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治主义（technocratism）主张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公共治理和政治事务当中，以提高社会运行的科学程度。在当代西方社会，对技治主义的负面看法在普通民众中非常流行，人们普遍把技术治理（technocracy）等同于所谓“机器乌托邦”（machine utopia）。为什么会如此呢？应该说，原因错综复杂，至少包括：第一，“科学敌托邦”（scientific dystopia）式的科幻文艺作品在当代西方的流行；第二，激进技治主义者给西方民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坏印象；第三，反科学思潮在西方的兴起，最终引发科学大战（Science Wars）。实际上，某种程度的技术治理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就日趋成为当代政治中最显著的全球性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如此，西方民众把技术治理简单等同于“机器乌托邦”是错误的，妨碍了对技治主义的深入研究，使技治主义和技术治理问题在英语世界成为重大但缺乏足够建设性研究的“客厅中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

一、“机器乌托邦”

技治主义的想法一经提出，在西方学界就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历史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和卢德主义者等的批评。[1]大致来说，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愈演愈烈，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倒是最近十年来，渐渐有了一些重新思考技术治理的呼声。[2]但长期以来，西方主流舆论对技治主义和技术治理已经形成了某种负面成见——最著名、最流行的具体意象是电影《摩登时代》中流水线和小说《1984》中的电幕。当然，笼统地说“西方成见”是不严谨的，一是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的社会观念状况不一样，比如在法国，圣西门是技治主义的鼻祖，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支持技术治理的理论家很多，如孔多塞、傅里叶、孔德等，围绕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一直有一批活跃的技治主义者（technocrat），在20世纪曾形成了计划主义（planism）思潮，尽管20世纪70年以来，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等人猛烈批判了科学技术在法国的强势地位，直至今天工程师和专业人员在法国仍占有政治地位较为优越的精英位置[3]；二是不同人群对技术治理的理解差异不小，比如在知识阶层中存在如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对立，人文知识分子对技术治理持负面看法的占大多数，而可能对技治主义持好感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在公众舆论上往往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又比如中国普通工人农民与大学文科教授相比可能更倾向于支持科学技术。无论如何，在北美和西欧，对技治主义反感、憎恶乃至极端敌视的人随处可见，尤其是当与西方之外的其他地方如中国、拉美、俄罗斯和非洲等相比较，西方对技术治理的成见就显得更加明显。

在西方成见之中，技术治理基本上等同于要走向某种“机器乌托邦”——整个技术治理社会目标就是成为一架完整、严密和强力的大机器，每个社会成员均沦为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随时可以更换的小零件，和钢铁制造的零件没有实质的差别。概括起来说，“机器乌托邦”包括如下对技术治理的标志性理解：

第一，总体主义，即技治主义者坚信自己发现了类似自然规律的社会历史规律，进而按照规律设计某种总体化的终极理想社会的蓝图，并以此为根据彻底颠覆现实社会，运用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运行方式包括国家政党、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乃至个人生活等实施全面改造。在技治社会中，将无一人一物能逃脱总体化社会工程的控制，或者说，乌托邦忽略的地方在社会学意义上实际是不存在的。最近30年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物联网（IoT）和大数据技术急速推进，更是给社会公众无处藏身的感觉，《1984》的电幕在技术上完全成为可能。

第二，机械主义，即技治主义者不仅将自然界和动植物视为机器，也将社会和每个人视为机器，将人类自以为独特的情感、意志、心灵和信仰等还原为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事实，而各个机器零件之间如钟表一般紧密啮合、精密运转，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事无巨细的精确物理学测量，进而以数据为基础、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机器操控式的社会运转，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稳定运行而不步入歧途。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中对人成为机器零件的影像呈现广为传播，机器在现实中异化的现象很普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协同论等横断学科大规模的传播，越发加深了社会公众对社会控制的精密性和不可理解性的印象，社会理解中“专家阴谋论”越来越盛行。

第三，极权主义，即技治主义者反对民主和自由，主张国家至上，由专家掌握所有国家大权，实行公开的等级制，权力最终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掌权者以科学技术成果为工具、按照数字方式冷酷地统治整个社会，以知识和真理的名义剥夺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对社会成员实施行为和思想两方面的监视和控制，以保证社会稳定运行。的确，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增加人类福祉的同时，也给专制者和独裁者提供了极权主义的利器。法国哲学家福柯对知识-权力改造个体行为的规训技术的抨击，极大地影响了当代通俗文化和艺术，比如获奥斯卡奖的电影《飞跃疯人院》就很好地诠释了福柯对精神病院和精神病学的批评。技术治理思想控制的恐怖，则在布莱伯利的“科学敌托邦”小说《华氏451》中得到具象呈现（“思想消防员”到处搜查并焚毁书籍），它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广泛传播。一些极端反对技术治理的普通公众甚至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出来就是为国家和独裁者监控人们服务的。

第四，经济主义，即技治主义者均主张效率第一和唯一，科学技术是最为有效和有力的方法，专家们为了经济效率必须牺牲其他人类价值目标，否认文学、艺术、风俗和宗教等的价值，社会运行最高的目标应该是越来越发达的科学技术、越来越丰裕的物质财富和人类文明不断地扩展——越出地球，殖民月球、火星、太阳系……著名好莱坞科幻影视系列作品《星际迷航》就是这种不断星际殖民梦想的最著名的通俗表达之一。

二、敌托邦科幻文艺

当代西方通俗科幻文艺作品，流行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应用进行质疑和嘲讽，换言之，敌托邦态度在当代西方科幻文艺作品中占据了主流，这对西方民众技术治理的成见形成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乌托邦写作在西方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批判和否定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乌托邦对完美社会进行理想规划和理性设计，属于一种社会思想实验。乌托邦可以粗略地分为人文乌托邦和科学乌托邦，前者比如莫尔的《乌托邦》，把通往完美社会的希望寄托于人性转变和道德提升；后者比如培根的《新大西岛》，主张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建构理想社会。科学乌托邦作品大量出现和流行，成为现当代西方文学的特色之一。科学敌托邦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乌托邦写作，是科学乌托邦的对立面，构想的是科学技术发展导致未来社会落入全面异化、自由丧失、极权专制和冷酷无情的悲惨境遇。总的来说，科学乌托邦与敌托邦均相信科技决定论，即自主发展、人无法控制的科学技术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命运。

从历史维度上看，西方乌托邦写作在20世纪总体上经历了从乐观到悲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乌托邦小说多数将科技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将科技进步等同于乌托邦本身，将社会治理问题还原为科学技术问题，这种乐观精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4]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原子弹爆炸，之后环境、能源、人口和气候等全球性问题爆发，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日益彰显出来，西方公众对科学技术主导的未来之想象逐渐走向了悲观的另一极。可以说，“敌托邦叙事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恐惧的产物”[5]。

美国公众对技术治理的想象很明显就经历了如此转变。美国人一直相信人类社会进步依赖于民主与科学的组合，对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是持欢迎态度的，这正是技治主义在欧洲产生却大兴于美国、并在20世纪30、40年代率先掀起实践技治主义的北美技术治理运动（American Technocracy Movement）的重要原因。彼时美国人民对技术治理的支持态度，在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1879）和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公元2000—1887年》（1888）的畅销中得到佐证。亨利·乔治指出，科技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在现实中没有缓解而是加剧了贫困，说明问题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分配，应该在对分配规律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设计科学分配，就能消除贫困。[6]虽然他给出的土地公有并征收全部地租的方案明显有问题，但以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解决贫困问题的进路却是应者云集。《回顾》是美国最著名的技术治理小说之一，影响了美国技治主义理论集大成者凡勃伦。它想象了波士顿未来一百多年的发展，凭着直觉指出以彼时美国的科技生产力，如果更科学地设计社会制度，所有的社会个体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物质生活，而在经济安全基础上，人类可以创造完美而辉煌的新生活——“从那时开始，人类进入了精神发展的新阶段，一种更高的智能的进化过程。”[7]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民众开始怀疑科学与民主是自然同盟的假设，要求认真思考科学和科学家在民主政治和宪法体制中的地位问题。以艾森豪威尔的告别演讲为标志，他提出要警惕科学与军工的共谋[8]，人们开始怀疑科学发展能否与美式代议制政府兼容。这与当时更大的文化背景有关，即美欧学界对包括理性与自由政府结盟等各种启蒙信念产生了怀疑，美国科学家则对技术治理的兴趣不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主流思想对于将科学用于政治领域非常乐观，认为共产主义体制是唯一能让政治建基于科学方法的路径。关于这一点，作为当代科学乌托邦写作的最典型代表、美苏科幻小说基本旨趣的差异可以作为佐证：苏联科幻多为进步幸福的乌托邦式的，尤其是以别利亚耶夫的《跃入苍穹》为代表的太空探索小说，而美欧科幻多为专制暴政的敌托邦式的。并且，苏联官方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是科学，认为不仅政治而且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均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指导。在此背景下，苏联很多科学家对于技术治理是支持的。“更近的是，苏联征服太空变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至太空的方法。” [9]在A.托尔斯泰的科幻小说中，苏联红军甚至借助火箭登上火星，通过革命推翻了火星人的统治。[10]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被赋予科学的称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兼容着某种用科学技术治理社会的意味。

当代西方好莱坞式科幻影视极尽渲染“机器乌托邦”之能事。[11]正如美国科幻大家阿西莫夫（Issac Asimov）指出的，当代美国科幻小说不是乌托邦的，而是反乌托邦的。[12]电影的主人翁要不出生复杂，比如是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克隆人（《冲出克隆岛》）或者克隆人与人繁殖的第一个人（《银翼杀手2049》），要不遇到罗曼蒂克的挫折，比如爱上机器人（《机械姬》）或人工智能（《她》），要不就是为所居住的社会制度感到深深的不安（如《华氏451》《高堡奇人》），要不干脆就是在一个即将毁灭或已经毁灭的世界中挣扎（如《我是传奇》《机器人瓦力》《9》），所有的痛苦都指向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控制科学技术的科学家、政客和狂人。在西方科幻敌托邦文艺作品中，目前最流行的有三种：赛博朋克与机器朋克文艺（机器、怪物和幻境横行的未来世界）、极权乌托邦文艺（以科学技术为手段的残酷等级制社会）、AI恐怖文艺（机器人对人类的冷血统治）。

与技术治理形象塑造最为相关的文艺作品，当属流传极广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1950）。“建基于技术而非迷信之上的社会，变成了最貌似有理的暴政体制。”[13]举《美丽新世界》为例：新科技与专制在未来的“世界国”中紧密结合为极权主义技术治理体制，成为自由最凶恶的敌人。[14]在其中，科学技术的极权应用包括：（1）用生物科技造成社会个体的先天生物性状差别，以此为基础形成后天的社会等级制度；（2）用反射、催眠等心理学方法在婴幼儿时期对社会个体进行意识形态“洗脑”；（3）用传媒技术对每个人进行监控，将艺术异化为控制个体情绪的工具，用色情艺术消解爱欲的反抗力量；（4）用精神病学、化学和药物学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精神控制，用药物缓解和抹除潜在的威胁性个体精神状态；（5）全面异化科学技术，将全面控制作为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而最新的著名科学乌托邦作品是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的小说《瓦尔登湖第二》，这部行为工程幻想小说虽然创作于1948年，但开始流行却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在现实中甚至一度引发行为主义社区在美国各处的尝试性实验。[15]《瓦尔登湖第二》初衷是描述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理想社区运行蓝图，但它的核心主张即用行为工程对每个社员从一出生起就进行心理学改造、消除妒忌心、竞争心等斯金纳认为的非合作情绪、心理和个性，引起反对者对自由侵害和极权控制的极大忧虑，因而被很多人视为实质上的科学敌托邦作品。总之，科学敌托邦文艺作品盛行，对西方普通公众技术治理西方成见的形成影响最大。

三、激进技治主义者

    “机器乌托邦”的形成与激进技治主义者的表现有直接的关系。技治主义者均主张两条基本原则即科学管理与专家政治，激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彻底推翻既有社会制度、是否与既有政府合作而在一定程度上施行技术治理，激进派完全拒绝与现政府合作，拒绝任何改良主张。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技治主义者属于温和派，如圣西门、贝拉米、加尔布雷思、纽拉特、丹尼尔·贝尔等，而类似凡勃伦的激进派是极少数。但是，极少数激进分子的观点和行动在西方社会具有非常高的显示度——这符合传播学中“激进获胜、另类传播”的规律，尤其相比理论家、思想家，激进的技术治理社会活动家的表现对于公众对技术治理的看法影响更是巨大。

比较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中“双雄”激进派领袖斯科特（Howard Scott）和温和派领袖罗伯（Harold Leob），作为例子。罗伯出身豪门，却拒绝继承家族银行和投资业务，选择成为作家和艺术家，创办文艺杂志，与海明威等人并称美国文学史上“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在旅欧期间，他接触并被技治主义所吸引，随即回国投身技术治理运动。而斯科特出身寒微，却极力想给人给人一种掌握高深技术的专业人员与先知的印象。实际上，他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级工程教育，但有过丰富的工程经验，开办过工程公司。他具备卡里斯玛（charisma）人格，极富领袖才能，但性格过于严厉、极端和揽权，和媒体关系不好。后来，两人分道扬镳与斯科特过于独裁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运动中，斯科特领导的技术治理公司制订徽章，统一制服，严明纪律，甚至发动所谓的“总征兵”，组织技治主义者的“部队（army）”，给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公众以冷酷、阴森和可怕的印象，甚至被一些人视为纳粹。[16]斯科特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重要媒体发讣告；而罗伯死的时候，美国诸多重要媒体都发布了讣告。[17]

一开始，罗伯的技治主义思想就带有自由主义和审美主义的烙印，与斯科特思想鲜明的机械主义和物理主义特点颇为不同。[18]两人对技术治理的基本理解是相同的，都是从北美技术治理运动的“导师”凡勃伦那里借鉴和发展出来的，主要包括如下方面：（1）丰裕（abundance）、工业系统与高能社会。人类社会可以从能量使用角度来理解，之前社会是主要使用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的低能社会，工业革命之后进入主要依靠机器的高能社会。高能社会主干是工业系统，它是一台精密运行的大机器。自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丰裕阶段，以机器生产的能量完全可以满足所有人舒适生活所需，而现实并非如此是因为社会制度设计不科学。（2）能量券与社会测量。高能社会必须实行技术治理制度，核心是围绕能量券建立全新的分配制度。废除货币，代之以反映物质资料真实运动状况的能量券。以能量券为单位，对整个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需求进行物理学的精确测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家统一计划来实现完全平等的按需生产和按需分配。（3）生产最大化与经济自由。工业生产系统由专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掌握，企业目标不再是利润而是提供更多的社会必需品，因而将在既有科技水平上开足马力生产。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人都免于经济压迫，并得益于科学技术对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而享有大量闲暇。（4）有限的技术治理政府。技治社会工业高度垄断，每种基本工业只有一家大企业，每家挑选最能干的人组成政府。也就是说，技治社会的政府是工业系统的延伸，实际是工业联合体。政府成员包括主席在内，都是从劳动者中逐级晋升和提拔上来的，都是科学技术和管理的专家。技治国家以科学原则行政，需要投票表决的事情很少，并且主要管理经济事务，以宽容和自由的态度对待社会成员的其他活动，因而政府职能极大地减少。

斯科特与罗伯对技术治理理解的差别主要在于：（1）技术治理实现的时机。斯科特认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就是资本主义灭亡而技治主义上台的征兆，因而拒绝与美国政府合作挽救危机，而是组建资本主义价格制度崩溃之后接管权力的“部队”，准备非布尔什维克的“工程师革命”。而罗伯认为，技治主义要实现首先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垄断过程，当垄断达到极大程度时技术治理自然就会实现，因此技治主义者应该与政府合作，运用专业知识帮助资本主义度过危机，并加速垄断向技术治理转变的过程。实际上，罗伯加入了罗斯福政府，被斯科特称为“叛徒”。（2）对文化和艺术的看法，或者说对人性提升的态度。斯科特只关心工业系统的改革，认为能量券制度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并声称所有的方案都是科学的、可计算的和可控制的，而不依靠人性、情感、意识形态文化等不可测的东西来决策。罗伯则认为，实现经济安全并非技术治理最大的价值，最重要的是经济自由之后人们可以从事更有价值的事业，即文化和艺术活动，而文化和艺术的繁荣将从根本上提升人性。

在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中，给美国公众印象深刻的是斯科特而非罗伯，即使今天提起该运动的领袖，人们能想起的也是斯科特。当时斯科特的激进观点和形象一开始很快引起了美国和加拿大公众的很大兴趣，但很快就转变成极大反感，技术治理公司也曾被加拿大政府封禁。在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从急速崛起到突然受挫的关键点上，斯科特所做的“皮埃尔旅馆演讲”（Pierre Hotel Address）甚至被很多人认为它应该为整个运动由盛转衰负责，因为当时收音机刚刚普及，通过电台面向全国广播第一次实现一个人同时向所有人说话。[19]“皮埃尔旅馆演讲”是斯科特第一次全国电台广播，但激进的“首秀”造成了完全不可挽回的负面公众印象。[20]在演讲中，斯科特夸张地宣布技术治理思想前无古人，颠覆了数千年人类社会思想史，这完全不符合思想史的事实。他还宣布资本主义很快就必然被技治主义全面代替，不管普通民众是否接受，这是物理学铁律；只有专家和智者才能理解技术治理，才能运行技术治理制度，现有的执政者智力和能力都不够；技治主义者放弃合法选举和民主参政，只需等18个月资本主义价格制度就会全面崩溃，美国人民届时将不得不求助于技治主义者来挽救美国；技术治理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也不是纳粹主义、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是之前的所有主义，技术治理不是愚蠢的民主制，而是真正的精英用科学方法运行社会。总之，他宣称其他人对“大萧条”危机根源理解都是错误的，提出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只有技治主义才是美国人唯一的出路。很难想象这种狂妄的救世主腔调不激起听众的极大反感，尤其是斯科特对资本主义18个月崩溃的危言耸听很快就被事实所否证。北美技术治理运动在当时对美国造成的实际影响有限，但它导致了技治主义思想向全世界的快速传播，斯科特等人的激进观点和形象也随之被西方社会公众所认识，促进了西方民众技术治理成见的形成。

四、反科学思潮流行

“机器乌托邦”形成更大的文化背景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反科学思潮的流行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60、70年代，以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为标志的学生造反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等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对西方社会观念产生了极大冲击。它们催生出各种新思想，包括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新思想与大众传媒相结合，对社会公众的一般科学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反对科学的思潮盛极一时，至今在西方仍然影响巨大。在反科学思潮看来，科学不再是对真理和人类福祉的无私而神圣的追寻，而是与政治共谋（conspiracy）的权力、依靠金钱和资本运转的游戏、听命于赞助人和资本家的工具、残酷统治自然的帮凶、生态恶化和环境破坏的根源或者发达国家白种男性压迫妇女、黑人以及穷人的利器。在科学哲学专业内部，反科学的另类科学哲学甚至一度居于主流，在90年代占据了欧美著名高校的讲坛。[21]

反科学声音所传达的质疑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在影响普通大众的同时，也引起坚持正统科学观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的不安和反感，从80年代末期开始，美欧的科学卫士们开始批判另类的科学哲学思潮，从而引发了与反科学思想家之间的一场持续十多年的“科学大战”。争论的双方一边是持正统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一些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们构成了维护自然科学的科学正方或科学卫士；另一边是被他们攻击的后现代主义主义者、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者以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属于质疑科学的科学反方或科学反对派。科学大战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是彼时学界的热点事件，也备受普通公众的关注。

戏剧性的“索卡尔事件”对本来主要为学界争论的科学大战扩散到社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996年，美国著名左派文化批评先锋刊物《社会文本》准备推出一份“科学大论战”的专刊，对科学卫士的批评予以还击，纽约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nlan Sokal）在专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超越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故意模仿和迎合反科学学者的观点，将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微分拓扑学等自然科学最新成果毫无根据地与科学反对派的观点相联系，并有意留下一些科学中的常识错误（比如将圆周率π和引力常数G视为“历史性中来理解”的变数）。用他的话来说，该文“在文字上带有明显的胡说八道”，“抛弃了客观实在性观念的判断”，“不是思维的逻辑结果”，而是靠“权威的引言、诙谐的双关语、牵强附会的类比和毫无根据的大胆断言”的诈文。[22]在文章发表的同时，索卡尔又在另一家刊物《大众语言》上发表谈话《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把诈文的实情和盘托出，以诈文被《社会文本》接受发表证明反科学论者对科学的“无知”。索卡尔声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左派历来都是自然科学的盟友，用科学反对蒙昧主义，但是当代许多政治左派却被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所俘获，抛弃了启蒙的思想遗产，从进步的理性主义立场堕落到诋毁科学的相对主义立场。因此，他的诈文就是要把左派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

“索卡尔事件”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之后，许多著名报纸比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加入论战，反科学论者纷纷在西方大众传媒上撰文反驳，科学家们也针锋相对，众多著名出版社也趁势推出大量相关著作，各种专业的、通俗的和传媒组织的会议、论坛和辩论更是蔚然大观，许多当代大科学家比如威尔逊、大哲学家比如德里达、罗蒂等卷入了论战。“科学大战”直接说明反科学的思潮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流行，以至于科学的支持者们不能仅仅视为“杂音”而置之不理。当然，当科学大战的高潮逐渐消退，学界开始出现跳出争论双方的视野，冷静地回顾、总结和反思，避免极端倾向的声音，比如科学社会学家舍格斯特尔的反思。[23]但是，就西方普通公众一般科学观而言，审度科学的声音传播得还很少，极端的反科学思想仍然受众广泛。近年来，由于AI研究和商业化的新一波热潮以及生物工程在克隆、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方面的显著进步，又激起了西方社会公众对机器人、克隆人、人体增强等问题普遍的担忧甚至恐惧。显然，反科学思潮的兴起，会支持反对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当中的主张，强化对技术治理的“机器乌托邦”成见。

直至今天，科学卫士与科学反对派的争论仍未完全平息。并且，“科学大战”逐渐从北美辐射开来，引起了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启发了21世纪之交大众传媒如凤凰卫视关注的“科学、伪科学和反科学”以及“中医是不是科学”的又一轮争论。进入21世纪，西来的反科学思潮开始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界迅速传播，再伴随传统文化和国学全面复兴中的某些偏差，各种宗教复苏中某些不当思想，以及激进环保运动、转基因食品争论等社会公众议题导致的某些附带效应，反科学观点在中国的受众也越来越多，社会一般科学观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当然，不能完全否定反科学思潮的价值，更不能否认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但如果片面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完全抹杀现代科技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人类生活的巨大贡献，对中国目前科学精神不彰、科学技术仍需得到更多支持的国情而言，是有一定害处的。

五、破除技治成见

技术治理是不是如西方成见所认为的等同于机器乌托邦？机器乌托邦属于技术治理的一种可能模式，但技术治理与技治主义并非只有机器乌托邦一种可能模式，而是存在很多差别迥异的运转模式。这一点早为历史经验所证明。如前所述，北美技术治理运动“双雄”斯科特和罗伯的技术治理理想有很大的不同，罗伯所主张的技术治理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实际上，绝大多数技治主义者认同技术治理的改良模式，积极与既有政府合作，努力用专业知识逐步改善社会公共治理的水平，许多技术治理尝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典型的比如智利阿连德政府实施的“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而激进的“工程师革命论”的支持者寥寥无几，公开全面支持“机器乌托邦”的技治主义者更是闻所未闻。温和技治主义者所提出的技术治理的运行模式也有很大不同，比如波普尔呼吁渐进的社会工程，罗伯拥护能量券和社会测量两项措施，加尔布雷思等人更注重计划治理，普赖斯强调智库的分离和独立。在民国时期，南京政府的技术治理努力主要包括专家议政、咨政和参政。[24]总之，历史上技术治理存在很多不同的模式。

从理论上说，技治主义之所以种类繁多、观点歧义，就在于对技术治理两条核心原则（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别。科学管理原则主张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应用于社会运行，但对何为科学原理、技术方法存在很多种不同的观点，维也纳学派以降的科学哲学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不仅学术界，社会流行科学观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在百年间也发生了变化。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不同，必然导致对科学管理的理解不同，比如机械主义科学观可能导向技术治理的机器乌托邦，自由主义科学观可能走向如罗伯所期望的以技术治理为基础的多元社会，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指导下的技术治理必然要为工人阶级服务。专家政治原则主张由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的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但对何为专家、专家如何掌权同样存在很多种不同的观点。今天社会科学越来越自然科学化，管理学等社会技术日益受到重视，人文学科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如最近兴起的数字化人文科学（digital humanities）、实验哲学等就佐证了这一点；接受自然科学教育的专家越来越不止于自然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计量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社会规划专家、运筹学（operation research）专家等越来越被视为科技专家。而在一些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专家”一词实际与传统“士大夫”观念相对，几乎囊括了所有接受现代西方系统教育的专业人士。至于专家如何掌权，技治主义者理解更是差别巨大。总之，理论上技术治理存在很多不同的模式。

必须破除机器乌托邦的成见，避免谈技术治理而色变，而是要客观地评价技术治理，以建设性的态度深入研究各种不同的技治主义，结合实际吸收技术治理的某些有益措施，建构合理新模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服务。奥尔森通过对20世纪技术治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说明了技术治理在20世纪提高公共治理效率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居功至伟。特别是他有理有据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治理仍然为美国政界重视，并总体上推动了美国公共治理水平的提高，他指出技术治理趋势也导致了某些问题，这与美国民众的反技术治理情绪流行形成鲜明的对比。[25]对此，美国科学政治学的开创者D.K.普赖斯在其名著《科学阶层》中，通过对美国宪政具体运转的详细剖析，也表达了类似的判断。[26]

然而，技术治理社会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机器乌托邦？从百余年技术治理的实践历史看，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苏联、拉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新加坡和菲律宾，机器乌托邦从来就没有真正在实现中出现过。但从理论上说，最极端、最激进的技治主义主张的确存在走向机器乌托邦的可能。因此，破除技术治理西方成见的同时，必须认真地思考如何避免技术治理在实践中滑向机器乌托邦。实际上，机器乌托邦观念本身为避免歧途指出了方向。

首先，要反对总体主义，反对全社会范围内的宏大社会工程，可以尝试一定范围、可反馈调整和逐步前进的社会工程。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以及J.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等对国家主义的总体化乌托邦社会工程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其中最令人信服的批评是：宏大乌托邦工程至大无外，不允许对预想的理想社会蓝图进行质疑和纠错，而是对异议者实施暴力压制甚至肉体消灭。这种情况在20世纪并非没有发生。历史经验说明：至大无外的整肃往往发生在封闭孤立的社会当中，而对外界保持开放、沟通和全球化的社会往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总体主义冲动。从理论上说，总体化乌托邦社会工程要想实施，首先就必须对乌托邦的边界有清晰的划定。传统乌托邦往往构想，地理环境的隔绝，这更多的是一个隐喻，实际就是要求清晰的权力控制边界，这在对外开放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其次，转变对科学技术的机械主义理解，进而消除对技术治理措施简单、机械甚至粗暴的运用，增进对科学技术的人文主义理解。实际上，把人和自然都视为机器的极端的机械主义科学观，早已不再是当代社会一般科学观的主流，比如对科技产品（典型的如Iphone手机）的美学认可，但简单粗暴的社会治理思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尤其是“只见数字不见人”的现象还很普遍。这涉及社会一般科学观的塑造，要重视科学传播和公众理解科学的努力，尤其是要批判极端的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思潮，走向一种更为全面、客观和结合具体情境的科学观。就技术治理建构本身而言，必须在理论和制度上设置必要禁区：技术治理不得介入社会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的改造或控制，必须将政治理解为集体事务的议决和执行，而非权力的攫取和掌控。文化和教育必然改造本真的人，但这种改造是多元化和自我选择的，而普遍化的科学技术若用于改造个体，必然会导致彻底齐一化、标准化和机械化（《瓦尔登湖第二》的危险就在于此）之后的崩溃或疯狂，如《美丽新世界》中“野人”最后自杀身亡。实际上，现代科学技术并不长于处理个体的身心问题。总之，政治科学化并不意味着个体标准化。

再次，要警惕极权主义，防止科学技术为权力所俘获，成为专制者极权统治的工具。技术治理与自由、民主并不必然冲突，比如技治主义者罗伯同时是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主义者著称的波普尔并不反对渐进的社会工程[27]，而美国、法国、挪威等民主国家实施技术治理的经验说明了技术治理可以在民主制下兼容。奥尔森指出，技术治理在世纪之交有明显缓和的趋势，试图通过制度重构、技术评价（TA）、负责任研究和创新（RRI）等技术民主形式逐渐与民主制融合起来，当然，对抗模式仍然存在。[28]但是，从宏观制度设计上，防范技术治理与极权主义一体化至少有三个大的方面必须注意：一是分权制衡，专家与政治家的政治权力在制度上要分立，相互牵制，避免两者完全合流而共谋；二是限制专家权力，专家掌握政治权力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最终决策权力仍应交给民主决策，将专家政治限制在民主制之下，避免精英政治对民主和自由的威胁；三是多元化权力机制的培育，即避免整个社会政治权力一支独大，而是与其他权力如学术权力、宗教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等多元共存，相互平衡，而专家只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实际上，如《美丽新世界》中的主宰者所言：“科学的每一个发现都有潜在的反动性，甚至科学有时候也必须被视为可能的敌人”[29]，也就是说，极权者要把科学技术变为统治工具，必须阉割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本质上是革命的力量。因此，维护健康的科学技术发展，同时意味着规避极权主义的危险。

最后，防止经济至上的观点，防止技治主义的效率目标代替整个社会的目标，让技术治理为更高的社会目标服务。不可否认，技术治理的基本目标是效率，技治主义关注的重点是以经济和行政为核心的具体社会事业，这也正是它的长处所在，技治主义者基本上都主张政府要参与工业生产和消费的管理。事实上，很多技治主义者都与斯科特和罗伯一样把政府视为某种工业联合体，主张技治政府职责主要集中于有限的经济职能。这实际上说明了，技治主义目标有限，主要集中于实现社会成员的经济自由，对文化、教育和宗教等事业关注不多，并非都是如凡勃伦主张的总体社会规划方案——他主张的是建立“技术人员的苏维埃”（Soviet of Technician）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换言之，技术治理可以设计成为局部的制度安排，为更高的社会制度服务，而不能作为社会整体制度安排，否则必然使全社会陷入经济至上、效率至上和GDP至上的偏颇之中。

技术治理在全球的推进，已经表现出它在提高公共治理和行政活动的效率方面的显著优势，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无论如何，对待技术治理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要抛开成见，深入研究，合理应用，发挥长处，避免风险。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实际上已经是全球范围内政治活动的显著特征，这是被多数技治主义批评者所忽略或罔顾的既成事实，在这种状况下一味地否定技术治理，主张彻底铲除技术治理，不啻于逃避问题，完全抹杀了技术治理的正面价值。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尤其是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相继到来，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技治主义者提出的丰裕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完全可以满足人人美好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如何科学地改良既有社会制度以逐步实现这一目标，避免生产力高度发达与更多人陷入贫困享受不到科学技术的好处并存的矛盾状况呢？尤其是可以预见，AI技术推进取代大部分人类劳动之后，上述矛盾会变得愈加尖锐，而技治主义的观点是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的。

中国公众对技术治理的态度，远比欧美发达国家要宽容，类似“机器乌托邦”的观点并不流行。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一经兴起，就传入当时的中华民国，受到很多学者和媒体的青睐，南京政府也曾尝试过一些专家政治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改革开放之后，发挥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作用，给予他们一定的政治空间和政治话语权，实施科学行政和科学管理，事实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一定程度、某种形式的技术治理可以说是中国过去40年间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30]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和技治主义者主张的渐进式社会工程符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主张国家调控经济以及计划和市场并行的等战略措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原则并不相左。尤其是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工程从业者、工程师以及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急剧增长，一大批世界领先的大型工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杭州湾跨海大桥、青藏铁路、京沪高铁等令举世震惊，开始向外输出先进的大型工程经验如水电站和高铁建设等，海外更有人将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归之为专家治国战略……这一切都生动地说明了：工程师与大工程建设活动在当代中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时再看技治主义者主张的“工程师治国”，颇有启发意义。因此，中国更应该避免成见，深入研究技治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指导下一定程度上推进技术治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1] 刘永谋：《技术治理的逻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6）。

[2] 刘永谋：《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载《江海学刊》，2018（4）。

[3] 米切姆：《工程与哲学——历史的、哲学的和批判的视角》，187-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邬晓燕：《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建构与解构》，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5] Tom Moylan. Scraps of the Untainted Sky: Science Fiction, Utopia, Dystop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2000, p.xi.

[6] 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 贝拉米：《回顾：公元2000～1887年》，2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8] R.I. Vexler(ed.).  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 Dobbs Ferry,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1970, pp.139-146.

[9] Don. K. Price. The Scientific E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5.

[10] P. Yershov. Science Fiction and Utopian Fantasy in Soviet Literature.New York: Research Program on the U.S.S.R., 1954, 8-11.

[11] 江晓源：《为何好莱坞影片中的科学技术绝大部分是负面的》，载《科学与社会》，2018（7）。

[12] I. Asimov,(ed.).More Soviet Science Fiction.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p. 11.

[13] Don. K. Price.The Scientific Estat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p. 8.

[14]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15] 斯金纳：《瓦尔登湖第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6] 刘永谋，李佩：《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技术治理运动兴衰与反思》，载《科学与社会》，2017（2）。

[17] Harold Leob, Howard P. Segal. Life in a Technocracy: What It Might Be Like.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xvii.

[18] 刘永谋：《高能社会的科学运行：斯科特技术治理思想述评》，载《科技哲学研究》，2019（1）。

[19]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很善于利用新兴电台传播施政理念，他在“大萧条”中的电台讲话被称为著名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

[20] Howard Scott. “The Hotel Pierre Address”. Technocracy. Series A, 1940(19).

[21] 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2] A.Sokal:“A Physicist Experiment with Cultural Studies”, in Lingue Franca ed. Sokal Hoax: The ShamThat Shook Academy.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0, 51.

[23] 刘永谋、张亢：《反思科学大战：舍格斯特尔的科学技术论》，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24] Yongmou Liu. “American Technocracy and Chinese Response: Theoryies and Proactices of Chinese Expert Politics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Government, 1927-1949”.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15(43).

[25] Richard G. Olson.Scientism and Techn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Legacy of Science Management. New York,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6, pp86-105.

[26] Don. K. Price. The Scientific E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7] 刘永谋：《论波普尔渐进的社会工程》，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1）。

[28] Richard G. Olson. Scientism and Techn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Legacy of Science Management. New York,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6, 160-174.

[29]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21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30] LIU Yongmou. “The Benefit of Technocracy in China”.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1).

原文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