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毛泽东哲学诞生并不断发展于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是人类哲学历史上独特的奇葩，因而成为哲学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毛泽东时代”成为过去。

毛泽东去世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毛泽东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状态。澳大利亚著名的毛泽东哲学研究者尼克·奈特在《再思毛泽东》的前言中，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新的篇章做了概括。在他看来，“在西方，由于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也需要改变。最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毛泽东的兴趣骤减。”[1]这种骤减表现在曾经作为像“洪流”一样涌现的毛泽东研究学术出版物，已经变成了涓涓细流。

与此相应，尼克·奈特认为中国学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发生了相应的转型。“大体说来，中国的学者和党的理论家们已经能够恰如其分地引导自身和学术的方向；他们吸收了流行的正统观点，并且找到了通往自己学术研究的出路，这一过程往往是相当无意识的”。[2]

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包括毛泽东哲学）研究新趋势的概述尽管十分及时，但是终究不能代替我们自身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历程将中国推进到新的时代。在新时代，中国毛泽东哲学的研究必将掀开新的篇章。

在新时代，毛泽东哲学创新研究内容有哪些？毛泽东哲学创新研究具有怎样的价值？如何实现对毛泽东哲学的创新研究是亟待思考的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抛砖引玉，以就教于各位专家。

一、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毛泽东哲学的创新研究的内容和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新时代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历史方位。它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呈现出勃勃生机；它意味着现代化发展不是只有欧洲发源而在西方成为经典的一条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向世界展现出另一条道路。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正在实践中呈现和塑形。

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位的定位极为重要，它不仅为人们指示了未来的前景，也为人们回顾过去，创新毛泽东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坐标、契机和动能。

在新时代，创新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内容和价值如下：

第一，拓展对毛泽东哲学丰富内涵和特殊品格的认识，从历史的角度取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切实认识。

从内容上看，20世纪毛泽东哲学的研究呈现出放射性的拓展态势。这当然取决于社会实践的需求、新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文本资料的挖掘以及人们对哲学的纵深界定。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简史》中，胡为雄教授将2014年之前，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0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阶段，1950到1965年，建国以后到文革以前；第三阶段，1966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阶段，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3]关于毛泽东哲学的研究历程也可以在对胡为雄教授搭建的时间坐标进行修正后进行标示。在第一阶段，1949年之前，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处于形成和逐渐成熟阶段，宣传的成分多于研究，同样毛泽东哲学的思想蛰伏于毛泽东发表的各种演讲和文稿以及党的历史文件之中；在第二阶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毛泽东哲学的标志性文本《实践论》、《矛盾论》隆重推出，毛泽东哲学的宣传和研究也因此成型；在第三阶段，尽管如火如荼的工农兵学哲学的活动在各地推开，然而，毛泽东哲学披上了一层“神话学”的外衣，哲学的理性思考与非理性的个人崇拜携手并存；第四阶段，毛泽东哲学宣传与研究转型，其间出现了怀疑、否定、妖魔化的杂音，但是，对毛泽东哲学的学理性的反思和研究得以真正确立，在一定意义上，研究与宣传并重，学术研究成为主旋律的重要成分，宣传建筑在深刻研究的基础上。

这种态势在新时代将被延续。不仅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辩证法、认识论、思想方法论、领导方法论乃至唯物史观理论等传统内容将被再思考再认识和再建构，而且毛泽东的文化哲学、生态哲学、正义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经济哲学、宗教思想等也将继续得到开拓性的研究。

除此之外，毛泽东哲学的品格将被创新界定。

与20世纪急于在统一的世界哲学队列中寻找毛泽东哲学的位置，论证毛泽东哲学对这一队列的贡献不同，新时代，在有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意识以后，毛泽东哲学的特殊品格将会有进一步的，创新性的论定。有越来越多的论据和论证将把如下的内容呈现出来：

毛泽东哲学不是书斋中的哲学理论，而是实践中的方法与智慧。在现代中国，毛泽东哲学已经转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领导方法、人民群众的思维习惯和精神信仰，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体制和文化传统。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言，毛泽东哲学是一路同行的精神向导和精神支柱，而不是历史博物馆中的展览品。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丹麦政治活动家柯比·安诺生作出了如下评价：“毛泽东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就在于他的思想伸入到了全国人民之中，这样他对创造一个新的民族觉醒和团结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要多，他以这种方式鼓舞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实现了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重建了中国的威望和尊严。”[4]这样的论定对于我们界定毛泽东哲学的品格也有启发。

有些学者已经明确地指出了毛泽东哲学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品格。然而将这一深邃而准确的论定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以及准确判断诠释清楚必将是新时代毛泽东哲学研究的任务和价值所在。

事实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一定意义上传承了毛泽东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品格，其理论内容不是思想内部的自循环，而是面向新时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每一个基本方略都是对现实问题提出来的应对方案。换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精髓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全面而创新的回响和发展。

  第二，回应20世纪毛泽东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推进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创新建构和理论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历史地看，20世纪毛泽东哲学研究留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毛泽东哲学与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毛泽东哲学与20世纪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汗牛充栋，有无数的文章、书籍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发表过观点，然而，随着新时代社会生活实践的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20世纪遗留下来的传统问题将以新的研究路径和新的研究结论呈现。比如如何看待《实践论》《矛盾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革命实践三因素的历史性结合、历史性结晶和历史性承接，这种结合、结晶和承接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制约和影响怎样，就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还有，毛泽东哲学在为20世纪中国实践导向的过程中，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历史问题。比如，1956年，毛泽东倾注心力推进了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亲自组织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亲自为该书汇集的大部分材料文章撰写了“本书编者按”，是非常好的历史性文献。文献给我们呈现的不只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事业前行的步伐，同时也有当时领导方法和领导体制中的“历史性的裂痕”，对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读，回应而不是回避，必将对中国当下的建设实践提供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理论和决策参考。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继承，也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辩证法、历史观和认识论的思想理念。事实上，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几乎家喻户晓。然而，“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实践机制和文化创新的价值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咬文爵字的层面上看，这种理论探讨，中国的学者可能更能胜任一些。

  第三，为阐释和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夯实哲学地基

  表面上看来，“毛泽东时代”已经远去。奠定新时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哲学基础似乎很有必要突破毛泽东哲学的“藩篱”而阔步向前。然而，由于毛泽东哲学渗透到现代中国的实践体制、思维方式和文化生活中，因此，人们还需要在发挥毛泽东哲学的榜样示范、思想方法指导和文化安魂的作用过程中，反思它的内容、功能和精神宗旨，从而为指导现实实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确立坚实的哲学基础。

  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几年前号召党员干部重新学习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九大前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实践论》《矛盾论》，还是普通民众在中国遭遇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局面时选择抬出毛泽东的画像，都表明毛泽东的哲学没有落伍，毛泽东哲学的精神没有远离。适应这种需要，挖掘毛泽东哲学的有待开发的理论库存，正是新时代毛泽东哲学研究价值的一种体现。

  除此之外，毛泽东生态哲学研究将成为中国制定生态发展战略的理论参照；毛泽东的管理哲学思想的提炼将对大国治理战略的制定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与战略构思对于当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在，致力于毛泽东哲学创新研究的主题研讨会、高等院校的专题课程和研究项目有回升的趋势。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哲学被淹没在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众声喧哗之中。众声喧哗也是传播毛泽东哲学的有效路径，但是，如果因为众声喧哗而丧失对毛泽东哲学精准的、专题的和深度的研究，这种众声喧哗会产生无根的理论泡沫。击破这种理论泡沫的办法，就是静下心来对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哲学遗产进行深度的挖掘和反思。

第四，用对毛泽东哲学的创新研究回应两种不健康的社会情绪，引领一群人的成长。

众声喧哗不仅存在于理论研究和政策宣传中，而且还存在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曾经对人们生活有至高无上影响力的毛泽东思想，被请下了神坛。本来这是一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历史性进步。然而，这种历史性进步在当下还留下了有待完成的历史性任务：首先，有两类不健康的社会情绪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其次，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思想作风和思想观念有待引领。

在历史性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有一种社会情绪在各种因素推波助澜下，在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颇有市场，即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具体在毛泽东哲学研究上，否认毛泽东哲学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所具有的建设性、导向性和凝聚性的价值；与此貌似相反，但同样错误的，是进一步虚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神话学面相，以不健康的精神状态传播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的社会影响力。

对待这样两种情绪，哲学理论工作者要做的和能做的就是致力于毛泽东哲学的创新研究，呈现毛泽东哲学中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以及相应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说明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与中华民族复兴的艰难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实践和中国现代化探索的艰辛实践之间历史性的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和相互烙印的关系。

对毛泽东哲学的创新研究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引领年轻一代人的成长。人类学家揭示，人类个体的成长不只是一种生物性的发育过程，还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人类很多文化仪式与引领年轻人群跨过社会化界域相关。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哲学无疑仍然是引导年轻一代走向社会，面向世界的精神宝库。

然而，无论如何，人们期待的是对毛泽东哲学的创新研究，而不是陈话新说。为此，有关毛泽东哲学创新研究的方法，是值得梳理和提炼的。

二、新时代毛泽东哲学创新研究的方法

  概要地说，对毛泽东哲学进行创新的研究方法有以下方面：

   第一，文本研读方法、版本考据方法和文献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在对毛泽东哲学进行文本研读、版本考据和文献研究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在新时代，随着与毛泽东哲学有关的文献资料公布或挖掘得越来越多，以文本研读、版本考据和文献研究来为毛泽东哲学创新研究奠基的方法将更成熟，更有施展身手的条件。

毛泽东哲学在20世纪的文字表述上有独特的景观。毛泽东不是职业哲学家，而是哲学理论功用的杰出开发者。他的哲学思想除了集中在《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名篇之外，大量地呈现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分析之中，著述行文既不是针对哲学专业的问题，也没有严谨的哲学著作所应有的丝丝入扣的学理阐释。

甚至作为其哲学代表作的《实践论》《矛盾论》也不是以“历史的常态”问世，因此招来了“抄袭之作”、“他人替代之作”、“争权夺利之作”、“庸俗之作”和“意识形态之作”的标签。这就为毛泽东哲学创新研究的文本研读、版本考据和文献研究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要求：第一，进行文献学研究，在众多相关文献中划定重点文本作为研读对象；第二，对特定文本的不同版本进行考据，将版本修订中涉及到文字修饰变化和思想内容变化区别开来，对思想内容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入到历史细处的分析；第三，对特定文本进行文本学意义上的诠释，从而实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度、细致的解读，实现对毛泽东哲学内容或体系的创新性建构。

第二，问题导向的专题研究方法。

毛泽东哲学是面向问题而生成的，这些问题中的很大一部分并非是哲学专业的理论问题，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实际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可以生成为哲学的理论问题。因此，需要打通毛泽东哲学文本中的现实问题与哲学专业理论研究的学术问题之间的通道，并以此为基础提炼和塑造毛泽东哲学的内涵和体系。

第三，创新理论研究视野的方法。

毛泽东哲学在不同理论视野中会有不同的理论呈现。在一定意义上说，有关毛泽东哲学的历史文献是一种富含哲学精神和放大哲学功能的理论素材。如果按照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或者按照经典而带有一定教条化色彩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来阐释毛泽东哲学的内涵，也是一种路径。事实证明，毛泽东哲学曾经被这样开发和审视过，毛泽东哲学研究曾经以这种方式呈现出“繁荣”景象，这是毛泽东哲学研究的传统路径，也是成熟路径。但是，这不应该是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唯一路径，甚至也不是毛泽东哲学研究的未来路径。

随着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实践哲学、符号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生态哲学和生活哲学等新的研究视野不仅会成型于哲学研究的一般层面，也会成为毛泽东哲学的创新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因此，创新理论研究的视野将成为新时代毛泽东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第四，对话研究方法。

毛泽东哲学研究有“五湖四海”的分布景观。中国当然是其重镇。国外毛泽东哲学研究可以合并起来与中国并列。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可以以毛泽东哲学研究为主题展开对话。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哲学研究各有鲜明的特色。比如，中国学者的研究，长期以来，宣传高于研究，格调比较一致。国外学者有关毛泽东哲学的研究却呈现出观点迥异的特色出来，彼此之间的论战时有发生。

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在毛泽东哲学研究上，另一种明显的区别是中国学者身在其中，国外学者处身事外，有空间间隔。

正因为有如上的区别。很长时间，尽管中国很多学者用了很大精力关注国外学者有关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轨迹，但是，往往仅仅用来做“观赏”的对象或批判的“靶的”，国外学者的有些观点引起的是中国学者回应的微弱波澜。

新时代随着毛泽东离世时间越来越久，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就相关主题进行对话式研究时机越来越成熟。中国学者阐释毛泽东哲学具有在文化背景，社会习俗，语言条件等方面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国外学者则有特殊的，特别是局外的研究视角，通过对话，双方会合力谱写出毛泽东哲学研究的新篇章。有理由期待，中国学者将在毛泽东哲学研究上对国外学者态势将由以前的被动回应发展到主动积极对话，乃至发挥主动引领的作用。

第五，面向世界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无论文本研究、专题研究、在新视野下进行深度挖掘，还是对话研究方法，背后都必须有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的支撑。

毛泽东哲学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为完成一定历史使命而诞生的。只有回溯历史的真相，才能读懂诉之于文字的文本背后深刻的含义。历史主义方法并不背对着未来。只有面向未来才能实现对历史内涵的创新挖掘。也就是说，只有让未来和历史在现实实践的平台上有充分的交融，才能开拓出毛泽东哲学通向未来的研究视野、研究专题，才能开发出与外国同行进行对话的新主题与新领域。

回顾历史，还必须看到，毛泽东时代，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深刻的世界背景中展开的。因此，用历史主义态度研究毛泽东哲学研究，同时也必须是面向世界的，这就意味着对毛泽东时代的世界历史舞台有深刻回溯，呈现毛泽东哲学的鲜活的世界性意蕴。

结语

新时代与毛泽东哲学诞生和发展所依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岁月之间，间隔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正反合”。毛泽东哲学研究将重新获得其独立地位，汇聚新的研究方法，展示对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性、架构性和塑形性的价值。毛泽东哲学的创新研究，将是中国哲学工作者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理论基地。

[1] 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2] 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3] 参见胡为雄：《毛泽东思想研究简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 《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145-146页，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1978

原文载于《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