，服务于各类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因此，我们“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8],p. 94) 

五、辩证的技术决定论

在技术价值负荷论者看来，技术并非独立自存、自我发展，而是由人塑造和操控的，并按照他的意志与价值运行。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以技术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既看到了技术的相对独立性、价值负荷以及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也看到了社会文化氛围对技术进化的刺激与塑造作用。“马克思认为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之间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其复杂性在于这两个范畴被理解为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这使他成为论述今天所谓‘社会-技术体系’的第一位理论家。”([23],p.41)在这一问题上，今天争论双方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缺乏辩证思维上，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技术思想及其演进，常常剑走偏锋、管中窥豹，止步于对个别段落、只言片语的片面解读上。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多层次、多路径、全方位促进社会变迁的元动力：（1）技术进步推动劳动方式革新。劳动方式就是以产业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组合形式，是联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马克思认为，劳动方式是由劳动资料决定的，不同性质的劳动资料要求不同的劳动方式与之相适应。机器大工业劳动资料的技术性质，必然要求结合劳动方式与之相匹配，并随着劳动资料技术的改进而演变。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不断革新，它“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14],p.560)

可见，劳动方式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不断演变。“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20],p.166)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重大技术革新将带来社会分工的深刻变革，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进而改变劳动方式和劳动力结构。

（2）技术进步引发生产关系变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运动的基本矛盾。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总是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早晚会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技术是一种直接的现实生产力，产业技术进步通过劳动方式的不断革新，把生产力发展成果传递到生产关系层面。“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20],p.345)其间的因果链条与作用传导机制清晰可辨。

劳动方式既关联劳动的技术基础，又关涉劳动者之间的结合形式，是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体。一定的技术关系必然要求一定的劳动组合与协作关系，即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在机器大工业发展初期，由于机器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劳动方式逐步变革，进而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15],p.473)

（3）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变迁。由技术创新引发的劳动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将沿着社会体系内部的复杂机制与作用链条传导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进而引发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层面的一系列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0],p.142)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领域、层面都可能发生技术革新，这些新技术成果会通过社会技术的建构与扩散机制推进社会变迁。在论及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时，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3],p.338)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重大技术发明甚至会改变社会发展轨迹或进程。“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20],p.774)

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技术进化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技术创造和进化的规约与塑造作用，可视为技术社会建构论的先声或源头。正如当代法国技术社会学家拉图尔所言：“重读马克思的著作可以从中受益，他影响了技术社会学的整个发展史。”([24],p.139)在马克思看来，文化环境对技术发展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为：（1）经济需求的牵引。各种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直接支持物质生产活动的产业技术将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演进。“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20],p.166)再如，“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要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而引起的。”([13],p.340)

（2）阶级斗争的刺激。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资本家通过技术革新途径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以及更多的剩余价值，有效抵御工人阶级的抗争。“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25],p.387)机器是当时技术成就的典型代表，机器的发明、改进与推广应用弱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依赖，扭转了资本家应对工人抗争的被动局面，因而得到了资本的大力支持和快速发展。“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14],p.501)至于政治斗争、军事需求对技术发展的刺激作用就更加明显，恕不赘述。

（3）地理环境的孕育。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人类逐步学会了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6],p.383)人们早期创造的一系列技术形态，大多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为目的的自然技术，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4],p.587)例如，国土低洼与多风的地域环境促使荷兰人大量建构和使用风车排掉过量的水。([14],p.431)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既是建构人工自然的物质基础，也是推进技术发明创造的出发点。“为了充分利用瀑布的动力，可以对瀑布进行人工引流。有了瀑布，就可以改良水车，以便尽可能多地利用水力。”([27],p.726)技术发展史表明，技术创造总是与地理环境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特殊的自然条件往往会孕育出独特的技术形态。

（4）文化环境的塑造。任何技术形态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文化因素必然会对技术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工业革命的社会根源时指出，在18世纪，英国、法国、瑞典、德国的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进步以及发明创造几乎同样发达。“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当时，特别是英国的农业关系和殖民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3],p.367)文化环境是一个内容庞杂、多元交织的复杂体系，对技术发展的影响既是多层次、多渠道的，又是潜移默化和根深蒂固的。例如，法律就是影响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英国推行的工厂立法就“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的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14],p.576)同样，社会竞争也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更便宜地进行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不断地、日新月异地、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20],p.359) 

总之，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承认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滚动递进，是马克思技术思想的立足点。因此，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绝不是单向的一元决定论，也不是考茨基等人所理解的历史“宿命论”，而是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论”或弱技术决定论。正如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件中所表明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6],p.695)同样，在这里，如果把技术因素说成是历史进程中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也是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误读或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