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究竟什么是唯物史观，对它的理解至今存在分歧。通常所说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内容。马克思理解的唯物史观认为：人以及人的发展是唯物史观关注的焦点；劳动实践活动是理解历史的锁匙；在人的劳动实践基础上，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是历史的基本内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在进行社会革命、批判唯心史观、发展经济以及改革开放时，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必要的；在物质生产发展带来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和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今天，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

【关 键 词】唯物史观“经典表述” 对唯物史观的新理解 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过程

一百多年来，主要由马克思创建的唯物史观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它的许多问题，甚至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例如，什么是马克思创建的唯物史观？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没有做过认真讨论。迄今为止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并不完整准确，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很大出入。唯物史观理解中的这一不足，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理论价值，影响了它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需要再认识。马克思曾对他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做过两次简要但十分重要的说明，本文将通过分析这两处论述，对唯物史观思想的对象、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略做考察，以期推动这一方面的研究。

一、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思想的两种表述

马克思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长期以来被当作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这段话就是：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这段话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论述了它们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运动，其基本精神是强调经济，主要是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恩格斯曾在1890年说，唯物史观在他写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得到了到当时为止“最为详尽的阐述”。这两部著作所阐述的，基本上就是上面那段话的思想。

由于恩格斯的阐述，一百多年来中外哲学家，不论坚持维护唯物史观的还是诋毁反对唯物史观的，都以这段话为依据理解马克思创建的唯物史观。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恩格斯在肯定“经典表述”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的同时，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还做了与此不同的表述。例如：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四章本着“经典表述”的精神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批判了费尔巴哈以及其他人的唯心史观，但是紧接这一章，在全书的结尾处，恩格斯又十分明确地把自己和马克思，称作“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也就是说，他认为，他和马克思，特点是用劳动及其发展历史解释社会历史。但是这一论述与第四章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因为在《费尔巴哈论》第四章和“经典表述”中，根本没有提到劳动实践活动。

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此处关于唯物史观的表述斩钉截铁，甚至有些绝对，强调它的唯一的核心的观点是主张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实践的作用得到凸显，但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绝口未提。

1893年2月7日，恩格斯致信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信中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附录”，即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纲共11条，每一条都在强调实践活动的重要，但是没有一处提到生产力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经济基础。

以上所列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显然与“经典表述”不同。它强调的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全没有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方面，恩格斯的权威地位毋庸置疑，但是他在不同的地方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不仅并不相同，甚至看起来相互矛盾。这充分说明，唯物史观这一概念，虽然中外学术界已经使用了将近200年，但究竟什么是唯物史观，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是有待研究探讨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按照“经典表述”理解唯物史观，对恩格斯与此相冲突的论述避而不谈。然而这些论述并不因为我们回避而消失。恩格斯不同场合唯物史观表述之间的不一致是客观存在，我们必须正视，并予以研究解决。

解决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表述的不一致问题，重新认识和深入理解唯物史观，唯一的途径是回到马克思，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标志性的哲学成果，唯物史观的形成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过程最重要的内容。关于这一过程，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两处简要阐述，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可以获得对唯物史观的崭新认识。

二、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过程的第一处论述

在大学期间，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大学毕业时，他在社会历史问题上信奉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关于法律、道德、家庭、市民社会的观点，与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推崇自我意识的作用，认为哲学批判可以改变人们的意识，从而改变社会。这些思想显然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转变，是从批评黑格尔法哲学思想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开始的，唯物史观的形成则以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为标志。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目的就是要阐述他们创建的唯物史观与德国哲学家们的唯心史观的对立，这标志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已经完全成熟。研究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主要是研究1841年大学毕业到1845年秋天开始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四年时间里，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的著作中第一处关于自己唯物史观思想形成过程的阐述，是在上述唯物史观“经典表述”那段话的前面。在那里，马克思说：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 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 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 “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接下来要“简要地表述”的，就是通常所说的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

对马克思的以上论述略作分析便可看到：“经典表述”的由来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当时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又源自他对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思考。从这样的宗旨出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任务是说明国家与法和市民社会二者的关系（主要是谁决定谁）。这一特定的研究宗旨、研究角度，决定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所谓唯物史观“经典表述”，没有、也完全没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国家与法和市民社会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从而揭示它们的发展机制、发展规律。但是，没有发展变化就没有历史，不讨论发展变化问题的理论就不是历史理论。“经典表述”所说明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也即市民社会和“国家与法”，谁决定谁的问题，是涉及不同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经典表述”表述的是一般社会学理论，而非历史理论。黑格尔用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解释国家和法，然后用国家和法解释人们的经济关系、市民社会，是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莱茵报》时期的工作经历让马克思认识到，国家和法律总是和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服务于经济利益的需要。这一认识促使他投入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他得出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简言之，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不是相反。”这已经是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社会学思想。随后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得出的结论，也即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是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社会学观点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作出的更深入更具体的说明。

我们说，“经典表述”所说的是唯物主义社会学思想，而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这一结论，还可以提出三条论据。

第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这样的论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显然这里体现的正是“经典表述”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重要思想。当然这一思想的表述还不成熟，不够“经典”，但是应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被人们看作唯物史观核心思想的结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存在了。被我们当作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那段话出自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思想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样，只是表述更准确、更精炼也更全面。这不难理解，第二次表述在第一次表述写作15年之后，不可能不更加成熟。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产生于1844年的经济学研究之中，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马克思并不是把这一思想作为一种历史观来论述的。对于自己的历史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做过明确的表述：“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这段话与恩格斯强调的用劳动实践解释历史的唯物史观相近，所说的是整个世界的，主要是人和自然界的，诞生过程、生成过程、形成过程。显而易见它是在讲一种历史观，因为它描述的是“过程”，而“过程”正是历史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一说法所涉及的是一种历史观，这很清楚。不过它过于简略，表现得更像是一种天才的猜测，而不是完整的理论，还不能说就是马克思对自己唯物史观思想的表述。但是与“经典表述”相比较，它毕竟是关于历史的理论。

第二，即使作为社会学理论，“经典表述”也未必一定是唯物主义理论。它把全部社会生活归结于生产力，然而用生产力解释社会生活的理论完全可能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人们可以用天才人物的思维创造解释生产力的发展，进而解释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一旦这样，人们通过“经典表述”理解的社会学理论或者历史观，就显而易见是唯心主义理论。

此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在使用人的类本质概念，用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消除概括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至于异化的消除，马克思只是说通过劳动实践来消除，但并没有说明劳动实践是怎样消除异化的。这也说明他还处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第三，马克思自己曾明确指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哲学理论的最初阐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同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紧接着“经典表述”，马克思说：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对唯物史观最初从哲学的角度加以表述，对自己以往在历史观上的不成熟观点加以清算，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德国哲学界唯心史观的批判来进行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中形成的唯物史观的哲学表述，应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去找。下面我们会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和“经典表述”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综上所述，马克思所说的“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即突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经典表述”的思想，在1844年4-8月的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但马克思并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历史观，它也根本就不是历史观，是唯物主义的一般社会学理论。按照“经典表述”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唯物史观思想，是不恰当的。

三、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过程的第二处论述

真正重要的、揭示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形成过程中关键步骤的，是马克思关于自己哲学思想形成过程的第二处论述。

在创作于1845年9月至1846年下半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了这样一句话：

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家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

此处所说“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通过探寻人的宗教幻想的产生原因获得的，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历史（主要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因而它显然不是指描述唯物主义自然观、宇宙观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是指唯物主义历史观。此外我们知道，早在1841年，即马克思开始思考“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自己头脑的”之前4年，马克思就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显示出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立场；这一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可见他们都接受了或者认可了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立场。这也说明，这段话所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指唯物主义历史观。再者，前面提到，恩格斯曾在书信中说《提纲》就是唯物史观的起源，同时他在《费尔巴哈论》中又明确指出：《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可见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可以说唯物史观就是新世界观。总之，这段话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自己唯物史观思想产生过程、产生途径的直接说明，十分宝贵。它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在探寻人产生宗教幻想也即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原因过程中形成的。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从中认识到：1，在人的异化问题上超越费尔巴哈，是唯物史观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一步；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对象，它是关于人的本质为什么会异化和异化如何消除的学说，也即关于人的解放问题的学说。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确定，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不是告别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而是告别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前者只要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可，后者却是仅仅依靠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做不到的。

马克思是什么时候与费尔巴哈分手的？时间应该在完成《神圣家族》的写作和写《提纲》开始批判费尔巴哈之间，即1844年11月到1845年春天。因为1844年马克思虽然已经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且在研究中初步形成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直到1844年11月完成《神圣家族》的写作，马克思一再高度评价费尔巴哈，而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说：

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滥用的那些范畴：“人的关系的现实丰富性、历史的惊人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与精神的斗争”等等。

至于《提纲》，大家知道，从头到尾都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马克思是怎样超越费尔巴哈，沿着探寻人的宗教幻想的产生原因这条道路创建唯物史观的？

马克思从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到对他进行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起了重要作用。该书出版于1844年11月，施蒂纳在书中提出，费尔巴哈的哲学同样在宣扬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东西,宣扬作为类存在物的人，也即同样是宗教: “宗教与道德都涉及一个最高本质,至于它究竟是超人的还是人的本质,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无所谓的了,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高于我的一个本质,同样是一个超出我自身的东西。此外,关于 ‘人的本质’问题、关于 ‘人’的问题,在刚刚剥去旧宗教的蛇皮之后,却又重新披上一层宗教的蛇皮。”他认为费尔巴哈的哲学具有宗教性质。

恩格斯最早读到《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一年的11月19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了自己的读后感：

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 的"人"，摒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费尔巴哈 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 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

迄今没有见到马克思对恩格斯这封信的回复，我们也就无从知道他在这一时期对施蒂纳思想的评价。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高度一致，就在恩格斯写这封信的1844年11月，他们刚刚完成了合著的《神圣家族》的写作，而且几个月以后马克思便写下《提纲》集中批判费尔巴哈。我们有充分理由认定，马克思是赞同恩格斯的看法的，他告别费尔巴哈，把目光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转向一个个具体的人，开始探讨“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从而迈上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最早是从阅读《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开始的。

研究马克思怎样沿着这条道路走向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建立唯物史观，有两个具体问题需要考察。

第一，马克思本人在开始超越费尔巴哈时，对于“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一问题是如何认识的。这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逻辑起点。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曾经说，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许多德国人的思想从基督教统治下获得解放，他和马克思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其中的原因是《基督教的本质》告诉人们，上帝是不存在的，现实地存在着的是物质的肉体的人，基督教只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如前所述，直到1844年11月，马克思都高度评价费尔巴哈，但是在人的本质为什么会异化并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宗教幻想，即产生宗教意识的问题上，马克思很早就表现得与费尔巴哈有所不同。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意识的产生原因是，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在道德上不完善，生活充满苦难，因此产生了对高居于现实生活之上并且集中了自己的本质，即理性、意志、爱的全知、全能、充满爱的理想存在物的需要。这种存在物就是基督教的上帝。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不同，他很早就开始强调宗教的社会根源。

这一思想最早发轫于《莱茵报》时期。前面提到，《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开始接触经济利益问题，发现了经济利益与人的家庭、政治、法律等等观念的深刻联系，在结束《莱茵报》的工作后于1843年下半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几个月之后，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

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只去寻找非人了。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

人生活在国家、社会之中，它们构成人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是颠倒的，于是产生了“颠倒的世界意识”，即宗教。因此马克思说，是社会产生了宗教。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通过犹太人、犹太教与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对宗教意识与社会经济生活、人的异化的联系做了更为具体的剖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结合劳动异化的出现对宗教意识的产生做了分析，从经济的角度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了，但是没有专门对宗教意识的来源做出概括。在人的本质，也包括人的宗教意识的产生等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的，是《神圣家族》。该书讲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时，马克思说：

他（指孔狄亚克——本文作者）在他的著作《人类知识起源论》中详细阐述了洛克的思想，他证明，不仅灵魂，而且感觉，不仅创造观念的艺术，而且感性直觉的艺术，都是经验和习惯的事情。因此，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

……

爱尔维修同样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在他那里唯物主义获得了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立即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感性的特性和自尊、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基础。人的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然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

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不应当根据单个个人的力量，而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的力量。

我们在前面提到，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虽然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象，但是世俗世界在他那里不过是些词句而已，他看到的只是男人、女人、作为类的人，好像生活在天空中与社会生活无关的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性、天性，人的本质，是由经验、习惯、教育、工业，也即由外部环境决定的。对人的现实本质的这一认识，与费尔巴哈相比，显然大大深入了。马克思认可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一观点。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11月写作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中达到的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也是他在形成唯物史观以前对人的本质的最后认识。这一认识包含了宗教意识的起源问题，包含了把“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放在更广阔的与人的环境密切联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的思想。

第二，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人是环境的产物，那么从环境对人的作用的角度看，宗教幻想是如何出现在人的头脑中的？怎样才能把这些幻想从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

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让马克思进一步感受到了费尔巴哈人学思想的抽象性，而且发现了他的失足之处，同时也发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具体的思路历程，其实是有迹可循的，这就是他写于1845年春天的《提纲》。在《提纲》里马克思第一次，而且是专门地，批评费尔巴哈的基本观点。在《提纲》中，我们可以触摸到马克思思想脉搏的跳动。马克思在《提纲》中明确使用了“新唯物主义”概念概括自己的思想，恩格斯则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提纲》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

《提纲》包含十一个条目，第四条开始直接批判费尔巴哈。第四条：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

这一条主要是说，费尔巴哈看到了宗教源自人的本质异化，但是没有追问人的本质为什么会异化，因而没有认识到宗教得以产生的根源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分裂和自我异化，也就不懂得只有通过实践消除现实世界中的分裂、矛盾和自我异化，才能真正消灭宗教。

费尔巴哈为什么会有上述不足或缺点？马克思认为是因为他没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世界。《提纲》第五条：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接下来的第六、七两条进一步指出，在宗教感情的产生，也即“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的问题上，费尔巴哈的主要缺点是没有看到宗教的社会根源，因而也看不到宗教意识的历史性。

《提纲》第六条：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2）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提纲》第七条：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这两条不仅明确提出“宗教感情”，也即进入人们头脑的宗教幻想，是社会的产物，强调了宗教意识的社会性，而且首次把它与“历史”联系起来，指出它是在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

在《提纲》第八条，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这一条是对以上四条，也包括第三条，的概括总结。再扩大些看，是强调一切神秘主义理论的根源都在于不懂得“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不能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思考问题。就宗教意识的起源而言，这一条显然是在说：费尔巴哈眼中的人，是处在社会关系之外作为“类”存在物的抽象的人，他不懂得实践活动的重要，因而在宗教意识的起源，即“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自己头脑的”问题上，落入了神秘主义。换个角度看，马克思是在强调，宗教意识、宗教感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社会关系本身也是实践活动的产物，因而只有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才能揭示宗教意识的起源。由于人的实践活动而处在历史发展之中，基于实践活动的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因而马克思也是在说，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是历史进程的产物。

综上所述，“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马克思在《提纲》第四条至第八条中实际上已经作了回答：人的实践活动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在一定阶段社会产生了分裂、矛盾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形成宗教意识，于是宗教幻想出现在人的头脑之中；费尔巴哈之所以失足，是因为他不懂得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

思考“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只是马克思通往新唯物主义，也即唯物史观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获得的唯物史观是什么？答案在《提纲》第三条之中。《提纲》第三条：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

这一条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是它的秘密所在，内容非常丰富。

首先，它针对的不是费尔巴哈，而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一条不讲费尔巴哈，而是专讲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为什么？因为从对第四至第八条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马克思认为宗教意识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社会关系又是一个基于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提纲》的第六、七两条认识到宗教意识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但是这一认识只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人是环境的产物”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社会关系是人生活于其中的重要“环境”。因此，遵循思考“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合乎逻辑地把马克思引向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其次，尽管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事实上比费尔巴哈更为深刻，已经认识到人是环境的、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是仅仅认识到客观环境决定人仍然可能是唯心主义理论，因为人们仍然有可能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天才人物的思维创造解释社会环境的变化。

最后，这一条告诉我们，社会实践为什么能够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包括解释“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是因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是环境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再深入一步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说：人改变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又改变人；因此人和环境在实践的基础上，在实践的过程中，相互作用，共同发展。这是什么?这就是历史，环境变化的历史和人的发展的历史。基于实践活动的环境的发展，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发展，到一定阶段使社会发生分裂、对立、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于是人们希望在现实生活以外寻得对自己苦难心灵的抚慰，宗教幻想就此在人的头脑中产生。

人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改变人；如此循环往复，每一次循环，环境和人都有了改变与发展，这就是历史。以上就是马克思创建的新唯物主义，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精神。《提纲》第四至八条是马克思运用刚刚形成的唯物史观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对“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自己头脑的”问题的回答。从形成过程看，第三条是后面五条思想合乎逻辑的产物；从写作的角度看，《提纲》首先在第三条提出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然后在随后的5条运用它说明“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自己头脑的”。

顺便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能在《提纲》中基于实践概念告别费尔巴哈创建唯物史观，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密切相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次认识到劳动实践活动在历史中的重要意义。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正是依据这一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前面提到的对自己历史观的最初的尚不成熟的表述：“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第三条表达的历史观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环境的变化从而人本身的变化，都源自人改造环境的实践活动。但是，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他的实践方案与实践意志的产物，最终而言是他的需要、思想、观念、意志的产物，为什么实践活动引起的环境的变化、人的变化就一定是唯物主义的？答案在《提纲》的第二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活动的确是人的精神作用的结果，但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精神因素，只有当它符合客观物质世界的实际情况和规律的时候，才能使实践活动取得预想得结果，取得成功。实践活动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精神因素的创造性是否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相一致即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检验，成功的实践是二者的一致与统一。只有在成功的实践活动中，人的精神因素才能按照自己所愿改变环境、“创造环境”、变成现实，因此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观，虽然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一样突出人的精神因素的作用，但它一定是唯物主义的理论。

四 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看唯物史观

以上主要考察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形成过程，下面对它的对象和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加以简略的分析。

从以上所述唯物史观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唯物史观所着眼、考察与言说的，不是人类社会，而是人；它所说的历史主要不是社会历史，而是人的历史，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提纲》多处讲到环境、社会、社会关系，但是这些论述都是围绕人的问题提出的，目的是用它们来说明人和人的发展。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

马克思一生，从中学时期直到去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人类解放。他的一切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都是围绕人的解放问题展开的，凡是与人发展与解放无关的，例如不与人的发展与解放相联系的自然界、社会、历史，他都概无兴趣。唯物史观思想更不会例外。

明确人和人的发展历史是唯物史观研究与言说的主要对象，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它使我们认识到：不能把唯物史观局限于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考察，人的发展的历史规律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马克思研究历史规律提出唯物史观，宗旨是揭示人的发展规律进而寻求人的解放之路。

第二，它使我们认识到：唯物史观关注人的发展、人的解放问题，但是，人是环境的产物，离开对环境的发展历史的考察根本不可能揭示人的发展规律和解放道路，而人的环境既包括人类社会，也包括自然界，因而自然史，即自然界的历史，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

第三，由于把人和人的发展作为唯物史观的主要研究对象，马克思才有可能看到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找到历史发展的动力，进而看到劳动实践活动在唯物史观中的基础地位、核心地位，使得基于劳动实践活动的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协同进化成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

下面我们对以上三点认识略做考察。

第一点认识让我们发现了一百多年来唯物史观理解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我们过多地注意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对人的发展关注不够。见物不见人、一味关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资产阶级理论的特点。唯物史观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马克思在努力寻求人的本质异化进而产生宗教意识的原因，也是在寻求人消灭宗教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的途径。马克思之所以重视物质生产力，是因为它的发展水平以及它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水平与性质，而社会的发展水平与性质又制约、决定着人的发展。他曾经说：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这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形态的与“经典表述”不同的概括，其中所体现的就是社会历史与人的发展、解放历史的结合。揭示人的发展规律和人的解放之路，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宗旨。以往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恰恰把这一宗旨，把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内容，忽视了。

第二点认识使我们明白马克思为什么要关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历史。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这不是因为他对社会历史本身有什么兴趣，而是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为了研究人，必须关注社会和社会历史。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他让我们发现了自然界和自然史的意义。不包括自然史是以往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的重要缺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由于没有把人和人的发展规律作为唯物史观的主要对象，我们就看不到人的实践活动以及基于实践活动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看不到环境的重要性，更看不到自然界和自然史的意义。但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然史和人类史不可分割、相互制约。因为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关于自然界与人、人的发展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即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做过简要但全面的说明：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是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他还说：

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既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马克思又说：

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自然界在人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在人的历史中的作用，已经被马克思说得十分清楚，无须解释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曾在前面引文中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是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把工具包括在自然界之中，意义重大。人所共知，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全部社会生活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劳动工具是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有了一定的劳动工具，才有相应的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最原始的石器工具开始，都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把劳动工具列入自然界，是因为它一旦在制造工具的劳动活动中产生，便与山川树木等自然存在物一样具有了客观实在性，尽管是人化的自然。马克思把劳动工具归入自然界，意味着人类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的工具，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社会历史和自然史是无法分割的整体；自然界和自然史，与社会和社会史以及人和人的历史一样，是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史包括了生产工具的历史、生产力的历史，离开自然史不可能理解社会史。以往我们理解的唯物史观局限于社会史，是残缺的，不完整的。

被劳动实践活动所改变、创造的人化自然，除了劳动工具，还包括交通、通讯、体育、文化娱乐、居住、饮食、医药保健等等众多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具、设备、材料，它们的变化直接影响、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心理特征，直接改变人。

如果把唯物史观的对象局限于人类社会，人本身以及自然界都被程度不同地遮蔽了；一旦像马克思一样把揭示人的发展规律、解放道路作为唯物史观的宗旨，自然界的作用立即凸现出来。唯物史观的视域得到极大拓展，内容得到极大丰富。

第三点认识尤其重要。由于把人和人的发展作为唯物史观的主要研究对象，马克思才有可能看到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找到历史发展的动力，进而看到劳动实践活动在唯物史观中的基础地位、核心地位。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类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又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人不得不永不停歇地从事的实践活动。

人的生理构造、肉体组织决定了从事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他的本质特征，而劳动实践活动是对外部世界的改造，所以一旦把人作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立即就会遇到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与外部环境、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就会看到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及其价值，就会从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和历史，从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人和人的环境（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历史。

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是历史的基本内容。把唯物史观仅仅理解为社会历史观，不可能获得对社会历史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人类社会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变化的根源、动力是什么？唯心主义者把它归结为神的意志或者杰出人物的思想观念。这样做能够对社会历史作出合乎逻辑的说明：各种观念和制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制度是人制订的，因此归根到底是神、神一样的精神存在，以及杰出人物的思想观念，决定社会生活。即使承认物质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唯心主义也可以用杰出人物头脑中的科学技术创新，解释生产力的主要内容生产工具的发展，来对社会发展作出合乎逻辑的说明。自古以来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都会滑入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因为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无法站在唯物主义立场说明那些在人们制定社会制度时起了决定作用的思想观念，以及它们的变化，是从何而来的，只能求助于人的天性或者“类特性”。

由于马克思是从思考人的本质为什么会发生异化在头脑中形成宗教意识开始探寻历史奥秘的思想历程的，所以他把人和人的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由于把人和人的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马克思才会回到“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重要命题上，进而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由于集中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马克思才能吸取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从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出发考察历史，看到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改变环境，被改变的环境改变人。正是因为把人和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历史问题的出发点，马克思才超越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不仅看到它关于人的基本观点“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合理性，而且能够进一步思考这一观点的理论得失，从而发现，在人的问题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仍然没有跳出唯心主义泥潭——他们主张人是环境的产物，变化了的环境造成人的变化，但是他们“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怎样走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论困境？马克思沿着这条思路认识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费尔巴哈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或者只看到环境（费尔巴哈看到的主要是自然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看到的主要是社会环境）对人的作用，看不到环境的变化，从而也看不到人的变化，因而历史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或者看到了环境的变化，但看不到变化的真正原因，把这一变化解释为天才人物思维创造的产物，落入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的结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从而成功地对历史做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的上述结论，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实践活动改变了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又改变人；在实践的基础上，人和环境，即自然界和社会，相互作用协同发展。人的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创造性；同时，因为只有当实践活动的方案和方案背后的思想、观念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时，实践本身才能取得成功，所以用实践活动解释历史又与唯物主义原则完全一致。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只有建立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说：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与应有的重视。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紧接“经典表述”，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从哲学角度的初次表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我们可以找到在词句和内容上“最具经典意味的”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即：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还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表述一开始有“由此可见”四个字，通过追溯前面的内容，我们知道，这四个字所概括的是马克思关于人如何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论述，它表明下面所说的历史观是关于人的发展历史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表述使用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等说法，显然马克思是在有意识地从哲学角度正面阐述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从内容看，它与“经典表述”一样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它把劳动实践放在全部历史观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其二，在讲到劳动实践的作用时，它强调“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关于环境，其中明确指出包括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生产力有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可见马克思所讲的环境，既包括自在自然，也包括人化自然（主要是劳动工具）。这完全是《提纲》第三条的思想，只是比《提纲》讲得更具体了：每一代都受到上一代实践活动创造的环境的制约、决定，同时他们自己的实践活动再次改造环境，被他们改造的环境则成为制约、决定他们自己的后代的因素。如此每一代人的实践活动都在改变环境，环境由此不断改变，不断改变的环境又回过头来不断改变人，由此形成历史。

上面这段具有唯物史观“经典表述”意味的论述，用语不够准确，叙述不够完整，但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唯一的对唯物史观思想的深刻、全面的阐述，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两次转折获得的宝贵成果。

它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是用物质生产活动，人的劳动实践，解释历史，所谓：“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在这里，马克思不仅用劳动实践活动解释生产关系和人与人的其他社会交往形式，而且直接用它解释人们的思想观念。

它告诉我们，唯物史观的关键思想，是在劳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即所谓“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指出，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实际上就是人改造过的因而是现实的自然界（包括生产工具以及人的其他生产、生活、交往设备）和社会关系。劳动实践活动是对自然界的改造，劳动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人的生存环境的重要内容，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环境。一方面它的变化直接影响人在科学、艺术等诸多方面人的个性的发展，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它的变化意味着人的劳动工具在不断发展，劳动工具是物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它的改变会改变人的劳动分工，进而改变人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是说，改变整个社会，改变人的社会环境。人改变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改变发展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但是变化一经产生，变化了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就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人本身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新的需要会产生新的实践活动，新的实践活动再一次改造自然界，形成新的人化自然并引发更新一轮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

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的肉体特征、生理构造决定的人永远不能停歇的生命活动，因而人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改变永远不会中断，被改变的环境反过来对人的作用同样会永远继续。人和环境的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造成它们的协同发展，构成了历史。

这就是马克思创建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要表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创建的唯物史观，描绘的是人、自然界、人类社会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辩证过程，也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人、自然界、人类社会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的、辩证发展的系统：人出于自己的需要对自然界的自觉改造引发了自然界的发展；自然界的发展通过生产工具和其他生活交往设备的变化又导致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发展；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又反过来引起人的发展。

关于劳动实践活动及其作用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关键思想。首先它是人一刻都不能中断生命活动，是人的本质特征的体现，是人的生存和人的历史的基础；其次它是历史的动力之源，是它引发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历史的辩证法；最后，它为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性质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自然界及社会的变化开始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改造，实践活动取决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案和人的实践意志，而实践方案的制定是思维创造的产物。只有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作为思维创造活动产物的实践方案才能受到检验从而有可能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相一致，实践活动本身以及由它推动的自然界、社会和人的发展，才获得唯物主义性质。整个唯物史观都是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的。

五 重新理解的唯物史观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明确了我们重新理解的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与基本内容以后，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第一个是重新理解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如何评价重新理解的唯物史观。

先看第一个问题。

必须肯定，“经典表述”阐述的思想是正确的，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论断具有真理性。问题是，尽管它迄今为止被证明具有真理性，但把它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画上等号则是不正确的。下面提出两条理由。

首先，“经典表述”涉及的仅仅是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首先关注的是人和人的发展与解放。一旦把人的发展作为唯物史观的焦点问题，唯物史观立即超出社会的局限，把人和自然界纳入自己的视野。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同于唯物史观，这样的唯物史观不足以涵盖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全部内容。劳动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具体机制。历史就是由人和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人、自然界、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辩证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无疑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是它仅仅说明了人类社会如何决定人，然而人类社会只是环境改变人、创造人这一环节中与自然界一道发挥作用的两个因素中的一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一个部分，一个片段。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环境决定人都是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包含在“环境改变人”这一论断之中。“环境改变人”所说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还包括自然环境，在人的存在与发展问题上，它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涵盖的范围更广，更科学。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无法反映自在自然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和审美对象等等对人的作用，更不能反映人化自然通过生产工具对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作用，也不能反映交通、运输、教育、医疗、通讯等方面的工具和设施在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中的作用，以及这些人化自然的改变对人的发展的重要影响。

其次，本文一再强调，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以及由它引发的人、自然界、社会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构成我们的现实的历史。离开实践活动无法解释自然界何以能够变化发展。具体而言，无法说明自在自然的变化发展；无法解释作为人化自然组成部分的生产工具以及人生活中的其他工具与设施的变化发展。也就是说，由于只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看不到劳动实践活动的意义，所以人们既不能解释何以人类社会以及人能够有变化、历史，也无法保证对历史的解释具有唯物主义性质，包括不能解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什么是唯物主义理论。

总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正确的，但它只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劳动实践活动引发的人、自然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中人类社会对人的作用的具体说明。把它与唯物史观等同起来，既以偏概全，更忽略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劳动实践活动以及由它引发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

本文的这一结论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实际材料的支持吗？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样的材料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他的唯物史观思想最初的哲学表述就是在这部著作之中。尤其是前面所引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两大段近似于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论述，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此外《提纲》也包含有十分重要的唯物史观思想。本文所说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就是建立在马克思的上述文本之上的。

在恩格斯那里，情况稍微复杂一些。本文一开始便指出恩格斯对唯物史观有两种不同的表述，这两种表述似乎是无法统一、相互矛盾的。实际上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中并不存在矛盾，而且与马克思完全一致。

恩格斯曾说他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中对唯物史观做了到当时为止最为详尽的阐述。我们以《费尔巴哈论》为例来看恩格斯究竟是如何理解唯物史观的。

必须肯定，《费尔巴哈论》是有用劳动实践活动及其引发的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来解释历史的唯物史观思想的。

大家知道，恩格斯从19世纪50年代起便开始了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初“退出商界”后，他立即集中力量研究自然辩证法，写了大量的笔记、札记、论文，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论文是《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从标题看，文章就是在论述劳动实践活动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属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范围。他在文章中详细论述了劳动实践活动怎样改变了人的劳动工具与生存环境，它们的变化又怎样反过来引起人的机体与生理的改变；劳动实践活动怎样破坏了人的自然环境，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人，对他的生存、生产造成不利影响。这里生动地体现了人、自然界、人类社会在劳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都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基础上写作的。《反杜林论》的“旧序”被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其他成果捆扎在一起保存，《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都使用了对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及其意义的分析，而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在写作《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时，恩格斯坚持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形成的观点的，包括《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上述观点，也就是说他是了解和接受本文所分析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的。

《费尔巴哈论》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主要是围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展开的，但是在该书第三章，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的道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他在第四章又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这是对本文重新阐释的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直接运用。

《费尔巴哈论》第四章，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但是，这些论述都是围绕人的行动的动机展开的，是为了说明人的行动是一定动机的产物，而这些行动的动机背后实际上还有动机，这就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经济原因。可见恩格斯在这里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阐述，实际上是对社会环境决定人这一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具体说明。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称作“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

总之，在恩格斯的思想中，对唯物史观两种表述的相关思想同时存在，二者并不矛盾，只是他没有对它们的关系做详细的论述而已。

既然如此，为什么《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再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来阐述？

这是因为，不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虽然有大量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却一生从来没有对这些思想做过全面的系统的阐述。因为他们无意于成为职业哲学家，研究哲学只是为了锻造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锻造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一经获得，他们立即把它用于自己对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之中，而不是把它作为学术成果公诸于世。他们对自己哲学思想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各种论战性著作以及笔记、未完成著作的手稿、书信以及其他著作的序言、导言、正文片段之中。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便是如此。

上述情况造成两种后果，其一是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正面论述很零散，而且长期不为人所知。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因为只是手稿和提纲性质的作品而难于理解，而且都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有的是半个世纪以后，才得以发表的原因。其二是他们把哲学看作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工具，因而往往是从实际需要的角度出发阐发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形成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有《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它们都是论战性的著作，面对的都是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共同特点是主张思想观念，或者人的抽象本质，决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以及经济制度等等，这一特点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它们的批驳和对唯物史观的阐述必然要集中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对阐述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还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这一领域存在激烈的思想斗争，斗争的焦点是：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思想观念和意志决定的，还是由某种客观规律决定的？因为只有承认客观规律的存在，才能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奠定理论基础，所以在这个领域，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而言，最重要的是说明并且宣传：社会历史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历史规律的体现，必将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计划经济，即实现人对经济生活的科学管理，是完全可能的。这里涉及的主要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如本文在前面分析的，其哲学方法论的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在他们之后的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都和社会革命、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关，因此对他们而言，历史观问题上最重要的任务是坚持、捍卫与宣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以说明社会发展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以哲学家的身份从学术的角度出发，通过劳动实践活动描绘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以及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回顾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集中阐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被当作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广泛流行。简言之，它被作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是由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需要决定的。

如何评价重新理解的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是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评价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新解读的依据是什么？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一变化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实践需要的变化。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发展了的理论是发展了的时代的产物，因为时代和时代的发展是社会和社会发展的体现。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最早形成于1843年。这时的德国还是封建主义社会，地主阶级拥有政治上的统治权，意识形态领域则处在基督教的严密控制之下。反封建是德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首先需要完成的任务。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著作中大声呼吁人的自由与社会民主，抨击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回应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莱茵报》被查封后，他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得出的结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不是相反”，是他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的最初表述，包含了对物质生产力发展引起德国社会冲破封建束缚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资产阶级社会改造的期待，高度肯定了物质的肉体的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它弘扬科学理性，直接否定了封建地主阶级和教会在思想观念领域的主导权，否定了封建制度得自神的意志的合理性、永恒性。从总体上看，这些思想是在用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抨击德国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制度，服务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1843年10月马克思从封建德国来到法国巴黎，而法国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完成资产阶级社会革命，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如火如荼：1820年法国使用了65台蒸汽机，到1848年蒸汽机数量增加到5000台；1832年法国建成第一条铁路，39公里长，40年代末铁路里程达到3000公里……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数量急剧增长，作为独立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法国与德国，社会发展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犹如处在不同的时代。在德国，主要任务是消灭封建统治，弘扬科学理性，开展工业革命，确立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建立资产阶级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在法国，反封建的任务早已完成，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工业革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及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带来的新问题。归结起来看，这些新问题首先是，机器的使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人的本质异化，出现物对人的全面支配；是资产阶级民主背后人与人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以新形式出现的人对人的剥削奴役。也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理想的失落。简言之，马克思在德国遇到的是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使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任务，在法国遇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生产力已经得到迅速发展，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以后带来的问题。它们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或者说时代）的产物。正是在法国遇到的新问题，让马克思看到推翻封建统治后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实现人的解放，而是使人陷入新的苦难，从而抛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与憧憬，阶级立场由农民转向工人，提出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促使他投身对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认识到劳动实践活动在历史中的重大意义进而深刻理解了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哲学思想。在这些思想的共同作用下，马克思的历史观必然超出资产阶级一味追求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增加和政治民主的狭隘眼界，转而从人出发，依据劳动实践活动探求人类解放之路。我们所阐述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与“经典表述”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区别，是法国与德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反映。

“经典表述”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在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各个国家社会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成功，得到有力的理论证明，极大地鼓舞与推动了无产阶级和各国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还为人们对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制度、道德，以及宗教、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使它们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为科学，或者摆脱了研究者的主观随意性，使相关理论与科学理性一致起来，成为具有客观性的可靠理论。但是一百多年的历史也证明，生产力的发展在有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从20世纪下半叶起，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带来物质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造成前所未有的资源、环境、气候等方面的灾难性后果。地球开始“变小”，不堪生产力急剧发展的重负，人类的发展不可持续。这是对《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恩格斯向人类提出的预警的证实。人改变环境，被改变的环境也要改变人。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破坏了自然环境，自然界开始报复人了。

其二，物质生产力发展了，但是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与生产力发展并不是线性关系，反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遇到新的更深层的问题。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造成劳动异化，人的发展、人的自由遭到遏制，提出尖锐批判。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物质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人的异化依然存在，而且科学理性成为对人的新的主宰，物化现象日益严重。西方世界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把反对人的“单向度化”，争取人的尊严、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一面旗帜高高举起。如何把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在某些方面的进步，转变为人的发展，成为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大挑战。哈贝马斯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

上述两个方面问题的出现，集中反映了人与环境矛盾关系的新情况，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社会的发展以及相应的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如何解决？“经典表述”完全不可能提供有益的思路，因为它强调只有生产力才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这些问题的出现，恰恰是生产力的片面发展造成的。解决的道路只能在本文阐释的马克思真正的唯物史观理论去寻找。因为这一理论没有落入生产力决定论，它把历史作为基于物质生产实践的人、人类社会、自然界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过程，并且把人、人的发展，而不是物质生产力，置于全部历史理论的中心。把人作为历史理论的中心，事实上为评价社会和自然界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合理的依据或标准。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演化，对自然界在人的作用下的改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不抱自由主义态度，而是以人的需要为尺度加以积极的评价、取舍、修订。

作者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哲学家·2020》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