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兴起与自然辩证法”。讲到科学技术哲学，我想不管是在行的，还是比较生疏的，都一定会把它和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联系在一起，这是没有错的，望文生义就能搞定。但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哲学除了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有很紧密的联系，不可忽视的是，它还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它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有很深历史底蕴的学科。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些情况和自己的想法。

前段时间我在《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光明日报》2020年6月22日第10版），已经就此问题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从正面怎么样去看待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作了基本的论述。也就是说，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前世今生，它在中国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以及当下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在文章中都有扼要的说明。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在这个基础上，除了把主要内容概括地重复一下，还要着重对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关联，补充一些相应的材料和看法。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这样一个学科，它是怎么来的，我刚才已经说了，当然是和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脱不了干系。而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又是和科学技术在当今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不能离开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在近、现代的创立与发展，不能离开中国现代化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但是，说及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学科建制化发展，无可争辩的事实却是，它始于自然辩证法的传播与发展。也就是说，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制化创造了条件，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特色。当然，学科的成熟并不是在自然辩证法一开始传播就实现了，而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完成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有非常光荣的历史，它是中国社会发展新思维的重要提供者，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经过40余年的成长历程，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已经成为对中国当代社会与思想影响深远的学科之一。

下面，分四个问题来讲。第一个问题是学科历史渊源，第二个问题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兴起，第三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规范与多元，最后讲一下存在的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与期望。

一、学科历史渊源

首先讲学科的历史渊源，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学科的兴起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一演进是由学科、建制与社会背景多种因素促成的。“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在19世纪下半叶所开创的一门研究。恩格斯写了很多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他当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与哲学的关联非常感兴趣。但是很可惜，由于恩格斯非常忙，有许多重要的工作，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后面几卷的编写，所以“自然辩证法”在他那里只是个手稿。这个手稿到20世纪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苏共中央一起整理出来，有德文本和俄文本。《自然辩证法》第一个中文译本出版于1932年，这本书的出现标志着自然辩证法正式传入中国，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中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作为唯物辩证法研究和传播的一部分，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是一批学者从研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进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当时一些进步的学者，他们研读《自然辩证法》，把它作为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部分，简而言之，《自然辩证法》的研读为它的传播及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工作也是和当时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主要对象是科技工作者和理工科师生。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对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哲学的建制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一个是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当时还没有社科院，哲学所隶属科学院，在哲学所下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这是自然辩证法学科建制化一个重要的标志。

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当年我国制定了《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这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用举国体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愿景，也给出了许多重要的方向，其中就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这样的定位，在《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里面，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类似的情况是不多的。《规划》对自然辩证法是这么说的：“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科学，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

这段话非常经典，这也是我们追寻科学技术哲学的前世今生时无法忘记的。推敲一下，它有这么几个意思：首先，在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科学，就是自然辩证法。其次，正如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则存在着自然辩证法。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对于自辩证法的定位何其高呀！是把它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在一起了。再次，这门科学我们叫什么呢？就暂时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为什么这么定名呢？或许有很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它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又与“历史辩证法”对称。虽然恩格斯没有正式发表的同名著作，但是他把他的手稿以《自然辩证法》的名义留存下来了。

我们讲历史，必须关注1956年《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上面的这段话。那时，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有自己的时代特点，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和自然科学的社会实践这两个方面。“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结合理论进行哲学分析；而自然科学的社会实践，则是关注和指导科学的实际活动。当时研究的中心论题一般是自然观，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自然观和社会观一样，非常重要。自然观与认识论和方法论统一，若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要有正确的自然观。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观是与科学发展紧密相关的，特别是与科学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科学发展直接影响着自然观，并且带来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大变革。所以，自然辩证法研究，它的中心问题实际上是自然观。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中，非常幸运的是，它最初的建制化过程，是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担当着重要角色。后来人们熟悉的钱三强、钱学森、周培源等，他们对自然辩证法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每一个学科，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都有重要的科学家，积极关注自然辩证法研究。由于他们的参与，大大普及了科学技术哲学，普及了自然观，同时也扩大了自然辩证法的社会影响力。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自然辩证法，人们常常从下列两个方面去总结它的作用。首先，肯定它所起的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自然辩证法事业联系科技发展的前沿，团结科学家，参与前沿开发，强调为国服务，为我国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泛欢迎。这就是说，自然辩证法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科技活动、与科技工作者连接起来，在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历史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很好地总结和继承。

再一个值得很好总结的，是自然辩证法事业在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哲学改革的标杆。自然辩证法坚持实行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三大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科技与社会的结合——科技的发展不仅有自身规律，而且要与社会发展相结合，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结合——自然辩证法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勇敢地面向世界，走出封闭，成为开放的重要窗口。实行三大结合是我们过去四十年取得重要成就的保证，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可贵传统。

一般来讲，自然科学本身具备内在的批判品格，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天然联系，使之具有比较开放、比较前沿的特点，这也促使自然辩证法在改革开放中的表现，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抹亮色。时人称自然辩证法属于“开明的”马克思主义，甚至给它一个“开明马学”的绰号。应该说，这是对自然辩证法的重要褒奖。反思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冲击，一些人以自然辩证法的名义，把那些与科学相悖的教条当成绝对正确的标签，贴在某些自然科学理论上，错误地批判了一些科学家和科学理论，例如声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唯心主义的，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说是形而上学的等等，造成极坏的影响。好在这只是支流，而且很快被矫正了。主流还是正面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自然辩证法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哲学发展卓有成效，历史性地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一级学科，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支或方向。其中，科学技术哲学是中国特色大哲学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或方向。当时确立了八个二级学科，现在则扩展为十多个哲学方向。科学技术哲学是在中国兴起的大哲学里面不可忽缺的一个。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渊源。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确和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发展相关联，但不能忘记它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渊源，它和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是密不可分的。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兴起

下面进入第二部分，科学技术哲学的兴起。科学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学科规范化名字，这个名字在世界上却是很独特的。过去，我们知道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但没听说过有科学技术哲学。现在，国内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学科叫科学技术哲学，国外很多人也知道有这样一个学科。它是怎么兴起的呢？

首先，有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结聚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共同体。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平台——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1981年正式成立了。一般而言，任何学会对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良性运行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还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是小平同志亲自题词、亲自批准成立的。这样的背景，就赋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这个平台对于学科建设可以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团结一大批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从事学术开拓。

再则，有一批专业性的学术期刊，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兴起提供了学术阵地。期刊有很多，但是综合性的、比较重要的有三种，即1979年创刊的科学院主办的《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创刊的由山西大学负责主办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以及1985年创刊的由研究会主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另外还有一些专门的专业性学术期刊。这些期刊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兴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成为我们学界重要成果的刊载体。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这些期刊的定位愈来愈清楚，都相对集中到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由于是学会主办的，影响较大，下面明确列出五个子标题，即“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从中可以看出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主要方向。《自然辩证法通讯》历史悠久，经常起着引领作用，它关于期刊的定位设立了一个副标题，即“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学科所做的定位。第三个期刊，即由山西大学负责主办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则已改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直接指向建制化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不难看出，这三个重要的期刊，对自然辩证法、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科学技术哲学的兴起，还有一件事情绕不过去，它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成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80年代，“自然辩证法”课程由国家教委确定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科硕士生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同时还规定理工农医科博士生必须开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两门课程的主要内容都是和科学技术哲学紧密相关的，这些课程的开设推动了该专业队伍的壮大。中国大学的学科，理工农医科占据大头，百分之七八十，在这些学科的学生，特别是硕士生和博士生，都要上自然辩证法课，这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对它的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另外，1981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也被定为有学位授权资格的硕士、博士点。当然，最初设点很少，只有不多的几个单位可以从事自然辩证法的硕士和博士培养。但需要量很大，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实现规范化的任务摆在了面前。

应该说，科学技术哲学的兴起是与改革开放的历程紧密相关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科学技术哲学在它兴起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思想都非常活跃，其中有一个很显著的标志，就是有一大批新老学术著作引进国内，其中非常著名的是“走向未来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和“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这些图书非常具有影响力，它们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方面。有些书代表着当时中国思想解放前沿的思考成果，有些书意味着把新鲜理念或者前沿学科引介到国内。当时的学生和学者，经常有这样的体验，随着这些书的出版和吸纳，仿佛时刻在享受思想的盛宴。

到了1987年，有前面这么多的铺垫，包括学会和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学术期刊的创办、思想政治课的开设、大量学术著作的引进，等等，在这个时候，为了更好地推进学科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国家教委对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进行了全面调整。哲学自然也在调整之列，哲学的调整意味着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在国内外调研和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大家努力，哲学学科组提出了设立八个二级学科的方案，其中哲学专业下属的二级学科“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这个方案经学位委员会通过后，就确定下来并逐步实施了。这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制化发展，从此基本上确定下来，并很快趋向成熟了。

随着学科建制化的完善，研究人员的增多，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边界也得到极大拓展。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特别重要之处，在于它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天然联系，在于它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由于科学技术牵涉到许多问题，必定会有许多新的思想进入，需要不断整合，所以科学技术哲学就成为众多新学科的“孵化器”，不断有新的人员和思想参与进来，交流、突破、迸发灵感。有一些学科留下来，使得科学技术哲学更加完善。也有一些学科自立门户，在酝酿成熟之后转入其他学科，或者成为新的独立学科。

科学技术哲学从自然辩证法重视自然观研究，拓展到重点关注科学技术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再到致力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联研究，这几个方面整合起来，就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体。同时，还孵化出许多新的学科，包括科学学、潜科学、未来学和系统科学，等等，按照恩格斯提出的标准，这些是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是在已有学科的边缘和交叉地带成长起来的，最容易有新的创造。它们中有许多理念被整合到科学技术哲学里面，使得学科的成长生气勃勃。上世纪80年代，是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兴起的时期，也是一个“理论拓展期”。科学技术哲学或者说自然辩证法，有如一个宽松的“大口袋”，装进了许多新的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与社会板块里面的东西。这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成为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交叉地带的百科全书式学派，汇聚了许多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加大了学科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科学技术哲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经历了一个兴起、成熟与发展的过程。

检视其实际进程，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大致每十年一个阶段。非常幸运的是，在所有这四个阶段，我也是一个见证者、参与者。

1、第一个十年

改革开放以后，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这个阶段是拨乱反正的时期。科学技术哲学由于它的跨界性，由于它与科技、以及它与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它在中国成了思想解放的带头羊。为什么说第一个十年的科学技术哲学是思想解放的带头羊？这不是自封的，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做了许多拓荒性的工作。

以科技哲学的名义引进来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思想、知识论的三个世界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不仅对自然辩证法界，而且对整个思想界都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记得我们当时写了一篇论文，把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批判性地介绍到中国，并且肯定了其中的一些合理之处，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风波。但是最后大家还是认可了，的确不能简单地把世界仅仅划分成为机械二分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三个世界理论的新颖之处，是提出了还有一个第三世界是客观的主观世界，例如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宝贵著作，既不能简单归之于主观世界，也不能简单归之于客观世界。三个世界理论，正好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做了一个新颖的、特殊的说明，实际上也是一个开放的、拓荒性的进展。

2、第二个十年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这个阶段主要的进展就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终于在高等教育领域实现了建制化，成为了哲学的二级学科。这个二级学科逐渐地成熟起来，有了自己的教材体系、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它的受众也越来越广泛，除了哲学界，还包括理工科的师生，特别是理工农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90年代，随着科技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取得突破性进展，有越来越多学者转向STS研究，也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发展战略研究、科技政策研究成为新的热点。这也说明，科学技术哲学在这个时候实现建制化是有深厚的学科发展基础的。实际上，在第二个十年，自然辩证法才全面成为理工科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课，它是一门公共课，并且是一门必修课。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思想政治课，有数以万计的教师。在国际交流中，国际同行问，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它这个共同体有多大？答曰，有好几万人。在全世界所有同行看来，都是非常惊讶和佩服的。

3、第三个十年

21世纪开初的十年，这个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直面科学发展的一些新问题，包括生态文明问题，还有以人为本问题。科技发展既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与生态文明密切相关。生态文明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讨论文明的发展，这是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当今要从原来所提的四个文明基础上又增加生态文明。在更深层次，也能说明为什么以人为本问题、科技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也是当下理论界非常关注的问题。21世纪开始以来，有这么三个中心问题，理论界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是自然和人的关系，一个是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还有一个是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它们成了理论界的中心论题，促进了对单向度的发展理念的反思。唯GDP的单向度发展是不够的，是有缺陷的。在这个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发展逐渐成熟，队伍有了一定的规模，既是多样化的、与国际接轨的，又具有中国特色。在第三个十年，科学技术哲学的硕士点，在全国已经有四五十个，博士点也有一二十个了。可以这么讲，在哲学学科中，科学技术哲学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这个学科的队伍、科研成果以及人才培养，都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4、第四个十年

最近的十年是第四个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在全社会强化科学的意识和人文的精神。持续的努力是着力探讨下述科技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

一是结合人文精神来强调科学精神，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起来。科学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够离开人文精神，单向度地讲科学。绝对地强调所谓科学，一定会导致极端，唯科学主义就是有偏差的，所以当下要重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然而，怎么样去融合？这是科学技术哲学应当关注的、应当下功夫去解决的问题。

二是对于原始创新理念和机制的培育和发展。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科技大国，改变了经济非常落后，科技也非常落后的面貌。但是，在当下第四个阶段，我国虽然已经成为科技大国，却还不是科技强国。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原始创新不够，还比较薄弱。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原始创新的理念？实现原始创新的新机制？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科学技术哲学需要认真研究，并且正在研究的问题。

三是主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第四次科技革命，即智能革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怎么样去回应智能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当下有许多科学技术哲学同仁与科技人员相结合，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面临的问题，比过去更加复杂，也更加重要和迫切。

四是面对新时代本学科建设和调整中的问题。当然，科学技术哲学的态势，在第四个十年，总体是上升的，但是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认真去调整，需要进行新的开拓。

以上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科学技术哲学的兴起。

三、学科发展的规范与多元

现在进入第三部分，谈谈学科发展的规范与多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生态危机，气候变化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科技与社会和环境的冲突加剧，这些都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理论研究方面，越来越强调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在实践研究方面，由于实践的开放性，促使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多样化。已不能够完全按照既定的路径去发展，必须应对新的发展路径，规范与多元的问题应运而生。这样的格局，主要体现在科技与自然、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这三大中心问题上。科学技术哲学由此建构出一个覆盖面宽、内容多样、边界模糊、横向交叉繁多、充满生命力与时代性的独特研究领域。在规范与多元的发展中，学科结构相对稳定，学科运行逐渐规范，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向，有些是与传统方向重合但有新内涵的，还有一些是科技革命提出的原先陌生的问题，不得不给予相关的回应。科学技术哲学这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在规范化建设同时，需要不断拓展。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经过同仁的持续努力，科学技术哲学形成了若干相对稳定的主要方向，它们也构成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的分支学科，下面我给大家扼要介绍一下。

1、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是传统的、有特色的研究。但是当下自然哲学的研究与过去比较，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的、黑格尔的、以及原先自然辩证法的常规研究都有所不同。为什么？因为就自然观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着重讨论的，不是所谓几大演化问题。过去讲自然观，例如在我当研究生的时候，主要是去描述和讨论四大演化，即宇宙的演化、地球的演化、生命的演化和人类的演化。但是当今，这些问题大都是留给自然科学去做了，自然哲学主要讨论的是另外一些问题，例如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关系问题，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非常紧密，无法截然分开，既不能忽视天然自然，又不能离开所谓人工自然来抽象地谈论所谓天然自然。于是，保持人类改造天然自然与保护天然自然之间的某种平衡特别重要。自然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必须敬畏自然，要对片面地强调人定胜天、人可以做任何事情之类的观点进行反思，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离不开自然、更不能超越自然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脱离自然，抽象地谈论所谓人的能动性吗？若不敬畏自然，就必定要受惩罚。其实这个思想早在恩格斯那里就有。另一方面，人类的现实世界，其实可以说就是人工自然。现实世界的发展需要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伦理原则和价值标准、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这些都需要重新设定。前面说到，不能唯GDP，当然GDP很重要，但是唯GDP就有问题。对人类发展来说，重点是什么？应当持有怎样的理念？如何推进现实世界的发展？这些都是自然哲学要讨论的。自然哲学的复兴，让人大开眼界。在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个阶段，差不多要否定自然哲学，宣称自然哲学是思辨哲学，应当被科学哲学所取代。但现如今，我们的科学技术哲学又重新认为，自然哲学已经拥有新的研究内涵、方向和价值，获得了新生。

2、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理论。对于科学哲学的研究和它的发展，我国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对科学哲学过去一两百年的发展进行了认真梳理，引进、研究、讨论和批评，工作还是做得非常充分的。现在，每一个新出现的科学哲学理论，应当说在中国不会超过一年，就有学者介绍过来并且开始研究了。我们对科学哲学的逻辑主义的传统、历史主义的传统、建构主义的传统，以及它们包含哪些学派，这些学派的关系和关联，也都搞得比较清楚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批判科学的另类科学哲学。对于另类科学哲学，以往学界都不把它算作科学哲学，进行认真研究之后，却由此生发出一些新的理论生长点，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亮点。再则，对于自然科学背景下的重大的哲学问题，也就是原来人们比较注意的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也有了新的进程。对于量子哲学、生物学哲学、生态学哲学、认知哲学、人工智能哲学，国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众多。这些研究在科学上也是非常前卫的，哲学上的探讨常常带来思想上升华。

3、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一般是从总体上研究技术和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于早期的理论性问题，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工作者曾经做了许多工作。技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怎样看待技术与人？对于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以及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它们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有哪些重要的著作？各有哪些主要的学者和流派？这些问题的研究也都是非常充分的。特别是在工程哲学这一新的领域，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工作者联合工程专家，非常有创意，成效卓著。工程哲学应当算是科技哲学的一个新方向，当然，它还是技术哲学的重要延伸。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产业哲学的链条中，中间出现了工程哲学的发展。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技术哲学所需要研究的，可以把它看作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进展。在技术哲学研究中，不能忽视的还有对技术负面效应的反思。以往人们一直认为，技术就是人类的工具，具有为人类服务的功能，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但是，当今不能简单地说，技术就是价值中立的，没有价值负载。预设技术、技术价值的合理性、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技术责任、技术的善、技术与人文关怀这些问题，正是技术哲学应当研究的，当然，也就是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问题。当下，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已成技术的前沿和热点，与人的进化直接相关。怎样看待这些技术？能够简单说，这些技术就是价值中立的吗？

4、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是把科技与社会结合起来研究的新兴学科。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一是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的STS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二是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视角，来透析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过程和机制，致力于科技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不但在哲学方面进行思考，而且提出公共政策应当怎么样设计和实施，也就是所谓咨询研究。三是与科学哲学紧密联系的SSK研究，SSK即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其相关联的是重视和提倡科学实验室的田野调查，关注学术环境和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研究科学共同体的范式、科学家的信念、科学技术的资源分配等问题，是与科技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

5、科技思想史研究

科技思想史研究属于科技史研究，但是与专业科技史研究有一定的区别。科技史本身是一个学科门类，科学思想史以科技史为基础，着重从哲学的层面加以关照，或者把它延伸到科技社会思想史的领域。当今，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案例研究是科技思想史的重要方面，特别是从科技哲学的共同体成员来研究科学史的案例。还有中国问题研究，是当前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热点，包括古代科学思想史研究，近现代科技转型史的研究，科技发展与思想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试图回答：中国近代和现代的科技转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怎么样进行的？中间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应当怎样来看待转型？第三个是跟科技发展有关的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的问题，比如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科学是不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并不讲科学是意识形态，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比如哈贝马斯就认为科学是意识形态，那么究竟科学与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关系又是如何演变的？又比如科技如何在历史事件中引发思想演变，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合历程的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科技思想史要研究的。

所谓规范与多元，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科建制化已经成熟和规范以后，研究取向有不同路径。上面列出了五个重要的方向，还有一些没有列出的其他方向，也不排除此后再出现的新方向。前面说到《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列出了五个子标题，实际上五个子标题就是该杂志所理解的主要方向，《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给自己所做的定位，也表明了多元的研究情况，这些都不要轻易忽略。

四、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与期待

现在进入第四部分，问题与期待。当下，科学技术哲学有了很大发展，也蕴含巨大的潜力。当然，任何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必会遇到阻碍。那么，我在这里就说说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学科生长点，谈谈思想政治课的定位和建设问题。最后，讨论一下对科学技术哲学今后发展的期待。

1、科技伦理问题

我想扼要地提出两个需要我们着力培育的新的生长点。

第一个是科技伦理问题。随着智能革命的到来，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所取得巨大成就，一方面为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可能为生态和人类自身的演变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科学技术哲学，还有包括其他哲学分支，比如伦理学，应当特别关注于此。之所以列出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是因为它们两个都代表最前沿的科技，且又都是和人自身的发展紧密相关的。人的思维有没有可能人工化或者说被取代？人的进化是否实际可能为科学和技术所控制？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我们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而且需要从伦理学的角度、甚至从一般哲学的角度去讨论。当今的科技体制，功利色彩越来越浓厚，不奇怪，科学的价值中立性遭到世人的质疑。既然科技体制非常功利，科技活动、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他们何能中立？静心想想，这个活动和人类其他的活动，这些人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有本质的不同吗？他们的价值和价值观有本质的不同吗？受到质疑，是很自然的。但是科技和科技工作者，由于学科和活动本身的特点，的确又与其他类型的、其他共同体的人员有所不同，那么，该怎么样去考虑这个问题？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针对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还要关注科技与人文的关系问题、科学的价值负载问题、科学无禁区与技术有责任问题。简单地说，人类总是要从无知中解脱出来，要不断地把无知变成有知，所以科学研究、科学探讨，是没有禁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无禁区是成立的。但科技的发展、科技工作本身，又要求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如果它们不承担一定的责任，那危险就太大了！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都属于科技伦理问题。这是我们学科新的生长点之一。

2、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

第二个可能的学科生长点，是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当今讲文化，离不开科学文化，即使正在讲的线上课程，有关传播媒介，也要依赖科技的运行去掌控，人工智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而言，教育和文化离不开科学，科学和其他文化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科学的文化哲学，这是一个新的生长点，其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但是又不局限于认识论，而是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科学的文化哲学，是把科学作为一种风靡世界的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同于主要把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来研究。它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论，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哲学。当下已经有很多学者予以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方兴未艾，有重要的发展前景。

3、思想政治课的建设问题

考虑再三，还是说一下思想政治课的建设问题。回顾科学技术哲学的前世今生，很清楚，这个学科的建制性发展，是与中国自然辩证法传统紧密联系的。它的兴起与发展，与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发展，与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建设，确实没有办法分开。思想政治课（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两者之间具有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自然辩证法在上世纪80年代定下来作为理工农医科硕士生的必修课，在90年代已经全面落实了。博士生也需要上一门马克思主义与科技革命的思想政治课程。

历史上看，思想政治课（自然辩证法）有好些模式，我所经历过的模式就有这么三种：

第一种模式是经典原著释读。我做研究生时，一门重要的课程就是自然辩证法原著选读，要去研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要研读《反杜林论》，要研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要研读列宁的《哲学笔记》等等很多经典原著。

第二个模式是把它作为自然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通常从自然的演化来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主要的理论观点和范畴，当时很重视天体演化，有一本书叫《最初三分钟》，从科学假设展开宇宙从无到有的演化，给人们很大的震撼。还有地球的演化、生命的演化、人类的演化，通过这些演化，提取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第三种模式是思想政治课+通识课，它是思想政治课，同时又是通识课。记得上世纪80年代，推出了好些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新著作，事实上都是按这个模式去设计的。比较出名的几本教材，角度虽不同，却都是既把它作为通识课，又作为思想政治课来设计的。上世纪90年代我和清华的寇世琦教授等在一起，曾接受国家教委指令，讨论自然辩证法作为思想政治课究竟怎样设计比较好。当时比较倾向的也是这样一种模式，即思想政治课加上通识课，并且要根据不同的类别来选择各自的内容和特点。这样，对理工农医的学生，可以起到思想政治课的作用，又是一门受欢迎的通识课。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还能够起到科技普及的作用。

自然辩证法这门思想政治课，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运行，积累了许多经验，已经很有成效。当然，近期它也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究竟应当怎么样去定位自然辩证法这个思想政治课呢？在学科建制中，它究竟是属于哲学，还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跟哲学本来就是有交叉的，只是在学科目录中，确实又是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那么，对于学科定位问题，怎么样去判断为好？另一个问题是，应该把自然辩证法设定为必修课，还是选修课？选修课的学分不可能太多，可选的通识内容自然有限；如果是必修课的话，至少有三个学分，那么它可以是另一种设计。

在实际操作中，个别学校把科学技术哲学的学位点撤销了。撤点出现的问题是，思想政治课所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个一级学科，其中并无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制；哲学是另外一个一级学科，作为自然辩证法重要学科支撑的科学技术哲学又在哲学里面，究竟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课程有一个归属感问题，究竟应该归属到哪个学科？这些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基层许多同仁希望能尽快确定下来。

4、两个基本的态度

刚才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可能的生长点，以及有关思想政治课目前的一些情况。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召唤我们去积极应对，也考验着学界和公众的成熟性和创造性。为着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具备下面两个基本的态度：

第一，要把科学技术哲学的良性运行和科学技术的良性运行联系起来。现在迫切需要推进科学技术的良性运行，无论是刚才说到的生态问题也好，还是究竟如何看待科学技术也好，都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具有良性运行的基本态势。这就要求我们从对科学技术的单纯辩护或者无情批判，转向一种审度的态度。传统科技哲学，倾向于为科技辩护，致力于说明科技的合理性，为科技发展开路。新起的另一种倾向恰恰相反，是批判科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负面作用，强调人类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当今的生态问题和精神危机，都是科技别不开干系的。然而，不管是单纯辩护，还是无情批判，都不能够走到极端，不能说只能持其中的一种态度。实际上，你尽可批判，也尽可辩护，但你不能说我只能批判，所有的辩护都是错误的，或者说我只能辩护，批判就是反科学。应当有一种对科学技术全面审度的态度，才能够使科学技术哲学良性运转。要特别警惕漠视甚至反对科学的虚无主义。虽然科学也有许多问题，可能这些问题极其严重，但反对科学，试图回到科学前或者前科学的虚无主义的倾向，则是绝对错误的。当然，也要防止仅仅把科学作为一种功利性工具，而忽视它作为一种思想武器的浅薄眼光。科学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工具，它还是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武器可以用于批判世界，也能用之于自我批判。

第二，自然辩证法课程之所以一直受到理工农医科研究生和一般受众的欢迎，是因为它既具有思想教育功能，又具有通识课的作用。它的跨学科性，特别有助于提高理工农医科研究生的人文素养。这是其他思想政治课较难达到的功效。在该课程的定位和建设中，应当坚持三句话：一是基点不动摇，作为思想政治课，自然辩证法应当传播、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点不动摇；二是功能有特色，如何实现自己的功能，自然辩证法应该有自己的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什么要有自然辩证法？答案很明显，想一想1956 年，为什么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还要相辅相成地提出自然辩证法？把它建制化，还不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特色，——功能有特色，当下，科学技术哲学也就具有这样的特色；三是学科要开拓，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哲学，不能固步自封，一定要与时俱进，要随着中国的实践，包括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践，随着世界的发展变化，让学科不断地开拓，才能永葆青春。

以上是就“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兴起与自然辩证法”想到的一些粗浅意见。谢谢大家！

原文载于《自然辨证法研究》2020年第10期