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林的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探索；二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讨。依当今视角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这两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域。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了相当系统深入的探索，在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构建与创新性发展。

　　在本体论方面，李秀林富有开拓性地提出了“哲学最高问题”概念。通过对恩格斯和列宁相关重要论述的细致解读，他强调应该使哲学的最高问题进一步一元化，只把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第一方面”，即世界本原是什么这一问题认定为哲学最高问题。思维能否认识世界的问题虽也是重要问题，但并非贯穿哲学发展全过程并用以划分哲学基本派别的最高问题。所以，恩格斯只是在说明了思维和存在处于何等地位这个问题何以最高之后，才说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世界本原问题之所以“最高”，是因为对它的回答构成划分哲学基本派别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规定了解决其他问题的方向。这一看法对于深入把握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富有启发性。

　　在真理观方面，对于一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旗号，却在实际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真理的行径，李秀林深恶痛绝。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发表了《真理不能有阶级性》的战斗檄文，驳斥了“阶级的真理”论，指出“人在真理面前应当平等”。数年后，又发表了《遵循真理本身的规律去发展真理》一文，对真理的发展规律作了总体性的思考。他指出：“实践、自由、创新三者成正比例变化，这是真理本身的发展规律。”“实践越发展，理论研究对它发掘得越全面和深刻，学术研究越摆脱束缚，理论就越会得到创新，真理就越能得到发展。”他认为，真理的源泉在于实践，生命在于自由，魅力在于创新。反之，真理就会窒息和停滞。因此，要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和依据真理的发展规律。

　　在社会历史观上，李秀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他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唯心史观……中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都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些观点隐约地道出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新的认识，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是辩证的和实践的。这在当时相当不易，充分展现了他的睿智思想与理论勇气，对于反思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推广运用说”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学界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的、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非由辩证唯物主义简单“推广”和“运用”而成。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中，李秀林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概念。在他看来，要适应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除了丰富、提炼和精确原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外，还应研究和制定新的范畴。人们通常用的“社会”一词显得过于笼统和不确定，且容易同马克思用来专指生产关系的“社会”相混淆。因而，可以用一个新的范畴——“社会有机体”来概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社会有机体是同自然界既联系又区别的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是一切社会要素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是活动、变化、发展的辩证过程。它包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场”、人及其各类各级人群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形塑和中介等。这一概念比别的范畴更能确切表达社会的多重性、相依性等丰富多彩的生命属性。它表征了社会历史既唯物又辩证的性质，强调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有机性”。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理解为：从总体上研究社会有机体及其发展的学科。这些见解把“社会有机体”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基础性、统摄性范畴，并作出全面分析和科学规定，对于正确认识与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李秀林不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各领域的基础理论，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发展也作了深入反思，思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之路”。他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只有坚持，才谈得上发展；只有发展，才是真正的坚持。“繁荣的哲学既是真正把握了世界的哲学，又是真正为世界所把握的哲学”，是“真实地把握了时代脉搏的哲学”，是“科学地预示世界未来整体发展的哲学”，而且是“自觉地实现自身的哲学”。后一向度的思考是深刻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不仅思想要趋向于现实，而且现实也要趋向于思想。他最后总结道：“解放出来，深入下去”，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之路。这对于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依然适用。我们仍旧需要从诸多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众多表象里深入下去。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深吸引着李秀林为之废寝忘食、潜心求索，甚至在为《悄悄的革命》一书所作序言中发出热烈的欢呼：“让我们青年、中年和老年一起，在这场人的革命中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为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展开系统思考，他在短暂人生的最后三年里承担了“六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了研究和写作的核心思想与总体思路。

　　李秀林在改革开放初期强调，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要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石上。离开唯物史观的指导，就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必须尊重事实、尊重规律、注重经济分析。在这一原则基础上，他提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思考，就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哲学研究的客体，运用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把握其本质和规律，对它进行分析、论证、概括和总结，进而借助同其他各门科学的密切配合，探索其未来的发展，以此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功能。

　　在李秀林看来，哲学思考的首要要求，是反映时代及其精神。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有二：一是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这一时代潮流。哲学的另一特点和要求，是把研究对象作为整体把握。他指出，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一个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来把握；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当作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结构来把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作一个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来把握。不难看出，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种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缜密剖析。

　　尽管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探讨由来已久，但不少人仍未准确把握这两个基本概念。在《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一书中，李秀林和课题组成员对现代性和现代化作了准确的哲学规定。现代是现代人历史的活动和现代人活动的历史。现代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的这种时代的性质或属性，即现代性。这种规定性贯穿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各个向度、各种活动中，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诸方面与传统社会、传统人不同的各种特性的总和。如果说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或人的属性的偏重静态的描述，那么现代化就是指社会或人的现代特性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这些理解，至今仍然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启示。

　　李秀林和课题组成员还从多个向度概括和描绘了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从经济向度看，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从交往向度看，现代化是由封闭的、地域性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全球性的人际关系的转变；从环境向度看，现代化是由顺应自然条件向改造自然环境和与自然界实现协调的转变；从活动向度看，现代化是由压制人的创造性向解放人的创造力和发挥人的潜能的转变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之时，能够提出至今仍富有科学性与适用性的思想，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论述既在总体的层面上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主体和途径，又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管理方式等维度，具体深入地考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秀林当时已然从逻辑的视角思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逻辑，或者说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升至逻辑的层面予以考察。受毛泽东同志所言“革命的逻辑”启发，他提出“建设的逻辑”概念，并作了深入阐释。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逻辑”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既包括客观规律及其系统，也包括思维（认识）规律及其系统。这是对作为“必然性”的逻辑的正确揭示，规律构成逻辑的最高层次。它对于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注和研究诸“逻辑”问题亦有启示意义。

　　李秀林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思索敏锐而深邃。他指出，我国的改革也是一场人的革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深入的社会革命不同时是人的革命。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直接涉及的是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诸领域，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变化。而社会存在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体的存在状态，它的各个领域都是人的生存或活动的领域，因而人的变化与社会变革必然同步发生和实现。而且，作为社会存在主体的人也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要实现社会变革，人自身也要实现变革。这一思想十分深刻。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他们的社会（性）的存在，而人们的社会（性）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社会的变化与革命必然同时意味着人及其生活的变化与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哲学既是反映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主体，又是通过现代化建设而被认识的“客体”。之所以对哲学和它的客体的关系作如此理解，目的是使哲学更深刻地从本质上反映现实，进而更有效地反作用于现实，引领现实的发展。现代化需要哲学，哲学也需要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最科学的思想，它本质上是现代化的哲学，因而也需要随着不断变革的现代化进程而变革。这种需要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和批判的、创造性的本质使然。这些观点提示我们，既迫切需要以哲学的方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展开研究，引领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编写教材等教学用书。新中国成立后，在物质生产上百废待兴，在精神文化上亦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与传播迫切需要优秀教材。教材不仅被用于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教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表征着新中国哲学思想与理论智慧的总体水准，影响着人民群众认识乃至改造世界的观念基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李秀林清晰认识到哲学原理教材的极端重要性。早在1960年，他就参与编写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1961年，他又参与编写了艾思奇担任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合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79年以后，他又同萧前、汪永祥一起主编了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特别是由他与王于、李淮春一起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于1982年正式出版，并多次再版，累计发行了一千多万册。这些教材在保持理论体系稳定的基础上，在吸收新观点、补充新材料和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较之以往推进了对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被广泛用于高校哲学教学和干部理论教育，影响非常之大，对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进作用。而为了在短时间内编成这几部堪称“范本”与“经典”的教材，他殚精竭虑，几乎倾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

　　李秀林不仅编写教材，而且编写了大量其他教学参考用书。早在1957年，他就参与编写了《哲学名词简明解释》一书。1962年至1964年，他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十余篇辅导哲学原理教学的文章，如《对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绪论”部分的几点意见》《对讲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些意见》等。从1979年开始，李秀林受教育部委托，担负起编写新的哲学原理教学大纲和教材的任务，任哲学专业原理教材、文科公共理论课哲学原理教材的主编之一和教学大纲编写组组长。之后，由他主持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和关于使用这个大纲的参考意见，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秀林还为哲学原理教学的辅导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教学与研究》《自修大学》等刊物发表了多篇辅导教学的文章，并指导编辑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辅导》一书，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辅导》一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建议。这些今天看似不起眼的琐碎工作，在当时对于提高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探索教学法。李秀林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法的研究，尝试建构一门关于哲学教学法的科学。他强调：“哲学教学法应当成为一门科学。”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法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本身。哲学原理自身的内容与特点，内在地包含和规定了如何教好这门课的一般原则。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的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一特点，要求在教学中特别注意准确性、全面性和系统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这一特点，要求在教学中处理好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相统一这一原则，要求将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论视为科学的认识方法（认识论）和思维方法（逻辑学）；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一特点，要求在教学中必须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法纲要》一文中，李秀林深入阐发了对哲学原理教学法的系统思考，包括“哲学原理教学法的性质和作用”“哲学原理教学法的基本要求”“哲学原理课的准备”“哲学原理教学大纲的掌握和使用”“哲学原理教材的掌握和使用”和“哲学原理的答疑”等内容，初步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法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提出了“晓之以理、辅之以形、动之以情、导之以行”的教学方法，至今仍然具有科学性与生命力。“晓之以理”要求概念明确、层次分明、逻辑连贯、重点突出；“辅之以形”讲究把深奥的哲理同具体的形象结合起来，让抽象的思想通过准确生动的语言和庄重活泼的仪态表达出来；“动之以情”既要求自己动情，又注意以情动人，注重感情交流；“导之以行”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做科学思维的引路人，时刻不忘精通的目的在于应用。

　　李秀林不但思索了哲学原理总的教学法，而且探讨了哲学原理诸具体部分的教学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法。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理论宣传和教学中忽视辩证联系思想的倾向，他强调要恢复普遍联系观点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应有地位。这既为理论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所必需，又是唯物辩证法科学本性之必然要求。当然，联系的观点同发展的观点不可分割。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说。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辩证法的总特征，构成其理论结构的第一个层次。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五对范畴都是联系和发展观点的展开与具体化。虽然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但它同时也是联系和发展观点的展开与具体化。这一规律之所以构成辩证法的核心，正是由于它更深刻地揭示了联系的内容和发展的源泉。另外，他还建议按照恩格斯对三大规律的表述，将质量互变规律放在第一条，使之更紧密地同唯物论部分相衔接，更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李秀林强调，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就是要理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制约。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的科学把握，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关键的正确揭示。他具体分析道：“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讲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本身。只有首先弄清物质生活方式本身发展的规律性，才有可能进一步说明它是怎样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阶级、国家、革命’这一章讲社会的政治生活，主要是要弄清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怎样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生活。”“‘社会意识’这一章是讲社会的精神生活，主要是要弄清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怎样制约着社会的精神生活。”同样，对于谁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问题的说明，还是要立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一根本观点。李秀林抓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制约”这一“牛鼻子”，找到和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教学的“法门”。

　　李秀林关于哲学原理教学法的思索丰富而深入。但事实上，这些思考只是他曾设想撰写的专著《哲学教育学》的一小部分。他渴望以之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可惜天不假年未能如愿。鉴于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法上的高超造诣与杰出成就，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家。

　　李秀林不只从理论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法，而且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上，为各行各业、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学习者授课。这既是他将哲学原理教学法运用于教学实践的过程，更是他在切身的教学活动中研究进而升华教学法的过程。他长期在校内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有时在本系给研究生或本科生讲课，有时担任外系共同理论课的教学工作。由于他态度认真、准备充分、内容充实、逻辑严谨、方法得当、表达生动，且及时将教材编写和科学研究中的新成果运用于教学中，因而无论在基本原理的阐释上，还是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广受学生好评。有学生说：“听李秀林老师讲课，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教学经验就在全校总结、推广。

　　于李秀林而言，编写教学用书、研究教学法和教学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在教学实践中积累教学经验，对教学活动加以理论反思，进行理论提升，很自然地走向对教学用书的编写和教学法的研究。长期的教学实践为李秀林编写高质量的教学用书、建构科学的哲学教学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教学用书的编写和教学法的研究，又反过来提高了他的教学能力与教学水平，推进了教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上，他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他在教学方面的这些探索，不仅培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者，而且提高了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青年的哲学素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普及与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国化与大众化，起到了广泛而深远的积极作用。

　　尽管后来病魔缠身，但李秀林始终胸怀赤子之心，潜心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的道与术。在这一点上，他无愧于“战斗的唯物主义者”这一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荣称号。虽然存在某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他的努力和贡献至今依旧熠熠生辉，融汇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之中。诚如萧前先生所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个孜孜不倦地追求真、善、美的人，他的理论生涯充分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修养与现实精神、坚定性与创造性、言与行的统一。在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光明前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渐走向繁荣的今天，梳理和阐发李秀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思想成就，并不只是为了纪念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品格与贡献，更重要的是为了汲取他的思想成果与实践启迪，在他艰辛探索过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和前行，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的水准，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李秀林的哲学成就启示我们，中华民族可以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参与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上下求索、返本开新，阐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和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往的一段时间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总体上领先于我们，为我国乃至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与借鉴。改革开放以来，以李秀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壮心不已、矢志不渝地开展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经过数十年艰辛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整体上已经逐步赶上国际水准，在某些方面甚至位居领先位置。因此，在积极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益成果的同时，有必要认真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与经验。

　　李秀林的哲学贡献启导我们，应该认真消化和吸收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思想成果。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登上“巨人的肩膀”，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走得更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后学，不能不从李秀林等前辈学人已经达到的高度出发继续登攀，将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事实上，只要翻开那些饱含思想与情感的“厚重”论著，就能深切感受到他们探索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前人的探索即便有失误与挫折，也值得汲取教益。智慧的人善于既从自己、又从他人身上吸取经验教训，更何况前人的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

　　李秀林的哲学探索启发我们，应该注重对现实及其历史，特别是当今时代的反思与引领。哲学源于现实。植根现实的哲学才是现实的哲学。李秀林总是怀有强烈的现实感与使命感，十分注重对时代及其精神展开反思（其论文集就命名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譬如，在世界的时代精神中，他非常关注人工智能，他与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第三版起就专辟一节考察人工智能的实质与哲学意义。对于中国的时代精神，他最为关注的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性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众多哲学的关键特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以学术方式关注现实，而且应以思想理论方式直接切中进而引领现实。

　　李秀林的哲学追求启迪我们，热爱我们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事哲学研究无疑是艰辛的，有时可能还是艰险的。黑格尔说：“以谨严认真的态度从事于一个本身伟大的而且自身满足的事业，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同样如此。唯有真正热爱它，不仅把它视为职业，而且作为事业，才能坚持和发展它。李秀林之所以数十年如一日以融合研究和教学的方式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作出如此之大的贡献，就是因为他真正热爱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作为毕生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满腔热血。正是拥有这份挚爱，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楷模。哲学爱智慧，人类爱哲学，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理由期待，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李秀林等前辈学人的引领与感召下，将实现研究观念的进一步变革和优化，通达更高的发展境界。

　（作者：刘志洪 郭湛，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