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徐纪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在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中,尤其是在激进主义思想家阵营中,“生命政治”俨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关键词。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最先开启了这种以生命政治为指向的社会批判。他不仅在其相关的著述中预见了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而且也在其后期的相关论点中回应了现实斗争中的生命政治问题。马尔库塞在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新左翼等思想主张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对精神分析学进行一番哲学化的和政治化的激进阐释的基础之上,构想出的一种从压抑性文明走向非压抑性文明的解放辩证法。他将爱欲化的生命政治看作生命能量的政治化表现,看作生命个体全身心发起的生存斗争,并且将其称之为“第一人称的政治”。

一、“非压抑性文明”与“满足的逻辑”

马尔库塞借助于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打造出了一种极具心理学意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他撰写的《爱欲与文明》一书,对弗洛伊德的爱欲学说及其文明观进行了激进化的哲学阐释。

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对于人类本能的压抑史。从人类的生物本性来看,人类的行为完全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即以获得生命快乐为目的。只是随着文明社会的建立,人类认识到原始的本能冲动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为了得到更加安全和持久的满足,必须放弃完全的满足而去追求一种受到限制的快乐。文明化的进程就是一个从直接满足到延迟满足、从完全快乐到有限快乐、从娱乐消遣到劳作苦役、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生产、从没有压抑到为安全而压抑的文化挫败过程。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进程与本能冲动的对立是永远存在的,不存在非压抑性的文明。

然而,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在论及文明压抑时未能区分出“本能的生物变迁与社会变迁”,这样就无法看到实现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如果在弗洛伊德原有的“压抑”和“现实原则”之上,再补充加上“额外压抑”和“操作原则”而对文明压抑的类型进行区分,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根据马尔库塞的划分,文明社会对于人类本能的压抑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基本压抑”,另一种是“额外压抑”。前者是因为人类社会早期面临生活资料匮乏而必须进行艰苦的生存斗争,由此对本能欲望进行了最基本的压抑。后者则是为了社会统治,由特定的统治群体和组织机构引入的附加性控制,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操作原则”是“现实原则”的当下表现形式。在当代社会的“操作原则”之下,社会统治变得愈发合理,最终实现全面化的社会控制。

马尔库塞通过区分文明压抑类型和现实原则的当代形式,揭示了文明压抑的历史性。文明压抑既有其生物必然性,也有其社会历史性，操作原则也不是唯一的现实原则。因此,文明压抑的消除和操作原则的取消是完全有可能的。过去由于生存斗争而采取的基本压抑,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可以得到消除的。事实上,当代文明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到了一个“对异化劳动的本能能量的要求可以大大降低”的程度。而在操作原则支配下的额外压抑,可以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合理地想象这样一种文明状态,人类需要在其中得到满足的方式和程度使得额外压抑可以被消除”。马尔库塞为此提出了这样一个假定:在文明的原始开端阶段,由于原始的需要本身和初步的劳动分工,还不存在等级制的划分,这一时期的分配是在匮乏基础上的非压迫性分配;在今天文明的最成熟阶段,劳动全部实现了自动化,人的劳动时间被减少到了最低的限度,匮乏得以消除,具备了走向非压抑性文明的现实条件。

弗洛伊德明确提出,由于本能欲求与劳动需要往往是冲突的，不受压抑的本能冲动只会使文明动摇而回到原始状态。马尔库塞则认为爱欲并不是天生反社会的,而是具有其内生的约束力和凝聚力。应该看到,对于本能欲求有着“压抑性升华”和“非压抑性升华”之分。弗洛伊德所说的文明对生命快乐原则的压抑性改变,使其本能能量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属于“压抑性升华”。而在“非压抑性升华”之中,“额外压抑”的消除不代表劳动被消除,而是会出现一种新的劳动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劳动本身就是个体需要的满足,劳动与消遣同一化了。马尔库塞明确提出,“这是统治逻辑与满足意志的斗争。双方都要求规定现实原则。于是传统本体论遭到了非议:与以逻各斯为基础的存在观相抗衡,出现了一种以非逻辑的东西即以意志和快乐为根据的存在观。这股逆流也想努力表明其自身的逻各斯,即满足的逻辑”。

二、“发达工业社会”与“自由的消失”

在论证了“非压抑性文明”和“满足的逻辑”的可能性之后,马尔库塞自认为找到了一把用以衡量发达工业社会现状的尺子。在这把尺子的比照之下,以美国为蓝本的“发达工业社会”并非人们以为的那样自由和幸福，而是伴随着诸多的社会症候,如“生产与破坏,满足需要与压抑,解放与奴役制度(也就是说,人屈从于机器),以及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因为制度明显不可分割地统一了起来”。在马尔库塞看来,各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不断地发明和强化,导致了异化劳动的加剧和自由的衰落。在生产力大幅提高的发达工业社会,异化劳动并没有随着物质资料的丰富而削弱反而在不断强化。且在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工厂中,机器与其操作者的主从关系变化了,操作者只能被动地去适应机器的结构和运转速度。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个人自由、独立思考和表达能力的退化。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逐渐取代了个性化的和自由的理性,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压抑特点。在技术理性下,个人只能通过改变自身来适应社会。我们的每一步行动,“其他人”都为你考虑好了,甚至比你考虑得还要周到。这一切都是合理高效的。我们只需要遵循这种理性的机制就会过得安全且舒适。

现代人对于技术理性的服从被看作是理性的,这就意味着任何对这种安排的抗议都是没有意义的。在海德格尔关于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的思想启发下,马尔库塞形成了自己关于个人和大众的看法。孤立的个人是多样性的,具有“自然的”和“个体的”区别。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来思考和行动,有自己的语言和情感并追随自己的激情。大众虽然是由个人构成的,但构成大众的个人是不再孤立和不再思考的个人,大众中的个人只是一个已经标准化的主体。个人被当成了抽象个性的标准化表达。个人完全融入大众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沉沦”。在技术理性下,个人只需跟着大众走就可以了,而且从效率方面看这样更加合理。于是,自主思考能力完全无用而逐渐退化直至消失。

为何说发达工业社会还处在压抑性文明之中呢?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生存斗争不仅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而减轻,反而是愈演愈烈了。发达工业社会之所以要保留甚至强化生存斗争,是因为其从源头上看是一种“建立在永远需要劳动与生存斗争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如果合理地运用现代技术从而消除了劳动与匮乏,社会将走向一个全部时间都是自由时间的社会,这也意味着发达工业社会走到了尽头。为了避免这种颠覆社会的“质”的变迁,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以实现生存斗争的再生产，尤其是通过操纵需要的满足来实现。发达工业社会充分调动了各种力量将“社会需要如此有效地植入了个体需要,以致任何区分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或任意的”。发达工业社会通过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不断向公众兜售消费品,让人们产生本不需要的需求以便能够消化生产力提升带来的过剩产品。随着各类消费品的生产和再生产,为了满足这些永不停歇的需要,现代人不得不进行持续的生存斗争。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对个人需要的这种操控内投到了个体心理中,使得强制行为和自发行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人们自觉地服从这种额外压抑,而且进入到一种看似完全合理的自我顺从状态。

三、“解放的辩证法”与“新人类”

在这种“合理性”的压抑下，创立一个自由社会或者说实现人类身心解放还有可能吗?马尔库塞提出了“解放的辩证法”来为他的社会批判寻找方向。

“解放的辩证法”不仅仅是指理性的解放,也包括心灵和肉体的解放,乃至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总体解放。鉴于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能够通过技术革命而将量变转化为质变,也就是转化为真正的解放，马尔库塞探讨了现代技术的两面性问题,即技术的压抑方面和技术的解放潜能。一方面,马尔库塞认为现代技术是造成发达工业社会对人实施全面控制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现代技术自身所具有的解放潜能。“技艺本身既能够助长专制主义,也可以促进自由;既能够招致匮乏,也可以带来富足;既能够延长劳作时间,也可以废除劳作”。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手段及其组织形式只有在束缚于维持匮乏的社会体制时才会阻碍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些手段和形式还能够释放出打破其特定历史的力量。

科学技术不是抽象的而是社会的和历史的，是社会运转的基础部分,具有强大的经济政治能量，因此,科学具备了解放的潜能。当然,如果要改变技术与政治同一化而成为操控工具甚至操控本身的状况,就需要新的社会环境,“在这里所要求的正是彻底重估目标和需求,改造压抑性和攻击性的政策与机构。改造科学只有在改造了的环境中才是可以想象的”。改变环境,一方面需要从被控制的需求和消费入手,消除各种乏味而又浪费性的虚假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必须摆脱消费社会而不再自我消耗。

马尔库塞的“解放的辩证法”显然是以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转变为前提的,可是这又必须以改变当前政治经济环境作为基础。但“生产性的破坏过程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下不可能被取消。因为克服生产性的破坏原则与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相抵触”，如何才能突破这个框架呢?在马尔库塞看来,从激进社会变革的客观必要性讲,实现自由的条件是已经具备的。可是,社会变革的主观需要还没有完全占据上风，这种主观需要是被压抑的。如何激活和强化这种被压抑的主观需要？马尔库塞给出了一种生物学唯物主义的生命政治策略,这就是打开人类存在的深层次维度,一个比物质基础更加物质的维度,即一个在物质基础之下的生物学维度。只有打开这个深层次的维度,才会有“新人类”的出现。

所谓“新人类”,既是马尔库塞在青年学生抗议运动和其他新社会运动中看到的苗头,也是他心目中可以替代被同化的无产阶级和旧知识分子的新革命群体。这些“新人类”是一群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类。他们有着新的需要,努力去寻找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在的生活方式。或许当马尔库塞在青年学生运动中看到了各种“大拒绝”的抗议形式,使他相信找到了能够突破发达工业社会的“单向度性”的新兴力量。这些群体(甚至包括嬉皮士)之所以代表着“新人类”的方向,那是因为他们都拒绝那些支配着现存社会的种种控制形式及其绩效原则,他们都力图摆脱现存社会所固有的攻击性和残忍性,他们都有一颗快乐善良的心。“我想重复说的是,当解放的辩证法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时候,它必然会打破已经深入到有机体内的压抑统一体。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质变和解放在发生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同时也会发生有机体的、本能的和生物性的变化”。他在《爱欲与文明》1966版序言中这样说道:“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就是为政治而战”。这应该就是马尔库塞对于“生命政治”的高度概括了。

马尔库塞始终从“生命政治”出发去构想新人类和新社会,使得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区别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也使得他的社会革命策略不同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蓝图。他看到了今天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更多地表现在身心层面的一些基本反抗之中,表现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的诸多基本对立之中。“现如今只能在跨越社会阶级的小团体中看到反叛——例如,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市民请愿、环保、集体、公社,等等。再就是,这种反叛,尤其是在欧洲,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了个性上,并得到了系统的实施。它的特点是专注于自己的灵魂、自身的驱力,专注于自我分析、颂扬自身特有的问题,也就是说专注于广为人知的在人本身私有的内心世界中旅行······政治被个人化了。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来看待政治”。由此看来,马尔库塞的“生命政治”是在试图修改和超越马克思原来设计的“阶级政治”,这样他所信守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马克思本意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已经被他进行了存在主义化和精神分析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如此,他在“生命政治”视域下的社会批判及其社会变革构想,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当今西方社会的诸多矛盾及其社会变革的新趋向。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