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行进至今，虽然争议不断，但并未停止发展的脚步。2019年底开始的新冠疫情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也为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本文重返关于全球化伦理的各种讨论，分析全球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可能面对的问题，从关系性出发，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合理性进行价值论证。我们认为在新的境遇下全球化必然会采取新的形式、展现新的内容，但全球化总体趋势不可逆转。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层面的关系性、现实层面的关系性和方法论层面的关系性出发，来探讨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构建和全球化关系伦理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疫情的伦理挑战；全球化；关系伦理；话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化”一词频繁出现，引发持续关注。麻省理工学院的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指出，如同一个半世纪之前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论文《时代的标志》(“Signs of the Times”,1829)中以“机械”来规定其时代一样，我们亦只能以“全球化”来规定我们的时代。他进而把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界关于全球化的研究称为“新全球史”。然而，2019年底出现的新冠疫情，迅速成为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的又一次世界性“大流行”（pandemic），以其爆发国家之多和感染人数之众，几乎改变了新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由此引发了多数国家不得不封锁边境、控制交通、调整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人类社会似乎骤然从全球互联的时代回归到各自围城的原始时代；与之相应，全球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回归传统、回归本土进而否定全球主义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值此人类发展的十字关口，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对全球化做出新的理解、对疫情和后疫情所带来的挑战进行恰当回应、对全球关系伦理的出路和方向进行必要的探索。

一、全球化与后疫情世界

虽然“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一个特殊语词在80年代才开始在西方媒体广泛应用，但其所内蕴的价值理想表明它是一种伴随人类生产实践而不断扩大的交往活动，是一个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上从多元趋向一元、从特殊趋向普遍、从隔膜对立趋向包容互鉴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及二者的关系层面对全球化这一概念进行梳理。

从时间维度上看，全球化通常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或又称为“短”全球化指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成长于21世纪的国际化、世界化、地球村现象，而广义或“长”全球化则与人类文明相始终，是由自然环境、语言交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形成的不同区域、部落、民族、国家逐渐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历史过程。从空间维度来看，全球化现象包含多维空间，具有时空合一的多重属性。它既是活动和过程，也是观念与价值。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从空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相对的组织结构变化来界定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跨洲际流动与社会互动模式影响范围的扩大，影响程度的加速和更深入。它代表连接远距社群的人类组织结构所产生的改变，并使全球各区域与大陆的权力体系触角更加延伸”。

区分狭义与广义全球化必然涉及到如何对全球化定性的问题。早期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大多把全球化理解为经济贸易活动的国际化，指全球背景下各国经济活动之间越来越深化的关联。赫尔曼·E·戴利(Herman E. Daly)给全球化的定义是：“全球化是指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较少或完全不受限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经济向一个全球经济的整合”。这一定性显然视野太小，不能涵盖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变化。《牛津英语词典》把全球化定义为“具有全球意义的行动、过程或事实”，是“企业或其它组织以此发挥国际影响或开始在国际范围行动的过程”，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进一步扩展了全球化的意涵，认为“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 ，指出全球化“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在如何理解不同时期、不同维度下全球化的内在联系方面，比较常见的观点是以20世纪70-80年代为界，把全球化分为“旧”全球化时代与“新”全球化时代。David Held,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D. Nye等学者从国际相互依赖性 (interdependence) 增加的视角入手来理解全球化的内涵变动，提出“薄全球化”与“厚全球化”概念。他们认为全球化有一个从“薄”向“厚”的发展过程：薄全球化例子之一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它通过贸易搭建了连接欧亚的经济文化桥梁。厚全球化则指全球的经济融合、技术转让、观念普及、文化多元成为普遍化要素，影响渗透整个世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全球主义（globalism）逐渐增厚（increasingly thick）、逐渐强化(more intensive)，并逐渐加速。由于全球化内涵指向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全球意识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全球价值逐渐为不同文化所接受、全球组织日益发挥引导作用的新阶段，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全球化做出界定：（1）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是不同国家、民族、组织、个人在物质、精神层面日益冲破已有的隔离或束缚，以跨国、跨区域、跨洲际的形式，从单维度到全方位，从浅层次到深程度，日益紧密联系、合作和融合的过程；（2）全球化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和产品是不同区域和国家合作的结果，全球化辐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因受到不同文化与价值的交叉影响而产生变化；（3）全球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包含着从固守孤立的民族主义到拥抱多元一体的世界主义的转化；（4）全球化是一个理想境界，它倡导全球性与全球视野，关注民族群体活动的全球责任、个体企业行为的全球性后果，致力于通过交往与合作形成并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9年末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使正处在发展中的全球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国家不得不采取封闭国境、切断交通来阻断病毒传播，这对于全球交往无疑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有人由此建议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大流行时期”和“后大流行时期”。新冠病毒的变异、传染性增强消减了疫苗的作用，世界依然被笼罩在病毒的威胁之中。但疫情终将过去，现在也许正处于疫情期向后疫情时代过渡的转折点上。倘若是这样，在后疫情世界，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从伦理学角度看，后疫情时期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在我们谈论是否进入后疫情时期时，首先要思考与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世界是否会产生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是否具有普遍性。在这场21世纪蔓延范围最大的流行性疫情面前，许多学者认为它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在2020年就断言，“这场风暴终将过去。但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改变我们的生活，”而其他人更为忧虑这场疫情将会带来一个“不那么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甚而是“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的终结。”不论怎样，这场持续至今的全球性疫情确实可以作为人类全球化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由控制疫情的必要性而引发的“筑墙运动”，加深了一些人对于全球化的怀疑、忧虑和曲解，强化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反全球化话语与活动。因此，如何从伦理的视角来审视这些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对于理解疫情即后疫情世界的全球化伦理十分必要。

二、疫情时代的伦理问题

太阳底下无新事。全球化在发展过程中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一直在反复激荡。尤其是近二十年，持有反全球化立场的部分西方学者和政客在每次重大国际事件来临之际都作为他们论证全球化终结的佐证，从2001年911事件，到2008年金融危机；从2012年Grexit（希腊威胁退出欧盟）到2016年的Brexit（英国公民投票退出欧盟）；乃至2016年特朗普退群、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及随后的‘中美脱钩’，都成为他们口中全球化终结的标志。虽然所谓的终结论大多被证实为危言耸听，但这些论调不断受到热捧，说明全球化面临着自身似乎难以克服的问题。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全球化的性质所产生的问题，二是全球化后果所造成的问题。

从性质上看，由于二十世纪的全球化发端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因此人们常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如罗兰德·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一方面提出全球化“把世界浓缩为一个单一地域”，另一方面又认为“全球化主要被用来描述西方现代性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历史进程”。当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阻时，就会有人以此推论，提出“全球化的退潮，不仅仅是因为‘负面影响’，也不是简单的航线修正就可以挽回的。作为一个运动，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动并主导的全球化已经终结；作为一个时代，全球化已然落幕，世界即将进入“后全球化时代”。从后果来看，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推动世界繁荣、全球一体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这些消极后果不仅造成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加剧了不同区域和国家间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全球化虽为积极回应全球性挑战提供了较好的平台，但是世界根本结构并未改变，全球问题也没有因此减少。相反，能源、生态等问题由全球化所带来的高产耗而趋于恶化。同时，跨国犯罪、恐怖主义、难民移民等问题则由于国际合作缺失或监管力度不够而继续泛滥。全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全球规则与地方特色、文化多元与价值一元之间的区分，但同时也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由此造成对现代世界民族国家本位体系的冲击，加剧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冲突。这种冲突加之国际政治的瞬息变化，催生了西方国家内部保守主义的崛起和反全球主义的价值取向。

新冠疫情不仅没有消解这样的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化已有的问题和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同时又放大和增加了许多新的问题和争论。面对这一世界疫情大流行事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全球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原来受到掩藏或忽视的不平等问题由于疫情所带来的经济下滑、防疫极端措施而明显暴露出来。如果说在新冠疫情之前，全球贫困和全球不平等并存，而全球贫困的道德紧迫性掩盖了全球不平等的重要性，那么新冠疫情则使得全球不平等日益突出。甚至可以说全球贫困导致了全球不平等，而全球不平等又加剧了全球贫困。正如英国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所指出的，新冠危机放大了许多先前存在的不平等形式。他以虚拟互动技术为例，说明在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对这一资源的占有和掌握的不均等，从根本上强化了现有的不平等形式。同时他还认为，Covid-19还暴露了当代城市生活所依据的许多根深蒂固的假设的脆弱性。疫情期间凸显医疗条件不足（如某些国家的重病床位、氧气供应、呼吸机数量等），已经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医疗待遇，翻译在年龄差别、贫富差别、地位差别上。我国学者孙立平在一篇援引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张玉蛟的观点：由于不同国家疫苗接种率存在巨大差异，免疫落差正在形成。一旦欧美等发达国家达到群体免疫开放国门后，将会为世界带来极大的冲击，那些有免疫落差的国家，就有可能陷入被动的局面。最近印度疫情的失控是个非常现实的案例，免疫落差极有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状况，甚而影响到未来世界格局。

同时，新冠疫情的传播有可能加重民族国家之间的分裂与隔阂，使得一些国家重回到孤立对抗的状态。有鉴于此，《世界邮报》总编辑内森·加尔德斯（Nathan Gardels）断言，“Covid-19的传播揭示了世界相互间依存的深度和全球机构的匮乏，无法应对其各种各样的联系”，并呼吁建立新的平台，“以应对互联世界。” 我们不禁会问，在全球化串联起世界经济、科技、媒体和通讯发展的今天，为什么各民族国家之间非但没有团结的更加紧密，反而分歧越来越深？横亘在狭隘民族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之间关于道德规范、价值信仰之间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争，其根源在于对自己民族或国家的排他性认同，以及从个人利己主义升级为国家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这一价值取向出发，各国相互间原本应该是透明合作的关系转为不那么透明或不合作。不合作、分歧扩大、队里加剧危害到的无疑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别是那些包括防控Covid-19大流行等需要国家之间共同协作才能达到最大化的利益。然而这些并非否定全球化的充分理由。事实上，前述提到的种种反全球化措施，依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进行的，甚至用联系的眼光看，它们本身也是一种全球现象。数字及信息技术的出现与普及，使人类不可能仅凭政策的变动回归到工业革命乃至大航海之前的世界，更遑论《道德经》中设想的“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图景。项飚谈到当今激烈的中美竞争时提出，全球性并不会因此而减弱，反而意味着我们今后看问题的全球视野必须更加敏感。

最后，不能忽视的是在面对依然存在的疫情时人类对于伤痛的承受能力。自2019年年末以来，全球有关新冠疫情的消息报道至今不断，观者尚且心有戚戚，何论身处其中之人。2020年中国国内新冠疫情爆发时期，全国各地开设多条心理援助热线，致电者源源不断。无疑，心理援助热线在疫情期间只能起到临时疏导的作用。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面对无法挽回的伤痛，如何使人们正视过往并疗愈自身，是后疫情时期全球化不能回避的问题。Pablo Servigne和Raphael Stevens在探讨他们所谓的“崩塌学”（Collapsology）中复杂的实践性和地理性时,主要聚焦于全球化系统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对超全球化的弱点进行了批判性的阐述。赵汀阳在《病毒时刻》一文中也对苦难问题进行过探讨。他认为现代系统能够生产物质上的快乐，却不能生产作为至善的幸福，更缺乏抵挡苦难的能力。而苦难由于落在主体性的能力之外，因此是一个绝对的形而上的问题。在前现代社会，世界各民族地区主要依靠宗教的超越性来抵御苦难，在进入科技兴盛而宗教衰微的现代社会，人们如何来抵御苦难？近代中国学者不断地尝试提出替代性方案，如梁漱溟主张“以道德代替宗教”、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等，但皆收效有限。西方一些学者将民族主义代替宗教，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理解为“血缘关系”（kinship）或“宗教”（religion），认为对民族的奉献能够化解生命无意义的苦痛，使个人的生命达到升华。但正如其后发展所显示出的，过于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不可能化解痛苦，反而由于其反全球化本性会带来更多的痛苦或更少思想资源来应对新的痛苦。在后疫情时期，面对这个全球共同的课题，我们尤其需要学会正视苦难，使对于苦难的抵御与抚慰内化于全球化伦理的价值信条之中，因为无论是从全球不平等角度、从各国再次孤立角度，还是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只有发展出受到伦理支持的更密切关系性，强化而不是削弱国际互动、世界合作和道德趋同，才能使生存与发展成为可能、符合全人类的伦理价值。

三、重新认识全球化的关系伦理

每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文明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全球化”过程，这一“全球化”与其关于作为“他者”的世界所拥有的意识、观念、价值直接相关，而如此众多的过程最后汇为作为整体的人类“全球化”，成为影响地球每一个角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是一种在世界空域展开的关系交织，中国则自始至终都是这一关系交织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其关于世界的观念演进可以看做是全球化关系伦理进程的一个缩影。因此，只有从历史层面、现实层面与方法层面去理解人类的关系性本质，才能正确把握住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拥抱何种全球化伦理。

1、历史层面的关系伦理

我们对于全球化的伦理坚持只有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才能得到解释，因为我们今天的全球意识是中国人关于世界观念长期演化的结果，任何否定全球化的举动都是对自身历史的否定。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多种文化的集成，原初的“中国”在与周边文明相互磨合过程中，产生出其极度重视与外部世界关系这一“世界化”倾向。我们可以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理解的历史进程大致概括为四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国人的世界是“天下”，其天下等同于“世界”。此时的“中国”居于世界之中心，大禹定“华夏九州”的传说或邹衍设想的“赤县神州”，都暗含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这时的中国与外部世界构成一个同心圆，由此形成从内向外、由“中国”向外扩散文明的图景。这种自我等同性的世界观主导着中国人对自己、对蛮夷戎狄以及更遥远“六合”“八荒”可能存在文明的态度，这一态度在春秋时期以“华夷之辨”的形式表现出来。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虽然也产生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普世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观念。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意识到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由此进入对世界理解的第二阶段，形成了中国与“世界”并存的天下观。“世界”（主要是西洋和东洋）开始与中国共存而又对立。倏然的思想巨震撼动了中国人传统中对于天下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在转变过程中也伴随着内部的撕裂，“中体西用”、“师夷制夷”等思想是这种撕裂的外现。

第三个阶段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开始之前后，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不仅不再是世界中心，而且也不再是与西洋、东洋对等存在的国家，而面临日益被边缘化甚至亡国的危机。这一时期“救亡图存”是中国人的核心诉求。此期“全盘西化”、“打到孔家店”等口号表现了部分知识分子试图改变亡国危机而提出的激进思想，而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救国、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三面红旗”、“四个现代化”等路线策略，某种意义上也可解释为图存自强心态的外部表达。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被确立为国策，中国重新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链条中。政策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由此带来中国国际地位的转变与新“全球意识”的形成。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更借助全球化快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地位的变化带来了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人的世界观开始进入到第四阶段：世界日益成为一体而中国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不仅自觉融入到世界关系之中而且不断在新的维度扩展着各国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全球化的路径和方法。这样的角色和定位暗含着关系理性、合关系伦理的日益深入人心，对于我们理解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伦理至关重要，因为疫情并没有改变历史关系发展的理性逻辑，而不过是将其更加复杂化、情绪化而已。重要的不是简单回避情绪化的民粹主义而是要驾驭疫情所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或自我膨胀的独断主义，从而推动全球化关系伦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2、现实层面的关系伦理

今日的世界早已摆脱了早期的贸易角逐而进入到多领域纵深交融的新全球化时代。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就曾以911事件为例论述恐怖主义怎样弱化了国家主权、进而促进超越主权国家世界的形成：“各国领导人都默认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国家对任何其他国家都负有一种责任——必须镇压本国境内的某些活动，以免他们在别国境内制造恐怖主义袭击，如果此国不这么做，那么对其发动战争将是合理的。这可以表明当今世界在通往全球共同体的道路上到底走了多远。”不独此例，日益突出的气候变化、跨国犯罪、国际正义等全球性问题，其解决也大多有赖于在世界各国的配合。后疫情时代并不能否定国家之间的联系，但可以增加新的变量。比如2021年5月20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布最新数据，表明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全部或部分取消了对已接种疫苗旅客的限制。IATA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定基于数据和科学依据向接种疫苗的旅客开放边境之举表示赞赏，理事长威利·沃尔什（Willie Walsh）先生表示：“我们正向一个融通的世界迈进，疫苗接种和检测使人们能够自由旅行而不必隔离。德国和其他二十多个国家率先垂范，向接种疫苗的旅客重开边境，其他国家应迅速跟进。”我们可以谨慎地期待世界重归于交流互通的日子。

我们说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依然必要和必然，不仅是因为以往的普遍性问题尚未解决，还在于经历过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我们更加需要共享全球化所带来的便捷与成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通讯概念，交替地掩盖和传播文化或经济意义。今日的通讯发展，就其总体意义而言已远远不再是一种“启蒙”，而是新技术的发展。而今生活在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新技术的受益者。郑永年在探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新秩序时，提出“有限的全球化”将取代曾经的“超级全球化”，各国的经济供应链和产业链将会逐渐回归本国，产业关联情况也将视情况而定。但孤立地各自发展显然是不可行的：“后疫情时代，各国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危机，避免各国各自为战。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超级全球化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任何重大问题上独善其身。”不论是“超级全球化”，还是“有限的全球化”，国家之间的联系不会中断，依然需要经济、政治、科技间的相互整合，同时文化、价值、思想等方面的融合也不可或缺。在这个意义上，要解决全球化内在和外在的问题，便无法回避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伦理价值问题。以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为例，平等的观念虽然在现实中大多表现为分配平等，但归根结底它是一种道德理想、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运气平等主义和排他平等主义都偏离了作为这些理想的平等观，唯有全球平等主义可以真正实现平等的理想。

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与竞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更加急迫。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兴起与美国影响力的减弱，许多美国学者表现出对于权力下降的焦虑和全球未来秩序的担忧。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在《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中以热力学中的“熵增”隐喻新千年以来国际政治的“失序”（disorder）。熵可以被视为对宇宙中的失序的一种度量，熵越高，失序亦增加。作者虽然以乐观的态度谈到中美之争，指出未来中美将在一个多元化、多中心的体系维持一种“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但依然透露出对于美国全球统治与维持秩序的合法性下降的忧虑。此书英文版成书于2014年，那时作者认为“找到国际政治中熵增补救方法的关键……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对系统进行一次巨大的冲击，发生一场及其严重的灾难，砸通封闭系统的外壳，给世界注入新的、有用的能量供其再次运转。”在作者看来，这种冲击可能是一场可怕的自然灾害，一场霸权战争或一场全球流行病。戏剧性的是，在该书中文版面世的2021年，这场全球性灾难真的发生了。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生活在这场疫情所产生的后果中。如何在这一新的环境中，不是被动地承受关系的变动而是积极地发展中美关系、中外关系，如何从伦理的视角来理解、解释和建构新的世界关联，关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实现，关乎着世界未来的走向，更关乎着人类共同体的命运。

3、方法论层面的关系伦理

从道德的冲突到伦理的融合是一个从文化多样性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当今伦理道德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最根本的文化战略。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是迄今为止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后疫情时代，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在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中明确意识到关系伦理的必然性，也需要从方法论层面上建构新的话语体系、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当今世界所兴起的反全球化思潮，其主要思想依据是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民族这个近代以来出现的概念，其兴起的原因复杂多样，政治、经济、地理条件等都可视作重要因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了一种颇为有力的论证，试图证明民族实际上是被集体认同所建构出来的，在他关于“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论断中，他将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这些“人造物”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意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逐渐加深，直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深刻的情感正当性。但是以民族主义否定全球主义并不具有伦理的正当性，因为既然民族主义是特殊时期的文化人造物，它只具有一定的历史存在必然性，只有作为走向全球主义的道路和桥梁时，才能在后疫情的全球化时代在伦理道德上得到论证。

人类文明在发生阶段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对于推动全球化具有重要作用，而今天这样的共同体意识需要对现实世界的全球政治进行话语构建。露丝·沃达克在其著作《话语、政治、日常生活》中通过创造性的“话语-历史路径”，对西方社会政治领域的话语进行分析研究。“话语”在“话语-历史路径”中被定义为“与宏观话题相关；位于具体社会活动场域的，以来语境的符号实践簇；由社会构建并构建社会；整合各种彼此相异的立场和声音”，因此沃达克将(a)宏观话题相关性，(b)与某个具体社会场域中的各种声音相关的多元视角性和(c)论辩性视为话语的构成要素。通过对西方政治话语的研究，作者得出了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的虚构化”和“虚构作品的政治化”这一结论。从话语建构的角度出发，为了论证全球化的合理性，建立关于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赵汀阳重新建构“天下体系”的话语体系，使其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性和未来性的兼容性世界观，并作为新型的国际框架，替代以民族国家为本、以国际竞争为内容的西式世界观；黄勇有感于处于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世界，适用于所有人的道德金律已不复存在，因此在面对生活在全球化之中的人们如何相处这一问题时，利用儒家和道家的资源提出了全新的“道德铜律”，即“人所欲，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可以看作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全球话语体系的尝试，也是在方法论层面增强后疫情时代人类关系伦理的有益探索。

四、结语

全球化是一场深刻改变世界面貌和命运的价值“革命”，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所有人、所有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并不同程度地受到改变的历史进程。后疫情时代的特殊性无疑会增加有些国家参与的被动性，消减其主动性，并使全球化的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但全球互联互通的根本趋势不可改变，人类关系伦理也不过时。我们必须从关系性出发，增强而不是削弱适用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价值认同，建构而不是破坏全球性话语体系，促进而不是减少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包容性和互通性。基于关系性的全球话语建构，并非要消减本土文化习俗或消融特殊文化思维方式，而是在全球一体化中保持多元文化的对话性及保有自身民族文化的弹性，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能够在相互交流中循环更新其关系伦理。这是后疫情时代全球化良性进展的保证，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

作者姚新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中州学刊》2021年第8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