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松 | 文

作者简介：张雪松，1980年3月生，北京人，笔名雨山，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哲学、中国宗教史。

摘  要：将佛教哲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面临多方面困难，这主要体现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异质性问题，以及佛教的印度起源与“中国”之间的异质性问题。历史上，佛教哲学不断的“中国化”是摆脱“宗教”羁绊、融入“中国”哲学的一种重要方式。隋唐佛教哲学常作为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个环节纳入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之中，学界经常将隋唐佛教哲学与宋明理学可能存在的催生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并形成了多种较为固定的研究与书写模式。但这种将佛教哲学作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某一阶段性环节的书写策略也存在很多局限性，特别是很难处理宋代之后佛教哲学的发展及其与现代新儒家等后世中国哲学思想的相互影响等问题。当代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在推动佛教中国化工作深入开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等方面仍有“做下去”的必要。

关键词：中国哲学；佛教哲学；哲学史；书写中国化

一、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将佛教哲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实际上面临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佛教是一种宗教，相对“哲学”存在异质性问题。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特别强调了哲学史与基督教教义历史的区别，指出：“哲学史由于它的题材的特殊性质，是与别种科学的历史不同的。”（黑格尔，2011年a,第14页）首先要明确哲学史的性质，只有界定好“各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无限资料和诸多方面中什么是必须排斥于哲学史之外的”（同上，第12页），然后再进行历史分期，“唯有这样，哲学史才会达到科学的尊严”（同上，第13页）。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取代或完成宗教史研究的所有任务。只有通过仔细甄别，中国佛教中的哲学思想才有写入中国哲学史的可能。

宗教、哲学都是西方传入中国的概念，用它们来讨论中国传统佛教，既有其适用的一面，也有其不适合的一面，很难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佛教哲学，特别是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具有较强的人文精神。近代思想家章太炎就认为佛法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强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章炳麟，第299页），甚至蔑视鬼神崇拜，“佛法只与哲学家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参见同上，第300页）而近代佛学家杨文会针对这种看法，则强调佛法与哲学不可相提并论，是出世法与世间法的区别。（参见杨文会，第325页）而后欧阳竟无将其发展成为“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的系统观点（参见欧阳竟无，第1-16页），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汤用彤则认为“佛法，亦宗教，亦哲学”（汤用彤，第655页），近代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太虚法师大体也持这种见解。（参见释太虚，第214页）应该说，中国佛学是基于中国佛教徒信仰实践而产生的，但同时确有很强的哲学思辨性，不宜对中国佛学中蕴藏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其次，是佛教源自印度，相对“中国”的异质性问题。在西方学界的研究中，佛教常常作为印度宗教哲学的内容，并未纳入中国哲学的研究范畴。佛教哲学是否是中国哲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常常存在争议。例如张岱年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大纲》序言中认为哲学分西洋系、印度系、中国系等分支。“中国哲学”既可以指中国系的哲学，也可以指中国人而非中国系的哲学，佛教哲学就属于后者，中国佛学“不是由中国哲学传统中出来的，而是由印度哲学传统中出来的”（张岱年，第3页）。《中国哲学大纲》因此完全排除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内容。

佛教哲学虽然最初是由域外传入中国，但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正如方立天指出的，中国佛教哲学是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与中国社会实际、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过程，就是印度佛教哲学的中国化过程”（方立天，第6页）。佛教哲学的中国化，实际上是从外国传入的佛教哲学逐渐融入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以儒家哲学等中华优秀哲学传统为主要内容，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从“呵佛骂祖”的南宗禅到强调“此时、此地、此人”的人间佛教，无不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不应将其排除在中国哲学之外。

在一套成体系的哲学史中，是否要纳入多少带有异质成分的哲学思想，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里可以引入一个参照系来考察相关学科的做法。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在中世纪受到阿拉伯哲学的深刻影响，西方哲学史书写中如何处理阿拉伯哲学的相关内容，无疑对中国哲学史如何处理佛教哲学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以往西方学者对中世纪哲学并不重视，从古希腊罗马哲学衰落到笛卡尔出现之间的一千余年的哲学思想，正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所说，要穿上“七里靴”尽快地通过。（参见黑格尔，2011年b，第231页）但近几十年来，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中世纪哲学史的书写逐渐形成了四大领域：阿拉伯哲学，即九至十二世纪间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用阿拉伯语及少量波斯语写作的哲学；犹太哲学，即受阿拉伯哲学影响的犹太人在伊斯兰教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中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写作的哲学；拜占庭哲学，即东罗马帝国中用希腊语写作的哲学；拉丁哲学，即西欧基督教世界中用拉丁语写作的哲学。由此可见，西方哲学史的中世纪哲学这一阶段并非单一的传统，而是存在着四种非常不同的哲学传统、甚至哲学著作的写作语言及主要流传地域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中世纪哲学史。而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都成为中世纪哲学史有机组成部分的原因，一般认为：首先，它们都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希腊哲学传统；其次，这些不同的传统之间有密切的交流，特别是阿拉伯哲学对犹太哲学、拉丁哲学都有直接的影响，拉丁哲学与拜占庭哲学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交流；最后，这四个哲学传统都与亚伯拉罕一神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中国哲学史当然不应该亦步亦趋地摹仿西方哲学史的写作，但西方中世纪哲学史对上述四个不同的哲学传统的书写，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书写哲学史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中国唐代哲学史中儒、释、道三教哲学的书写，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的绪论中就曾指出唐代是中国古代的“盛世”，但以往的哲学史写作却难以彰显唐代哲学的博大，“治中国哲学史者对上述现象不免困惑”。任继愈认为应该打破传统习惯，“按历史实际情况考察隋唐哲学思潮，儒家以外还有佛、道两家”。（参见任继愈主编，第22页）中国哲学史中对唐代儒释道三教哲学的探讨，实际上也可以为西方哲学史中因忽视基督教早期教父哲学而对罗马帝国中晚期哲学乏善可陈提供借鉴。

在通行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中国佛教哲学往往以“隋唐佛教哲学”或类似的名义占一章节，主要介绍天台、唯识、华严和禅宗等几个隋唐主要佛教宗派的哲学思想。隋唐佛教宗派哲学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中国佛教哲学能够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不断的“中国化”是中国佛教哲学摆脱“宗教”羁绊，融入“中国”哲学的历史过程。虽然隋唐佛教宗派的实际创始人都是僧侣，他们的佛学思想固然是神学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他们的“神学”中将其“哲学”思想分离出来。因为他们在讨论佛学问题时，并不只是从印度佛教的典籍、宗教教条的权威出发，更重要的是运用理性论证试图让中国人信服其带有创新性的观点。他们在这一创新与说服的过程中借助了大量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方法，使得各自的佛学理念不断中国化，最终形成了各具中国特色的佛学思想体系。这种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佛教哲学不断纳入中国哲学的过程。

其次，中国佛教哲学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系统。中国佛教哲学并不只是通过“圣言量”来重述印度佛教哲学传统，他们的哲学逻辑运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构建哲学体系方面，儒家一般通过遍注群经的方式将产生于不同时代、原本有着各种思想差异的诸多儒家典籍熔炼成为统一的儒家思想体系。例如，东汉经学家郑玄通过首先注《周礼》，运用《周礼》注所得结论再注解《仪礼》《礼记》，然后将以《周礼》为中心的“三礼注”的结论运用到诸经和诸纬的注释和理解之中，从而构建起汉学思想体系。（参见华喆，第28页）又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采用遍注群经的方法来建构宋学思想体系。佛教由于自身文献系统过于庞大等原因，很难采取遍注群经的方式来构建思想体系。因此，在隋唐时期，各佛教宗派普遍采取了“教相判释（判教）”的方式来构建自身的哲学体系。与南北朝佛教学派不同，隋唐佛教宗派不再特别重视单独某一两部印度佛教经论，而是强调把握佛法自身的融会贯通，“教者，圣人被下之言也。相者，分别同异也”（智𫖮，第14页）。简单地说，教相判释就是对佛教的不同表现状况进行剖析分别，评判解释。其具体做法主要有二，首先由于汉译《涅槃经》“牛乳五味”的说法直接刺激了南北朝以降的中国人以佛陀说法的时间前后顺序来判别经典。其次，由于按佛陀说法次第判教有时过于死板，实际上很难达到历史与逻辑的完满统一，故各种佛教宗派也常常以佛教说法的方式（化仪）与内容的浅深（化法），如顿渐、显密或偏圆、通别等判教，这样就灵活得多，便于发挥。判教是中国佛教哲学构建思想体系的一种方法论。隋唐佛教哲学“教相判释”方法，相对于儒家哲学通过遍注群经的方式构建思想体系，在逻辑性、系统性上有其优点，对提高当时中国哲学整体的思辨性水平是有历史贡献的。

最后，中国佛教哲学在推动中国哲学的整体演进方面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任继愈、方立天等前辈学者都对中国佛教哲学中心性论的重要价值做过深入的论述：“中国佛教心性论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旨趣的最为契合之处，也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方立天，第221页）魏晋玄学将中国哲学从元气宇宙自然论推进到了本根、本体论的阶段；而与魏晋玄学关系密切的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境界，是中国哲学心性论的一大高峰，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常见的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叙述方式

从1888年内田周平出版第一部《支那哲学史》开始，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日本学术界撰写了多部以“支那哲学史”或类似题名的中国哲学史，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分期，但并没有涉及中国佛教哲学的内容。（参见曹峰，第77页）冯友兰最早奠定的是先秦“子学”与秦汉以来“经学”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脉络。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尚未现代化，故直到近代，中国哲学一直没有完全走出“经学”的范畴。但“经学”统摄两千余年，对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深入研究都有诸多不便。随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展，在子学和经学之后各阶段之哲学不断得到增补，最终形成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三教、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模式，并在前苏联对西欧哲学发展史理解的影响下，认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近似于螺旋的曲线，最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螺旋式上升的写作模式。在教材上以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这一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科研框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界拨乱反正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隋唐佛教宗派哲学正式作为一个环节而开始被中国哲学史书写框架接受。

中国哲学史书写中不断增加的环节，常常是以对以往评价较为负面的哲学家、哲学思想进行价值重估或者挖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哲学家、哲学思想的方式，突破儒家正统观念束缚而被中国哲学史写作框架所接纳的。从胡适开始，先秦子学中的墨家、名家，汉代的王充，明清之际的颜李学派，清代的戴震等以往被正统儒学轻视乃至批判的对象，开始从边缘走到中国哲学史的中心舞台。侯外庐、任继愈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虽然与胡适的治学方法迥异，但基本接受了这些原本边缘思想人物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发展中重要一环的地位的观点。汤用彤开始着力研究的魏晋玄学、晋唐佛教哲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遇到了近代以来“移治经之心治子”、边缘人物思想地位抬升的历史机遇，而成为中国哲学史发展中的一环。现今中国哲学史教程写作和中国佛教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隋唐佛教宗派哲学，有几类常见的书写方式。

首先，继承中国学术中的“学案”传统的佛教宗派哲学研究。这种研究方式以不同佛教宗派为主题而划界叙述，善于梳理中国佛教各学派宗派内部的历史延革，尤其重视师承关系中审视佛教学术与思想的发展脉络。这种研究视角与书写方式也易于同中国佛教史、宗派发展史相呼应，成为比较主流的中国哲学史中佛教哲学的写作方式。

其次，从哲学范畴概念出发，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梳理和构建。与第一种方式不同，这种书写方式跳开具体的师徒传承脉络，在隋唐佛教宗派著述等中国佛教文献中，抛开繁琐的神学式的教义论述，筛选出具有哲学意蕴的概念、论题进行阐发。这种筛选一般是在哲学范畴史的指导下进行的，通过编辑中国佛教哲学原著选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佛教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等内容。这套方法是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常见思路，直接影响了当代学者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是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特别是对隋唐佛教各宗派心性论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再次，以汉译佛教哲学著作为中心的研究。由于佛教文献数量极为庞大，历代中国人撰写的注释数量繁多。从大量汉译佛教文献及其注释中简择重要的佛教哲学著作进行专门研究，探讨著作本身的哲学思想体系，乃至于其思想传播、影响的历史，构建“佛教经学”“佛教义疏学”也是近年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常见的方式。在对佛教文献自身哲学思想体系研究中，杜继文两卷本的《汉译佛教经典哲学》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从一部重要典籍的历代注释出发进行的哲学史写作，虽然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已有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等成功先例，但对中国佛教哲学文献的“义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学界，最近几年，由于龚隽、李四龙等不少国内学者的提倡而日益受到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重视。张文良等学者对《大乘起信论》《涅槃经》等佛教重要典籍的历代注释中的哲学思想加以整理和系统化，对此径路的中国佛教哲学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方法论上的探索。

最后，一般思想史意义上广义的中国佛教哲学研究。贺麟尝言，汤用彤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采取蔡勒尔（Zell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贺麟，第34页）。按照贺麟的看法，这种佛教史的写作方法与汤用彤撰写《魏晋玄学》的方式不同，后者采取的是文德尔班以问题为中心的撰写西方哲学史的方法。如果我们用新史学的视角来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种比较宽泛的一般思想史的写作，力图勾勒出来的是不同类型的著者、作品背后反映出来的黑格尔式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属于德国传统的“精神史”写作，后者也成为新史学中“文化史”的滥觞。现今“一般思想史”中对广义的中国佛教哲学的讨论，可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对佛学、特别是8-10世纪的禅宗思想的讨论为代表。

虽然将中国佛教哲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中古一段的独立环节已经成为惯常的书写策略，但中国佛教哲学从一开始并没有像墨家、王充、颜李等其他中国哲学史“环节”那样，受到胡适的实用主义以及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重视，甚至是作为需要被克服的对立面而形成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环节”。隋唐佛教哲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环，是否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中国佛教哲学与魏晋玄学的关系，自汤用彤等老一辈学者的开创性研究，基本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魏晋玄学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学术传统中本身就多少带有“异端”色彩，中国佛教哲学与其交互影响也不会在传统价值判断上造成太大冲击。可以说，如果中国佛教哲学能够成为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上承的争议不大，但中国佛教哲学是否下启宋明理学，则是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自开创以来就长期争讼的问题。

将中国哲学史看作螺旋式上升的历史，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分割研究，这在教学与科研上是有其好处的，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在以往研究中，中国佛教哲学与宋明理学关系长期纠葛不清、难以理顺，可能就是这种问题意识自身局限性的反映。从中国佛教哲学是否作为中国哲学史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角度探讨中国佛教哲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本身就很值得反思。首先，认为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仅仅是为了催生宋明理学的问题本身很难摆脱历史宿命论的色彩；其次，经过隋唐这个环节之后，中国佛教哲学在后世的重要发展也完全被哲学史的写作忽略了。不了解后世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我们实际上也很难全面把握李贽、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哲学思想。即便在中国佛教哲学催生新型儒家思想形态的哲学史框架中，宋明理学之后还有牟宗三提出的“第三期儒学”，即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都是熊十力的弟子，余英时基于钱穆不属于新儒家的立场，甚至直接将港台新儒家称为“熊氏弟子”。熊十力深受佛教哲学影响，融汇空、有二宗，通过归宗大易的新唯识论所建立起来的“新心学”，是近代中国哲学最具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之一。如果中国佛教哲学在隋唐时期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催生出宋明理学之后就结束了，那么对新儒家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佛教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又该怎样处理呢？是否要像儒学分期那样，提出第二期佛学、第三期佛学，这都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应该认真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仅仅把隋唐宗派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环节，在宋明理学产生后中国佛教哲学的使命就完成了，这种哲学史叙述模式是有很大缺陷的，宋代以降的中国佛教哲学发展也应该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领域。

三、支持佛教中国化是现当代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发展方向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诞生之初，除了“哲学”本身的学科属性，同时还担负着整理国故与沟通中西文明的两大重要任务。首先，在整理国故中，中国哲学史家的态度、立场、方法各不相同。胡适在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本着祛魅“打鬼”的态度，是在“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胡适，2013年a，第105页）。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工作则将“疑古”的态度转变为“释古”。魏晋南北朝以降，儒释道三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用“释古”的态度在中国哲学史中整理佛教哲学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可行的。其次，五四以来，用书写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来梳理中国哲学史，虽然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初期的一种权宜之计，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中西哲学的比较交流。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哲学史框架下认识和研究印度传来的佛教哲学，客观上也有利于深化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的比较分析，有利于跳开宗教教条的偏见，并发掘佛教文明“这种普遍性中内在的中国性”（王颂，第7页），更加全面地认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以往已有不少前辈学者对“圆圈（螺旋）论”式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进行过反思，认为圈不能画得太圆。仅仅将中国佛教哲学作为隋唐时段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而没有贯通，是存在很大局限性的。任继愈等学者就曾反复思考如何更好地处理哲学的“党性”问题，即如何在中国哲学史中贯穿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应该也是一步一步摆脱宗教束缚的历史。先秦子学具有人文主义传统，后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经学开始具有宗教性，再经过佛学等宗教哲学的深刻影响，哲学最终成为神学的婢女，“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到宋明理学最终完成儒教化的过程，后至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打倒孔家店，逐步肃清宗教对中国哲学的不良影响。（参见张雪松，第183-199页）早在1932年胡适在武汉大学演讲时就把佛教比喻为“魔王”，只不过到隋唐时佛教中国化，出现了革命性的禅宗，才能让中国这位“老英雄死里逃生”。（参见胡适，2013年b，第89页）胡适认为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只不过唐代中国哲学及时地克服了佛教哲学的负面影响，并进而促使佛教哲学的中国化；而任继愈则认为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的诸多不良影响一直延续到宋明理学之中。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提出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完全过时。特别是，中国佛教哲学是否对宋明理学有催生作用，以及如果有催生作用，无论这种催生作用是好是坏，宋代之后的佛教哲学是否失去了重要性，“百家往而不反”是否只能作为“已死”的哲学，只能“照着讲”；还是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中国哲学，可以“接着讲”。如果利用陈少明等学者提出的“做哲学”概念，中国佛教哲学还是可以“做”下去的。在今后佛教哲学“接着讲”“做下去”还是有必要性的。

首先，当代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有利于宗教界内部推动佛教中国化工作。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习近平，第140页）“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同上）中国佛教哲学在当代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担负起这种挖掘和阐释工作。

其次，当代的中国佛教哲学应该具有开放性。中国古代佛教哲学往往被僧侣所垄断，像唐初的吕才对佛教逻辑学的探索就遭到唯识宗僧人的抵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僧侣主义的排外性使得唯识宗哲学在当时丧失了进一步中国化的可能性，也间接导致了唐代唯识宗理论学说在中国没有产生更加广泛持久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佛教是文化”得到了社会各界较为普遍的认同，这为构建开放包容的中国佛教哲学创造了很好的历史环境。当代中国佛教哲学的探讨和发展，应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高扬理性价值，防止排外性的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坚持佛教中国化的立场，在中国哲学历史发展脉络中探讨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规律。

第三，在发挥中国佛教哲学固有特点的同时，以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思想的相互影响作为创新工作的突破口。佛教哲学在概念思维的系统性与严密性上具有长处，发挥中国佛教哲学这方面的长处阐释中国哲学是具有理论优势的，韩焕忠等学者对“佛教四书学”“佛教庄子学”的研究是在这方面有益的探索。在当今时代，从中国佛教哲学的理论视角对三教关系、三教合一理论模式的探讨，可以在“文明冲突论”之外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近现代宗教学的长足发展，对宗教的认识和理解早已不是黑格尔撰写《哲学史讲演录》时局限在西方宗教上的宗教界定了；同样，随着中国哲学史的深入研究，哲学的定义也早已突破了西方哲学史中哲学的具体形态，而日益发展成为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中国佛教哲学、三教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及其当代拓展，都会为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视角与方法论上的启发。

最后，具体到中国哲学史写作模式上，不应仅仅关注宋明理学与唐代佛教宗派哲学的关系，更应该关注儒学、理学与其同时代佛教哲学的密切关系，加强唐代之后中国古代佛教哲学乃至中国近现代佛教哲学的研究与教学。以往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佛教哲学主要安排隋唐时期进行讲授，五代之后基本不涉及佛教，相关佛教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也较为匮乏。在突破固有的“圆圈（螺旋）论”式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模式之后，应该提出写作中国哲学史的新尝试。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与儒学等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存在着交融关系。宋明时期理学成为思想界毫无争议的主流，但佛学在哲学思想、艺术审美等诸多文化领域仍有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研究与书写宋明理学的时候，我们不应只按照螺旋式上升的思路将学术关注点仅仅放在宋明理学与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的关系上，而应该更多地研究儒学、理学与其同时代的佛教哲学的交融关系，打破现在难免多少有些“关公战秦琼”式的写作方式。相对于隋唐宗派佛教哲学与宋明理学关系的研究，以往学界在六朝佛学与魏晋玄学的对比研究中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两者基本处于同一时期且有具体而深入的互动关系。

中国佛教哲学一直不断地发展演进。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哲学传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同样，随着中国佛教唯识宗、三论宗等中国久已失传的大量佛教文献从日本等海外回流，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相互交流的机会日益增多，都刺激了中国佛教哲学在近现代的发展变化。近现代佛教哲学中“量论”等内容对于促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也一度具有积极的影响，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增长点。

西方学者的海外佛学研究，基本上以梵文、巴利文佛教哲学文献为基础，常常将汉语佛教哲学著作视为“第二声部”，是二手材料，乃至于是不入流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佛教哲学在印度已经衰落一千多年，佛教哲学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享有崇高的声誉，是与中国佛教哲学在整个东亚范围内的发展繁荣密不可分的。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下书写与创作古代乃至现当代佛教哲学，对于建立我们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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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哲学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