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理念，也是人类最为持久的价值诉求之一，更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要素。抗拒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往往被视为倒行逆施、大逆不道之举。毫无疑问，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绝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万能的，而总是具体的、相对的、有局限的；对民主化的迷信或盲从也是一种神话，往往要经历曲折或付出高昂的代价。技术民主化虽然有助于消解现代社会技术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端或缺陷，但却不是包医所有技术疾患的灵丹妙药，更不是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或方案。由于技术的复杂性、专业性、保密性等特点，当今的技术民主化进程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陷阱，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探讨。本文从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理念出发，剖析了技术民主化的边界与局限性，力图说明技术民主化将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现代社会的技术善治离不开多条进路、多元力量之间的互动协同。

一、技术民主化理念及其由来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1943~）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他早年师从马尔库塞，在广泛吸收马克思、海德格尔、福柯、马尔库塞等前辈思想家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社会批判理论传统，创立了当今技术哲学领域独树一帜的技术批判理论。芬伯格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泛化的技术为特征的新时代，这些技术以非常难以意料的方式影响着我们”；^[1]（P2）对技术的批判是打开现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之迷的钥匙，有助于揭示社会演进的时代特征与基本规律。为此，他博采众长，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维度对技术活动进行了多层面剖析，并提出了技术工具化、技术代码、技术民主化、可选择的现代性等一系列新观念、新见解。

芬伯格认为，技术总是由处于一定历史场景中的人们设计、建构和应用的，并服务于设计者、建构者或操控者特定目的的高效实现，体现了他们的意志，负载着他们的利益诉求或价值指向，进而凝结成一系列“技术代码”。^[2]（P94）技术代码概念可视为芬伯格技术民主化理论的源头。在他看来，作为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本格式或文明元素，技术的设计、创建与应用一开始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场景展开的，其中必然渗透和交织着特定的社会关系或价值诉求，直接或间接地关涉有关各方的利益，早已进入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现在可以定义为一种联系社会关系网图和技术关系网图的一般的规则。……技术的社会特点不在于内部运作的逻辑，而在于这种逻辑与社会情境的关系。”^[2]（P95）同时，“科学和技术的规律能够为它们所服务的霸权提供霸权所要求的应用。……因此，技术代码需要将应用与霸权的目的结合起来，因为科学和技术可以并入许多不同的霸权秩序。……知识和权力、技术和霸权的联系处于确保它们在应用中协调起来的代码中。”^[2]（P96）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差异、分歧或对立，不仅反映在相关技术体系的设计、建构与应用上，而且还会通过技术活动本身得到放大或强化。在社会技术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者，往往也会因此而获得更大的权利或收益，进而累积演变成技术霸权。

芬伯格进一步分析指出，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合理化进程中，技术的演进主要体现了资本与专制的价值诉求，理应成为技术民主化革新的对象。“我们社会中的合理化响应了作为利润和权力手段的特殊的技术定义。对技术更为宽泛的理解展示了一个基于为人类和技术行为的自然情境负责的完全不同的合理化概念。我们称之为‘民主的合理化’，因为它要求只有反对主宰性霸权，才能取得技术进步。……技术可以实现多种类型的技术文明，我们远没有耗尽它的民主潜能。”^{[3]（P28-29）}在这里，“技术的民主潜能”是指技术的革命性、多元性特征，为社会实践提供了广阔的选择和建构空间，有助于对抗和消解某一种技术的霸权地位；同时，制度、需求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变革，有助于释放技术的民主潜能，进而推动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在芬伯格看来，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改变而演进，因而是可选择、可塑造的。在技术加速发展、功能日趋强大、不确定性愈益明显的现时代，除过伦理、法律、宗教、教育、行政等方面的传统规约外，技术民主化开始演变为引导技术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一般地说，民主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现社会治理，是与专制统治相对立的一种政治体制，被认为是对抗政治专制与霸权的利器。技术霸权是政治霸权的建构基础或转化形态，可以通过引入大众参与技术设计、决策以及运行管理等民主机制加以消解，从而使技术更多地体现大众的意志或利益诉求。芬伯格认为，在技术化时代，只有通过技术民主化途径才能全面、有效地遏制技术霸权的扩张，进而从根本上消除专制与强权带来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为此，他从技术的初级工具化与次级工具化的区分出发，主张扩大公众参与技术活动过程诸环节的机会与权利，以推进技术的民主化进程。例如，（1）技术设计环节的民主化是指技术本身的民主化变革，即“意味着赋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政治资本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1]（P8）（2）以技术为中介的制度的民主化是指在专家与外行、主体与客体之间分配权力，以实现技术运作过程的民主化。

在《质问技术》一书中，芬伯格还具体讨论了技术争论、创新对话和参与设计、创造性的再利用等三条推进技术本身民主化的具体路径： ^{[4]（P121）}（1）技术设计与建构环节容易引发有关各方的利益冲突，技术争论是指通过争论的方式表达各方的不同意见，进而照顾他们的利益诉求，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技术方案。（2）创新对话是指围绕技术创新活动而展开的有关各方的沟通与交流，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或建议，进而探寻技术创新的方向与路径。参与设计是指动员有关各方直接参与技术的“再设计”，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优化设计方案。“创新对话与参与设计预示着一种在专家和大众之间冲突的基本解决办法……从长远观点看，一项技术通过创新对话而不断地修正和进步，能够体现更广泛的民众利益和更多民主意愿的不同价值。”^{[4]（P125）}（3）创造性的再利用是指将一项旧技术应用于新的目的或场合，或者采取新的方式运用旧技术，进而创造性地拓展原有技术的应用范围和效能。

此外，在其他著述中，芬伯格还指出了民主的社会价值与需求将以多种方式冲击技术创新、设计和选择，并提出了发展教育、^{[2]（P192-193）}技术代议制、^{[4]（P142-143）}社会化与革新等途径，^{[2]（P186-197）}以推进以技术为中介的制度的民主化。总之，“技术转变的民主化表现了包含在技术本质自身内的潜力。通过新的并且更加民主的程序使技术决策过程与美学的、伦理的规范和民族的特性相联结不是乌托邦。现代技术不仅展现了它们所构成的独特的世界所固有的可能性，而且还展现了与它们能够被改造成为之服务的其他世界相应的变化可能性。”^[1]（P17）正是基于这一系列新的认识，芬伯格才提出和论证了现代性的非唯一性、可选择性等新观念。

二、技术民主化样式及其局限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观念常常落后于现实，理论探索往往滞后于社会实践。事实上，早在芬伯格之前，不仅技术民主化实践早已展开，而且远比芬伯格所论及的样式或路径更加丰富、灵活、有效，只是当时人们尚未从技术或民主的视角上加以提炼和概括罢了。理论与实践表明，对技术及其效应的透彻了解与自主表达意愿，是推进技术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在社会技术实践中，除过芬伯格论及的两个层面、多条路径外，人们还创造出一系列技术民主的形式。

1.方案论证。任何技术创新总是在继承前人技术成就、汲取今人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尽管技术创意或构想可能源于个体的自由创造，但是此后该技术的设计、论证、研制、试验等环节大多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往往展现为集体劳动方式。技术创新过程诸环节的设计或实施方案都会在团队内部展开平等讨论，相互激励，凝聚共识，不断修正和优化。同时，在确保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技术方案还会广泛征求同行专家的意见，反复论证、评估和改进。凡是有助于实现技术目标、优化技术设计的意见或建议，研发者都乐于倾听和采纳。至于技术设计与建构中所遵循的各类技术规范、标准等，其实既是众多技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多代同行专家集体讨论、反复切磋的产物，可视为以往技术民主化成果的历史结晶。这一过程就是技术创建的民主化，大致对应于技术的初级工具化阶段。^{[2]（P220-222）}由于此时新技术效应尚未真实发生或外溢，加之作为外行的普通大众并不了解新技术形态，难于直接参与新技术的创建或塑造过程，所以这一阶段的技术民主程度较低、相对狭隘，可视为有限的内部民主。

2.市场选择。与大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技术形态可以划分为公共产品技术与私人产品技术两大类。公共产品技术是指能够提供教育、医疗、交通、安全等方面公共服务的技术体系，往往需要通过竞标的方式由政府或社会组织授权设计、建造与运营。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征询意见、问卷、访谈、信访、议案、提案等）表达各自价值诉求，间接塑造或选择技术产品，有时甚至可以通过票选方式直接选择候选的技术方案。事实上，由政府或社会组织实施公共产品技术的招标、评标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民众的意愿或利益诉求，是一种间接民主的实现形式。私人产品技术是指能够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的产品技术形态，主要由竞争性市场机制提供。大众通过购买行为选择产品技术，用钞票直接“投票”，从而推动产品技术优胜劣汰，可视为直接的技术民主形式。同时，企业通过市场调查、征询用户意见、受理投诉等方式设计或改进产品技术，使之更加适合不同群体的多层次需求。这一机制也是技术民主化的具体表现，可视为广泛的外部民主。

3.代理机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受社会分工、大众科技素质低下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一时难于充分意识和自主表达多种潜在或衍生的需求，往往需要通过政府、党派、团体等社会组织或精英代理相关事务，由他们挖掘和归并多种需求，并以技术诉求的方式展现或表达。^{[5]（P31-33）}这些组织或精英通过授权或委托方式代理公众的意愿或利益表达，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直接参与相关技术的规划、设计、评估与决策。这也是技术次级工具化的主要实现方式。同时，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专业技术研发、咨询、评价机构，可以为上述社会组织或精英的技术诉求提供检测、咨询、论证等方面的专业服务或智力支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社会组织或精英的代理行为往往带有地方局限性，也容易为自身的私利所左右。因此，他们不一定能充分体现大众的意愿，所参与的技术方案也不一定是最优的，可视为现阶段一种初级的技术民主模式。

事实上，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因时、因地、因事制宜而展开的技术民主的具体形式还有很多。这些民主形式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反映民意，但多是初级的、间接的或狭隘的，仍存在着诸多缺陷：

1.难于超越社会历史进程。技术民主化可视为政治上的权利诉求在技术领域的延伸或实现，因此，技术民主化并不是一个只涉及技术创建与应用的孤立过程，而是依附或从属于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博弈与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会受到社会历史进程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由此可见，正如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曲折、艰难一样，技术民主化也必将是一个漫长而坎坷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僭越或替代政治民主化进程。

2.难以摆脱利益集团的狭隘性。对效果与效率的追逐是技术创新的目标和轴心。在初级工具化阶段，技术研发者之所以愿意倾听多方意见，原因就在于这些意见有助于技术方案的改进和优化，有利于提高技术功效。而一旦当反对意见超出技术创建本身，有可能颠覆该技术研发或者损害其知识产权时，研发者就会终止或取消这一环节。同样，在市场竞争中，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技术研发者一方面对竞争对手封锁技术信息；另一方面又尽力搜集相关技术情报，全面分析用户需求及其意见，不断改进或优化技术设计。在次级工具化阶段，相关利益集团围绕技术建构与应用展开的博弈，使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往往难于超越集团利益的狭隘性，也难于真正反映民众的意愿或利益诉求。

3.难逃人类中心主义窠臼。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民主，都是以相关者的切身利益或价值观念为出发点的，而民众又多是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这也是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的价值论根源。因此，以人类中心主义为轴心的技术民主化，难于摆脱人类自私、贪婪的本性魔咒，不可能为规范和引导人类技术行为，真正走出技术困境，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或道德支点。

三、技术民主化的多种困难

不难理解，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构想属于规范性研究，带有鲜明的乌托邦特征，一提出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诸多质疑和争议。^[1]P9除过学理层面的探讨和解释外，芬伯格还通过法国可视图文系统、产妇改变助产术、人体医疗实验等案例分析，力图为技术民主化构想的合理性、可行性进行辩护。其实，这些案例多以通用技术的外部效应或大众的切身利益为切入点，反向回溯式推动技术改进或重塑，并不具有普遍的推广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全面推进技术的民主化将会遇到来自多方面的阻力，面临着一系列实际困难或挑战：

1.专业化与民主化的对立。为了化解个体需求的多样性与精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类一开始就踏上了社会分工的道路。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分工愈来愈细密，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在社会实践中，大众对于许多领域的专业技术几乎一无所知，不得不依赖或盲从各类专家。这也是技治主义或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例如，在中国该不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争论中，^[6]且不说绝大多数国人都是吃瓜群众，就连科技工作者又有几个人能判断其中的是非呢？让大众广泛参与各类技术的规划、设计、决策、建构与运作，面临着外行干涉内行的尴尬；大众对许多新技术项目难于做出客观、公正、科学、有效的选择或评判，难以合理行使所赋予的民主权利。因此，涉及众多专业技术的民主化路线是一种不现实、不科学、不合理的技术治理模式。例如，台湾的“核四”公投停建案、连云港核废料后处理项目、美加两国的“拱心石”XL输油管道项目等案例都表明，由于大众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素养和相关信息，他们的意愿容易为资本或利益集团操纵和利用，所形成的最终技术决策或设计方案不一定都是最合理、最优化的。

2.保密与公开之间的矛盾。要让大众参与一项技术的规划、设计、论证或决策过程，对该技术做出客观、公正、准确的评判或选择，就必须使大众事先全面了解该技术的结构与功能、运行与效应等诸多细节，因而公开该技术的所有资料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民主前提。然而，出于保密、竞争、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考虑，技术研发者并不愿意公开相关技术资料。即使在已公布的专利文献中，仍然有许多技术诀窍、细节并未完全公开。为了寻求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从新技术应用中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技术研发者或所有者往往不得不在保密与公开之间寻求平衡或妥协。在被迫公开的技术资料中，他们常常会精挑细选，有所保留，有意隐瞒一些特例、缺陷或弊端等细节，从而误导大众或利益相关者，使他们难以做出客观、公正、合理的选择或评判。

3.决策的短期性与效应的长远性之间的差异。技术效应可分为短期效应与远期效应、直接效应与衍生效应等形态，它的充分显现以及人们对它的全面认识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受主客观多重因素的影响，技术研发者容易识别和评估短期效应或直接效应，而难于准确预测或评估远期效应或衍生效应，因而常常导致误判或技术决策失误。这也是诱发诸多技术灾害的认识论根源。一般地说，技术远期效应或衍生效应复杂多样，认识难度更大，而大众并不具备全面认识和准确评估这些效应的手段或条件。因此，在技术的选择或决策问题上，大众常常缺乏是非观念或行为能力。在社会实践中，仅以技术的短期效应或直接效应为依据，要求大众通过民主的方式尽快接受或许可某一项新技术，是一种不合理、不健全、不负责任的治理模式或制度安排。同时，由于大众对新技术及其效应的认识或接受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他们又对传统技术及其效应比较熟悉，因而在相关技术方案的选择或决策上往往倾向于后者，容易演变为一种阻碍技术进步的保守势力。

4.对立技术形态的牵制。技术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投影或映像，社会矛盾运动在技术上常常转化为对立技术形态的创建、对峙及演进。实现某一目的的新技术形态的创建，往往会打破利益集团之间原有的力量平衡，引发与之相抗衡的对立技术形态的创建及其改进。事实上，对立技术形态的互动共生、逐步升级，是技术进化的内生动力之一。^[7]（P51）例如，有什么样的新式武器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反制武器，有多少种盗窃技术就会催生多少种防盗技术，有何种网络攻击技术就会产生何种防火墙或加密技术等。社会矛盾的普遍性与社会历史的阶段性都表明，对立技术形态将长期并存。技术研发者或所有者并不愿意放弃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形态及其应用，更不会让渡已获得的技术优势或既得利益。因此，技术民主化难于超越社会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必然会遇到来自利益对立各方的现实阻力。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谈判、朝核和伊核问题谈判、巴黎气候大会协议谈判等国家之间博弈过程之艰难就是明证。

5.利益分歧与成本壁垒。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并非铁板一块，往往因利益、地域、文化、认识等方面的差异而分化为不同的阶层、派别、团体等。从价值论视角看，任何技术形态总是展现为正与负双重效应，也并非同步同等程度地施加于所有群体。面对同一技术项目或方案，有些人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而承受较少的损害，反之亦然。例如，化工企业凭借生产技术获得经济收益，而周边居民却要不同程度地蒙受大气、水质等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伤害。因此，大众常常因某一项技术项目而分化为多个派别或团体，其间的利益冲突时常发生，难于化解或妥协。这就是所谓的巴别塔之谜。同时，弥合利益集团之间的多重分歧，往往需要冲破时间、精力、资金、地域等因素所形成的成本壁垒，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上述5种困难并非推进技术民主化遇到的所有挑战，其中，除过困难1关涉技术本身的民主化以外，其他4个困难均涉及以技术为中介的政治民主化。事实上，正是由于众多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形成的重重阻力，才导致现实生活中技术民主化的前提条件欠缺，道路曲折坎坷，进程迟缓，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

四、技术民主化的多重陷阱

民主并非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民主化也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同样，技术民主化总是在一定社会场合和历史条件下缓慢推进的，幻想通过它摆脱人类所处的诸多技术困境也是不现实的。如果不顾及技术民主化的历史条件、现实困难与局限性，盲目扩大技术民主领域，人为加快技术民主化进程，反而会阻碍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甚至落入技术民主化的多重陷阱。

1.人类中心主义陷阱。人是万物之灵，人类凭借理智以及技术活动模式征服和改造天然自然，建构人工自然，以满足日益膨胀的物质文化需求，由此也孕育出“一切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一切以满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最高目标”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因此，在生态自然观尚未确立，非人类中心主义仍处于弱势地位的时代背景下，盲目推进技术民主化，民众势必仍然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判的依据，从而使人类深陷滥用技术的工业文明泥淖。

2.地方保护主义陷阱。“地方”既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范畴。生活在同一地方的人们常常在利益或行动上拥有更多的一致性，这就使他们针对同一技术项目容易形成相同的立场，采取一致的行动。时常见诸媒体的联合抵制垃圾发电、水电、PX项目，或者争夺世界500强企业建设项目等地方性行为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人们容易为狭隘的地方利益所限制，只注重技术满足地方或眼前利益的效能，而很少顾及它所带来的全局或长远效益，因而很难客观、公正、全面地评判和选择技术。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推进技术民主化，虽然有助于抗衡技术霸权的肆意妄为，促进技术进步及其合理化，但是也容易为地方利益所裹挟，陷入地方保护主义的陷阱，从而导致技术规划、设计与决策出现偏差。例如，一些地方政府执行环境保护法规不力，不愿改造、惩罚或关停本地重污染企业技术的做法，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祟。

3.后发追赶陷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技术进化也内在地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超越技术发展实际或社会历史阶段的技术民主化，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也会阻碍技术进步。就落后国家或地区而言，只有引进和研发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保障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也是经济追赶时期推进政治民主的现实基础。正如“当美国学者指出现代工厂工作的不人道性质时，伟大的印度作者D.奈帕尔从他的文化的立场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印度的贫困比任何机器更不人道。’”^{[8]（P191）}如果以减少技术的消极影响为借口，通过技术民主途径限制落后国家或地区在落后的产业技术基础上发展经济，将会使他们陷入后发追赶陷阱，拉大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近年来，在围绕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国际谈判中，发达国家不加区别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步同等分担减排量，而又不愿无偿转让先进的产业技术或提供必要资金援助的做法，就是后发追赶陷阱的具体表现。

4.外行干预内行陷阱。在技术分化日趋细密的现时代，在技术研发领域推行民主，无疑有助于汇聚同行智慧，合力推进技术创新。然而，隔行如隔山，外行通常只从外部的技术效应视角评判技术，而对内部的技术研发活动难于发表建设性的意见。在技术推广应用领域推行民主，广泛听取技术使用者及其受众的意见，无疑有助于研发者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技术，进而间接地促进技术的后续改进与完善。反之，如果不区分项目、场合、阶段、权重等因素，赋予技术利益相关者平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容易诱发技术外行的僭越行为，陷入外行干预内行的陷阱。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发动无知群众批斗技术权威、妄议先进技术方案的“闹剧”，就是这一陷阱的具体表现。

5.资本与专制陷阱。从根源上说，民主是对抗资本横行与专制统治的利器。然而，在专业技术领域，受社会分工、教育等因素的制约，大众对新技术的认知能力低下，一时难于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估和选择技术。这就为资本与专制愚弄大众留下了操作空间。它们往往凭借科学、技术、经济或政治上的优势地位，随意裁剪和发布技术信息；或者通过其代理人、专家夸大技术正效应，掩盖技术负效应，诱骗大众通过民主的途径选择和接受符合它们利益的技术项目或方案，进而使其技术活动穿上合法的华丽外衣。这就是资本与专制陷阱。当今众多广告宣传、专家讲座、方案论证、项目评审等技术活动，表面上常常打着科学、客观、公正的旗号，然而背地里却总能看到资本与专制的魅影或利益勾连，价值诉求特征或意识形态色彩鲜明。

面对技术民主化的这一系列陷阱，我们既要在条件成熟的技术领域、项目或环节积极推进技术民主化，促进技术的健康发展；又要反对不从国情或社会发展实际出发，不审时度势或创造必要条件，一味强调加快技术民主化进程重要性的冒进行为；尤其要警惕那些借推进技术民主化之名，干扰或阻碍落后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甚至干涉他国内政的“左”倾错误倾向。

五、技术善治的多条进路

毫无疑问，技术民主化是人类规范技术行为、干预技术演进的一条重要路径，但并不是唯一的道路。事实上，就规范和引导现代技术的健康发展而言，仅有技术民主化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技术活动置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多元社会力量的规约下，同步推进技术的科学化、生态化、人性化、艺术化等。

1.技术的科学化。近代以来，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问题被逐步纳入科学研究领域，形成了工艺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等科学形态，开启了技术发明创造与推广应用的科学化进程，即在科学理性的引导下技术研发有序展开，促使技术创新的方向感增强、成功率提高。与此同时，人们还把技术活动置于未来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的视野下，不断强化对技术项目的科学论证与全面评估，以及对技术效应的预测和对策制订，力图消除技术认识上的片面性和滞后性，进而不断改进技术设计、优化技术流程、弱化技术负效应、降低技术风险。此外，技术的科学化还要求技术规划、选择和应用等环节更加科学、合理，反对盲目追逐技术上的高、精、尖、洋、大、全；鼓励依据各自目的、区域、资源、生态环境等特点，灵活选择或创建适用技术形态。技术的多样化发展以及众多社会目的之间的差异，为选择和建构适用技术形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循环经济、生态农业、太阳能集热、风力发电、沼气利用等技术形态的性能指标不一定都很高，但它们却是适合不同地域、资源禀赋特点的适用、高效技术形态。

2.技术的生态化。任何技术系统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建构与运行的，总会对生态系统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技术的生态化要求注重技术活动的生态效应，研发和推广有助于减轻生态消极影响，或提升生态系统修复能力的绿色技术，即清洁生产技术、环保技术、原材料节约与废物回收再利用技术、绿色产品技术等。技术的生态化是对传统工业技术活动模式的重塑或再造，在技术规划、设计、研制、运行乃至废弃降解的各个环节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展开。它要求生产流程技术向生产过程的清洁化、能源与原材料的低耗化、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以及减少生态负效应的方向拓展；产品技术朝着高效低耗、长寿命、易回收、易降解、无污染的绿色产品方向发展。现代绿色产品消费时尚的兴起与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是技术生态化向纵深推进的社会基础。今天，注重环境与生态效益的技术生态化趋势，早已超出了产业技术范围，逐步扩展到人类技术活动的众多领域，已演变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的技术基础。

3.技术的人性化。围绕技术异化的消解，技术的人性化强调技术服务于人类的根本宗旨，着力削弱技术对人性的奴役与压抑；重塑技术的筹划、设计、建构与运行诸环节，使技术更加符合人的生理与心理节律，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技术的人性化以人为本，主张设计师应把人从技术的挤压与奴役下解放出来，使人工自然更富有人情味，人的情感更加丰富、心理更趋健康、人性日渐完善。技术的人性化还要求把人性因素注入技术设计之中，促使技术运作兼具个性、情趣、情感等人性化品格；在完善技术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促使技术尽量同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给人以自然、亲切与温馨的使用体验。此外，技术的人性化还要求改进技术体系的建构流程，使之更安全、可靠、舒适、清洁、高效，尽量减小对建构者、周边居民以及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技术系统的运行既要符合使用者的实际需要，又不对利益相关者造成危害，促使技术无缝隙地融入自然与社会文化体系。

4.技术的艺术化。面对现代技术演进对人性的全面挤压与强力促逼，海德格尔曾指出艺术可能是一条人类自我救赎之路，可惜他并未就此展开细致地分析。^{[9]（P952-954）}技术的艺术化旨在强化技术活动的美学价值，为技术寻求更具审美表现力的新形态；以艺术形式重塑技术内容，促使技术系统更完备、完善和完美，达到高效、经济、实用、美观、舒适的有机统一，以提升技术的实用价值和审美品位。技术的艺术化进程立体展开，贯穿于技术构思、设计、建构与运行的各个环节，力图运用艺术原则、审美理念对技术过程进行全方位调制；在确保技术功能充分实现的基础上，促使技术系统兼具形式美、形象美、规整美、舒适美等多重美学价值，达到艺术性与技术性的有机统一。现代设计力求实现技术与艺术、科学与人文的有机融合，技术与科学带给设计与建构活动坚实的理性基础，而艺术和人文促使技术活动富有情趣、活力和美感，成为人与技术和谐相处、互动融合的纽带。不断创新的现代设计理念不仅使人工物外形优美，风格自然清新，而且也促使它的生产与运行过程向艺术化方向迈进，形成了工艺流程技术形态。同时，艺术化的工业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明显，反过来又促进了技术的艺术化进程，业已演变为现代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

事实上，在技术演进过程中，法律、道德、宗教、教育等传统文化力量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规约和引导作用，是技术民主化展开的基础和条件。在技术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只有多元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多条路径的并行推进，才可能逐步达到技术的善化与善治境界，促进现代技术的协调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六、结语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运动时期从西方引入的两大文明元素，深刻地改变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轨迹，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已上升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技术创新已演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塑造着未来社会生活的面貌。技术民主化正是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具体贯彻和融合，也是社会民主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不仅有助于现代技术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五大发展理念”的落实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要善于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源于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理念，为我们引导现代技术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新思想。但是，我们反对不加批判地盲目照搬西方的一切理论成果，倡导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结合具体技术实践活动进行分析和批判，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技术民主化道路。为此，我们既要明确技术民主化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正视技术民主化的困难与挑战，又要警惕技术民主化的多重陷阱；既要尊重社会与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看到技术民主化进程的长期性，又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合适的技术领域推进技术的民主化；既要重视技术民主化在技术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它的局限性，积极动员多元社会力量、多渠道合力推进现代技术的善治，促进现代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体现广大民众的意志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