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纪念、回顾与前瞻构成哲学界的热潮。哲学是反思的智慧，“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1]。按照哲学的精神，这种反思不仅需要面对现实，而且应当朝向自身。中国当代哲学必须把自己70年历程作为对象，反身并反复思之，清理进展与偏颇，省思经验与教训，确立合理的价值取向，发现通达未来的道路，睿智而坚毅地前行。70年来，我国哲学取得了不少令人注目的成果与进展。但人无近虑，必有远忧。反思的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自我批判的勇气。梳理总结取得的成就，当然有助于提振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但对于新时代中国哲学而言，更重要的是揭示当代发展的局限，进而探索自我超越之道，以实现实质性的发展与繁荣。

一、研究进路：学术旺盛，思想萎顿，现实淡出

学术、思想和现实是哲学研究的三个主要维度。三者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规定着哲学的总体道路与行进状态。只有合理协调三者，哲学才能长久发展。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哲学中，学术、思想和现实的比重较为失调，且被相对分隔开来。人们过于重视学术，对思想和现实的关注明显不足，导致学术旺盛而思想萎顿、现实淡出。

1.阐释驱逐创造。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思想创造还是相当丰富的。不过，由于学术支撑不够坚实，这种创造的水准在总体上没有达至较高程度。鉴于此，学界开始注重学术阐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转型很有必要。然而，片面性的思维惯性又使阐释与创造的关系走向另一极端。人们目前最注重的是对思想的阐释。阐释构成研究的主导方式，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创造则处于边缘，没有真正得到重视，说轻视也不为过。一些同仁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定见”：非阐释性工作不是严肃的哲学研究。试看当前哲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目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种研究大体上已经成为哲学史研究。

康德曾揶揄“纯粹”的哲学史研究：“对有些学者来说，哲学史本身就是他们的哲学。……他们应该等到那些致力于从理性本身的源泉进行探讨的人把工作完成之后，向世人宣告已经做出了什么事情。否则，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东西都是以前早已说过了的”[2]。哲学史研究虽为哲学研究的基础，但还不完全是哲学研究。相对于阐释，创造构成更高层次上的哲学研究。与阐释同样严肃的创造正是阐释的目的。对哲学文本的阐释，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在思想上的创造性推进，则是哲学在继承基础上的创造。当然，不断回到伟大思想家们的经典文本，廓清错误理解，阐发深层义理，揭示当代价值，是必须恒久坚持的基础性工作。但在这个深刻变革、加速发展的时代，新问题包括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课题层出不穷，更需要超越前人的创造。当代中国和哲学的发展，迫切需要以思想理论方式回答时代与历史、民族与人类的关键问题。

在充满创造活力的时代，没有创造性的生活是暗淡的。哲学生活更是如此。“我创造故我在”，是哲学的高贵品格。因此，应积极尝试思想创造，也积极鼓励和包容这种尝试。学界须认真辨析原创性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真正肯定它的价值并接受其存在的缺陷，给予其问世机会和成长空间。鼓励“百家争鸣”，使之在反复交流与交锋中完善自身，中国哲学的光明前景才能到来。不仅单个从业者，而且整个共同体都需要如此。还应给予创造性成果更高的评价和报偿，让勇毅的创造者有更强劲的动力和深沉的定力投入其中，也使整个共同体对原创性研究真正重视起来。当前，迫切需要把“阐释驱逐创造”的机制转换为“阐释创造并重”的机制，破除对创造的淡漠与苛刻，形成鼓励和包容创造的格局，促成高水准阐释和创造相互助益、砥砺共进。

2.借鉴盖过自创。对于前人，往往阐释有余、创造不足；对于他人，则是借鉴有余、自创不足。借鉴是后来者学习和成长的重要方式，是发展的必经阶段。通过对先行者的借鉴，后来者能够有效降低走弯路的可能与程度，实现更快更好的提升，甚至可能由于站在巨人肩上而通达更高境界。但关键在于具有强烈主体意识与创新意识的合理借鉴。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借鉴苏联东欧；改革开放后，又主要借鉴西方。虽然从中汲取大量养分，但至今更多只是借鉴他人的思想与研究，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创造，尚未形成“自我主张”，进入“学人状态”。在某次国际会议上，一位中国学者论文研究的是某位外国学者的思想。令人尴尬的是，这位外国学者也参会。事实上，国外学者们更期待我们拿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此，有学者疾呼：“今天的中国最缺的是我们自己的哲学。”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变成纯粹模仿的借鉴，无法走出“学徒状态”，甚至可能沦为邯郸学步。能够看清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研究之优劣，进而更自觉和高水准地研究，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后发优势”。发展中的借鉴必须同自创有机结合起来。当借鉴达到一定程度时，发展本身就内在需要逐步加强自创的分量。“我们不能完全靠借鉴别人的成果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而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自己的创造力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3]在借鉴基础上超越前人他人，达至更高研究水平，将会创生更高水准、代表未来的思想。这样，中国哲学才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能够有值得期待的未来。因此，在充分吸收世界哲学研究先进经验与积极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着力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特色，以主体性和公共性方式参与和推进人类哲学事业。

3.继承重于发展。阐释有余、创造不足或借鉴有余、自创不足，必然导致继承有余、发展不足。继承和发展始终构成矛盾，而且不易处理。在继承基础上发展，当然是最好的结果。这一道理容易在观念层面理解和接受，但在实际中出现的往往是继承重于发展。巴兰和斯威齐不无忧虑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过分满足于重复人所熟知的表述，仿佛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来——或者最晚自从列宁的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什么真正新鲜的事情。结果，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说明重大的事态发展，有时甚至不能辨认它们的存在。”[4]这段话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整个中国哲学都不无警示意义。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构成西方学术的基本传统。研究者习惯于以至乐于通过批判前人乃至师长的方式“出场”。西方哲学史是无数思想英雄的较量，后辈哲学家常常以“抬走”前辈哲学家的方式“扬名立万”。而在中国传统中，后学十分敬重乃至过度敬畏前贤，往往认为本门开创者、重要传承者和授业恩师已做了很好的创造与阐释工作，自己只需甚至只能承继和注解。“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形成强势传统。同一学派的内部关系较为融洽，论争更多在不同派别间展开。因而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对前人的突破稍逊一筹。诸多当代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社会和人类世界的新变化，提出了相当丰硕的新思想，不同程度地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理论。中国学者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同应该和可以达到的程度还有不小距离。总体而言，70年来在继承方面工作做得较多，在发展方面工作做得较少，所取得的成效也主要是传承而非创新。

我们应当而且完全可以确立这样的志向：构建进而完善当代中国的哲学思想理论；不仅发展中国的哲学，而且发展人类的哲学。这样的抱负和自信有助于脚踏实地的中国哲学阔步前行。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波澜壮阔，崭新而丰厚的历史条件让思想者大有可为。哲学家并非只能出现在古代和西方，而是完全可能孕育于新时代的中国。关键在于勇毅、智慧而勤勉的精神劳作：对伟大思想家们的思想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形成良性循环；最大程度地汲取现实和思想的有益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睿智创造。

4.学术抑制思想。阐释驱逐创造、借鉴盖过自创、继承重于发展等倾向，意味着学术抑制思想，注定造成学术旺盛、思想萎顿。1984年，有学者写道：“当年提出这一方针时曾经设想过的那种由于‘百家争鸣’而带来的科学繁荣的新局面，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却来不及作出一些最基本的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更不要说为实践鸣锣开道、指明方向”[5]。“万马齐喑究可哀”。时至今日，大多数社会科学初步走出理论贫困，但哲学似乎仍旧没有显著进展。思想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果实，思想繁荣是具有实质性的哲学繁荣。从来都以思想自居的哲学，如今却无法贡献多少有价值的思想。

学术的进展对于思想的发展有双重可能：健康发展的学术能为思想奠定厚实的基础，推动思想前行；但过度凸显的学术也可能喧宾夺主，反而造成思想淡出。在特定文化境遇中，学术性曾是推进中国哲学的必由之路。然而，它的发展却出现“矫枉过正”，如今明显表现出与思想性相疏离的面相。重学术而轻思想，逐渐演变为“学术抑制思想”的机制。整个哲学共同体奉学术为圭臬，导致每个个体都必须按照这种范式开展研究或编辑、评价和管理工作。思想固然值得尊重和憧憬，但常常“不合时宜”以至存在风险，似乎唯有学术才是“正道”乃至“捷径”。结果，“文本繁荣而思想委顿，话语高蹈而真理不彰”[6]。一些研究者也希望通过发展学术走向思想繁荣。但在“学术抑制思想”的机制作用下，思想繁荣的愿望难以实现。裹挟着共同体成员前行的主导范式拥有极强的能量与惯性，难以在短时间内为新范式所替代。相反，它还会冲击乃至摧毁萌芽中的新范式。

我们的哲学共同体应更自觉地鼓励和包容创造性思想，让思想的种子有更适宜的土壤和更耐心的呵护，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同时更充分地以学术性服务思想性，在更高学术性基础上推进思想性；有机地将经典和前沿思想转化为新思想的养分，运用其分析和解决当前与未来的问题，进而基于新的现实使之有所推进。即使是对经典思想的阐释，也不应局限于思想家说什么、如何说、为什么说，甚至不停留于其复杂的思想历程以及为什么如此言说和改变，而是进一步提炼继而提升思想，将这些思想同其他思想以至现实相比较，看何者具有更高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已有更优的思想，甚至已有更高发展程度的现实，那么再拘泥于这些思想，就仅剩历史意义上的学术价值了。

5.观念替代现实。比学术有余、思想不足更严重的，是观念有余、现实不足。相对于古代哲学，现代哲学更明显地表现出同现实相疏离的景象。杜威批评现代哲学“是如此专门的，以致与实际生活的问题和论点完全脱节”[7]。把观念当作现实，以观念替代乃至取代现实的现象，在我国哲学中相当普遍，而且日益严重。现实和现实的历史常常被主动或被动地置换为观念和观念的历史，仿佛研究了观念及其历史就把握了现实及其历史。人们在研究哲学、思想和观念及其历史时，竟以为是在研究现实的历史。许多研究非但没有迎头赶上现实，而且越发远离现实、陷于观念。哲学“在现实中自行退隐了，长此以往，哲学便走上了死路”[8]。甚至在一些从业者心目中，只有观念及其历史才有资格成为哲学的对象，对现实及其发展的解剖并非真正的哲学，至少不是哲学的高级形态。

结果，观念论哲学再度流行。对纯粹学术的热衷极易令人追逐进而沉溺于观念。当然可以理解，多数学者是希望通过转向学术来维护哲学的独立与尊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退回书斋闭关自守。恰恰相反，它要求学者们以独立自主的自由批判精神面对整个生活世界，特别是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9]。诚然，狭义的学术研究亦可蕴含现实关怀，也能观照现实世界。一些侧重学术的学者也试图以学术的方式切中现实，这种努力当然值得理解和钦佩。但它毕竟距离现实较远，无法直接、充分地切中现实。有些研究者也希望把握进而变革现实，但碍于诸多主客观困难，难以真正深入和改变现实。涉及“最重要”的成果产出时，一些研究者便“现实”地从现实退回到观念。

脱离现实的哲学是非现实的。“面向事情本身”，就是面向现实，尤其是根本性现实本身。唯有同现实良性互动、砥砺前行，“哲学成为现实”[10]才有可能。以思想理论的方式反思和引领现实，构成哲学观照现实的主要方式。哲学对现实的反思和引领，不仅有益于现实的改变，而且有助于自身的发展。当然，真正的困难不在于观念层面，而在于付诸实践。因此，我们需要生成比当前更为强烈的现实意识和更加深厚的现实感，切实将现实既作为出发点又作为落脚点，既作为目标与前提又作为过程与结果。即便是对思想的阐释，也应关注其现实基础，并以之解读思想。这种现实基础的改变，要求思想理论的更新乃至变革。总之，哲学趋向现实，现实也趋向哲学。

二、研究方式：批判有余，建设不足

从研究的方式方法看，当前中国哲学更重视否定、反思和批判，与之相对的肯定、引领和建设则在重心以至视野之外，明显表现出批判有余、建设不足的整体性偏向。另外，还存在分化排斥整合、思辨压倒实证等问题。

1.否定限制肯定。肯定与否定都是哲学研究的基本方式。没有否定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但只有否定的哲学也非科学的哲学。一些学者更为关注现实与理论的不合理性，注重展开否定性或批判性考察；不大注意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向度，较少进行肯定性分析与评价。当前，对许多对象或问题的研究，都更为注重揭露其负向的规定与影响，而对其正向规定与效应阐释不够乃至认识不足。例如，我们也像一些西方思想家那样，尖锐批判技术以及科学对当代人与社会的宰制，认为科学技术已转变为晚期资本主义统治工具。科技确有“意识形态”维度，但同时也是“第一生产力”，能够让生活更美好。关键在于有效掌控。

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否定与批判，当然是哲学的使命和功能。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立场和眼光被过度强化了。一味的肯定固然有害，过分的否定也不妥当。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是辩证的否定，即内蕴肯定的否定。黑格尔甚至认为，辩证的东西在于“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方面”[1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的辩证态度和历史眼光很值得借鉴。唯有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肯定与否定，才是科学的态度。在对事物进行否定理解的同时，批判的哲学研究者应有意识地强化肯定理解。在强调事物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也需注意其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总之，宜肯定处肯定，当否定处否定，允执厥中，无过不及。

2.反思强于引领。哲学具有黄昏起飞的密纳发猫头鹰和黎明报晓的高卢雄鸡双重形象。然而，中国哲学目前更多表现出猫头鹰形象，还应更积极地让自己成为高卢雄鸡。反思是哲学“生命活动”的基本方式，但引领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哲学的事实已经是一种现成的知识，而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12]。反复思考当然没错，但总是或只是跟在事实特别是作为现成知识的事实后面就有问题了。真正的哲学不会像黑格尔认定的那样无法超出自己的时代，不会只是跟在时代后面反思，更不会落后于时代。反思不等于后知后觉。黄昏时起飞的不一定是密纳发的猫头鹰。

以思想引领时代，这是哲学的宝贵品质，更是哲学应有的担当。真正的哲学应当自觉承担起引领时代的使命，让现实在理性之光照耀下更智慧地行进，同时也让自己在现实基础上行稳致远。在洞悉时代本性与逻辑的基础上，哲学有能力引领社会历史的未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在深刻的反思性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引领性，是中国哲学当务之急。大卫·哈维曾就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论说道：“在一些开发商们告诉莫舍·萨夫迪那样的建筑师说他们厌倦了后现代主义时，那么哲学上的思考可能远远落在后面吗”[13]。自觉地在反思中拨开眼前的迷雾和荆棘，敞开前进的正确方向与道路，并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调适和矫正，这是哲学思想引领时代的主要方式。

3.批判制约建设。狭义的批判是反思的聚焦与凝结，作为理性考察的广义批判在内容上相当甚至广于反思。建设在内容上包括引领。引领是总体的思想引导，建设的内涵更为丰富和具体。人类的进步离不开健全的批判机制，哲学及其批判力不可或缺。众多哲学家和学者难得一致地主张，批判性是哲学的本质向度，哲学是批判性的思维。康德指出，“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这种批判。”[14]哲学执著于批判，也长于批判。然而在致力于批判时，建设往往落在哲学的重心乃至视野之外。法兰克福学派新代表人物罗萨反思道，“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美好”，这是所有版本与所有时代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虽然这一理论主题内含实现美好生活的强烈指向，但批判理论的重心不在于此，而且也没有能够论述透彻“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以及“如何实现美好的生活”[15]。长久以来，哲学内在的建设性向度没有像批判性那样显著展现出来，尽管相关的批判机制亦有待完善。

当代中国哲学也明显存在建设性不足问题。譬如，我们激烈批判资本及其逻辑，但对如何实际地驾驭和超越资本，始终欠缺内容充实并具说服力的理论分析。无需多言，仅有批判不能真正解决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要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建构性方案”[16]。哲学当然必须批判，但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建设，这是更具意义也更为困难的工作。批判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在于建设，建设也是哲学应该做和能够做的工作。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主旋律，建设也应成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座右铭。我们必须积极针对现实及其变化，提出富含智慧与力量的规范性理念和建设性方案或可能性选择，即使开始时注定艰难和青涩。唯有如此，才能伴随建设性的日益提升而发挥出愈加关键的现实作用。

4.分化排斥整合。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分化过度而整合不足的倾向较为明显，甚至作为“分科之学”的学科制度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分化色彩。杜威指出，“学科充斥、目的分散，以及结果所产生的肤浅现象，这是今天教育的一个迫切问题。”[17]他强调，过度的学科化、专业化是不合适的。在我国哲学界，分化有余、整合不足的态势也蔓延开来。外国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伦理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逻辑学、科技哲学，文本阐释、思想建构和现实解剖等等，“群雄并起”，派别林立。这本是中国哲学走向繁荣的契机。但问题在于，不同学科、领域、路向和范式的研究者对话并不充分，而且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学科、领域、路向和范式是最优越和重要的。相对于吸收他人的优长和成果让自己趋于完善，人们更热衷于批评他人的不足或回击他人的批评。并且，在诸异质性研究观念和理路背后，还不乏利益乃至权力的争夺。在一个以“哲学地图”为主题、包括各二级学科的会议中，人们争相强调本学科的重要性，颇有争夺“势力范围”的意味。哲学“地图”异化为哲学“版图”。

在总体性的视域中，应当自觉把握分化和整合的尺度与分寸，使之在最大程度上有益于整个研究的格局与进展。既持存学科、领域、路向与范式意识，也保有跨（超）学科、领域、路向与范式意识。连分析哲学家罗素都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在逻辑分析后进行逻辑综合。当前，更需要在分化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强化综合研究、协同“作战”“攻关”。“坐井观天”决非哲学的姿态。哲学作为思想世界同样可以遵循“求同存异”原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心平气和的交流沟通与抱诚守真的互学互鉴，比不相往来或相互攻讦更有益于哲学的繁荣。可以围绕当代中国和人类世界的关键课题，整合各方面的学术和思想资源，形成研究共同体，强化研究的公共性，推动中国当代哲学协同创新发展。

5.思辨压倒实证。不但哲学家之间存在隔阂，哲学与科学、思辨与实证之间更有鸿沟。大多数实证科学过分强化实证和定量,这当然有其片面性。与此相反，哲学的实证性至今仍明显不足，尽管孔德提出实证哲学和实证精神已有两百余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曾经将其哲学探讨建立在充分和全面的经验整体基础之上，并且因此而使其哲学建立在实在的全部完满性的基础之上”[18]。狄尔泰的话虽然极端和刺耳，但确有警示意义。思辨性是哲学的基本规定，也是其显著优长。阿多诺强调，即使和唯心主义决裂后，哲学也不能没有思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可以同样方式说，即使和实证主义决裂后，哲学也不能没有实证。的确，哲学和实证科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很多问题无法用实证方法研究，诸多论点无法以实证方式检验。但这并不构成哲学远离甚至拒斥实证的理由。合理的实证性是较高真理性的必要条件。虽然不能停留在纯实证层面上，但具有坚实实证性基础的哲学不会沦为空中楼阁，而是更有可能趋向“严格科学”。

排斥思辨的科学是盲目的，缺失实证的哲学是空洞的。当前中国哲学学者们还是更加注重、更有能力也更为习惯运用思辨方法，有限的实证方法仍旧囿于个人的观察或了解。更重要的是，非但实证方法运用不够，对实证科学成果的吸收和利用也不足。当代中国哲学需要坚持思辨性和实证性的统一，目前的重点应为，有意识地借鉴和运用多种适合自己的实证方法。有研究者提出，哲学上的实验方法，如保留思辨性质的思想实验、引入计算技术的仿真试验、采用测量仪器的真实实验，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不过，对于新时代中国哲学而言，更直接和关键的要求是汲取实证研究果实的营养。尤其是在须以实证结果作为基础方能取得真正成效的研究中，一定要高度自觉和充分利用实证科学研究成果，以其为牢固基础展开哲学的反思与建构。

三、研究取向：外在丰盈，内里贫乏

透过上述两个层次，中国当代哲学价值取向的偏颇也显露出来。价值取向对哲学研究的影响强烈而深沉。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向就是趋向，关乎中国哲学的前途命运。总体看来，当前我们追求的更多的是外在的东西，而非内在的实质。这类更深层的偏失，规约和型塑着前两个层次的偏向，亟待重视和纠正。

1.认知背离生存。如何理解哲学的本性与功能，尤其是如何看待认知和生存的关系，是研究者始终面对的前提性问题。认知型哲学把求知与真理看作第一要务，生存型哲学将生存和实践视为根本任务。粗略而言，大多数西方传统哲学属认知型哲学，崇尚“学以致知”“知以成人”。“哲学的首要目标在于获得关于存在或‘实在’的知识，这种知识比较‘个别的’科学所用的工具和方法得来的知识显得更广泛、更基本、更终极”[19]。与此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主要为生存型哲学，拥有“学以成人”“学以致用”的传统，实际地贯彻着修齐治平的生存方式。马克思主义更是从根本上扬弃了认知型哲学，秉持生存-实践型哲学观，同诸现当代哲学一道，推动哲学从认知型向生存型乃至实践型转变。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哲学似乎忘却乃至放弃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实践型”传统，退回到“认知型”哲学观。人们再度以为，哲学的主要目标是获取关于世界万物、本质规律、核心价值和理想秩序等的普遍真理，获得这些真理能够根本性地实现人的良性生存。敞开和生成这类真理的确是哲学的必要环节，但改善人的生存进而提升良性生存才是根本目的。真理服务于人的良性生存或美好生活，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应把哲学的认知变成认知的哲学。根本性地破除认知型哲学观，再度确立生存-实践型哲学观，对于新时代中国哲学至关重要。

实践是生存的首要形态。“人最初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认知主体，一个思辨地对待现实的沉思着的头脑，而是作为一个客观地实际行动着的存在，作为一个在与自然和他人的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并进而实现自己目的和利益的历史性个体而直接接触现实。”[20]在认知与实践关系层面上，当前也存在不少迷误。或者不从实践出发，也不以实践为归宿，而是远离乃至遗忘实践；或者错误引导实践，使实践偏离合理方向与正确道路；或者跟在实践后面亦步亦趋，丧失反思、批判和引领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自己主张的理念缺乏严格践履。生存-实践型哲学无不强调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重视思想付诸行动、实践检验认识。中国传统哲学尤为注重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然而，知行与言行不一的现象如今比比皆是。在新时代，中国哲学不仅需要继续加强理论自觉，而且更为迫切需要强化实践自觉，尤其是对于自己理论的实践自觉。

2.保卫甚于超越。在总体上，当前绝大多数学科、学派和学者更注重保卫自己的学科、学派和学术，而非超越自我。“非莫非于饰非，过莫过于文过。”（《续姚梁公座右铭》）遇到批评包括合理批评，人们近乎本能地反感和抗拒，强调自己的科学性、重要性乃至优越性；而不是冷静、虚心、深入地考量批评的合理性，进而克服自身局限，实现自我超越。这说明当事人还不具有足够的理论自信，尚未达至“闻过则喜”的境界。真正的自信不是对他人的批评只表现出排斥，而是尽可能求同存异，发掘其中的合理成分和有益因素，让自己变得更为完善。

真正的哲学总是在自我批判和超越中前行。较之保卫或维护，自我的省思、批判、超越进而综合创新更有意义。没有任何理论能够终结真理、达至完美。不吸收新的以至异质因素补充和升华自身，理论注定无从发展，必然丧失生命力。在人类思想史上，凡是封闭僵化的学说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开放变革、吐故纳新的理论才能经久不衰、历久弥坚，不断焕发出生机活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哲学应有的眼界。这样的哲学一定能够赢得比将自身局限于狭小范围更大的可能性空间，更能实现本学科、学派、学说的更高发展。中国当代哲学理应努力让自己成为这样的哲学。

3.专业疏远大众。当前，哲学界很强调专业化。专业化确实有助于哲学学科的发展，但也产生了新问题：专业化抵制非专业。专业化不仅意味着分化，即专家与专家的分离；更意味着分层，即专家同大众的分疏。“哲学家”与“搬运工”间的鸿沟由此生成，专业哲学与大众生活日渐疏远。在许多专业人士看来，哲学从诞生伊始就不属于大众，大众永远无法跟上哲学。专业人士还看不上非“科班出身”的“民间哲学家”。他们的专业性确实不足，但作为哲学爱好者值得尊重与理解。

由于这种疏远，大众对哲学尤其哲学智慧与精神的深层需要无法满足。中国民众这一需要相当强烈，并将随社会的总体进步而日益强化。然而，专业哲学对此却无所作为，甚至持一种“无为”立场。普罗大众需要的是通俗读物。他们没有足够能力阅读专业文献，这些也不完全适合他们。但专业人士关心的是专业成果。由于现行评价体系最看重的是论文，所以，研究人员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论文上。受大众欢迎的哲理散文、对话录、随笔、寓言等不算科研成果，研究人员就很少涉及。

简言之，专业化在使哲学学科繁荣的同时，反而使哲学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减弱。对于哲学的领会，大众和专家总有差异乃至距离。但必须看到，大众也不乏哲学思考。在较宽泛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哲学思考者。因为哲学的许多问题是所有人都难免遇到的，从而不得不去思索。大众的哲学需要是哲学之树得以长青的沃土。没有这种需求，哲学的发展不可持续。哲学是“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21]。远离人民的哲学必定被人民远离。因此，在实现专业化的同时不忘大众化、通俗化，深切关注进而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发展的哲学精神需要，构成新时代中国哲学的重要职责。

4.表象消解实质。我们的哲学目前更多停留于对表象的追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热衷于追逐表象，对实质的向往与实现明显不足。其结果是表象富有而实质贫乏，景观亮丽而景色平淡。哲学更多展现出聪明而非智慧。进而言之，哲学所蕴涵和表征的高贵人性隐而不彰，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物性。破除和防控物性，恢复进而提升人性，从“物化”走向“文化”，已经实际地成为中国哲学亟待完成的任务。

其一，数量压倒质量。学界对数量（论文、著作、课题、奖励等等）的关注远超质量。虽然近年来开始强调质量，但在评价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数量依旧重于质量。并且，“质量”更多体现为“级别”。这实质上也是量化思维。而在同等级别的刊物、课题和奖励中，数量成为决定因素。对数量的这种热衷同整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观念密切相关。数量不只是个人的期待，更是集体的期盼，构成学科建设的真实重心。没有相当的数量，再高的质量对于一流学科“也是无”。相反，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成效”越大。

其二，形式重于内容。现今的哲学之研、哲学之知似乎很丰裕，但哲学之思、哲学之理却不甚宽裕。话语高蹈，思想很少；思想不够，话语来凑。术语繁复，理论不触；新词迭出，真理不显。刊物的级别成为判定论文品质的主要标准。“人靠衣装，文靠金装”，构成通行准则。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作者的单位、职称、职务、地位和名头等，既是论文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构成刊物的“资本”。作者、刊物和论文形成“一荣俱荣”的共同体。“帽子”成为人才最耀眼的标识。在特定场域中，人才被抽象为“帽子”，成才的竞争异化为“帽子”的争夺。

其三，枝节胜过根本。我们把很大精力花费在许多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无意也无暇顾及诸多根本性问题，甚至有些望而生畏。一些整体性、关键性和前提性问题的探讨，至今仍旧相当不足。中国当代哲学貌似枝繁叶茂，但实则根基虚浮；不仅难以有效为生活和科学确立前提基础，连自己的前提基础都有待夯实。哲学必须用思想理论的方式回答时代“主题”与恒久课题、民族“主题”与人类课题，从而有力促进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当代中国的“总问题”或“总目标”，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谐生长。因此，中国当代哲学需要在理论上系统建构和完善具有时代水准与民族特质、进而能够引领中国和人类未来的哲学理论，并在实践中为上述三大共同体的发展奉献哲学智慧。

从根本上说，当今问题在于：哲学之术凸显，哲学之道隐遁。无论对于哲学自身还是人类社会，丧失哲学之道的哲学之术都是可怕的。失去内在的道，辩证法就沦为诡辩术，哲学家也会堕落为“智者”。背离哲学之道的“术”不再是哲学。表面上看，我们的哲学学科相当繁荣，拥有大量乃至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学科点、教师、学生、成果乃至经费。然而，在愈益丰盛的物质外观下，哲学的灵魂，如慎思明辨的品格、高举远慕的心态、追求智慧的渴望、悲天悯人的情怀、自由解放的精神、天人合一的境界等等，却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流失了。如今的哲学物质充盈而精神不振，同实质性的发展与繁荣相去甚远。“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中国哲学迫切需要改变当前本末倒置的状态，像原初时那样明确道本术末。

5.功利侵蚀理想。这是哲学“物化”最典型的表现，构成当前中国哲学最值得忧虑的问题。黑格尔强调，哲学是一种“本身伟大的而且自身满足的事业”[22]。的确，哲学是理想性的事业，真正的哲学家无一不是“理想主义”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没有理想性向度，是无法做好哲学的。遗憾的是，在功利化、业绩化、市场化大潮中，越来越多从业者把哲学当作职业，而非事业，更非志业。在一些从业者那里，哲学不再是使命与担当，而是越来越被变成谋生乃至谋利的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界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哲学在那时还是神圣的、崇高的，哲学家们也不乏济世救国的热情。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哲学界逐渐滋长了一种庸俗主义之风：哲学研究完全成为了谋生的工具、手段。这样一种做法严重败坏了哲学，因为它使哲学家丧失了自主精神和独立意识，沦落为‘物’的奴隶。”[23]财富、声名、地位和权力，这些以往处于哲学目标之外的东西，日渐进入从业者的视域，甚至成为焦点。相反，智慧、情怀、品格、德行越来越变成稀有物。人们精心筹谋怎样的文章好发、课题好中、奖励好得。对热点以至时髦的追逐，严重削弱了对真理与价值的追求。

诚然，研究者也是“现实的人”，也必须“生存”。在合理范围内，功利性目的也和理想性目的一样，可以被正当地追求。过去的问题在于否定这种正当诉求。但现在的问题是，功利性目的日益超出合理范围，日渐挤压乃至压制理想性目的，日趋成为人们的主要目的。虽然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整个时代与社会的产物，但哲学思想者更有义务抵御进而克服之。不是发自内心的挚爱，只为外在目的而“痛苦”从业，是不可能发展哲学的。因此，真正的思想者不能让自己受功利性目标的宰制与规范。必须批判这种将哲学变成纯粹功利手段的倾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哲学需要的是心诚志坚的思想者与行动者。只有在这样的“哲学的人”身上，哲学才能成为“人的哲学”。真正的“哲学人”才是新时代中国哲学从业者应有的形象。

结 语

上述各类偏向纵横交错、互相作用、交互强化。研究取向的偏颇是根源，促成研究进路与研究方式的局限。它们呈现进而反作用于研究取向的偏失。三者形成某种恶性循环，造成当前中国哲学的总体性困境。这一困境亟需整个哲学共同体齐心协力加以破解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国哲学的壮丽再生。新时代中国哲学表征复兴中的中国思想的高度与深度，构成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人类文明的精华与灵魂。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发展，迫切需要高度自觉反思、超越自身和批判、引领现实的中国哲学。在奋力纠正偏向、补强弱项短板、解决关键问题过程中，在立足现实、建基学术的无尽思想创造与实践开拓中，中国哲学将更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实现更高程度的发展与本真意义的繁荣。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

[2] [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页。

[3] 郭湛：《创新的时代呼唤创新的哲学》，《光明日报》，2017年1月2日。

[4] [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页。

[5] 见《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编选组为其内部发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一书所写的出版前言。

[6] 赵涛：《次生口语时代的知识生产》，载《京师文化评论》（2018年秋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43页。

[7] [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

[8] 张志伟：《哲学学科的繁荣与哲学的危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9] 阎孟伟：《哲学家的使命与责任》，《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9期。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

[11]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39页。

[12]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页。

[13] [美]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页。

[14]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5] [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页。

[16] [美]克莱顿、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页。

[17] [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

[18] [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译者前言第19页。

[19] [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0] [捷]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刘玉贤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220页。

[22]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页。

[23] 李文阁：《复兴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的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2~343页。

原文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新华文摘》2020年第19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